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载于《上海文学》2018年第4期

“文艺女神不会喜欢……”

一

有一次，我问钱先生：

“钱先生，你看到香港报刊对你的报道了吗？”

“说什么事？”他铺开了纸，磨磨墨，正将笔伸在砚池里蘸着。

“说你有两位夫人，还说杨（绛）先生死了……”

“哦！……看到了。还有说我有三个老婆……唉！这些东西都让他们去说吧！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也有说他第一个老婆，也就是我，死了。后来又娶了一个杨绛……你看，我变成三位一体了。”杨绛先生站在旁边，温柔地微笑着嘲讽说。

“我写一篇报道去澄清一下？”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放下了笔，眼镜后面闪烁着机警、智慧的眼神看我一眼，接着就抱拳向我一拱手说：“谢谢！你可不要写，你若要写，下次就不欢迎你再来。”说完，他就埋头去写他的字了。

近来国内外朋友向钱先生索要墨宝的愈来愈多了。他的书法潇洒飘逸，俊美而有风骨。过去外界只知道他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却并不太熟悉他还是个书法成就相当高的书法家，只是近些年才渐渐为人注意。我写了一本小书，也来请钱先生题写书名，钱先生慨然允诺，一下子横竖各写了几条。杨先生先接过来鉴赏、品评：

“有点斜了……不行……还是打格重写吧！”杨先生一边将那几条书名递给我，一边又另找了一张纸，拿

起铅笔和铜尺划了几道线，请钱先生再写几条。可以看出杨先生做事极细致严谨、一丝不苟。这样的鉴定、打格、写字的事情，也是他们经常合作的。

记得有一次钱先生拿着新出版的杨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问我：

“你看，这字谁写的？”

我看看书名，又看看钱先生的神情，迟疑地说：“你写的。”

他笑着默认了。他笑得那么惬意而快乐，是对自己的题字满意，还是给杨先生的译著题字而高兴，也许两者都有。

这次，杨先生又拿着《围城》笑着说：

“这是我写的，写得不好，我想到下次重印时，另写一个。”

“我觉得写得挺好的。”我很真诚地说。

“不！字是他写得好，写得漂亮，我写得笨。这两个字我要重写。”杨先生坚决而温柔地笑着说。

钱先生又拿着《管锥编》问我：

“这是谁写的？”

我又迟疑了。我觉得有点像钱先生的字，但又觉得不像。

“为什么？”钱先生问。

“好像这字秀气了些，不大像你的字。”

钱先生笑了，指着杨先生说：“女人家的字么，嫩一些……”他的揶揄使杨先生忍俊不禁。

原来，他们两位的著作经常互题书名。钱先生的《管锥编》《围城》等是杨先生题写的书名，杨先生的《堂·吉诃德》《春泥集》以及不久前发表的《干校六记》都是钱先生题写的。早在1946年，钱先生在《〈围城〉序》中就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应该献给她。”但又觉得，“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因此，我想他们互题书名大概也正是他们几十年从事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共同凝聚融和的艺术精粹和深沉感情的象征吧。

钱先生轻易不大赠人以书和字，我曾有幸得到他的赠书包括《围城》《宋诗选注》等四种，杨先生的《堂·吉可德》等两种。有一次，我向他索要《谈艺录》，他不肯。但他看我非常想得到，就说：“这样吧！我给你写几个字。”当时我没有立时请他写。过了一些日子，在给他信中顺便提起他还欠着这事，他在复信中就开玩笑地说：“屡承惠顾，均不能酬尊愿，抱愧之至！昨日得书，方知《文艺报》第一期，亦出嘉惠，感荷感荷！写字赠书，有言在先者，决不赖账，金钏儿所谓：‘是你的总是你的。’……”

钱先生是我极尊重仰慕的老师，尽管我没有赶上钱先生在清华执教的时代。当我进入北大读书时钱先生已经转到曾属北大的文学研究所工作。这些年那许多次的谈话聊天不比上课更丰富更生动么？遗憾的是，我有私淑之意，却不能学其万一，所以应该说是一个不争气的学生。但是钱先生却把我当成一个小朋友，从来极为亲切随和，说话写信也是这样颇多戏谑。

二

杨先生说：“我们俩人今年都是七十岁了，不过钱先生是足岁，我是虚岁。”

如果从他们两位外貌举止看，至少都可以少看十岁。钱先生的深邃机智，杨先生的温柔婉约，都显得既是学者儒雅的风度，又保留着年轻时的灵韵健谈。

很多人把他们看成是不问世事、幽居在书斋里的学者。其实，在平静恬淡的表面下，隐藏着两颗忧国忧民的火热的心。试想，能够写出《围城》《丙午丁未年纪事》的作者的心，又怎么可能对于现实生活是冷漠的呢？

每次，我去看望问候两位先生，他们总是满怀兴趣询问社会上的各种事情。他们也常常鲜明地直率地评论各种问题。

我曾经请教钱先生：“为什么高等学术研究机关的有些学者不致力研究学问，却喜欢计较追逐‘名位’，争着当个什么委员，出席个什么会议，见个什么报……学者、学者，应该靠学问去赢得群众的敬服，而不是靠经常出现在某些社会场合，发点什么慷慨的时论。”

钱先生指着我说：“小鬼头啊！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懂：在中国，孔老夫子的名言到现在还是有用的，‘学而优则仕’嘛！当学者，也还是为了想当官嘛！”

这话讲得真是鞭辟入里。钱先生平日最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满口都是迎合别人口味的虚情假意，他骂他们是市侩、风派。有一次，他边说边比画，说：“有的人不久前还激烈地表示要把某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现在又慷慨地表示要在这个人领导下意气风发搞革命。有的人在学术问题上也是这样翻来覆去，既要充当某个学问的权威，又去迎合政治风向把这学问说得十分不堪，来表示自己的革命。有的人在生活上锱铢必较，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有失体面，缺乏一个大国学者的堂堂正正的风度。”

每当他生动地描述这些人物和事件时，他就显得激动、愤懑，但又是机邃、幽默而尖锐，使我常常想起《围城》中的某些人物和细节。因此，我就向他建议说：“你再写一个新的《围城》吧！这些材料足够你写的了。”

他却安详地笑笑，摇摇头说：“现在该你们去写了。”

从这些愤世嫉俗的议论中，你能说他不问世事吗？

钱先生正准备继续写《管锥编》，杨先生准备写小说。钱先生不肯多讲他的写作计划，只是说:“我现在要应付各方面的事，忙得很，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光做计划没有意思。还是我在《〈围城〉重印前记》中说得对：‘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谈了很多计划，做不成也没有意思。她——”他一边说，一边咯咯地笑得特别欢，戏谑地指着杨先生，抱拳作了一个揖，说：“她要写小说。我说过，文艺女神不会喜欢像我这样的老头子，至于是不是喜欢老女人，也许有例外，这我就不管了……”

“我实在有点气闷……”

这已是三十二年前的事了，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钱锺书先生的小文，刊载在香港《明报》上。但在寄稿之前，犹豫再三，还是把其中一段删除了。这在当时虽是事出有因，事后心里却总是不能释怀。近日在写这组关于钱先生的短文，想到这件事也不要再付阙如了。

事情是因批判电影《苦恋》引起的。1981年4月，北京一家大报头版发社论，接着几天又发读者来信和批判文章。有些报纸以及《时代的报告》增刊跟进响应，后者甚至在王府井叫卖“号外”，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较严重的政治上“上纲上线”公开批判一部文艺作品。文艺界更是议论纷纷，文艺领导层也有很大分歧，有的主张让作者修改后再考虑是否可以上映；有的认为根本没有修改的基础，主张立即进行批判。但是，电影只在文化界内部放映过几场，一般读者民众不知怎么一回事，批判一开始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就在一次“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精神”的座谈会上，吴祖光有一个发言，说他出门时他太太新凤霞叮嘱他“今天无论如何不许你讲话”，“绝对不要讲话”，要汲取五七年的教训。但是，他到了会场还是忍不住发了言。他认为某些批判文章“无论在逻辑的不通、内容的苍白，和态度的粗暴上都是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的再现”，“我甚至认为，现在发表这样的文章，是给我们的党抹黑，给我们的解放军抹黑”。他希望“好不容易在付出无数血与泪的代价之后”，能有一个“合理的、友好的、没有戒备的、畅所欲言的好的环境”，从而产生大批新的年轻作家和好作品。吴祖光的发言刚刚说完，就有人过来与他热情握手，表示支持。吴祖光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人就是钱锺书先生。到了散会时，钱先生又走近去与吴祖光再次握手。这件事使祖光大为激动。

过了一些日子，在又一次会上，祖光讲述了此事，说：“钱锺书同志是一个非常有学问、有修养，也是我很敬佩的同志。他因身体不好，很少出头露面参加这种活动。可是那天表示最热烈的恰恰是他，我确实感到有点受宠若惊。”他是从钱先生的这个举动来证明他的发言得到了有力的响应和受到鼓舞，也还可以看出他对钱先生的重视和高度评价。

我想，为什么钱先生仅仅一个无言的握手让吴祖光如此感动。一方面是因为1980年代初，“解放思想”的口号鼓舞着人们，同时“文革”的阴影却徘徊不去，“心有余悸”成了人们形容当时心态的最有代表性的词。钱先生能做出这样的反应也是极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正因为钱先生平日不介入不评说政治时事，难得有此表示更说明其内心之不可抑制的激动。

于是，在下一次我到钱府去问候时，很自然地谈起了此事。我说：“钱先生您平时不大介入这类事，这次您怎么反应这样强烈，引得祖光如此兴奋？”

钱先生皱着眉头说：“是这样的。因为我不习惯在这种场合说话。但我实在有点气闷。在这次会上，听了许多人发言，只是听到祖光的发言，才感到表达了我心里的意思。”接着他谈到对批判《苦恋》的看法，他没有正面说什么对这个作品褒贬的话，但对批判文章用了一个英国人的譬喻，说：“现在有一种人对生活的态度是：不愿意把灰尘扫到屋外去，宁可扫在地毯下面，以为看不见就算没事了。”

钱先生、杨先生虽然幽居书斋很少出门，但对外面发生的这类事件非常关心和重视。他们没有看到电影，但特地专门找来登载《苦恋》电影剧本的杂志看。他们认为对一个电影不要再这样搞大批判，可以好好地进行正常的分析和批评。杨先生早年就是一位出色的剧作家，写过许多优秀的剧作，对戏剧创作十分内行。她说：其实这个作品并不是很成功的，“很多方面是从概念出发的，有许多情节、细节存在漏洞和败笔。思想、艺术都不算很好。”她举了一些例子，“譬如其中有一处描写主人公夫妇回到祖国进入中国领海时，他们的新生儿降生了，于是为孩子出生在新中国而狂欢落泪。作者不懂主人公坐的是外国轮船圣女贞德号，在船上出生的孩子就如出生在他们的领土上，而不在于领海是哪国的。但是，像现在这样简单地乱扣帽子，搞政治大批判是不对的。”

从这件具体事情也颇说明他们伉俪并非对社会生活冷漠，对政治时事不关心；他们是有自己看法的，是怀着热情的。钱先生不满意会场上许多发言言不及义的情况而独钟情于吴祖光，正是说明了他独恃己见而不从俗。这也使我想起钱先生的老同学曹禺同样是在会上对《苦恋》发言，说：看了这部电影，“气愤极了，恨不得一头把银幕撞碎！”这种像似舞台上夸张的戏剧性台词似的语言让人感到矫情，显然是迎合某个方面的一种姿态。张光年在他的当天日记中点评说：“曹禺发言激昂慷慨，是表态性的。”尽管我对曹禺老先生一直怀着极大的敬意，但从对同一件事他们同为清华同学出身却作出不同反应来看，也表现了不同的为人，说明钱先生在那时有这样的表示已属不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