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桂元，文学创作一级，天津市作协副主席。在百余家海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与批评文章约三百万字。部分作品曾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作家文摘》《读者》等数十种报刊转载，入选各种年度中国最佳作品选本十余次，出版长篇小说、文学评论集、散文随笔集、作家评传六种。

隐约雷动

1978年春寒料峭，我们衣衫不整，满血复活，集结在绿树环绕的南开校园主楼。中文系111教室是阶梯构造，空间阔大，腹地纵深，很适合检阅77级阵容的成色。十二生肖一应俱全，齐聚于同一条起跑线，其中侥幸搭上末班车的大哥大姐居多。别管十七八还是三十几，我们习惯了“散养”，童心依旧兼野性未泯，难免会有调皮捣蛋、没大没小、临阵磨枪、起哄架秧子、人约黄昏后、隐秘结婚的“劣迹”，以滋养贫血的青春。至于一些人如何成为学霸、大亨和栋梁，那是后话。

既然是大学生就没有不轻狂的道理，而中文系学生的轻狂则更是透着不知天高地厚的自负和轻慢，似乎当代文学百废待兴，不搞几个文学社拯救一番，简直就是对不起后人。这源于一种滴血的情结，每每文学名刊新鲜出炉，争相传阅，大惊小怪，品头论足，煞是热闹，《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我该怎么办》《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剪辑错了的故事》等影响一时的作品，都曾经是我们热议的话题。我们的眼力的确不错，那些小说果然撑起了新时期“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的坚硬骨架，我们也成了一段新时期文学风景的见证者。

《伤痕》最初发表在《文汇报》，据说当时全中国读这篇小说流出的眼泪可以汇成一条河，引以为傲的是作者卢新华居然是同为77级的复旦中文系学生。我读《伤痕》及同类题材的小说很少落泪，这当然不值得炫耀。不过也有例外，读发表在《收获》1979年第二期复刊号的《铺花的歧路》，我的枕头就被泪水濡湿了。小说写了女红卫兵白慧参与殴打过一位女教师，不料她后来结识的男朋友常鸣竟是女教师的儿子，故事之外，便多了悬念，比如，白慧殴打过的那位女教师，究竟是死是活，一直是个谜团，这个悬念折磨着白慧，也揪扯着读者的心。作者的叙事才华也很打动我，印象最深的，常鸣对白慧讲述母亲被暴打的场面时情绪激动，一屁股坐在铺得平平的淡蓝色床单上，床单的皱纹向四周炸开，好像坐碎了一块玻璃……这个细节搅得我整夜恍惚。听说作者冯骥才是天津的，我深感惊异。据说小说原题目叫《创伤》，完成的时间不比《伤痕》晚，由于刊物出版周期原因而发表延迟，为避免题目撞车而临时改为《铺花的歧路》，不然，说不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就是“创伤文学”了。当人人心里都有伤痛时，最要紧的不是励志、鸡汤，而是伸冤、喊疼，谁捷足先登喊出第一声，就有可能被写进文学史，有点类似于中彩。若干年后，当卢新华被凤凰卫视主持人问到小说《伤痕》时，也的确是如此回答的，哦，你问的是那张“彩票”？卢新华可以自我调侃，历史老人却最尊重岁月真相。

我从小就被视为“根红苗壮”，周围接触的多属于“物以类聚”，对于那些因出身“原罪”而噤若寒蝉，因政治原因而家破人亡的悲剧比较隔膜，缺乏感同身受。但我还是被惊吓过。那年刚进中学，一个下午我见黑板下面空着，随手用粉笔画了只龇牙的狗，正画着，就听背后有人大喊黄桂元，你好反动！我惊回头，看到的是排长的一双怒目。那时中学模仿军队建制，班集体为排，年级为连，排长就是这个班的学生头儿。排长的父亲是老工人，出身苦大仇深，他手指戳向黑板厉声质问，领袖像挂在上面，你画狗，嘛意思？说着拽我去找辅导员张老师。张老师听了排长报告，低头不语。我傻眼了。张老师是位归国华侨，身子瘦瘦巴巴，对学生活动总是听之任之，近乎软弱。我开始抹泪。张老师忽然抬起头，操着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问我，听说你父母都是老红军？我呜呜哭着，说是。张老师又用商量口吻征求排长意见，老红军跟毛主席爬雪山，走草地，说老红军的孩子反动，不太可能吧？排长紧咬嘴唇，迟疑着点点头。张老师又说，黄桂元同学也要多注意，不要再乱写乱画了。我永远忘不了张老师和善的目光。同时也意识到，即使“红后代”，也不可忘乎所以。

父母曾是我的政治“护身符”，这固然不假，若说我是“温室里的花朵”，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的童年记忆始于断崖，而非花丛。6岁丧父，9岁失母，我像是一只破壳小鸟，一下子面对满天乌云而茫然无措。我成了一个爱哭的男孩儿，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孤儿偏偏是我？为了找到寄宿学校，我曾四次转学，仿佛不是学生，而是一个背着书包和行囊行走于一所又一所学校的过客，行踪可疑，居无定所，老师对不上号，同学总是生面孔。我15岁过早地走进军营，其实没有什么可荣耀，我的目的近乎卑微，就是找个归宿结束漂泊。我并非一无所得，生活给予我的最大馈赠，就是可以用文学取暖。如今看来比起一代人的伤痕，我的故事微不足道，打个蹩脚的比喻，这是整体性与个案性，或全民性与私我性的关系，怎可同日而语？不过，一切都成了过去。

这年7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我加塞儿先睹为快，理由堂而皇之，我认识作者。有同学很好奇，追问你真的认识蒋子龙？我信誓旦旦，这事还能假？又补充一句，也可能，他不认识我。顿时引起一阵哄笑。我说的是实话。我在《天津文艺》（《天津文学》前身）诗歌组曾供职两年，借助近水楼台，见过其“庐山真面目”，他每次来编辑部的小楼，都会有“子龙来了”的消息在各屋传开。他一般是去小说组，并不落座，直奔主题，完事扭头便走，虎步生风。有几次，我都是扒着玻璃窗，目送楼下不远处他的背影匆匆消失。

一段时间里我亢奋不已，眼前总有个毛遂自荐、大刀阔斧搞改革的人物形象晃来晃去，他的名字叫乔光朴。不久前，郭沫若曾引用“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古诗，激情预言“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但谁都清楚，若无经济振兴，何谈“科学的春天”？在我看来，乔光朴就是先觉式的经济实干家，而作者骨子里的英雄主义情结也很对我的胃口。我一气呵成写了篇阅读心得，题为《卓有成效的探索》，寄给了《天津日报》。二十多天过去，文章发表了，前面特意加了“编者按”，满满一版只发了两篇评论，主打文章对小说持否定意见，且措辞严厉，我的文章作为陪衬被放在右下角。编者的倾向性是明显的。之后《天津日报》摆开阵势，接连又编排了三个整版，否定方版面突出，长篇大论，可闻到渐浓的火药味。很快，便有为小说撑腰打气的声援文章纷纷亮相，国内一些重要报刊参与其间，蒋子龙也被视为“改革文学”的开创者和旗帜性人物，当属时势使然。如今，当中国人源源不断地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时，这样一篇隐匿于岁月深处的小说，尤其值得我们尊敬。

当年仅仅是一篇即兴挥就的自投稿，却成了我的评论“处子秀”，并左右了我未来的文学方向，是我事前没有料到的。我不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浪漫幼稚，多愁善感，理性薄弱而感性膨胀，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与文学评论为伍，日后被“架上”批评的战车而左支右绌，无法退身，也是一种宿命。

春风化雨

洛杉矶的天气即使在冬季也总是透透亮亮的。那个早上它却晦暗朦胧。我打开窗子，细雨如织。这时有敲门声。是萍子。我做出请坐的手势，她站在门口不动，面色淡漠，说吃完早饭我们就走。

我明白了。这一天终于来临。

早饭有些沉闷。然后我随萍子上楼。她进了卫生间，“砰”地关上门。我在门外踱着步，问怎么是今天？外面在下雨。这话我自己都觉得透着虚伪。她在里面硬邦邦回答，这与下雨有什么关系，我可是替你着想，过几天我可就没时间了。我纳闷她怎么会就没时间呢，萍子开了门，说我肚子下面长个小东西，医生让我下星期动手术。我着实一惊，不会有大碍吧？萍子穿上外套，并不看我，顾自往外走。自从分手的事摆上桌面，我就被萍子视为一个与她不再相干的外人，她不愿谈，我就没有资格深究，可毕竟是身体里长的“小东西”呵。我跟在她身后，说还是先看病，其他的事，拖拖也行……萍子站住了，嗓音的分贝在升高，拖拖？还有必要么？你这次为什么来洛杉矶？别担心，医生排除了恶性的可能，你的既定方针不受影响。我瞧了瞧楼下，那段日子她的父母正来美国探亲，我低声说，即使去领事馆，最好也别让孩子和老人知道。是的，我无法面对杉杉，她未满12岁，根本无力扭转父母加给自己的命运。我也无法面对萍子父母那一双日渐衰老的眼睛，尽管他们并非毫无思想准备，但毕竟已是古稀之年。我从小失去双亲，这些年他们待我如同儿子。萍子冷笑道，这种事能瞒得住谁？不过放心，他们还没有老糊涂。

乘车去领事馆的路上，雨淅淅沥沥一直未停。车窗玻璃上爬满了晶亮的水痕，像是挂着一双双流泪的眼睛。萍子开着车沉默不语。她完全想开了。到美国后，我发现她其实活得很粗糙，平时就连最简单的化妆也省了，真正的素面朝天。这使她明显老了许多。我的心一阵凄凉，赶紧移开了视线。

剩下的日子可用难堪形容。萍子陌生得像雾中人。她只是一个与我曾共同拥有一张结婚证的女人，一个我的女儿杉杉称之为“妈妈”的女人。我在这里成了多余的人。我的生活被一再删减，仅仅是一日三餐和昼伏夜寝，近乎行尸走肉。

依然记得，15年前初次去她家，我的身份还只是她哥哥的同事。正聊着，屋外一阵响动，她哥哥欠起身，说我妹妹来了！话音未落，萍子拎包进来，她步态轻盈，惊鸿一瞥，又悄然离去。日后我与萍子完婚，才悟出她哥哥的良苦用心。萍子学的是机械专业，在一家研究所当绘图员。每次下班都是我先回家，刚蒸上米饭，便听到房间锁孔里有转动钥匙的声音，我扭过脸，视线里一只满满的车筐正顺墙角落在地上，车筐里是肉菜蛋之类副食品。这样的镜头每日傍晚都要重复，持续了约3年，便随着她调进一家大型商贸公司戛然而止。

萍子很快就受到赏识，当了计划科长。公司每年都要进京争取一定数量的经营权、许可证，一旦受阻，都是她临危受命，马到成功，她也成了下班没准点且经常出差在外的超级大忙人。这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春潮涌动，全民皆商，谁手里都煞有介事地握有货单、批文、车皮，似乎熟人见面不谈上几句水泥、钢材、水果、服装、粮油、烟酒什么的，简直就不配活在热气腾腾的中国。

1992年冬季，萍子做出了一项颠覆旧日人生路径的决策：辞职南下。公司领导怎肯放她？再三挽留，但萍子去意已决，不愿沉沦于大锅饭，甚至不惜与档案“拜拜”。可真要丢掉铁饭碗，她又信心不足，问我的意见，我说，既然天时地利人和条件都具备，不妨试试，不是谁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的，至于这个家，尽可放心，杉杉我会照顾好的。她问失败了怎么办，我壮着胆说，那就回来嘛，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吐血挣稿费还养活不了你？话一出口，我都被自己感动了。其实我很心虚，我这么一位无用书生敢拍胸脯说狠话，完全基于我对她能力的判断。况且也需要我这么表态，机会来了不去试试水性，她会抱憾终生。萍子听了，激动得抱住我泪花涟涟，并承诺此番南下打拼是暂时的，两三年里赚个十万八万，就回来过安稳日子。

那时候，我对她将来可能会遭遇的逆境想得貌似周全，诸如上当、遭劫、被坑、破产等等不测，都替她考虑到了，单单遗漏了一个最容易忽视的后果：这是一条不归路。其实有些好事者早就断言：这对夫妻这么天南海北下去，分手只是个时间问题。萍子对我转述，是当作玩笑说的，我们嘻嘻哈哈，谁都没有多想。萍子第一次回津是在转年冬季。她手持砖头状的“大哥大”，驾一辆黑色“马自达”日出夜归，环佩叮当，尽显华贵。我过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静态日子，长年在爬格子编稿子，与萍子动荡刺激的商战生活相比，有天渊之别。美国企业家哈默说过，人一旦进入商界，如同站在一列呼啸的战车上，身不由己。当了老板的萍子曾在海南被骗过，对商界不讲规矩的厚黑行为深怀恐惧，终于移居美国。我戏言，香港1997年才会实现“一国两制”，我家却先行进入了“一家两制”。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浑然不觉中，夫妻就已不再同路，甚至陌路。

1996年元月，我第一次到洛杉矶，她就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我：去，还是留。这个选择太过沉重，对于年已不惑的我，并不亚于“生，还是死”的哈姆雷特之问。湖南作家阎真在加拿大求学其间，写过长篇小说《白雪红尘》（国内出版改名为《曾在天涯》），把这种两难选择表现得惊神泣鬼，我攥着这部书，曾在洛杉矶住所旁的一条伴山坡道久久徘徊。那是个黄昏。身边不时有人走过，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嘴里吐出一串串英语，和我毫不相干。我站住了，喂老兄，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夜幕垂临。我伫足仰望，星空迷乱，似有无数神秘的眼睛在注视我。俯瞰山下，洛杉矶像个巨型魔幻场，密集闪烁的车灯汇成奔流不息的波浪。据说洛杉矶已稳居华人移民数量之最，我也曾试图为自己的留下寻找理由。难道还有什么比家人团聚更重要？有人说，移民相当于重新投胎，在有限的一生中活过两回，既然如此，何乐不为？一个人活过两回，难道不是天赐的幸运吗？但我还是摇了摇头。王小波说，移居异国，人生主题就会被改变；周国平则忧虑，移居他国，所有的人生问题都会被简化为生存层面。这也正是我难下决心的痛点。放弃并非逃避，归来也不等于败阵。我从没有像此刻这样渴望回到天津，回到熟悉的小屋子里，听潮声临窗，继续爬格子编稿子，日子虽普普通通，却实实在在。

一周后，我如期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登上返程航班。我把揪心的最后一瞥留在了大洋彼岸，那里毕竟有曾与我相濡以沫的亲人！我戴上墨镜，为的是隐藏泪光。至于在国内朋友和同事眼里，我的归来，是愚蠢抑或明智，坠落还是升华，都不重要了。

回到空荡荡的家，我在一片狼藉中翻检旧人旧物，像是在清理生活废墟。裙子。大衣。化妆盒。墨镜。围巾。2册业务笔记本。一捆显然再也派不上用场的机械专业书。箱子里有一副娇小的手套，羊皮的，杏黄色，我甚至不敢碰它。以往冬天，出门前她把小手伸进手套的习惯动作历历在目。我在抽屉里摸到一盘满是灰尘的录音磁带，手触电般缩回来。磁带录着曾经的一家三口说笑聊天，节假日里，萍子常常一边做家务一边反复聆听，如今却有隔世之遥。还有那件我去上海出差时买的毛衣，价格低廉，萍子却如获至宝，急急穿上对镜子左右转动，一脸灿烂。但萍子下海之后，我再没有能力让她惊喜了。

枯坐中，几滴咸涩的泪水顺着我的面颊滚落下来，终于酿成一个男人的失声恸哭。“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一些年后，我听到林志炫唱的这两句歌词，觉得仿佛就是为我定制的。别了，洛杉矶。为结束，也为开始。

遥远阑珊

某日，有位朋友闻讯而至，打量着我问，我是为你悲伤呢，还是向你道喜？我没好气说，本人沦落至此，喜从何来？朋友坏笑，说这件事要看怎么理解，就算分手是个打击，为它悲伤，却大可不必，它的另一层含义是什么？是重获自由，你离开一棵树，却拥有了一片森林，还不是喜事？我说，喜事？你何不争取一下？朋友拍拍我肩头仰天长叹，上苍不公啊，你以为，谁都像你那么好命！我哑然，苦笑。

实际情形却是，我何时起居，与谁交往，温饱如何，是死是活，不再有人过问。日升月隐，秋去冬来，我的日子有如钟摆，了无生气。我常常伴书枯坐，闭目养神。据说马克思当年常在自己房间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地面竟被磨出一道道凹槽，许多经典思想就是那样形成的。我也作沉思状，在屋里来回走动，脑子却一片空白。

一天傍晚，同为单身汉的两位朋友咋咋呼呼携酒造访，美其名曰来个“雄性”小聚。几杯酒落肚，开始口无遮拦，话题就扯到了单身的利与弊，认为托翁那句“幸福的家庭总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名言，用来形容单身也成立。所谓利，已是共识，不用多说，弊呢，每一条都沉甸甸，不能细琢磨。酒喝到午夜时分，臭烘烘的三个单身汉才肯罢休，分别在床上和沙发上东倒西歪，鼾声起伏，睡姿三分潇洒四分憨相还有四分悲壮。随着明晃晃的太阳照常升起，大家各自奔逃作鸟兽散，活法依旧。

有时候我也出去散步。“五大道”深处，躺着一条又短又窄的百多米小路，极不起眼，却居然叫香港路。我的想象中，香港不仅神秘，遥远，而且构成了一个无比超级的“大”。那种“大”，容纳了太多的豪华、显赫、摩登和富有，五光十色，奇形怪状，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那种“大”，还隐喻了一个不真实的梦，与我有限的历史知识和人生经验格格不入。

戏剧性的是，有一天我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香港的“女婿”。其实，思维稍微正常的人，都能看出这件事的发生有着无数的不可能和不现实。记得第一次听到有关波的介绍，我甚至觉得挺搞笑，姑且不说洛杉矶和香港对于我本无区别，单从世俗角度，我和波的落差是显见的。香港女人难道不是比任何内地女人都更实际，更挑剔，也更懂得有钱的快乐与没钱的苦恼吗？在可以想象的港人价值观中，我这个内地半百书生，绝对不是一个值得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婚姻人选，没有这种自知之明，也真是白活了一把年纪。至于如何处理一国两制的婚姻，我更是想都不敢想。何况我从美国回国那年曾落地香港，并没留下值得怀恋的印象。那是一堆密集而逼仄的“水泥森林”，直通通戳向低窄的天空，狭窄的马路，人如蚁群，车似虫队，塞满了我的视野。特别是内地口音在这里不受待见，使人兴致大减，难以亲近。我只待了两天便离去。后来我答应介绍人与女方走走看，更多出于寂寞。

然而波的出现，一切变得不一样了。波说，在香港接触的多是生意人，已经厌烦，很希望找到一种清清爽爽的异性感觉，不一定多浪漫，但一定没有杂质，找到了，西藏雪山、黄土高坡也是天堂。我问找到了吗？波说，拜托，帮帮忙！说完大笑。

波的选择理所当然地招致女友们的一致反对。她们最初觉得波不过是随便说说，波还年轻，凭她的条件完全可以好好挑一挑，借助婚姻过上富有的生活，告别奔波劳碌。她们甚至没有听说过天津，退一百步，即使考虑天津，也不该完全不顾对方的经济状况。她们万没料到波这次动了真的。她们批评她太过幼稚，忠告她择偶是女人一生中最大的事业，在香港生活了这么多年，还这么不开窍，不成熟？一位闺蜜甚至声泪俱下苦苦相求，姐妹一场，我不能见死不救！波却主意已定。一段时间，她有意疏远了女友，不是怕自己动摇，而是眼不见耳不听心不乱，波说她不希望因为自己而破坏了女友们的好心情。

随之，“爱屋及乌”，亲近香港也成了顺理成章。香港的百年沧桑堪称“冒险家乐园”的精华版，若真正容纳香港的繁荣史，需要一部厚厚大书。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认为，成为世界名城，应具备三特质——精神、政治、经济。香港的殖民史经历，决定了其精神根系是漂浮的，但它的经济作用却如巨大的魔术杠杆，足以撬动东西，辐射全球。香港城市功能运转之安全、繁忙、秩序，也是有口皆碑，具有典范意义：它以法治为根本，所以安全；它视效率为命脉，所以繁忙；它认和谐为归宗，所以秩序。这就是为什么香港这个位于维多利亚港湾的“弹丸之地”，至今仍让世界不敢小视的根由。

一个周末的清晨，波带我出门，换了两次巴士，风尘仆仆赶到大屿山的灵隐寺吃素斋，与众僧虔诚请教，傍晚方归。这种乐此不疲的往返，曾填满了她许多的周末日子。我想象，这大概就属于波在香港的“风花雪月”了。波却说那不过是让自己远离浮躁、融入静乡的一种方式。但节假日里，朋友们在一起聚餐，看电影、听音乐、观话剧，跳交谊舞或“卡拉ok”一把，也是常有的。波老家在北京石景山区，典型的“北京大妞”神经大条，在香港说粤语，离开香港便是一口京片子，移居香港近20年，早已入乡随俗，敛声静气。她在一家“朝九晚五”的公司当文员，每天6点半起床，洗漱简妆，熨烫衣物，收拾房间，7点半准时离家，雷打不动。起初我不明白，公司距家只有5站路，何至于如此早早，匆匆？后来知道，她8点到公司，用10分钟吃早餐，然后打扫房间，记录、归纳、整理晚间收到的各种传真、快递，分门别类摆在老总案头，算是一天工作的开始，且十五年如一日，从未请过一天假。我惊呼你比劳模还劳模啊，波却嫌我少见多怪，在香港，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于是在我眼里，勤勉、敬业的波几乎就是新一代港人的缩影。不过，波也时有“无知”的表现。相识初期，波对香港“回归”的意义全无心得，总觉得那么宏大的事，轮不到她来考虑，她做好自己的事就是了。波喜欢粤菜的精致，晚茶的氛围，挑剔内地北方的大盘鸡、大碗肉、大杯酒的粗制滥造。有时候聊天，波会下意识脱口而出，“你们国内”如何如何，我听着不是滋味，问她，香港难道不是国内？她一愣，说香港是特区呀。我说香港再是特区，也是“中国香港”，中国“特区”啊！波眨巴眨巴眼睛，不好意思地点头，说这么复杂，搞不明白。有趣的是，波对于“国家大事”常常一脸茫然，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更是闻所未闻，其缺乏政治常识的“小儿科”水平每每让我哭笑不得。比如，她不懂得何为人大、政协，不清楚“一把手”是什么官，奇怪内地城市的最高长官何以不是市长而是书记？却对港台巨商的发迹秘史，明星的八卦新闻如数家珍。面对美国金融海啸的危机不断加剧，波先是担忧，后来说自己已经不担心这些了，外面海啸再厉害，有中央扶助，香港的脚跟就可以稳稳当当，不会跌倒。以前夏季来临，香港屡屡受到八级以上的“风球”袭扰，令人惊恐不安，“回归”后，“风球”依旧会有，却总是沿着维多利亚港湾擦身而过，咆哮着转向其他沿海城市，香港竟然成了安全的避风港，她觉得蹊跷，又开心。我半信半疑，但还是认同波的结论：“回归”多好，瞧，老天爷也在护佑香港呢！

波不久迁居内地，扎根天津，迄今已有11载。她先在外企打工，同时考下了从事保险业务的资格证书，又在无锡某酒店当经理，在上海某公司做管理，在北京搞过直销，风尘仆仆，拳打脚踢，忙如旋风，这种打拼状态把女友们过去的担忧、忠告一一坐实。此情此景，总使我生出似曾相识的恍惚。我为此愧疚不已，波却从无抱怨，说先生和乔乔在，家园就在。她还引用苏东坡“此心安处是吾家”的句子，对内地乃至中国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她说她喜欢天津，相互依存，感恩生活。说这话时，她的笑容质朴，真诚，知足，竟使我受宠若惊。

生命谣曲

公元2008年5月12日，我正在西安参加一个期刊会议。

一早，按照日程，主办者安排与会人员驱车去乾陵参观。下午两点多，我们从十五米深处的“太子墓”拾级而上，回到出口，沿一条宽阔平坦的石砖路朝数百米远的“公主墓”方向走去。在刺眼的阳光里我们边走边聊，忽觉地面似在痉挛，脚跟有些踉跄，有人喊地震了！大地果然有如巨大的摇篮，我们的身子也随之颠簸起伏，这种状态持续大约一分钟，同行的两位高校女教师惊慌失措，竟紧紧搂抱一起，像是遇到了世界末日。

大地不再晃动，一切回到沉静。依然天空湛蓝，大地青翠，阳光灿烂。大家三三两两地议论着刚才的震感，话语轻松，并没有觉得问题有多严重。然后按照既定安排，我们来到“公主墓”入口处。年轻的女讲解员提示大家，这个墓穴比刚才去过的“太子墓”还要深，还要大，大家自己选择，继续参观的，请跟我走。毕竟刚刚经历了明显震感，多数人面面相觑，只有五位“勇敢者”作不在乎状，尾随着讲解员次第沿阶而下，钻进幽暗的墓穴深处，围着那个沉睡千年的棺椁细细观察。这其中就有我。

从“公主墓”出来，已有人接到手机短信，说震中在四川的一个叫做“汶川”的地方。大家纷纷猜测那里的受损程度。一位蹒跚老者自言自语念叨着，应该给儿女们打个电话，报报平安。我的心抽搐了一下。隐约间，仿佛有谣曲在耳边出现。我想起了襁褓中的小女儿乔乔。此刻，整个世界在她的意识里混沌如初。她还没有语言表达能力，更不可能懂得，此时远在西安的老爸的一路平安对她意味着什么。而只有我明白，刚才我之所以深入墓穴，多少有些虚荣和逞强，这样做，对乔乔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吗？我感到了内心的疚痛和煎熬。

记得会议期间，与会者闲聊起各自的家庭，有人问起我的孩子，我说，可不比你们轻松，我的孩子还小。对方打量着我问，儿子吗，在读小学？我说是女儿，刚刚四个月，不好意思。众讶然，一连嗬嗬，不简单，女儿孝顺，老来有福！我却听着不入耳。胡适在自己有了一个儿子后，曾著文谈到：“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曾得到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条命。况且我们也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的事。我决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他。”据此，他主张，父母不要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更“不要把自己看做一种‘放高利贷’的债主”。胡文写于上个世纪初，百年过后，今人在伦理哲学层面却并没有太多超越性的进步。

与许多偶然或疏忽的情形不同，我家乔乔的呱呱坠地是一群亲人刻意为之的结果。出于诸多原因，我和波艰难地策划了这个生育事件。我们以年近半百的身体劣势，并没有经过乔乔的允许，强行让孩子付出有可能先天体弱的代价，把她带到这个人满为患、变数莫测的世界，不管出于何种冠冕堂皇的考虑，都属于自私行为。乔乔就这么别无选择地有了我这个名副其实的“老爸”。她将经历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将和同龄孩子一起玩耍，一起读书，一起长大，当同龄小伙伴们的父母亲还处在盛年，她的父母双亲却已进入黄昏老境。她的笑容将不再单纯，她的心智会提前成熟，她将用稚嫩肩膀过早地负重跋涉。

回到天津，我常常抱着乔乔站在窗边，望着街头熙熙攘攘的车辆和人群，轻轻哼着自编的谣曲。乔乔在我怀里睁大羔羊般的亮晶晶眸子，惊奇地注视我，使我隐隐不安。我问乔乔，你是不是疑惑，我真的是你的老爸？乔乔的眼睛睁得更圆了，好像什么事都懂。有时候我在想，只要乔乔能一天天健康成长，幸与不幸，都不重要了。

乔乔在一天天成长，而远在洛杉矶的杉杉早已长大成人。

忘不了几年前的一个早上，睡梦中的我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了。我懵懂着爬起来，听见杉杉告诉我，她和妈妈已正式拥有了美国公民身份，刚刚参加入籍仪式回来。杉杉说得很随便，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一阵哑然。我很想问，既然你已经拿到了绿卡，何必要急着入人家美国籍呢？嘴上却嗫嚅道，好啊，好啊……便撂下了电话。杉杉从此以后名实相符地不再是一个中国女孩了。我自信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至上”主义者，选择做哪国人终归是女儿的权利，可作为她的父亲，我实在无法超然地对待这个问题。

杉杉不在身边的岁月，最让我牵肠挂肚的就是她的学业。杉杉不是个“乖乖女”，从小就很有个性和主意，这让我喜忧参半。她10岁半移居美国读小学，我认为是个失误。那时候人们把美国想成了天堂，小学教育自然也是世界一流，还哀叹孩子在中国只有“法西斯般”的学习而没有花季童年。我清楚记得，在洛杉矶机场的接机口，萍子泪流满面地捧着杉杉的小脸蛋亲个不停，并说她已经为孩子联系了一所小学，还声讨国内的“填鸭式”应试教育简直就是摧残儿童，孩子被无用的功课压得喘不过气，个性呆板，创造力萎缩，少年老成，即使考了高分也出息不大。我被说动了。我的认同源于我对杉杉的信任。说起来难以置信，那次我能够正常出美国海关还多亏了杉杉。记得飞机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时正是中午。当我们推着行李车出关时却遇到了一次“下马威”，一位高大硕胸的黑人女关员忽然把我拦住，嘀哩嘟噜说了一串英语，我哪里听得懂，看我愣住，她开始摇头，表情更加严肃，场面有些僵持。我忘记了杉杉的存在，这个小小的“救兵”拉一下我的手，踮起脚尖仰着小脸悄悄说：“爸爸，她让你出示一下我妈妈的工作证明！”我赶忙从随身包里找出萍子的美国公司名片，女黑人关员接过来看罢一笑，露出雪白牙齿，然后弯下胖身子，伸出厚嘴唇亲吻了一下杉杉稚嫩的小脸蛋。在场的“老外”们也纷纷发出称赞声。我无意中了解了女儿的英语水准，也更加相信即使与土生土长的美国孩子相比，杉杉肯定不会比任何人差。

杉杉一接触美国小学，就再也不愿意回国了。每日她的学校放学之早，作业之少，简直有些离谱，在一个不看重分数、缺乏学习动力的环境，杉杉也逐渐失去对学习成绩的高标准严要求。上了大学，杉杉边打工边读书，我行我素，逍遥自在。在美国其实也有大学生主动给自己加压，用三年时间读完四年的学分，杉杉却相反，四年课程打算用五年、六年时间完成，理由很简单，学习不能耽误挣钱，不能降低生活开销。平时她热衷于同学的生日聚会，异性朋友渐多，回家没准点儿，甚至偶有夜不归宿。萍子在电话中抱怨孩子难管，我说事已至此，请务必管住杉杉两点：一是千万不能沾染毒品；二是不要成为未婚妈妈。我说这已经是底线了，其他的，让孩子好自为之吧。我的牵挂鞭长莫及，期望值已趋于零，我想杉杉在美国活得健康，尊严，快乐，就可以了。让我大跌眼镜的是，曾几何时杉杉居然化蛹为蝶，完成了人生的神奇蜕变。她用漫长的时间读完大学之后，接着考取了北大光华学院国际EMBA学位。毕业回到美国，正赶上“摩根士丹利”公司在加州招聘，应聘者达4000余人却只取两名，经过笔试面试的层层筛选，杉杉杀出重围，脱颖而出。“摩根士丹利”在美国财经界有“大摩”之称，金融服务实力首屈一指，全球领先，她的聘用在朋友圈里一时传为佳话。与此同时，杉杉也解决了婚姻大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成了北京“媳妇”。我进京参加她的婚礼，目睹新娘新郎大秀恩爱，那一幕，永远温暖着我日渐衰老的记忆。

清夜扪心，我何德何能，竟能得到命运的如此眷顾？

人类身居其间的这个蓝色星球正在变小，可以接纳任何的聚散离合，世事沧桑，生命谣曲，人间大剧。是的，活在潮落潮起的当世，没有什么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