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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倾向》:超现实的个性书写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曹昱陆  2018年05月07日09:17

高远的短篇小说《暴力倾向》发表在《当代》(2016年第一期),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切入文本,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由藏獒而引发的耐人寻味的小故事。这个故事并不复杂,主要是围绕小人物赵大有与刘警官展开叙述,并借助赵大有的咕哝声,以写意化的方式,将精巧而不落俗套的叙事风格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无尽遐思和猜想。

众所周知,陕西作家素来偏爱现实主义作品,而且现实主义也让“文学陕军”获得了巨大成就。就“新生代”作家高远来看,他也是一个驰骋在鲜活而坚实的生活现场的作家,他的创作往往是立足现实生活,但又以高于现实的书写见长。在《暴力倾向》中,他以现实生活为背景,选取了小人物、小事件作为写作素材,并以戏谑的叙事姿态展开个性化叙述。小说从一开头就噱头十足,在围观群众的指责声中,与警察对峙已久的不是人犯,而是一只让人不知所措的藏獒。在接下来,不紧不慢的叙述中,作者先从犯罪学角度为我们抛出了暴力倾向的定义,又在老张与刘警官的对话中排除了现实生活中,我们有可能用来对付藏獒的种种举措并对其弊端作了一一说明。就在这样合情合理的叙述中,读者不仅被作者一步一步引进了他所创设的“叙事圈套”,并为下文赵大有的粉墨登场做好了坚实的铺垫。

写小说就是在写故事,好的故事要有贴近生活的“真材实料”,但又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在《暴力倾向》中,高远采用多重凑的叙事,以几份荒诞和诡异的色彩来刻画人物形象、设置故事情节,并依靠想象的翅膀,让小说的主要人物飞离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语境,赋予他常人所没有的特异功能。这样具有想象力的书写,使小说产生了一种别致的力量,并将小说的构思重新建立在了超现实的基础上,带给我们一种新的美学体验,而小说的叙述也因这种超现实的想象而更加炫彩夺目。小说中藏獒蹿入小区的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但难能可贵的是,高远没有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以神奇的诡秘叙述,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奇人”,他就是人称赵半仙的赵大有。说他是“奇人”,并不为过,他不仅仅能让蛇作揖、叫青蛙唱歌,还以让人不可思议的方式制服了藏獒,更重要的是,在与张大夫儿子的冲突中表现出了迥乎常人的淡定从容。这是作者依靠潜意识的想象能量,将故事的书写推进到精神领域,给了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毫无疑问,这一系列的诡秘、沉稳叙述,均源自一种超现实的想象。

然而,至于赵大有对藏獒说了些什么?又是否对张大夫的儿子说了些什么?我想,这样的疑惑不仅仅刘警官有,读者也同样想知道。但,高远并没有告诉大家,而是把疑惑留给了读者。他采用这样留白式书写,不但使小说显得张力十足,而且进一步放大了赵大有咕哝声的作用,让小说极具后现代性。从这一点来看,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书写似乎已经跨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边界,但是,我们仍能明显感受到整个故事的讲述是建立在强大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诚如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所说“当代现实主义经过现代主义以及全球化的洗礼,其表现力变得更加丰富。不少作家自如地处理超现实或非现实的材料,他们的作品同时也在告诉人们:超现实也是一种现实”。在笔者看来,高远恰恰就是这样的作家。

除此之外,透过作者缜密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到小说所表露出来的深层意蕴。在文本叙事中,作者对小说的主要人物赵大有前后两次不同遭遇的描述,相互映照,形成了一种潜意识的对比。第一次,他可以轻而易举的说服藏獒,通过几句咕哝声让众人束手无策的藏獒精神崩溃;第二次,他却被张大夫的儿子打得头破血流,并一副惨象的歪坐在马路上,而挨打的原因正是因为张大夫的儿子感觉赵大有咕哝的口型是在教唆他害死父亲。这样的安排,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它暗含着浓烈的隐喻色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者打得是“组合拳”,早在故事叙述的过程中就埋下了伏笔。在这里,我们需要用一个长镜头来回放一下赵大有说的几句话,“动物比人要听话些,我给它们说什么它们听什么,只要能唤醒它们的天性。但是人不行,人有时没有天性,只有各种各样的奇怪想法,……”“不做屠夫这些年,他一直学着和人打交道。他希望人也像动物一样能听懂他说的话,或者说,他嘴皮子动一下就能明白他的意思。但人是一种更复杂的动物,在谋营生的这些年他为此没有少费周折,而效果时好时坏,也时常令人沮丧”。现在再让我们串连起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花费力气给我们讲这样一个故事到底是为了说明什么?它不仅仅是从小说字面上来看那样简单,也并没有把小说的着力点仅仅停留在“涉嫌使用极端语言暴力”,这个从犯罪学教程中得来的新名词上,而是把它隐藏在文本当中,让读者来细细体悟:这是一种对人性回归的隐喻,高远是从精神维度出发,借助对动物天性的唤醒之易来衬托出错位人性的扑朔迷离,囊括了作者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信任失衡的焦灼感,小说以写意化的书写流露出了作者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照和反思,这也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

通观全文,高远别出心裁的以一个犯罪学新名词为引子,并自觉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写作圈子,使自己游弋在虚实结合的灵动叙事之中,通过精巧的构思和创造性想象探询了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小说叙事过于概念化,艺术上也不够完整,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个富于创造力的高远,他以超现实的个性书写为陕西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带来了新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