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父亲一撒手，就把孤单的母亲留在了空落落的小院里。我们姊妹四个，却没有一个人能陪母亲度过这段黯淡的光景。白天还好说，一到晚上，偌大的院子就不是一般的凄凉。开始，姑姑留下来陪母亲，没过几日，就被表哥接回去忙夏收了。母亲就满村转着找能给自己作伴的人。先是山上的三娘，没几天三娘就因身体状况来不了了。母亲又去找家门底下的小媳妇，这小媳妇可能面子上扛不过去，跟着母亲来住了一宿。第二天傍晚，当母亲再去找的时候，她男人在家，说媳妇出门了一会儿就回来，但直至天色黑透，母亲都没有等住那小媳妇回来，后来估摸那小媳妇是专门躲出去的……时隔这么久，我写到这里还是止不住泪如雨下。我知道任何带态度的片言只语都是不负责任不厚道的，我更没理由奢望别人为我们遭受的苦难伸出援手，我只心疼孤苦的母亲怎么挨过鲁家河那漫漫长夜……

　　我们姊妹四个在各个岗位各自忙活着，和往日不同的是原来好久才打一次电话，现在却每人每天打一次，而且都是在晚上临睡前，电话接通，照例问母亲“看电视了没？”“跟谁在一起呀？”母亲每次都会说出一个熟悉的称呼来，还故意弄出一连串的声响，我就放了心，挂了电话安心睡去。母亲只会接电话，不会呼叫，甚至连挂机都不会。这样过了一段日子，那晚照例通完话，我没挂机，我想听听母亲跟舅婆说什么，但话筒中一句话都听不到。我只听到母亲悉悉索索地睡了，接下来整个话筒死一般的沉寂，我喊母亲也没人应答，挂了电话再打过去，母亲又接了。

　　我问：“你一个人？”

　　“你怎么知道？”母亲反问我。

　　“你不是说和我舅婆吗？我舅婆哩？怎么是你一个？”我在这边一连声地问。

　　“我一个人能行。自己的庄子，不害怕。一觉就睡到天亮了，你赶紧睡！”母亲没挂电话，也不再说话，无论我怎么喊，就是不应……

　　第二天，离家最近的大姐夫就接了母亲去了他家，从此母亲开始了客居的生活。刚离家的母亲过得很不习惯，过不了几天，母亲就嚷着要回家去，姐夫就骑了摩托车载着她回老家看一看，完了再把她载回来。

　　收过玉米后，母亲就留在老家不愿意出来了，因为院里的木椽架上挂满了黄澄澄的玉米棒。玉米是种在老坟地里的，也是父亲拉着线绳一个窝一个窝点种的，所以在我看来，母亲舍不得撂下的不光是玉米，也有对父亲，那个主宰了她一生命运却逃不开躲不掉的男人的最后一点念想。玉米是一年内最后收获的庄稼，这之后，庄稼人就进入了农闲时节，所以我们姊妹几个商量，是该把母亲接离鲁家河的时候了，时间就定在了那个周末。

　　周六晚上，我和母亲坐在老屋的炕头上说话，母亲养的好长时间不着家的嘀嘟破例回来了。嘀嘟是一只黄白相间的长毛母猫，母亲第一次去姐家前，把它抱给了门下的邻居，但每次母亲回去，它都会跑回来，回来就在院子转悠，或者偎着母亲的裤脚撒娇，母亲不忍心，就给它掰点麻花、方便面或其他吃食，它就又呆在家不走了。母亲再走时又把它送出去，就这样一直反反复复。直到我们决定要把母亲搬走了，母亲知道这一走回来的次数就会极少，就硬着心肠不给嘀嘟吃，我们看到它那可怜兮兮的样就偷着喂，母亲要是看见了就一边数落我们一边收了吃食。这样，嘀嘟回来的次数也就稀了，但这一晚它却回来了，它上了炕，把自己在被子上蜷卧成个毛茸茸的圆球，打着呼噜就睡起觉来。

　　母亲伸出枯瘦的手抚摸着熟睡的嘀嘟，说：“不是不叫你回来嘛，你今天又回干啥来了？得是你也知道这家要散了？……”母亲的话让我的心里一阵酸。

　　周日，哥找来了一辆农用五轮车，大姐夫、大姐和二姐也骑着电动车回来了。我们几个齐上阵，不大功夫就把玉米装上了车，几个人再把整理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袋子箱子搬上车厢。要锁门的时候，已被我们按进车里的母亲执意下了车，从哥手里夺了钥匙，非要自己锁门。我不能深刻体会母亲那一刻的心理，但我想到一个并不贴切的比喻。我觉得母亲就是门前那棵老柿子树，在这里生长了60多年，树冠早在空中遮出一片巨大的阴凉，粗壮而长的根须深深地扎在地下，但现在却要将它连根拔起。我想如果仔细听，一定能听到根须断裂的声音，但我们都太急切了，我们着急地想要把她安置在一个稳妥的地方，仿佛唯有这样做才能匹配她几十年来的辛苦付出，也能让自己不安的心暂时安顿下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忽略了母亲潜藏在平静的表面下内心那不断扩展的裂痕。

　　母亲在大姐家把玉米晒干装袋后就又被哥接进了城。在我们看来，这下母亲终于安稳了，我们也彻底放心了。

　　我和哥同住县城西街，见母亲也就容易些。母亲刚进城那几个月，有时也领了快三岁的小侄女去广场转。母亲去广场也转不了多长时间，娃要上厕所，她就牵着手领回家上。母亲不识字，认不得她一转头就能看到的那几个字就是公共厕所。娃要喝水，母亲也会领了回家去喝，她舍不得钱买水。后来我给她说过厕所的位置后，母亲在广场坐的时间就会稍长一些。广场上人很多，但她从来不跟人打招呼，母亲就在这热闹的广场卑微地孤独着。

　　哥每天一大早就去了门店，嫂子白天也去上班，家里就剩下母亲拉扯着小侄女。过了年，满三岁的侄女上了幼儿园，家里就留了母亲一人。母亲再不用带孩子了，我就怂恿母亲去广场做老年健身操。但我刚一提起话头，母亲就用一句话把我给堵回去了，母亲说：“那都是活得好的人做的，我都活成这样了还做什么操？”

　　“看您又来了！人都是要走那一条路的，谁还能长住在世上？”我这样一说，母亲不再说话，但广场操还是坚决不去做。

　　再次说，母亲还是同样的理由，这下哥发话了，哥说：“妈呀，像你说的人都不死，全部住在世上，那还不把这世界憋破了！”

　　哥一说，我们都笑，母亲也跟着小心翼翼地笑。等母亲出去，哥忧虑地跟我说，他发现母亲话越来越少，反应越来越迟钝，是得赶紧说服母亲出去锻炼了，不然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

　　也不知道母亲怎么就想通了，等我再一次提起的时候她竟然没有反对。第一次领母亲走到广场的老年人健身操队列里，母亲站在队列后边就跟着比划起了健身动作，看着母亲终于迈出了这艰难的第一步，我忍不住又流下了眼泪。

　　母亲做健身操时，不看队列队形，时常是一个直行中间就母亲那里鼓出一个包或者凹下去一个坑，站在她身后的我赶紧把她拉回原位。母亲做健身操不带劲，胳膊伸不直，腿也抬不高，就那么软塌塌地伸出去收回来。领队纠正，我也帮着纠正，但母亲依然我行我素。说得烦了，她就说：“我身上没劲。”

　　我就想不明白了，好好的一个人咋就会身上没劲呢？心里并没在意。

　　过了几天，在亲戚的建议下带母亲去县医院一检查，竟说是患了抑郁症。母亲知道自己有病，但却不承认就是医生检查出来的抑郁症。

　　清明节那天，我们去给父亲上坟，母亲也同去，这时母亲的眼神已变得木然而空洞，母亲走路不再是往日的大步流星，而是蹒跚地挪着小碎步，不停地在地上转圈圈。姐问母亲咋这样走路，母亲娇嗔地看一眼哥，说：“都是你城里那房子太小，把我圈成这了。要是城里有咱家这么大的房子，有这么红的太阳，再有这么蓝的天，我就能住惯了。” 我们就笑，母亲自己却不笑，转过身继续挪着碎步。

　　姐看母亲身体状况很不好，就说让母亲留在塬上，别在城里真窝出病来。

　　在两个姐家轮换住的母亲身体每况愈下，抗抑郁的药吃了不少，却疗效甚微。夏收前，二姐，哥和我陪着她去邻县的精神病院去看。商量去看病的时候，母亲正在大姐家，大姐给母亲准备需用的物品，母亲就说她又不疼不痒，看什么呀？大姐听我们说去了看神经科，就顺口说，去看神经病。母亲就生了一肚子气，坐在车上一直嘟囔大姐说她得了神经病。

　　从医院回来，母亲就天天在两个姐的监督下遵医嘱吃药，药不停在吃，抑郁的症状却有增无减。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母亲变得嗜睡，过了几天，母亲说她洗不了头发，要二姐帮忙给她洗。又过了几天，母亲说她不会做饭。二姐就问她，你都做了一辈子饭了，咋好好的不会做饭了？母亲就愁苦万分，说得了治不好又死不了的病有什么办法哩。母亲性子急，饭时早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二姐地里活多，每天早上起床先去地里忙半晌回来才做饭，在家的母亲看太阳已升起老高，而二姐还不回来，她在家里就着急上火。二姐说她有一天回来，好些日子不做饭的母亲竟然蒸了豆角麦饭，二姐说母亲蒸的豆角麦饭比她蒸的任何一次都鲜绿，却没有碱的苦味。

　　母亲在两个姐家里住，但总不愿意见姐的村坊邻居，用母亲的话说自己这阵子过成了孤寡人，又得了治不好的病，大家会笑话她。大姐每天让母亲早起去屋后的水泥路上锻炼身体，母亲总是天还黑着就出门，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母亲担心天亮了被姐村里的人看见。在二姐家的母亲也是如此，每天早上和二姐的婆婆去学校门口转一圈就返回来，若遇见邻居过来串门，听见声响的母亲就赶紧躲到隔壁的房间里去睡觉。再过了些时日，母亲的身子越来越沉，一躺下就不愿意再起来了，往往是身子还没躺下去，眼睛就闭上了。二姐舍不得母亲，就不再让她天天早起，还腾了一间房子让母亲一个人住。

　　母亲整天在姐跟前念叨，说我和哥的日子过得恓惶。开始说一两遍姐并不在意，说的次数多了，姐就说：人家在县上，住的是高楼大厦，走的是水泥路，不想做饭，还可以去吃食堂。这样的日子多少人想过都过不上，你咋还说不好了？母亲就不屑地说：“看不见天，也看不见树，连个红太阳都看不见，吃个一寸长的辣子都得去买，有个啥好？”是啊，在母亲看来，看不见蓝天看不见绿树看不见太阳的日子，绝对是不好的。我们穷尽一生去追求的生活，在一字不识的母亲那里竟变得一文不值。

　　母亲的焦虑一天比一天严重，每天得吃各种颜色的药片才能稍微安心。在我们看来芝麻大的小事，在母亲那里就成了比天还大的大事。场畔六亩地里长势旺盛的小麦成了母亲沉重的思想负担。母亲担心熟麦时逢连阴雨长芽，担心收麦时找不到收割机，担心晒麦时老天会下雨，担心晒干了的麦子没地方搁……母亲总是有她的担忧，即使我们用一个自认为绝对充足的理由给她解释清楚，她马上就会列出无数个担忧，母亲的担忧像问题接龙，常常问得我们瞠目结舌。但在这里，特别像母亲这样的抑郁症患者眼前，我们都缺少应有的耐心，我们总是毫不留情地顶撞反驳，而且每次我们姊妹们总是结成统一战线，用一系列严正的措辞堵得母亲无处可退无路可逃，母亲就说出一句：你们都欺负我哩么。从此，再不说担忧的话。我们都以为母亲想明白了、认输了。其实我们都不了解母亲，母亲虽瘦瘦弱弱，但刚强了一辈子，从来没认过输，何况现在还是一个病人！

　　二姐的小女儿尧尧是母亲拉扯大的，病中的母亲就愈显得和她亲近。尧尧每逢周末回家，母亲就愁容满面地给尧尧诉苦，诉完苦还不忘告二姐一状，说：你妈不要我么！尧尧就给她宽心说：外婆，您就安安心心在我家呆着，我妈不要您，我要！二姐说，每到这时，母亲就说上一句“还是我尧尧乖”，心满意足地转着走开。

　　母亲离开后，这句话就成了打开泪水的阀门。

　　母亲是去年秋季的一个傍晚离开的。跟父亲一样，母亲走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我唯一能记住的是两声低低的咳嗽……

　　母亲走了，我们姊妹四个就彻底成了没人管顾的孤儿，老院也成了没人守护的荒院。今年四月二十四，时值父亲二周年祭奠，当我们再一次站在老院里，踩踏过齐腰高的杂草，站在门口摩挲着生锈的门锁，眼前又清晰地浮现出他们那水银泄地一般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爱，禁不住泪流满面……

　　秋天到了，再有十多天就是母亲一周年忌日。只是没了亲人的孱弱的故园，又用什么来承载如此沉重又情真意切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