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西方史诗观念于19世纪末期传入中国，20世纪初，王国维、鲁迅、胡适和茅盾等学者都关注到了中国文学的“史诗问题”。他们的思考还不是纯粹的史诗研究，而是在“中国关怀”之下，借探讨本土史诗问题来思考“中国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现”驳斥了中国没有史诗的论断，历经几代中国史诗研究者的开拓，本土史诗研究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使得本土文化价值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挖掘与保护。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组织推动下，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等大批少数民族史诗文本被发掘、整理出来，在“人民性”和“阶级性”的评价标准下，对少数民族史诗进行了相应的介绍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中国史诗研究者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深化了对少数民族史诗的阐释。这一时期，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研究、王沂暖和降边嘉措的《格萨尔》研究、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研究、郎樱的《玛纳斯》研究等，都代表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新水准。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和文化学等视角，围绕史诗书面文本进行了理论解读。这一时期的中国史诗研究，对在田野作业中的史诗说唱艺人给予了更多关注，并更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史诗与西方史诗的区别，即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是具有口头活形态的史诗。

20世纪90年代后期，口头诗学理论开始被朝戈金和尹虎彬等引介至中国，被逐渐广泛应用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口头诗学理论的中国译介者，也是将口头诗学理论应用到中国史诗研究中的实践者，其中以朝戈金的中国史诗研究最有代表性和示范性。朝戈金于2000年出版《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被认为是运用口头诗学理论进行中国史诗研究的奠基之作。之后，萨仁格日勒的《蒙古史诗生成论》和斯钦巴图的《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等著述，使口头程式理论在中国蒙古史诗研究中得到了更深入的应用。巴莫曲布嫫将口头诗学理论应用于南方史诗研究中，她根据自己做的大量田野工作，提出了“演述场域”“五个在场”等立足本土语境并具有学术阐释力的系列概念。这种立足本土史诗传统来进行解释分析的尝试，对促进口头史诗理论的中国化有很大启发意义，对中国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等相邻学科的田野工作和学术研究也具有借鉴价值。

在口头诗学理论相关译著和中国学者研究著述的影响下，国内少数民族史诗研究逐渐有了由书面研究到口头研究的史诗观念的转变。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也开始重视史诗口头的、活形态的、与语境传统相关联的诸多问题，不再只是用史诗记录的文本来解读史诗，而是以“口头”研究范式的学术视域重新观照少数民族的传统史诗。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不仅运用口头程式理论对中国史诗进行研究阐发，他们还从文化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对民族史诗进行研究。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史诗理论研究方面也多有创新，例如朝戈金撰写了《口头诗学五题：四大传统的比较研究》《“多长算是长”：论史诗的长度问题》等具有启发性和创见性的史诗学研究论文，后者着重对如何理解民间叙事诗的长度进行论述，以此反思国际知名学者对史诗的相关定义。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对中国史诗研究的关注，也能带给我们启发与思考。首先，我们应该改变重作家文学轻民间文学、重书面文学轻口头文学的观念，应该注意到中国活形态的民族民间文学。近现代以来，一直有学者关注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学术问题对汉语传统进行研究当然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因为忽略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存在，而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则是非常遗憾的。

其次，在互联网的电子时代应该更加关注口头诗学，这能获得更多的学术启发，国际著名的史诗学者约翰·弗里教授首先关注了口头传统、互联网技术与人类思维通道的问题，他说“口头传统是古老而常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在新技术时代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表现在网络空间中、日常生活中、思维链接中，所以是不朽的”，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最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现代化对少数民族原生文化侵蚀的加快，现在不少青年人不愿意再去学唱民族史诗。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下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抢救与保护，也值得给予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