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访谈实录：

新华网：“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这是您新作《生命册》的第一句话，您说“作品的第一句话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我必须找到它。”您觉得为什么城市的启发不能让您找到，必须回到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李佩甫：我所说的“作品中的第一句话至关重要”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创作上的问题。是指我写每一部作品的“第一句话”对我来说都很重要，我要通过“第一句话”来决定整部作品的“语言基调”和行文的“情绪走向”。所以，每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都为第一句话发愁，为找不到“语言”发愁。开始写《生命册》时，我曾经一次次开头，写了有几万字，都先后废掉了。就是没有找到“第一句话”。

第二，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这里并不特指乡村、或者城市。说的是一个人最初的“成长环境”。或者说是一个“幼芽”的成长环境。

新华网：《生命册》作为“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与前两部作品是怎样的逻辑关联？

李佩甫：我说过，“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一些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羊的门》是写“草”的，写的是原生态。主要写的是在一个特定时期里，本土“植物”的生长状况及高度，我要告诉人们，在这块土地上，最好的植物，可以长成什么样子。也只能长成什么样子。《城的灯》呢，就这部小说来说，它的不同，首先在于“城”的出现，“城”的诱惑。写的是“逃离”，是对“光”的追逐。第三部，《生命册》是写“树”的。写了一个人五十年的历史，写的是“树”的生长状态。同时也是一个人五十年的内心独白，也可以说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人的心灵史。说它是“心灵史”，是从一个人的记忆视角出发的。这里记录的是一个人“我”五十年的内心生活，这五十年，社会生活有着翻天覆地变化。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面镜子，是镜子里的五十年。而“我”则是一个“背负着土地行走的人”。

如果将三部长篇相比较的话，《羊的门》写的是客观，诉说了土地的沉重，及植物(草)生长的向度。《城的灯》则写的是主观，是逃离，是对“灯”的向往。而《生命册》则写的是“树”，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是土壤的丰富性。同时也是五十年后对这土地的重新再认识。三部作品相比较的话，是递进关系，是一次次的发问，是三部曲。所以《生命册》无论从宽阔度、复杂度、深刻度来说，都是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次关于“平原说”的总结。

新华网：您早期作品多以乡土题材，后来逐渐让主人公走进城市，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从乡村“进入”城市遇到过哪些创作上的困境？

李佩甫：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环境和领域。我的写作领地是“平原”。我说的“平原”是以豫中平原腹地为根基，这里一马平川，人口密度大，无险可守，灾难深重。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经人工修饰过的，到处都是人的痕迹。另外，这里所说的“平原”也并不特指乡村(也包括平原上的城市)，甚至也已不是具象的哪块地域，那是我心中的“平原”。

新华网：您后来找到了属于您的领地——平原。而平原又常常与土地、家乡联系，但您多次提到“我对生我养我的家乡感情很复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情感？这种复杂常常给您带来写作灵感？

李佩甫：从“根”上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浸润最深的是“中原大地”，这里也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又像是五千条锁链，精华和糟粕共存，血脉里毒液和乳汁混杂在一起，就象现实生活中含在奶粉里的“三聚氰胺”。我要说的是，我们在成长，可我们就是喝着这样的乳汁，一天天被喂大的。

新华网：您对“中原作家群“这个定义怎么看？上世纪，很多作家群体是根据作者思想、文学风格分类的，现在的地理概念是否适用于作家群体？

李佩甫：一，从历史上说，这里是诞生老子、庄子、杜甫、韩愈……的地方；历史上，中国四大水系有三条流经这里：黄河、淮河、济水(济水已经消失了)，是深受中华文化浸润的一个地域。就此而言，“中原作家群”的定义是有传承性的。

二，就现当代作家来说，首先是一线作家的群体人数多。其次，无论是身在京城、省内、省外的豫籍作家，虽然写作风格迥异、各有自己的写作习惯和不同的艺术特点，但却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语言文字有强烈的“根”的意识，且都是以中原家乡的生活为写作素材和研究方向。就象一句广告词说的“老家河南”。

新华网：现代社会给许多作家都带来对生命的焦灼思考，您觉得在“中原作家群”中尤其明显吗？您对这个群体未来的发展有何思考？

李佩甫：我曾经说过，中国已进入了“精神疾病高发期”，这是全民性的焦灼期。改革开放已走了三十年了，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可精神世界呢？一片混沌。以建设为名的这部高速列车已经刹不住了。我们不知道它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人类怎么与大自然融合，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全新的命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灵从虚拟的天空回到大地，大地已满目疮痍，我们已经丧失了诗意的“家园”。是的，这一切都离我们很近。看见危险了，可我们没有敌人。也许，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不过，“中原作家”一向是“埋头创作、不事张扬”。这本是我们的优点，但现在却成了我们的“缺板”，这自然也会引起焦虑。但是，大部分作家仍在踏踏实实地写作。我们期望能有更多的人(作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得更好、更远一些。

新华网：如果让您给读者推荐自己的作品，您会选择哪一部？

李佩甫：《生命册》——这是一部当代知识分子五十年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