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关于意象的设置，在中国古典文学由来已久且认识深刻。《周易·系辞上》中有“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语，认为古代圣人创制物的象和记录语言的文辞，都是为了承载人的思想意义，这大约是关于意象设置较早的表述。文学意象在我国古代最初是从哲学角度提出意象概念的，这源自于我们的老祖先对自然宇宙的认识。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将意象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术语第一次完整提出来，并表明意象是源自艺术家的一种想象中的景象，是一种可窥的内视性景象，是艺术家思想及视野视角的延伸。

惠特曼曾说，所谓诗人，就是那种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融为一体的那种人。在这个意义上，陈忠实先生可谓是一个杰出的诗人。《白鹿原》以诗一般的古典经典境界的意象设置，以半个多世纪民族风起云涌的历史画面的复原，联结起华夏数千年的人文精神追求。上可追溯至西周明君圣贤，下可及20世纪文化激荡中的革命建国历程，同时映照了建国至今天的现实，亦隐喻了民族及人类未来命运的走向。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至今，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这个从民族民间意识遗存中所传承下来的，在当下几乎堙没、久违的温暖意象，恒定而富于多变多解的意象——那只贯穿白鹿原乡土历史宏阔图景的白鹿精灵，显然不同于曹雪芹《红楼梦》之人类精神自由带着与生俱来、于世不合的天然叛逆的载体——无才补天之顽石，这只白鹿精灵源自农耕文明的厚土白鹿原，根植于民族深深的民间意识中。

陈忠实先生无疑是民族精神生活伟大的探索者，他打通了数千年传统文化之儒家与道家的同源本源之汇通，从社会人心，人性及社会演进与自然宇宙互动哲辩的践行与认知（行知）两个不同层级的层面进入民族的隐秘意识，探究了人的哲学意义存在感，对华夏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再认知和终极性归结，完成了民族漫漫历史的整体感提炼，蕴含着恒性的史鉴意义。于是，这只承载着祥瑞的白鹿精灵，从遥远的历史中款款腾升，迈过慢慢历史长河，进入当下社会，擎起华夏民族清晰的社会理想之前世今生。这只白鹿在承载华夏社会理想大梦的同时，这个梦亦是关于民族文化的梦，也同时折射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本真性格性情。

因此，这只白鹿作为文本主旨性诗性意象设置，承载了两种恒定的意义：一是华夏老古文化秉性的凝练、凝铸；二是自古至今民族社会理想的精炼与萃取。

白鹿精灵，在《白鹿原》中，既是民族人文精神确定的不变的遗存，同时又是变通多解清晰的虚境幻影，它以不变之变，汇通了白鹿原与民族悠远的历史，汇通了儒家与道家，汇通了传统与现代，传统文化与新文化，汇通了对峙对抗的传统与革命，汇通了反叛者白灵与家庭的情感。白鹿精灵，以无形无声承载历史进程之大象，凝练了我们文化的根性（不变）与其和合之特性本性气度，正如阴阳太极图之浑然完美，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鲜明靓丽的标识，或者说是文化的一种本质性符号。在文本所呈现的具象上，它属于儒家文化，然而在抽象上，它则是道家不变之变的哲辩结晶。

这只白鹿精灵，从遥远悠远而来，扎根于乡土民间，穿透历史时空，奔向远方，在华夏文明缘起、辉煌的关中大地，在白鹿原上凝固成民族沧桑、恒久而始终熠熠生辉的理想社会的不灭不懈之追求。

白鹿精灵 儒道交汇社会理想之探源

白鹿精灵第一次在小说中出现，是交代人间圣人朱先生所居之地白鹿原书院之渊源，链接了儒家发展之一个新高阶段——宋儒支脉关学民间态的缘起。其隐喻暗涵丰富，不仅有民间风水宝地意蕴，更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德行于世及宗族传承的文化基因。而宋儒关学，生发于乡土，广泛传播，持久影响于乡土社会，不仅仅是涵盖了北方乡土，更是深刻影响了南方乡土，以长久的影响力完成了儒家在乡土民间的“知行合一”。而到了朱先生之入住白鹿书院，则体现一种儒家文化承接，此时的朱先生也就是儒家文化乡土精魂动影的一种矗立，又隐约与天道接通。

当白嘉轩将偶见之“灵草”形状落笔于纸面，朱先生点破“你画的是一只鹿啊！”时，白鹿精灵又蕴含着道家文化之天机神示之意蕴，而得到民间圣人点拨的末代族长白嘉轩又是不断地在意识里强化这一神示意义的天机所赐。同时为白鹿原白、鹿两大家族此起彼伏的明争暗斗预伏下深深的根由，并最终以白鹿精灵之抽象大象归结了以两大家族兴衰成败为核心的白鹿原人心具象。

紧接着，文本将白鹿精灵之渊源推至遥远悠远的民族、民间传说——白鹿原由来之渊源。这一由来之渊源，使白鹿精灵所负载的整体性不变的确定意义——天降祥瑞的民之福祉意义，乡土民众乃至儒家之国家社会政治理想意义，得以形象演化，而这一形象演化，又蕴含着道家之通灵神力异象。而这正是农耕社会数千年的一种热望承载，亦是乡土白鹿原坚守的人文精神之坚实基础，华夏民族社会理想的凝结，甚至是人类最高理想政治社会形神兼备的凝结。

对于华夏民族而言，这种有着人类社会理想或理想社会意义的思想观念形成源头究竟始于什么时候？追本溯源，当源于先周基业初建之周公辅政时代。钱穆作为中国最后的通儒，在《周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曾有明确而严密之推论：“……而就周公定宗法之再推一层而阐述其意义，则中国社会伦理，乃奠基于家庭。而家庭伦理，则奠基于个人内心自然之孝弟。自有个人之孝弟心而推本之以奠定宗法，又推本之以奠定封建，封建之主要义，在文教之一统；故推极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而启其端。故论周公制礼作乐之最大深意，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确立，而同时又即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

钱穆先生之推论，符合华夏民族家、国一体化的传统认知观念，符合华夏文化“一以贯之”大一统根性与变通性，亦符合我们的祖先对自然天道的认知。而元圣周公之创建西周文化政治制度影响中国数千年，则在于其对尧、舜、禹，汤、文、武以来文化思想集大成基础上依自然天道对政治结构的德性设计，这一设计构成了华夏民族历来强调的“立德树人”老古观念。而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同源于周文化之大统，只是后来才有了不同的进路及走向。这也是陈忠实先生扎根乡土，沉潜于白鹿原以宗族、民生为着眼点擎起华夏文化大统的文学使命担当之稳固基础和坚实依托。因此，《白鹿原》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儒家文化，而是包括以儒、道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大统，而这只白鹿精灵，亦是轻灵地负载着民族理想之政治（人类终极意蕴）目标与社会形态从遥远的西周而来，最终与朱先生的魂灵合体，在白鹿原上，奔向了民族的未来甚至人类的未来。

有了先周元圣周公理想之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切实之践行实践，理想的政治社会形态便牢牢树立在历朝历代先贤有远大追求的知识分子意识之中，并得以传承。孔子深察社会演进之文化新旧损益，于文化分崩离析乱世之中，发出感慨与坚定之选择：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接续周公之理想政治设计，孔子加以完善使之成为中国理想社会的最完备最高之版本——大同社会理想宏图。

而道家则完成超越了社会政治实践层面，以不同层次的修为，从人与天道自然宇宙关系层面给予我们一个神乎其神，于抽象之中形象的社会理想之形态、状态，这种高度提炼的洒脱自然的“社会理想图景”与儒家具象式的理想系统理论体系构成鲜明对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道藐姑射之山神人：“……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虽然孔子的大同社会理想并没有在政治上得以成型运行，在社会演进中得以实施实践，但道家的关于社会之理想状态却在民间意识中得以广泛传承，并不断被创新成为不同的版本。如《白鹿原》中关于白鹿原白鹿的传说：

“很古很古的时候(传说似乎都不注重年代的准确性)，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後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白鹿跑过以後，有人在田坎间发现了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湿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更使人惊奇不已的是，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的老娘正潇洒地捉看擀杖在案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看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瘌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鲜若桃花……这就是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鹿原》20周年纪念版第28页）

对比这段在民间意识中传承的文字与庄子《逍遥游》关于藐姑射之山神人凝神五谷丰登，不难看出其内质上的一致性，这也是一种“天道即朴”观念的印证。这就是我们民族长久以来对社会理想状态的祈愿、期望和境界，只不过道家以自身的勤力修为始终如一地向此种境界挺进，而民间则以本分勤力之劳作，将此作为生命存在的一种信念。

尽管这只白鹿在兵匪袭扰、大旱绝收、瘟疫肆虐之际，并未现身赐福，但是它作为人们心中对生活的永不褪色的热望，作为一种信念的力量，其意义是恒久的永续的。

白鹿精灵 恒定多变的美好人文承载

在《白鹿原》中，这只白鹿精灵是多义多解的，它的多义多解源自与不同人物的人文交汇。白鹿精灵所恒定不变的意义在于一种美好，或者美好的夙愿。

关于白鹿精灵的影响力，在民间是深入到白鹿原不同层次的苍生意识层面的。

在白鹿原民间文化的最高层面上，朱先生作为华夏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人文情怀深处定然是天下苍生之福祉，其所居之白鹿书院即是白鹿传说缘起之地。在作品中虽与白鹿精灵无直接瓜葛，但这无瓜葛之处正是最大的关联所在，符合道家有无之哲辩，在精神实质上实际两者是神魂相合相守的。白鹿精灵对于文化精魂朱先生，则是华夏文化秉性外在整体性形象的凝结：温润，温文尔雅，轻灵绵长，始终如一，富于神性、恒久的力量。白鹿精灵在文本巨量的历史画面中与朱先生几乎没有交汇，只是在朱先生离世前，其妻朱白氏言其成了一只白毛鹿了。其实这是陈忠实先生为接下来的朱先生魂灵与白鹿精灵合体一种不经意间的预埋与铺垫。而这一合体，余味悠远悠长，承上启下，互为烘托，朱先生即是文化意义的白鹿，白鹿即是人文意义的朱先生，使得作品整体上完成了真正艺术意义上圆满的人文承载。这种诗一般白鹿精灵意象的设置，始终妥切、准性地传达了华夏文化一以贯之的大一统特质。而当朱白氏忽然看见前院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她突然想到了丈夫朱先生，随即明白是丈夫走了。此一刻，白鹿以华夏文化精灵的影子与朱先生魂灵合为一体，飘向了远方，如同白鹿传说数千年传承的轮回。而白鹿的纯净祥瑞，也正是朱先生高德遗世一种清澈清朗的缩影，映照着朱先生以澄明之身心为天地立心的伟岸及中国式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清奇。

然而，对于不同的人，恒定意义的白鹿精灵依然有着多解的意义。

革命受挫得土匪救下性命的黑娃喝酒痛哭，自我嘲笑说：“堂堂白鹿村出下我一个土匪罗！”随后与大拇指喝血酒，焚香结拜，正式成为土匪。拜叩完毕，黑娃说：“白鹿原没见出个白鹿，倒是真出了个白狼。”（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鹿原》20周年纪念版第279页）由此可见，至少在黑娃心中，白鹿精灵及白鹿村的精神遗存，都是美好的正道正当公义、光明磊落典范等所凝结的一种精神性影响。可恨的是自己的人生却走向这种精神遗存的反面，白鹿的反面，成为世人所不齿的白狼（土匪）。鹿三和黑娃父子俩分别以对白嘉轩内心的“忠诚”和“疏远”完成了对其在白鹿原上所坚守的正道正当人心精神意义本质性的彻底背叛，所不同的是鹿三之背叛毁了自己生命的存在意义，而黑娃“学为好人”的回归依旧没有保全其生命，究其本质似乎依旧不出天命报应之大统，亦是“人在做，天在看”，“三尺之内有神明”民间意识观念的深深映照。

对于白鹿原传统文化精神堡垒的坚守者和守护者白嘉轩而言，白鹿精灵有着异形异体的嬗变，是一种祥瑞征兆，天示神兆，或者是凶兆昭示的复合型变体。它凝结、承载并纠结了白嘉轩一世家族盛衰荣辱，在白嘉轩漫漫的人生里，曾作为其青年婚姻多难多艰、人生转折的天机神兆，因着白鹿精灵的神示，白嘉轩果断地以卖地完成了换地换风水之隐秘行动，达到了人畜两旺，甚至儿子白孝文浪子翻身荣归祖祠，乃至最终成为滋水县县长。同时这一整体性命运转机中又蕴藏着多少悲情悲凉，而这其中的悲凉似乎又都与其执着公义息息相关。因此，白鹿精灵以白家之兴旺发达又承载了民族及天下苍生之生存梦寐以求的福祉。而白灵屈死，魂灵化作白鹿精灵给白嘉轩和其姐朱白氏托梦，则是民族大义割不断的亲情使然，一种血脉相连的心有灵犀之凶兆感应的通达。白嘉轩及白鹿原与白鹿精灵亦是血肉、灵魂相融合的人的生命气象，灵魂动影，更是从悠远遥远一脉传承下来的人文气象。白鹿精灵作为白嘉轩大气豪壮的德性与多重纠结、无尽承受的人生，冷静审视的“天眼”和衡量世道人心不变的“天地秤杆”，以虚无的存在强烈支撑了白嘉轩激荡起伏又令常人所羡慕倾慕的人生，更是撑起了他坚守、执着于公义神性力量。

白鹿之于白鹿原，是一个弥久永新的传说，它完全根植于白鹿原苍生的意识深层，对于以反叛白鹿原传统遗存的革命者亦不例外。籍着白嘉轩溺爱反出白鹿原的新青年白灵，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原本要加入国民党的，却在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血性残杀共产党的革命大底潮中毅然决然地向共产党靠拢直至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策动推动的漫天的白色恐怖之下，时刻担心担忧着同志安全的她，在与接头人黄先生谈及随时积聚在生命周围危险及身后事时表明：要用丝绸剪一只白鹿缝到衬衫上以便自己的同志确认自己。在白灵这里，白鹿精灵不仅仅是一种革命者美好信念的标识，更是生命故土根性归属的标志，更是一种恒久的印记至深的人文遗存。白鹿精灵对白灵而言，是从小就扎根意识的一种美好的影照。

当她去滋水县执行送信任务返城的路上，行进在滋水川道中的时候，当她身心被围困、遮蔽在漫天的恐怖和由此激发的热血涌动的不经意间，“白鹿！一只雪白的小鹿在原坡支离破碎的沟壑峁梁上跃闪了一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鹿原》20周年纪念版第412页）此时的白鹿精灵，对于处于革命大潮低谷的革命者白灵而言，已经跃升为一种信念意义的昭示，以及源自信念的绵绵不绝的无形的精神力量。作为白嘉轩的女儿，白鹿精灵依旧是一种公义凝聚的吉祥甚至赋予恒性生命的圣物。白灵作为接受新文化教育的新女性，她对源自乡土精神遗存的白鹿精灵赋予了多种文化意义的内涵。比如她进入教会女子学校听到“上帝”一词，自然而然的想起了白鹿精灵，并认为上帝就是白鹿，而且是奶奶的白鹿。在这里，白鹿是主宰人间、法力无边、赐福人间的最人性化的万物之主，白鹿的神奇所在既是苍生长久以来理想状态的热切期盼，又是万物之主的仁心赐予。当白灵在鹿兆鹏的带领下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后，在鹿兆鹏讲述革命的曲折历程及当下的血雨腥风时渐渐陷入凝重，早年奶奶所讲的那只白鹿，白鹿原上的白鹿涌上心头。白灵说，“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一直在对抗传统坚固遗存的白鹿原革命领导人鹿兆鹏，尽管不会放弃对抗，但也承认“那可真是一只令人神往的白鹿！”（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鹿原》20周年纪念版第420页）至此，在白鹿原苍生乡土意识中传承了数千年的白鹿精灵，苍生对天下太平生活的强烈期盼，与中国共产党的远大理想——共产主义终于合二为一，为此，一个贯穿数千年华夏历史的人类社会理想，无声无息中完成与现代的对接与融合。

在解放军进入西安，师长派鹿兆鹏回乡策动保安团起义的返乡路上，在鹿兆鹏进入滋水河川，瞅见如刀切一样的白鹿原时，“心中便跃出了那个尚在识字前就铸入了的白鹿。”（人民文学出版社 《白鹿原》20周年纪念版第665页）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关头，在历经很多年血雨腥风、疲于奔命的艰难战斗转入从容、胜券在握的间隙里，这只经由革命者白灵与共产主义汇通融合的白鹿，再次闪现在革命者鹿兆鹏的心头，既是对逝去战友魂灵慰藉，又是几近初步政治目标的使然。

白鹿精灵在白鹿原上，在小说文本中与文化精魂朱先生、乡贤白嘉轩、革命者白灵、革命领导者鹿兆鹏，甚至黑娃都有交集， 然而与国府之代表白孝文却没有交集。这是为何？这就是需要从人文精神层面考量了。朱先生、白嘉轩分别从华夏文化和乡土践行层面承担着公义大义，革命者鹿兆鹏、白灵从革命层面上承担着公义大义，甚至土匪黑娃，起初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后为匪多年，后有归顺国府，再后来起义投向人民怀抱，最后被处死。虽然没有从一而终，但却完成了回归祖祠，学为好人的人性激变。而白孝文所代表的国府，从历史整体性考量，并没有承担起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倡导之“天下为公”之大义，实际上只是一党（一己）之私的政治（人生）时态，并没有承担念及天下苍生的人文情怀，所以与白鹿精灵没有交集，亦是一种必然。

白鹿精灵 家庭、民族、文化、政治之大梦

华夏民族的社会理想籍天道公义而生，本身饱含着人类学的精神基因，联结着人类的共同命运走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祖先充分挖掘了人性善的一面并由此引导人的自觉自律（儒家经典之《大学》篇），开掘了一条人类和谐之路。而西方则主要依靠依赖于契约和国家机器的强制规范维系着社会的必要秩序。与我们的民族强调共性不同，西方在契约社会的发展中过分强调了个性，因此导致了全球化的极端与偏颇，这是中、西方人文精神之走向不同。在数千年的社会演进中，华夏民族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一贯的以文化起底，以家庭为基本社会细胞，延展至民族国家的互通性社会政治伦理，即形成从家到国浑然一体的大一统观念。而《白鹿原》以白鹿精灵为诗性意象，以艺术的高妙解析了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这种融合文化、家庭、民族、国家、政治观念为一体的大一统社会政治伦理，并以文化根性汇通了社会演进的现代意义。

社会理想，就是以公义为核心的至高无上的完美道德观念，是一种侧重于神性意义的超越式的完美追求。从我们民族的有记忆的初始阶段，就不乏这种神性意义的人文精神，比如在我们民族浩如烟海的神话中就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超越自己生命极限的完全利他主义的义无反顾的追求，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穿越数千年的人文精神遗存，就在于他们以生命之神性凸显了生命的张力极限和极致之美。

柏拉图穷困一世，都在宣扬没有私有制的“理想国”。理想国是个道德国家，而早生其一百二十多年的孔子颠沛一生为后人留下关于社会理想——“大同”的完整勾绘。自周公至孙中山、毛泽东，中国自古至今的承担大义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从未停滞过追求社会理想政治目标的步伐。期间，亦有许多的“大同雏形”（治之盛世）之闪现。因此，社会理想是远远高于现实、当下的；社会理想，是纯粹道德意义的，永恒意义的，是需要更多的人去无私地为之奉献的；社会理想是关乎人类共同命运与归宿的，功不在当下利在千秋万代。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代大儒张载更是道出了数千年华夏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至高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白鹿原》中的文化精魂朱先生虽有张载般的高远志向、胸襟伟略，却难以有为有功于乱世，无以匡正乱世之人心，甚至不能效孔夫子教授于后学，然而依旧以自身修为高德铸“三不朽”之两端：为世立德、立言。

白鹿作为诗性意象，串结了自乡土苍生，家庭、民族、国家之古今政治伦理生态，并以恒定的民间意义社会理想（理想政治）生态动影，勾勒出我们民族一贯不懈追求的社会和谐理想，同时亦张扬了民族的文化根性。陈忠实先生以民族数千年的梦想之大拆解、大整合清晰地解构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脉络，并印证了钱穆先生关于华夏理想社会、政治的文化源头的推理与认定。

白鹿精灵以遥远的乡土传说祥瑞、灵性、神性的赐予，在乡土民间的播下广远而深入的影响力，构结了苍生不灭的生活热望，永远的福祉祈愿；白鹿精灵以天机神示意义促成了白家的兴旺和最终的发达，更是唤醒了白嘉轩这位末世族长的公义大义意识与担当；白鹿精灵以天道意蕴与朱先生魂灵合体，彰显了华夏文化明晰、直指天道不变之变玄机的恒性；白鹿精灵从民族遥远的记忆中传承下来，走进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白灵、鹿兆鹏的意识及事业中，完成了从乡土民间苍生意义到民族、国家、政治命运的升华，完成了从传统文化到新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汇通、融合。藉此，白鹿精灵，文本从整体上接续了我们民族遥远的社会政治理想，并给予了推延至更遥远的未来意蕴。

白鹿精灵之与朱先生合体，亦即华夏人文理想精神的互照。朱先生承载了华夏的人文理想精神，这种人文理想也是属于陈忠实先生的，他从民族文化层面对社会演进的激荡给予了归结。陈忠实先生何以执着于民族梦想不懈余力的接续？这就回到了《白鹿原》这部大书的定性问题，这部大书是一部民族文化历史的最深刻深沉的大反思之作，是陈忠实先生对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人文承担精神的接续，同时亦是作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使命使然。以白鹿精灵作为诗性意象设置而撑起的民族梦想，也源于陈忠实先生对中国高歌猛进经济高速发展期冷静理性的思考。中国社会从经济僵化模式的极端随着改革开放又奔向了极具活力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新极端，在精神层面则是从崇尚崇高转向了崇尚经济实利；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则是知识分子放弃或抛弃人文精神承担，奔向个人物质享受的物性追求；在社会个体层面上则强调个人的物质生活。这一切，在更深层次上则是国人价值观人生观普遍的沦入西方理性逻辑系统，而背离背弃了华夏民族以德性主导的大一统思维，民族梦想乃至社会理想等，被个人梦想所取代，这是大义与私利，国家与个人、现利与长远等等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面对西方文化在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强势、肆意、张扬与民族未来走向的忧思，面对中国整体性人文精神的空前的失落，面对急功近利对中国悠久不绝的人文精神的排斥与取代趋向，陈忠实先生关于历史、文化的整体性民族大梦想的接续，就显得不仅仅是一种重要了，而是一种民族根性强本固基的必须了。人文精神重要，但科学实用亦不能偏废，华夏文化崇尚中和之道。而今天中国之选择、走向，合乎中庸之大智慧，“社会理想”、民族大梦将愈加清晰。

如果“大同”是孔子完整的社会理想勾绘的话，《大学》则是从社会心灵出发对“大同”进入社会实践层面的深化、具体化、人文化。华夏民族以人文道德为本，是源于我们祖先对人与自然宇宙关系的认识，而西方的人文学科源自神学和哲学，这就是一贯的认知与学科分类时段性促成的源头不同。因着一贯性认知，我们可以将孔子之“大同”与“共产主义”联结起来，这样使得自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运动以严重损毁民族老古文化遗存而引进各种西方“先进文化”，统归于数千年前的老祖宗早见卓识之下，大约民族文化的自信应该有所唤醒，白鹿精灵所负载的人文精神意义也就愈加清晰。白鹿精灵，是陈忠实先生依托乡土的妙手撷取，被赋予与生俱来的联结古今、中西人文意识的文本坚实的内在逻辑、架构意义，而这只腾闪于白鹿原的灵性白鹿精灵，亦圆熟、温润地撑起了不曾断流的华夏人文精神。陈忠实先生于20多年前以《白鹿原》整体性视野接续了民族的大梦，20多年后的今天，国家明确提出“中国梦”之全民宏图，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接续，作家超乎世人的前瞻性，足见也。一个人不能没有梦想，一个民族更不能因短暂经济实利的迷失而缺失长远理想，而这种长远意义的社会理想，是以公心公义为基点的。而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自私对于公心公义的莫大冲击。人人自私只是野蛮社会的机制，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路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为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这就在于我们的华夏民族是一个以道德情操为本的民族，这也注定了我们的民族有着得天独厚的光明未来，甚至足以影响人类的未来。儒家以道德情操为本，铸就了中国的以德治国，铸就了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华夏大一统思维模式的发展规划优越性，在于历史社会演进的长远，在于长治久安之治本，而不在于积功一时，遗祸万代。而华夏民族的人文精神所强调的是公义，即人的生命的本真本质性意义，不在于自己得到了多少，而在于为他人、为团体、为社会、国家民族做了多少。因此，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古人，精神境界远远高于今天迷失于经济市场的我们。社会理想或者体现高度文明的社会，定然以人的神性开掘为依托，即以人超越自身物性追求的公心公义大义和奉献精神为依托，高度文明的社会必然是社会个体道德情操至高的社会，人的崇高追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和必要。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西方无法引领人类未来文明，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世界的未来在中国。汤因比直言不讳地预言：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是中国，中国文明将一统世界。

因此，立足于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中以白鹿精灵诗性意象所构建的民族文化自信、民族社会理想理念、信念的恒久，对当前多元文化激荡的忧虑，以及对华夏大一统思维模式的优越性的解析，我们应该对“中国梦”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以“中国梦”唤起激情，传承民族文化优质基因，重温民族的人文精神之公义大义与神性。

结语

小说是隐藏的艺术。陈忠实先生这部大书，在激荡历史画面中以白嘉轩、朱先生之言行阐述民族的老古核心文化观念，以其他人物之言行阐述了文化的新态，常态，变异，乃至隐秘等等，以叙事的弹性和延展性，贯通了数千年中国历史文化。这是文本阳性一面，而关于民族文化及社会理想大梦的承载之全然意义，由华夏文明缘起之地的白鹿精灵承载于大象无形之中，在艺术上完成了完美的形不露迹。

白鹿精灵意象，同时在文本中亦是道家意义人与社会历史演进及自然宇宙之大小哲辩意义凝结。白鹿腾起，从遥远之地而来，奔向远方，其实也是“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的历史观之缩影、动影的提炼、萃取。而《白鹿原》中与白鹿精灵有交集的人物，无一不是人世精神性之楷模。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人之大小在于在人世确立了什么。

陈忠实先生的这部大书，堪称文学艺术之大美宏阔：融尽人情世情兼及本欲大义；包容阴阳对峙相斥，终通调理调和之大道；贯通千年历史，串结传统与现代，映照现实和未来；历史陈述中涌动传统文化之扬弃，民间戏谈间潜藏天道不变之变数；有着史诗恢弘的雄壮与长久的悲切；既有念及苍生，以民为本着眼初衷之刚性，又有民族大义，国家立场激荡融合之柔性；既有人之为人之务本坚守，又有圣之为圣洞明变通；既有人性裂变繁复之畅快淋漓，又有人守其恒之神魂暗伤……总之，一切儒家式的践行行为都集中凸显了民族道家文化的哲辩。

而这只白鹿精灵，则是文本的神魂暗脉，是串结这一切的隐线。这种诗性意象的设置，使得小说复原了古典经典《红楼梦》般的艺术宏阔境界，而这正是陈忠实先生坚守民族根性，兼取外国经典有益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精神的创作选择，因着这一选择，他圆满地完成了文学的自我认知，自我创作的跨越式突破。

这只白鹿精灵，也清晰了再现了民族大梦的一贯性，只是在20多年前，人们不曾感知，今天这一诗性意象，将人文历史又链接到民族之“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