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当代中国诗歌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立场、观点与方法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活的哲学”，这种哲学让人眼光向下、向前，在底层与草根的生活中发现诗意，从未来召唤改变现存世界的巨大激情，这些特质与诗歌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

自我意识

如何处理诗歌与“自我”的关系，或者说在诗歌中如何呈现“自我”，是一个诗人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而对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诗人来说，在其“自我意识”的构成中，必然会生成一种身份意识、群体意识或者说阶级意识。诗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归属于什么群体，这种群体意识并不外在于自我意识，而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才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现代中国的“自我意识”之诞生，与对新的共同体的认同有极大的关系。在“五四”之前，传统中国人的“自我”深刻镶嵌在血缘、亲缘、地方的认知框架中。一个人自报家门，总是会说其祖上是谁，家在何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这是屈原在《离骚》中的自述，也是典型的传统中国人对“自我”的认知；“吾乃常山赵子龙也”是《三国演义》中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在赵云或当时人们的认知框架中，“常山”与“赵子龙”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

但是，在进入现代之后，对家族、地方的认同在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中不再占据主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抽象、更现代的认知方式，那就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对阶级意识的认同。这是一种“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意识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波澜壮阔而又充满痛苦的。“我是我自己的”，《伤逝》中子君的一句话，喊出了启蒙时代青年的心声，但是启蒙之后的青年很快陷入了迷茫与彷徨之中。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很多有为青年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底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走入民间，走入群众，通过组织、动员，掀起中国革命，再造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的融合，是“中华”与“人民”的有机体。在马克思、列宁等理论家的视野中，“阶级意识”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阶级意识”即人对自我阶级处境的认知。只有具备了“阶级意识”，底层民众才能够“觉醒”，才有联合起来改变现实的动力与可能。但阶级意识并不是天生的，在群众的头脑中，落后的思想往往占据主流，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群众才能由“自在的”转变为“自觉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赵树理、柳青等人的小说中，“算账”成为了小说的重要情节，只有通过“算账”，群众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处境。

进入新时期之后，出于对文革时期“自我”革命想象泡沫化、空洞化的反拨，在思想解放运动与新启蒙运动中，走在前沿的新潮诗歌勇敢地以“自我”为号召，发出了时代的声音。但是上世纪80年代大写的“自我”，在进入90年之后，却逐渐演变成了小写的“自我”——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的“自我”。在这种小写的“自我”的视野中，自我的日常感受成为唯一值得书写的东西，“自我”便成为非历史化的飘荡在虚无中的主体，而失去了对世界与自我的整体认识与把握。同时从80年代开始，中国新诗形成了一种精英化、西方化、现代主义式的审美标准。这一“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拓展了现代汉语的表现能力，扩展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空间与美学空间；但其不足在于，以个人英雄主义的姿态切断了诗人与民众的有机联系，以简单的外在化的标准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情感及其诗歌表达。只是在新世纪之初兴起的“底层诗歌”“草根诗歌”“打工诗歌”中，我们才再次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经验及其切肤之痛。近年来，郑小琼、许立志、余秀华等人的诗歌，一再刺激着社会敏感的神经。他们通过对个人生活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的复杂面向，也看到了诗歌的新的可能性。他们诗歌中的“自我”，既是个人经验的表达，也是一个群体或阶层集体经验的表达。

新时代文学在发展中，应该在对新时期文学的继承与反思中形成新的历史主体，形成新的“自我意识”。这种新的“自我意识”应该跳出日常生活“小我”的拘束，重新在自我与他者、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之间建构起一个更加开阔也更加丰富的“自我”。尤其重要的是，要在“自我意识”中重建一种新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也即一种新的集体意识。只有真正认清自己属于哪个群体或阶层，才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世界的结构与真实面目，也才可以更准确地表达出对世界的看法与感受。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历程可以为新时代诗歌提供丰富的启迪，只有从这样的视角去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倾向”才不是外在于诗歌创作的理论命题，而是诗歌自我变革的内在动力与需求；而只有将个人的创作与命运与最广阔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想他们之所想，唱他们之所唱，一个诗人才可能真正获得新时代的荣耀。

世界观

“世界观”似乎成了一个落后的为人嘲笑的词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人们嘲笑的并非“世界观”，而是一种世界观的落后与僵化。世界观即关于世界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思考与看法。所有的人都有世界观，有的人崇拜金钱，有的人迷恋权力，有的人重视名誉，这都是世界观，只不过有的人的世界观是不完整的，有的人的世界观是不自觉的，有的人的世界观是随大流的，有的人的世界观是世俗的乃至庸俗的。真正具有整体性、系统性世界观的人很少，这些都是有思想、有超越性的人。马克思主义有一套整体性、系统性的世界观，是在与其他各种思想、学说的辩论中脱颖而出的，也经历过19、20世纪人类历史复杂曲折的实践考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自由主义的争辩，是19、20世纪思想的主流。马克思主义注重平等、注重穷人、注重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实践中愈来愈焕发出活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让世界既看到了中国的活力，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前进的，在文学中也是如此。中国文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从对旧社会的批判到对新社会的想象、建构，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在理论与实践上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旧社会是有力、有效的，但是能否形成一种具有建构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提出，既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相关，也与世界性的文艺潮流转变相关。就后者而言，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潮之后，20世纪初西方兴起了现代主义，将批判与探索的对象从外在的社会转向了内在的孤独无力的“自我”；苏联则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尝试将批判现实主义转变为具有建构性的现实主义，让崇高的理想落实在现实的大地上。可以说，这两种方向的探索都是对人类困境的认知与突围。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其强制、僵化的思维与管理方式遭遇了失败，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文艺实践也经历了与苏联类似的过程，“建构性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在实践中获得足够的说服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因其矫饰夸张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新时期之后，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以其新颖别致冲击着中国文艺界，这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反拨，但在当时人们并不会思考，将人异化为甲虫的社会是不是真正值得向往？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更加剧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悲观，“历史终结论”流行一时。但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却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新路，20多年的实践让世界充分看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成功。

诗歌是否能够表达世界观，或者诗歌是否需要表达世界观？这在以前是不需要讨论的，而在新时期之后却成了一个问题。新时期之后，诗人们更强调诗歌的灵感、形式与技巧，强调诗歌的感觉与想象力，强调诗歌对瞬间情绪的捕捉与呈现，但却忽略了诗歌在思想上的探索，忽略了诗歌对世界的深度思考与表达。事实上，但凡大诗人无不拥有自己的世界观，有自己独特的感知与表达世界的方式。从李白、杜甫，到艾略特、庞德，再到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这些古今中外的大诗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在新时代，我们应该超越新时期文学的美学规范，以诗歌的方式进行美学探索与思想探索，努力探索新时代诗歌与人民的结合之路，让诗歌真正成为代表一个时代思想深度的文本。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诗歌中的世界观与哲学中的世界观是不同的，诗歌有其独特之处，不是通过理性的辨析与逻辑的推理而达到的，而是通过感性与直觉的方式达到的，我们必须遵从诗歌的内在规律，才能创作出更加丰富、更加新颖、更具有艺术性的诗篇。

未来

马克思主义是可以预见未来的，它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让我们从当前的现实境遇出发，眺望到人类未来发展的远景。诗歌是最为敏感的，它以直觉和感性的方式，从时代的脉动中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变化，并以美学的触角触摸到未来。当今是一个未来已来的时代，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面临着诸多新经验、新现象、新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是世人都在关注的。

在过去一百年的历程中，中国新诗深刻介入了现代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在巨大社会变革中描绘了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塑造了中国人新的审美感觉，凝聚了中国人的精神。我们可以说，中国新诗和中华民族一起走过了20世纪最为艰难险阻的道路，并在其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和中国人的现代化是同步的；而在精神和艺术层面，中国新诗在引领着中国人的现代步伐，刻画着现代中国人的灵魂。

中国新诗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在民族危机最为严重时刻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与转型。在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倡导中，中国新诗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沿。“五四”时代，在启蒙主义思想大潮中，中国新诗挣脱了传统文化与诗词格律的束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抒写着时代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巨大活力和生命力。在抗战时期，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中国新诗是民族解放的火把与号角，中国诗人和中国民众一起经历了民族的苦难和艰辛的奋斗，并从中迸发出民族觉醒的巨大吼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中国新诗开始更自觉地探索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道路，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巨大的热情描绘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抒发对民族独立的赞美，呼唤理想的未来社会。在新时期，中国新诗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以先锋的姿态抒写着时代的心声，为当代中国人打开了新的思想与审美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面临重大转折的关口，中国新诗总是以其敏锐的心灵与触觉，走在时代的最前沿，呼喊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我们可以说，中国新诗的历史就是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史、心灵史与精神史。

在美学上，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一直生存在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两大传统的阴影之下，尚未形成自足的或稳定的美学传统。在当代中国，什么是好诗？仍然是一个并不确定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新诗，也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规范来评判。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有其独特性，但也有与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的共通性，我们需要辩证地分析与把握。中国新诗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在传统中国及其文化崩溃过程中产生的，伴随、参与着现代中国及其文化的诞生，并在其中有着先锋性的作用；而其共通性则在于，它同样是人类经验情感的美学呈现与结晶。

中国新诗的未来，正在于对中国与世界未来变化的敏感，并准确把握中国人生活经验、思维方式、情感结构的微妙变化，在历史的巨大转折中再次走在时代前沿，不断开拓当代中国人的美学与思想空间，为未来留下当代中国人的情感与精神的结晶。

境界

在新时代，伴随着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增强，中国新诗的精神与形态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新诗本身就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新诗切断了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联系，积极汲取西方现代诗歌的营养，创造了中国诗歌浴火重生的奇迹。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新诗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中国新诗在一百年的时间中，其发展过程充满了种种“断裂”，以及内部不同派别的激烈争论，其美学标准与评价体系也在剧烈的变动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不过，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规范是明确的、稳定的，什么是诗歌，什么是好诗，都有一整套内在的标准。而中国新诗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在于它与现代中国及其变化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在于它正在创造出一种“新的美学”。这不是一种圆熟的美，也不是一种标准的美，而是一种全新的美，一种当代中国的美。而要创造这样的新的美学，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当代中国人丰富复杂的生命体验生成为新的诗歌，以及这样的诗歌如何在与大众的互动中凝聚起时代精神。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新诗既要借鉴现代西方诗歌的经验，也要继承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而更重要的是从当代中国人鲜活的生命经验中汲取力量与美感，并以巨大的创造性赋予其新的诗意和新的审美感觉。而在这方面，中国新诗需要摒弃精英化、西方化和现代主义式的简单标准，在新的语境中继续探索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道路，并在与大众的结合中寻找中国经验新的美学表达方式。

现在不少诗人开始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寻找写作的思想与美学资源，这可以说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当代诗人接续中国传统文脉的努力。但是另一方面，经过一百多年现代性的洗礼之后，中国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较之于古典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在正视现代性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的诗歌审美标准，这种审美标准不只是中国新诗的内部标准，而要将中国古典诗歌的评价体系容纳进来；这种标准也不只是中国诗歌的内部标准，也要将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规范容纳进来。只有这样的审美标准建立起来，中国新诗才能具有更加宽广的视野，以及更高的审美“境界”。

新时代赋予诗歌以使命。我们正走在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上，我们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创造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也正在引领一个新时代，这是一种全新的“境界”，是近代以来饱经苦难屈辱的中国人的梦想。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不禁让人百感交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人的价值观，需要以诗歌的方式讲述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心灵世界，讲述中国人艰难曲折的历史、纷繁复杂的现在与前程似锦的未来。但是要完成这一时代任务，也对我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感觉等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近代以来，除了极少数历史时期，我们已经习惯了讲述失败的经验，习惯了以落后者、追赶者自居。要对近代以来构成了我们思维、美学无意识的庞大知识体系进行反思、清理，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但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在自己的时代迎来了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可以在一个新时代讲述新的中国故事。

置身于这个时代的中国诗人，应该在时代的转折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充分展现中国人走向新时代的痛苦、欢欣与内心波动，把历史实践的新境界熔铸为诗歌创作的新“境界”，凝聚当代中国人的情感，创造新的中国精神与新的诗歌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