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牟森近照

牟森在《一句顶一万句》剧组 朱朝晖摄

1993年的牟森肖全摄

《零档案》剧照。 李晏摄

《一句顶一万句》剧照李晏摄

4月20日晚，《一句顶一万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那些前来寻觅“真正的先锋戏剧”的观众悻悻离去，搞不懂为什么牟森会做出如此主流的一部作品来。

1989年《犀牛》为中国实验戏剧迈出了第一步；1993年《彼岸》被称为中国当代戏剧转型的代表作品；1994年《零档案》在世界巡演近百场……于是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代先锋传奇”，期待他把“真正的先锋作品”带回戏剧舞台，却不知他会说：“我的创作从不以先锋、实验为出发点。我在文学和审美上不喜欢边缘的东西。”

1990年纪录片《流浪北京》，1993年纪录片《彼岸》，1996年油画《干杯西藏》……那些激情燃烧岁月里留下的档案中，满是他青春激越的身影、诗意澎湃的文字。于是至今仍有人把他当成“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当作“最后的梦想者”，却不知他会说：“情怀不是一个好词。《流浪北京》就是一部伪纪录片。” 他日三省己身，为的就是要退去“文人气”。

关于牟森，有太多的标签有待撕毁，太多的传言有待击破。这是我与牟森相处三个月后，最深的一个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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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万里路，寻找命运的礼物

提起牟森，很多戏剧观众都有一问：这二十年来牟森到底去干嘛了？

“干的事儿太多了，半辈子没有上过班，就是随着各种机缘去做事。”离开戏剧舞台以后，牟森是以还债来拉开自由职业生涯帷幕的。1998年的酷暑盛夏，牟森在广州开着一辆白色吉普，倒车时没留意到后面有一个女人，把她给轧伤了，陆续赔偿了近20万，这在当年来说真可谓是一笔巨款。接下来，牟森去拍宣传片、纪录片、电视综艺与新闻等，赚钱还债，但仍是出手不凡。“我可以说是《东方时空》最早的编导之一，我拍的《生活空间》还得过奖；做《梦想剧场》的总导演期间，我在央视专家公寓住了好几个月，最后为节目组留下了一套严格的程序。”

牟森转行转得得心应手，完全说不上是因债务缠身才无奈“下海”的。“人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选择，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1998年底，牟森去为上海通用拍企业宣传片时赶上飞机延误，便在机场书店买了两大本商务书，里面讲得都是哈佛MBA经典案例，“非常喜欢，我一下子就看入迷了。这一定是命运的礼物。”收获了这个礼物后，牟森随着互联网热潮当过某网站的CEO，后来还为纪录片《海鲜》和电影《死亡的诗意》做了制片主任。“做制片我是按照好莱坞的流程来做的，所以我是不排斥这些工作的，我自认为是一个思路很清晰的制片。”

到了2005年，牟森去山西大同游玩，在应县木塔附近再次出了车祸，连车带人翻进了山沟里。大概两年以后，当牟森听说应县要拍摄一部关于应县木塔的电视剧，便极有兴趣，“这是我大难不死的地方。”“关于这座塔，历史上只留下一句话：‘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敕募建’，这牵扯到五代和辽宋之间的历史。”牟森主动接下了剧本创作的任务，重返应县做调查，但等他做完故事以后，这部电视剧却因故流产。即便如此，牟森也一点也不后悔来做这件事，“通过这个机缘，历史给我开了一扇后门，让我进入了五代十国，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这是特别难忘的，我亦称之为礼物。”

“后来我又有一个缘分去拍哈尔滨犹太人的纪录片，我不仅把哈尔滨拍了一个遍，还去了德国、美国、奥地利，采访了100多名哈尔滨犹太人。这回历史又为我打开了另一扇后门，让我进入了满洲的历史。”在牟森看来，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之间一定是有联系的，这些年，他游历，阅读，随缘收取命运赐予的礼物，欣然自足。

前些时日，牟森为《一句顶一万句》接受了不少戏剧媒体的采访，其中有一篇专访，编辑根据采写内容提炼了一条标题：“牟森：我对戏剧圈没有留恋。”记者怕此说法不妥，去征求牟森的意见，牟森欣然应允，过后还把报纸版面发到了朋友圈，配的文字是：“今日标题，俺喜欢。”好一句“俺喜欢”，或许对于如今的牟森来说，大地是为布景，历史是为剧本，而“先锋戏剧”于他，不过是方寸舞台，前尘往事耳。

2

趣在宏大叙事，旨在回归正典

“我不是一个边缘人，我在文学和审美上不喜欢边缘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仅有百余页，我已读了三十年。《一句顶一万句》的类型界定，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悲剧。”早在《一句顶一万句》公演前，牟森就这样表白过自己的心迹了。

“现在的年轻人还读《荷马史诗》吗？”牟森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中略带失望之意。“‘正典叙事’在中国缺位太久了，应该清算8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回归正典。”这话真不像一个先锋导演的言论，但其实，只要对牟森近年来的创作与教学工作略有了解，就不会对此番话语感到意外。

自2014年起，牟森结束了“百行百业”的状态，进到中国美术学院，在跨媒体艺术学院做媒介展演系的系主任。牟森把自己所主讲的课程命名为“叙事工程”，下设三个方向：编年史、存在志和启示录。他会为每个方向的课程匹配一部杰作为案例，通过案例，梳理源流，拎取概念，专攻超长度和超规模的叙事任务。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便是启示录的课程案例，牟森曾为这部巨著写过很多篇札记，从小说到音乐剧再到所有版本的电影，他全都分析过。“如果用一个字来说《悲惨世界》的主题，那就是约，守约的约。冉·阿让对芳汀有一个约，守它；沙威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约，守它。这是多么牛的一件事儿！”

除了在教学岗位上传道，牟森也曾三次以大型空间项目来展示自己新的艺术趣味与追求。早在2010年，牟森在为上海世博会做深圳案例馆《深圳，中国梦想实验场》时，就曾提出要以史诗感、歌剧感、文献性和里程碑性为演出样式的追求；到了2013年，他第一次面对上海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的主场馆时，心中便升腾起一种宏大的构想，“一种工业遗迹的巨大力量扑面，直击胸怀。我脑子里瞬间出现了‘圣经’‘创世纪’和‘荷马史诗’等意味。”后来便有了《上海奥德赛》这部作品。2016年，他又为上海双年展做终端站作品《存在巨链——行星三部曲》，这一次他直接将三部曲分别命名为“时间尽头”“黑暗深处”“无限视角”。从2010年至2016年，每三年一部作品，牟森的“野心”越来越大，构想也越来越雄伟辽阔。

于是，到了2018年的《一句顶一万句》这里，牟森所追求的只可能是一部宏大而深情的史诗，他早已无意续写先锋传奇，他要做的是让古希腊的诗学传统重现于当代舞台。

3

痴人说梦，梦竟成真

无论如何，只要回到戏剧界，“先锋戏剧导演”便是牟森身上撕不掉的标签，甚至有人称其为“先锋戏剧的鼻祖”，更由于他上世纪90年代的代表作品多在海外演出，国内鲜能得见，许多人都对牟森格外好奇，等着通过《一句顶一万句》来变成“看过牟森戏剧的人”。于是，曲终戏散之际，那些来寻觅“真正的先锋戏剧”的观众悻悻离去，留下一句“唉，太主流了”的抱怨。

对此，牟森并不打算解释什么，“当一部戏上演，导演的工作就结束了，剩下的唯有任人评说，我不会去做任何回应。”但提起曾经的戏剧情缘，牟森总是有很多感谢要说，要向一些具体的人致谢，也要向神秘的命运链条去致谢。

1986年，在牟森即将离开校园前往西藏话剧团之际，复旦大学的高晓岩和张力奋为做一部大学生口述实录作品而采访牟森，在谈及梦想的时候，牟森说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小剧团，到全世界去巡回演出。“在1986年的中国，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生来说，这样的梦想纯属痴人说梦。但是，不过八年之后，我真的带着自己的小戏班，开始在全世界巡回演出了。”

牟森毕业后远赴西藏，次年回到北京，聚集起一波志同道合者创建蛙实验剧团，排演了尤内斯库的荒诞派名作《犀牛》，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当代中国首个独立民间戏剧团体的诞生，与中国实验戏剧迈出的第一步。自此牟森迈入了幸运的命运链条之中，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总是一环扣着一环：1987年《犀牛》进入中戏演出；1988年与瑞士文化中心合作《士兵的故事》；1989年美国大使馆文化处资助其排演《大神布朗》；1991年应邀赴美学习访问；重返北京后，又受到北京电影学院钱学格老师的赏识，在北电用近半年的时间去做“演员方法实验训练班”，排出了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戏剧转型之作的《彼岸》，一代人的偶像崔健还专门为此戏写下了《彼岸》这首歌。“那真是虚荣心的巨大满足。”牟森回忆起崔健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时，他笑着说道。《彼岸》不仅为他带来了“虚荣心”的满足，还直接促成了他痴人说梦般的梦想的实现。

当牟森在《彼岸》的排练场里挥汗如雨时，来自比利时的弗雷伊·雷森正在满北京城的看戏，寻找可以入选第一届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的剧目，她看了很多戏都不满意，最终，她没有选中《彼岸》这个戏，但却选中了牟森这个人。弗雷伊·雷森决定委托牟森创作一部只有三位演员的新戏，并把首演放到她的艺术节上去。

1994年5月8日，《零档案》作为首届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唯一的委约作品在104剧场首演了。这是牟森作为戏剧导演在国际上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易立明作为舞美设计的第一个独立作品，年轻的他们一鸣惊人，为中国当代戏剧赢得了荣誉。在1994年的布鲁塞尔艺术节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6部作品，然而德国的《今日戏剧》是这样报道的：“最让人感兴趣的发现是来自中国的戏剧《零档案》，演出者是‘戏剧车间’剧团。”法国的《解放报》则称：“它象征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剧团的崛起，加入了戏剧的历史。”《零档案》得到了比利时与法国戏剧界的盛赞后，世界各地艺术节的邀约很快便纷至沓来，于是牟森的小剧团带着《零档案》在海外演出了近百场，几乎走遍了欧洲所有重要的艺术节。痴人说梦，梦竟成真，“这是我生命中最神秘的部分。”

《零档案》以后，牟森狂飙突进，应邀做出了一系列作品，可是除了《与艾滋有关》和《红鲱鱼》这两部戏以外，他都颇不满意。“年轻的时候不懂人生的加减法，差不多两年排五部戏，作品不是产品，无法超越自己是最难受的。”于是在1997年，牟森决绝地停掉了国内外的一切戏剧活动，就此掉转了人生的航向。

在21世纪的前几个年头，他曾以“顾问”的身份两次回到剧场，还赴广州接过一个主旋律作品的排演，但终究还是淡出了戏剧界。“做戏剧只是一个机缘，停止也是很正常的。” 一念间，30年，牟森在戏剧界留下了一地的疑问与争议，而他自己，倒是风轻云淡地走开了。

4

与戏剧相比，远方更重要

牟森生于1963年的辽宁营口，忆起童年，他自称是一个没有心理阴影的幸运儿：既没因为富农家庭的出身受过歧视，也未曾挨饿受冻，没赶上下乡，还未曾耽误备战高考。但幸运儿也有着自己的少年烦恼，“地方太小，日子太长，我从小就有想去远方的冲动。”

在尚无能力远行时，牟森便以阅读来消磨寂寞。牟森的父亲是师范中专的文科教师，喜欢买书；母亲是图书馆的资料员，喜欢订阅杂志。于是，那些《少年文艺》《儿童时代》、苏联文学、缺失了封面与部分章节的《红楼梦》《水浒传》等，陪伴牟森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然而这期间最令牟森难以忘怀的，并不是哪一本文学图书，而是邻居家里那些留存下来的《大众电影》，“二十二大影星”的面孔、发式，让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牟森心中怦然一颤，“世界上竟还有这种东西，简直美好到爆。”

待到牟森读高中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正风靡全国，牟森也踏着这波重理轻文的浪潮步入了理科班，然而读了不到一个学期，他就发现自己实在和物理、化学没有缘分，转投文科后便如获新生，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0年，牟森第一次离开家到北京上大学，正逢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拉开帷幕，很快他便爱上了看戏。首都剧场的《绝对信号》、中央戏剧学院的《桑树坪纪事》、五道口语言学院礼堂的《挂在墙上的老B》、空政排演场的《WM》……每一个时代经典的上演，牟森都在场。

北京虽然有很多精彩的话剧演出，但校内的学习生活却令牟森感到沉闷无趣，他享有当代文学课的免修权，“十七年文学我在大学前就都读完了。”其他的课程牟森也不愿意跟着老师学，不爱去上课，也不常交作业，把大一混完，他便称病休学跑回营口，也没干别的，就是自己读书、看剧本，想要自己排戏的心隐隐萌动，在休学期间，他就把剧本《伊尔库茨克的故事》一字字用蜡纸刻写出来了。一年后，当牟森再次回到北师大上学时，正巧就赶上师大的中文系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这样一来，因逃避上课而休学的牟森反而要多读一年，这似是命运的滑稽之处，但牟森从未后悔休学的决定，“如果我不休那一年，很多道岔也许就不会是那样，人生是说不清楚的。”

转眼到了1984年，80级的同学想排一部戏来做为毕业纪念演出，找到牟森来执导《课堂作文》。这是西德作家埃尔文·魏克德的作品：老师让学生们在毕业前夕以“我如何设想我的一生”为题写一篇作文，然而短短二十几年过后，所有美好的答卷都化做四个字：事与愿违。唯有基里安的答卷除外，因为他压根没有写下自己的梦想，而是交了一首诗，全诗的最后一句便是：“有谁知道，我们走向何处。”

这部讲述毕业生命运的戏剧，也刚好改变了牟森的人生轨迹。

《课堂作文》上演时，北京大学的张玉书教授受邀前来观看了演出，他向牟森索要演出剧照，说是要带到西德去，作为献给该剧作者埃尔文·魏克德七十岁生日的贺礼。到了次年春夏，张教授果真带回了魏克德热情洋溢的亲笔回信，这封信给予了牟森很大的鼓舞，“就是那时，我选择戏剧为未来的职业。”在这场演出过后，牟森送别了80级的同学，心中也想好了自己要“走向何处”：一个是要走向戏剧，一个是要走向西藏。“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去一个能力范围内的最远的地方——与戏剧相比，远方更重要。”

1985年的暑期，学校要求81级的学生自选题目，完成一篇社会调查报告，牟森大胆地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赴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四川，对当地话剧院团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查，最终完成了一篇《西北西南话剧体制现状调查》。那时正值话剧市场的低迷期，四川人艺的剧场前厅正租出去卖家具，甘肃省话剧院也已开始经营舞厅，然而牟森正沉浸在远途旅行的兴奋之中，丝毫没有因这些现状而灰心。秋季一开学，牟森就与84级的同学敲定了《伊尔库茨克的故事》的排演，这部戏的诞生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于戏剧的信心与热爱，“生活的经验——这不仅仅是你所经历过的一切，而且也是你还没能实现的一切，因此人们对没能实现的事，总是念念不忘。”这是印在《伊尔库茨克的故事》节目单上的一句话，来自苏联作家阿尔布卓夫，牟森认为这段话语是对“热爱”一词最好的注解。凭着这股热爱，牟森在戏剧的道路上一走就是十余载，直至实现自己的“痴人之梦”。

“30岁到40岁，我想清楚了自己是谁；40岁到50岁，我想清楚了自己从哪儿来；50岁以后，更明白自己要到哪儿去。”牟森套用戏中的哲学命题如此总结了自己的人生。三十而立，他创作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四十不惑，他通晓了人生的加减法；五十知天命，他已明确了自己的终极航向。读过了万卷书，行过了万里路，牟森依然向往着远方，只不过那远方不在于西藏或是某一处具体的地方，而是在于长江的源头、文明的源头，在于希腊众神的所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