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经济能否文学，这一询问不仅涉及新经济与文学两个主体及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需要确证新经济文学这一命名与其指涉对象是否相洽，并且，提出这一问题的潜在意义在于新经济文学已经崭露头角，或者在即将崭露头角的萌芽之中，充分代表或者展示了一种新可能性。这也是文学流派产生与发展的基本经验与模式。

陈丽伟认为，“中国新经济文学，顾名思义，自然是来源于当代中国的新经济生活的文学。而中国新经济文学，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尝试去定义它：‘以开放地带的新经济生活为背景为素材，塑造典型的新经济社会环境、新经济人物及感情的文学作品。’”陈丽伟提倡新经济文学的写作，呼吁更多的理论家关注和研究新经济文学，同时他也承认，“中国新经济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有不少的作家在有意无意间，已经参与其中，并且也已经创作出不少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电视剧等各种体裁。但是，中国新经济文学却并未形成自觉的创作取向，也并未得到评论界及其他方面应有的关注、研究，以及发展上的支持”。

陈丽伟长期身处经济开发区域的生活经验与写作实践和对新经济文学创作现象的敏锐体察，以及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状况与变化，使得这一概念具有了某种超前意识和现实性。因此，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经济能否文学的问题，已经转换为新经济如何文学了。

新经济文学首先是一种新时代中国文学。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理念不仅使得发展观念得到端正、发展方式得以转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而且促进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稳定解决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的同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日益广泛，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文学艺术的要求日益增长。中国新的经济形态在反映新时代的需求、促进和召唤以新经济为基础的新的文学出现的同时，也扩大了新经济文学的内涵。新经济文学必然是一种新时代文学，并在新的矛盾的基础上必然展示出新的创作方式、表现样态、话语品格和传播途径。新的经济作为基础作用和影响新经济文学的同时，这种作用与影响与作为主体的新经济文学样态与话语品格之间没有必然或直接的关联，它只是以显性或隐性的形式支持或参与新经济文学的建构。

新经济文学应该是一种同时代的文学。所谓同时代的文学，是指新经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而言。新经济文学与时代之间应保持着依赖而又脱节的关系。只有依附于时代，新经济文学才能与作为基础的中国新时代的经济基础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反映新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总体精神。稍稍翻阅文学史就可以发现，中外几乎所有伟大作家如但丁、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等都创作出展示时代总体精神与社会风貌的同时代的优秀作品。但是，文学创作又是一项极其复杂与创造性的精神工程，它不仅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光晕”效应，需要作家本人极具个性与才能的艺术创造，而且在作家与时代、创作与对象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即所谓的“脱节”关系。因为只有在与时代的“脱节”中，才能获取观察时代的视点，才能得到创作的支点，才能死死地凝视时代，从而抵达时代的内部，感知和探索时代之光无法抵达的晦黯，并在风云变幻的新时代中获得书写的能力。新经济文学的同时代性，使其具有了与时代既依赖又脱节的辩证关系。

新经济文学必然是介入与实践的文学。新经济文学的同时代性赋予了它的介入品格与实践性特征。新经济文学的介入性与实践性，既表现为“描绘典型的新经济环境，塑造典型的新经济人物，讴歌崭新的新经济时代”具有古典倾向的直接介入与创作实践，同时又是行动意义上的介入与实践。正如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强调，文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表明立场，“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所以，介入与实践的作家不仅要拥抱今天，要紧紧抓住属于自己的时代，下定决心为这个时代仗义执言，而且要抵制“为后世而写作”的诱惑，抛弃死后扬名的幻影，深深介入当下，为绝大多数人写作，为广大人民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学精品。新经济文学作为介入与实践的文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立场，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学创造，不断推出精品力作。

文学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新经济文学既可以表述为新经济基础支撑的一种文学新形态，又可以理解为展示新时代背景下经济、政治、社会、文明、生态等各个方面人的活动与交往的广义文学创作与活动。这样的新经济不仅可以文学，而且正在文学。其前途广阔，未来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