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李壮语：

近年来，“科幻”不知不觉成为文学界的关注热点。这不仅是指文学门类划分意义上的“科幻文学” 收获了为数众多的读者、斩获了国际顶级的奖项、得到了所谓“纯文学”领域越来越多的肯定和关注（这种人为的领域划分本身便颇具可疑之处），而更是在于，科幻元素正广泛而深刻地渗入各类文学写作之中，激活了当代文学写作若干新的增长点——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不妨说，科幻元素的加入，为当下文学渐显疲软的内在动力提供了有效的续航。

科幻文学、或者说文学中科幻元素的崛起，根源在于，它正努力地回答一个急迫而必要的问题： 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不断飞跃、世界图景加速更迭的时代，文学应当如何想象生活、表现生活？这种想象和表现，一方面当然是技术主义的。《科幻的人》一文中，王威廉首先分析了“智能手机的出现” 这一“人类经验史上的重要节点”，并将智能手机的屏幕视为步入“准未来时代”的一扇大门。然而在今日，一切技术的进步都不仅仅关乎技术本身，因此“科幻小说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于某项科技发明的预测……它以最大的程度向未来的经验敞开，包含的却是历史行进到此刻所无法化解的焦虑、痛苦与渴望”。这就涉及“科幻”之于“文学”的另一面（似乎也是更被看重的一面），即技术想象尽头的人文性关怀。徐刚的《科幻即现实，或人文主义的俗套》一文，详尽地梳理分析了这种“人文主义忧思”的历史发展及内在动力，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关于本期话题，李宏伟具有极其雄辩的发言权， 因为他正是那部具有鲜明科幻色彩、在过去一年中备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国王与抒情诗》的作者。文章中，李宏伟以近乎科幻小说背景提纲的方式，描绘了未来时代的“新人”生活图景。“新人只是推测，新门却已敞开，旧人已经进门，只等脱胎换骨。”新人与新门之中，蕴藏着小说写作的无穷可能性。而我们近年来一再呼唤的、文学对时代生活及人类命运的总体性观照视野，也恰在此中寄寓着实现的可能。

科幻的人

王威廉

在我个人看来，智能手机的出现，一定是人类经验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此之前，人与物的关系，基本上完全符合人类的日常经验。人总是需要动用身体的力量去施加给具体的事物，即便面对庞大轰鸣的各类机器，渺小的人也掌握着一系列形态各异的开关：有按键式的、拨动式的、转盘式的、旋钮式的，等等，借助于这些具体可见的开关，人与机器之间保持着一种传统的交互关系，那就是力的推动关系。手机刚刚出现的时候，虽然带有一个小屏幕，但按键依然是机械的，我们按下数字键， 屏幕上便显示出电话号码，这和传统的人机交互并无不同，依然是力的推动。但是，智能手机的全球应用，已经改变了这种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先不说面部识别、指纹识别、虹膜识别这些不用接触的交互关系，只是回味一下指头与屏幕之间的碰触，就会产生一种浓烈的科幻色彩。那是与日常生活完全无关的一种奇妙体验，一种将人代入虚拟时空的神秘联系。

智能手机的触摸屏与身体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早期的触摸屏还十分僵硬，需要手指使劲按压， 有时甚至要借助于指甲的坚硬力度，但如今恰恰相反，智能屏幕在指甲这类硬物的触碰下显得非常不合作，它需要的是你饱满而温润的皮肤与之接触， 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必须要用抚摩的好感去赢得回应。在指尖的轻抚中，各种软件打开了关闭了，图片被拉伸了压扁了，甚至用力画一道线， 屏幕就被分成了两个区域，可以同步从事不同的程序。这分明是20世纪某部科幻电影的场景。至于视频电话、实时语音文字转换，更是将我们原本无法把握的时空进行了切割和传输。时空感是人对于世界的最基本的感受，时空如此变幻，人的感受岂能不变？

实际上，面对今天的“科幻”现实，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安装着一个科幻的乌托邦，我们说着不靠谱的科学知识，从纳米到黑洞，从中微子到宇宙膨胀，从量子计算机到平行世界，我们越来越成为科幻的人，而且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加剧。因为分工越来越细致，彼此行业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而在应用上又更加注重简单原则，就像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智能手机的各项原理，但并不妨碍其使用。

因此，我将智能手机的屏幕视为步入“准未来时代”的一扇大门。正是从这里开始，未来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我们的现实必须要将未来纳入在内。未来并非提前抵达，未来永远只是未来，悬在那永不抵达的明天；但是，现实越来越快地被未来所塑造。关于未来的想象、概念、揣测影响着今天的认知与行动，今天的认知和行动愈加成功，未来也被证明为愈加正确。在这种复杂的缠绕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与“未来”的距离在不断缩短。

谈论未来，不由让我想到“未来主义”文学， 那是1909年，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号召全面反对传统， 颂扬机器、技术、速度、暴力和竞争。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置身于这份宣言的未来之中，似乎对它并没有太多的共鸣。机器、技术、速度，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今天哪个作家还疯狂地赞美这些东西， 一定会被视为异类。今天的文学依然热衷于谈论“现实”，试图找到那个生活中的坚实内核。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越是感到无根漂泊，越是渴望拥有一个家园般的现实。

“现实主义”作为小说的钢铁律令，让小说这个虚空之物，要附着在给定的现实中。即使这个现实没有给出充分的定义，但依然是不言自明的，类似一个族群共同讲述一种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作家的小说是否符合我们对于那种现实的“感觉”， 成为艺术的尺度。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望过去，我们所感到的不仅是那种艺术尺度的不可置疑性，还有更加震撼的发现：在那种艺术尺度下的文学之艺术， 何尝不是反过来建构了我们对于“现实”的感觉与理解？那样的现实和那样的文学，或是那样的文学和那样的现实，几乎没有丝毫缝隙，水乳交融。作家在其中所历练的，正如一个四处漂泊的水手，将经验加工成故事。随着科技的发达，人人都能获得（间接或直接）水手的经验时，该如何讲述故事？ 讲述网上最流行的笑话和段子，是为了让听者迅速记起并说出下半段？

在现实和文学之间出现了的罅隙，这不仅是作家的噩梦，也是现代人的精神噩梦。在卡夫卡那里， 我们感受到了那样的噩梦。“现实”在各种学科视野的审视辨析下，成为各种各样的存在物，是经济理性人，还是弗洛伊德的性的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文学作为隐喻，卡夫卡的“城堡”要比艾略特的“荒原”更加贴合现代社会。如果说“荒原” 预示着战争与精神世界的双重废墟，那么“城堡” 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人无法再从国家、社会和集体中获得真正的安放。也许，人类对现实的认识，自始至终都是一种虚构，但进入现代，现实的虚构性已经弥散开来，逐渐成为一种常识。从神学到形而上学的终结，人类越来越正视自身的有限性。科学技术推波助澜，直至起到关键作用。量子力学的诞生，刷新了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物质皆因能量的波动而生，微观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让正在努力建构“大统一场论”的爱因斯坦困惑不已，他不相信世界的根基会是这般虚妄，他发出了著名的感叹：“上帝不是在掷骰子！”但似乎上帝真的是在掷骰子。或者不妨说，上帝是以这种方式， 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于世界的探索和理解，在根源上是受制于我们自身的，因为世界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观测的结果。既然如此，结果怎么能与观测者无关？

这究竟是再次巩固了人的主体地位，还是让人显得更加渺小？

和文艺复兴时代相比，我们可以发现，21世纪的科学成就再伟大，对于人之为人本身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喜悦。尤其是20世纪的战争与相互残杀， 现代文明摇摇欲坠，人类差点终结了自己，信心从何而来？于是，人渴望找回更高的召唤。与神的玄虚赐予不同，科学技术越来越有求必应，因而逐渐具备了神的位格。人摧毁了精神的神，却又建造了物质的神。可问题在于，科学技术究竟是什么？只是人类知识谱系上耀眼的部分吗？还是人类创造力的附属品？

当人类把极大的热情投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做着神的创世工作。如果人工智能获得跟人一样的意识，会把人类当神那样来崇拜吗？根据美国导演斯科特的电影《普罗米修斯》给出的答案，似乎令人悲观：人在外星球上找到了创造人的“神”，电影中称之为“工程师”，这种身材高大的“工程师”看到自己的造物——人类，却感到很生气，要用异形毁灭掉人类；而人类创造出的生化人，对人这样一种怯懦、脆弱、有限的生物感到的也并不是崇拜，而是鄙视和厌弃。这让我不禁想起了米兰• 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他们拼命地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是的，除了科幻小说，还有和乌托邦关系更加密切的文学形式吗？德国哲学家恩斯特• 布洛赫说：“我们的时代可能已经创造出了一种乌托邦的‘升级版’，只是它不再被叫作乌托邦，而是被称为‘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曾经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想象，但在《一九八四》《我们》《美丽新世界》这样的科幻小说中，却表达了对那种秩序井然的理想世界的质疑与反思。因此，科幻小说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于某项科技发明的预测了，它本身暗含着乌托邦的文化结构——无论正与反。它以最大的程度向未来的经验敞开，包含的却是历史行进到此刻所无法化解的焦虑、痛苦与渴望。还无法肯定地说，科幻叙事作为乌托邦已经取代了形而上学的位置，但至少，这两者的确有相似之处。那个秩序井然的科幻乌托邦难免不是形而上学的投影，而那个令人窒息的“美丽新世界”也来自当时的价值和省思。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它所“折叠”的意蕴就要丰厚得多。

这个时代，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如此亲密地折叠在一起，现实与虚拟也纠缠在一起，这与科幻小说的时空设置如出一辙。也正因为如此，科幻小说冲破“类型”的藩篱，成为当代文学照亮现实的新引擎，有着内在的必然性。总是有人用流行的“玄幻小说”来比附科幻小说，的确，科幻小说中究竟有多少属于科学的成分，又有多少属于幻想的成分， 这是说不清楚的，但我觉得这种比附依然不成立， 而且恰恰成为一种提醒：对于今天来说，科幻小说中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外在的幻想外壳，而是借助科学知识，推演一种思想的实验，探询一种关于科学及其应用的伦理，创造一种出自科学精神又落脚在人文情怀上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在这个由科技主导的世界上，科幻叙事用理性拓展着虚构的可能性， 从而成为一种在浩瀚星空中发现、探测和认领我们自己的艺术。

科幻即现实，或人文主义的俗套

徐 刚

曾经一度，我们的科幻文学被归入儿童文学之列，它承担着科学普及的工作。这也难怪，那时候全国上下早已掀起“学科学、爱科学”，“向科学进军”的热潮，通过文学进行科普教育，也是为了满足特定时代人们对于科学的渴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至今依然活跃着一个叫作“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的组织，将多数科幻作家集结在此。

从郑文光等新中国第一批科幻作家的作品中， 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这种科普的价值取向。现在看来，《征服月亮的人们》《从地球到火星》《飞向人马座》等作品的未来想象，其实洋溢着儿童的天真、原始的激情与昂扬的乐观主义。然而很快，科幻就不再仅仅满足于少儿化的科普功能，而向更为宽广的“现实感”与“文学性”靠拢。仍然以郑文光的创作变化为例。他此后有关“剖析人生，反映社会” 以及“科幻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其实有效颠覆了中国科幻“科普论”创作的一统化局势，某种程度上令其成功地从“少儿科普化”格局中突围而出。此后，中国科幻小说创作顺势从“科普论”向“社会论”靠拢，科幻小说开始涉及更为广泛的现实社会生活，思考更为深刻的人生问题和生存环境，表现更为复杂的“成人情绪”。这也标志着人们对科幻价值的认识，由“科学普及的中心视点转移到人性和现实的中心视点”。

尽管在郑文光那里，所谓“科幻现实主义”， 其实仅仅只是科学的奇思妙想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简单融合，但在总体上，还是顽强显示了科幻小说超越“科普”，切入现实生活的雄心。现在看来，《星星营》《蚩尤洞》《怪兽》《猴王乌呼鲁》《地球的镜像》和《命运夜总会》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刚刚过去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在此，“造反派”“劳改队”“牛棚”等关键字眼不时出没在科幻丛林里，表达着某种难能可贵的时代情绪。似乎也是自此以后，“科幻”加“文革”的方法成为颇为流行的小说套路，以至于当人们兴致勃勃地翻开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时，恍然发现叶文洁的故事如此似曾相识。

以“伤痕”叙事作为科幻文学的现实表征，在获得短暂的辉煌之后便迅速衰落了。作为“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此后的科幻文学亦在寻找新的切入现实的契机。刘慈欣、王晋康等人的作品，在天马行空的奇崛想象之外，其实包含着极为严肃的现实思考。在此之中，华丽的想象与奇异的技术景观都不再重要。《赡养人类》并不是刘慈欣最为精彩的作品，比起《流浪地球》《乡村教师》《吞食者》等作品的宏阔气魄和悲壮情怀来说，《赡养人类》的缺点还是极为明显的，但后者却是刘慈欣最具现实关怀的作品之一。在这篇小说中，刘慈欣设想了一个叫“第一地球”的外星世界，星球上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它变成了由一个富人——“终产者”和数十亿穷人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由于“终产者”的私人财产包括整个星球以及它的大气层，于是他毫不客气地将剩下的人撵出了星球。二十多亿外星穷人来到地球，不得不成为殖民者，他们一夜之间清空了澳洲大陆的一切生灵，用作地球人的圈养场。在这个虚构的未来社会里，现实的关怀是其教育垄断与贫富分化问题。

“科坛老将”王晋康的作品风格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替天行道》是一篇包含着现实关怀的科幻小说，也是少数可以与现实形成互文式阅读的科幻小说之一。作者的忧虑在于，在这资本全球化时代，种子的过度商业化势必带来某种恶果。多年以后，当我们得知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已经垄断了全球90% 的转基因种子市场时， 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作为“警世小说”的《替天行道》所提出的问题。韩松地铁系列小说的代表作品《地铁惊变》，描写了一辆奔驰而无法停下的地铁中各节封闭车厢的迥异面貌，从而展开一场特殊境遇下人性和社会形态变异的描摹。小说在诡谲而华丽的想象力中，表达了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对本体安全的终极恐惧。在地铁这个有着末日启示录意义的虚幻时空里，无缘由的异象和偏执的奇观，似乎契合着高速发展中走向快车道的当代中国的隐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被称为“技术时代的聊斋志异”，而韩松本人也被看作“电子囚笼中的卡夫卡”。

而在更年轻一些的作者这里，比如郝景芳的那部《北京折叠》中，故事背后整个社会严重不公的残酷现实更是跃然纸上。然而，对于科幻文学来说， 现实性的强调固然可喜，但对现实的忧虑又似乎极易成为小说的俗套。全球冷战与核威慑，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技术理性的怀疑，以及世界范围内科幻小说向“纯文学”的靠拢，这固然为我们今天如此严肃地谈论科幻小说提供了可能，但也使得我们仿佛在一夜之间，便从乐观的科学主义者蜕变为忧心忡忡的人文主义者。

今天的我们似乎陷落在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惧， 对于科技失控的忧虑，以及对于不确定的未来的担心之中，并为此差不多都染上了科技主义的“抑郁症”。因而今天的科幻文学，总体上的美学意味也是忧郁、焦虑，甚至是具有末日气息的。我们更多在意的是科学带来的警醒，而非理想主义的乐观想象。科幻早已丧失它天真的孩提时代的科普功能， 我们的科幻文学作者与科学工作者也呈现出逐渐分离的趋势。用刘慈欣的话说，就是天真的思维方式、大无畏的童心、开拓进取的精神、对科学的积极态度渐行渐远，并且在向着把科学技术妖魔化、把未来黑暗化的方向发展。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一种文学性的人文主义成为科幻文学具有统治力的意识形态，甚至是一种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确”。在此之中， 对于科学的怀疑、质询与反思成为流行。风靡全球的英国迷你剧《黑镜》已经播到了第四季，它对于“黑科技”的夸张想象依然乐此不疲。这样的时代， 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反思现代性的后果，想象“黑科技”反噬人类，早已成为流行的主题。

我们似乎总是怀抱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假想，即认为科学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运用人文主义的方法便可以妥善解决。这种人文主义的庸俗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一言不合”便叫嚣着反现代、反科学，以求重返自然。在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里，我们会天然地站在“抒情诗”的一边，“抒情诗” 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具有一种天然的道义。而在台湾作家伊格言的小说里，总是流露出对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的怀念，这是文化的乡愁，也是现代性的乡愁。他的长篇小说《零地点》以台湾核四电站泄漏为假想，以其可能的悲剧性后果编织故事，从而表达出核危机下对于科技与人类文明的一种反思。在他这里，文明的害处与残忍在于，每个人都是“被文明豢养的怪物”，而以核电为标志的人类科技进步则被视为“文明的歧途”。《零地点》的最后，故事主人公执着地退回到了一种刀耕火种的原始自然状态，认为这才是“正确的文明”。然而，这种“正确的文明”如何可能？破除一切进步的幻象，退守到纯洁的原初，这又何尝不是人文主义者的新的蛊惑？小说徒劳地去怀念一个美好的旧时代，这种人文主义的忧思与文明的批判固然振聋发聩，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俗套，虽令人警醒却终究虚妄？

新人与新门：或者现实，或者可能

李宏伟

以现有的科技为依据，或者稍稍往前推进，在那种环境/ 那个时代，一个新人会是什么样，有着怎样的吃穿住行？

吃的方面。也许味道与食材会分离，一种或屈指可数的几种基本食材作为原料进行标准化供应， 味道是个性化调制，有不同菜品，有不同口味。调制后的配方加原料，即生成每个人、每餐饭、每道菜不同的口感与营养。配方数无穷，菜肴数也无穷， 但那位新人并没有选择困难症，因为自有身体监测机制/ 机器，为他安排最符合所需的营养与口味。这可能仍旧多余，吃的过程也许会被省略，直接以片剂、液体的方式进入体内。至于吃的愉悦，丝毫不会减少，只要新人需要，他的相应器官、部位、神经都能得到层次丰富的刺激。

穿的方面。一种生成性的材料附着于人体，根据新人置身环境的气候，调节温度与保护范围，根据新人的心情与选择，调节呈现的款式、色彩、搭配，如果进一步设置，衣服将搜集一定范围内的人数、性别、呈现方式，而迅速进行自我调整，以便能够随时应对外部世界，或者迅速融入所在环境， 或者与他人区分开来。有了这种可调节的材料，时尚不是消失了，而是被每个人精细化地追寻，每个人也以其随时调整的呈现方式为时尚风向打上个人烙印。

住的方面。还需要固定住所吗？新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得所到需要的空间；任何地方的空间， 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随其心意呈现和布置。建筑不再是名词，而是随身携带、随时取用的动词，一旦新人决定在一个地方临时安顿，这个动词就作用于材料，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就地完成其需要的空间。一旦新人起身，离开这个地方，材料就缩回到建筑之前的状态，等待下一次被启用。

行的方面。速度进一步提升，固然到不了身随意动的程度，但需要的时间极短，以至于过程完全不重要，基本不凸显。但不必担心新人会损失出行的细节，他更不会忽略不同目的地之间的差异，这些都会在第一时间整理出来，供其选择性深入。当然，速度不是单向的提升，即使所有的细节都丝毫不差地备份、可供选择，新人仍旧可以选择慢下来， 进入他所需要的过程，毕竟可以选择的速度才是速度。当然，绝大多数新人会遵从速度的安排，因为没有任何损失。还有不少新人根本不需要行，因为没有必要。

新人之所以新，绝不是因为在吃穿住行方面， 较之于当下，有了升级乃至于质的飞跃。新人之新在于，他完全更新了人的定义，是本质性的新。死亡不再是新人的限制，通过基因设定、器官培植、身体克隆、意识复制等，新人在肉体、意识等方面逐步免于消亡。如果需要，他也可以体验死亡，但过了体验期之后，新人会重新回到人世，就像被重启开机一样。这还是将新人限定在了现有的人的层面，他可能会更进一步，仅仅以人的大脑与意识， 而与机器完美地结合起来，达成钢铁之躯、不朽之躯。在此基础上，新人还可以实现机器之间的互联， 孤独这一人类痼疾也就此被根治。新人之新还在于， 他属于这个世界的极少数，享有随心所欲的权利， 调动近乎无限的资源。与新人相对的，是庞大的纯粹提供劳动的生产阶层，无论是否完全由机器构成， 这个生产阶层的组成部分都不可能被称之为人。

如此一来，新人以什么方式与世界互动？某种可以被兑换成购买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以单纯消费的方式呈现，只要它带来增长就行，而且这种增长反过来又增加了消费的能力。最极端情况下，这种互动对世界对群体已经不是必需，而仅仅对新人必须需，他需要以这种方式维持兴趣与生命力。如此一来，新人仿佛已经被种种条件、设置完整地包裹起来，他是前所未有的自足的存在，因为自足而封闭，因为封闭而停止变化，而失去了生命的悬念。如此一来，新人完全原子化，不但失去了近在身边的可以触碰的邻居，也失去了在远方但是可以响应他的呼唤，给予实质性回答的同类。新人面对的， 只是提供形象反射、情感饲育的虚拟物。新人看似得到了一切，却只握住了一面空空如也的镜子。新人领受了科技新鲜的馈赠，但华丽的装饰下面，却是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陷坑，里面全是腐蚀性的液体。

这样的推测是否过于不怀好意，这样的结果是否过于悲观？毋庸讳言。因为新人推开的是一扇新门，我们双脚已经踏入，不可能转身退出，但门后深处的景致，因为过于遥远，现在还一片模糊，最明丽的、最糟糕的，皆可想象，何况还传来了声响， 深处有东西正迎面而来，已经快要分辨出来者何意。不怀好意，揣想每一处陷阱，落脚自然更加谨慎、小心，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刺激做准备的神经。悲观前置，可以视作对人这一概念的固执，固执的背后也是对某种本质的保守。但新人之新，或者正在于去掉本质，至少让本质流动起来。尽管，这已经逸出了目前的理解范围。

新人只是推测，新门却已敞开，旧人已经进门， 只等脱胎换骨。幸好门内景致尚且模糊，可堪想象， 幸好有东西迎面而来，照见它迫在眉睫。由是，所有艺术都有了着墨空间，而不需要先行证明存在的合法性。艺术甚或是唯一的光源，一切已有苗头， 一切尚无定论，至少近身处，可以摸索、体贴，形容一二，让人记录在案，以备他日稽查，以备后行者参考。另一方面，目前照见的，可以决定将来看见的，脚下踩住的，常常通往将来指引的。艺术在门内，不必担心行差踏错，只怕裹足不前。作为艺术之一种，文学以致更具体的小说，自有其以故事为落脚的着力点，自有其以人的所指为指向的廓清目标，以此而在水落石出之前，有所作为。

小说作为之一，对准现实的蛛丝马迹。加速度与即时性、更新与过期，不失为关键词组，一应现实变化，大体都有它们的身影。或隐或显，或强或弱，科技有科技的标准，小说有小说的敏感。电报出现，开始改变时间，蒸汽机出现，开始改变空间， 到了今日，网络与手机将时间、空间击碎——这是一份科技或生活简史的内容，但早在写信、电报、电话、微信这一加速路径上的恋人相处模式的变化中，小说已经察觉情感保质期的缩短，即时性欢愉的容易获取，一个人面对更多的人，同时又更经常地退回自身。更为敏锐的小说家，已经在基因工程、纳米技术等的进展上，看到了人缩小至10微米级别的身高，开启人类微纪元，以减少消耗，避开太空灾难、星际战争的可能。

小说作为之二，推测将来的可能节点。蛛丝马迹已有，往前再推进几步，纷繁的未来中，推测一种可能的节点，如同必须升级的节点。节点的情景将是小说体现魅力的地方，节点中的选择，是小说想象力的考验，是小说家眼界、胸襟的呈现。节点与现在的联通，其中的逻辑，相互对接的点，对普通读者而言，必须是可以推导的。如此，一部小说才能获得信任。

小说作为之三，始终追问什么是人。现在的人， 现在能够理解的人，现在不能够理解但尚且能够接受的人。理解与接受，小说是铺垫，至少是铺垫之一种。此处提及的人，是一个人，一个新人，只有放置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人才重新成为整体，所有人才可能作为一个人被谈论，被设置情境，被附加故事，也只有把科技发展的蛛丝马迹、未来节点纳入一个试验体系，人才会频繁地受到各种煎熬， 被迫进行存亡绝续的选择。但这并非简单的游戏， 因为大门虽然自动敞开，进入却是唯一的选择。

上述种种，不过是猜测，不过是锁定，或者是现实，或者是可能，都是静态推演。宇宙社会学第一公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到了抉择时刻， 一切都需要为此让路，更不必提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