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18年第6期|詹文格:谁来拯救中医
来源:《北京文学》2018年第6期 | 詹文格 2018年05月21日08:19
作者简介
詹文格,男,江西修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二级。有作品在《小说选刊》《散文选刊》《儿童文学选刊》《天涯》《山花》《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清明》《西部》《长城》《美文》《朔方》《作品》《湖南文学》《福建文学》《天津文学》《广西文学》《山东文学》《黄河文学》《北方文学》《创作与评论》《延河》《鸭绿江》《草原》《青年作家》《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学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发表或转载。
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铁军本色》《邓植仪:泥土上的歌者》《激光先驱邓锡铭》;小说集《谁在城里种玉米》;散文集《踏雪无痕》《安魂帖》。先后获“恒光杯”全国公安文学奖;第二十四届孙犁散文奖;2017年《小说选刊》“善德武陵”杯全国微小说精品奖。散文作品入年度选本和新课标初中语文辅导教材以及多省市高考模拟试卷。
现实中国 / 报告文学
中医是中国的独创智慧,第五大发明,属于独树一帜的医学。中国是中药大国,是中药的发源地,但是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到现在中国的中药在国际市场上只占3%~5%的份额——是我们中国人不行,还是中医药不行?当代社会,中医既遭过各种争议和排斥,也有令人振奋的复兴和进步,可它发展至今到底是什么现状,遇到怎样的瓶颈?它的未来又在哪里?
一、国医的源头
国学五术,医有其名,中医是活着的历史,纵观三千年史籍,无不有医之记载。在辽阔的世界版图上,曾出现过比肩而立的四大古医学,其中古埃及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这三个都早已轰然倒下,或消亡,或中断,或变异。只有从野草里萌生的中医,穿越无数灾荒、战乱、瘟疫,在改朝换代的风暴中,顽强地存活下来,成为唯一没有中断的幸存者。
什么叫中医?其实中医并非古老的称谓,而是一个新生的名词,它正式出现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便于区别,称中国医学为中医,显然这是相对于西医而言的定义。一直以来我们对于中医似乎都很了解,其实我们了解的只是一些皮毛。拥有三千多年历史记录的中医,犹如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面对这棵古树谁也说不清它经历过多少风雨,萌生过多少枝叶,延伸了多少根系,播撒了多少种子。
在中医药的浩荡长河中,短暂的个体生命只是匆匆过客,仅凭一己喜好,甚至道听途说,就对中医妄下断言,那无异于盲人摸象、坐井观天,出现指鹿为马、一叶障目的错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医是国医的代名词,广义上的中医包含汉医、蒙医、藏医、维医、苗医、壮医、傣医、瑶医,甚至僧医。
中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萌芽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就已基本成形,之后历代医家不断总结、丰富与发展,使中医理论得到了补充、修正和完善。中医既是传统文化的代表,又归属于哲学范畴。在古时,中医郎中与私塾先生同属乡村精英阶层,传承诗书礼义,尊称为先生。良相与良医乃儒家文化主流,所以古人行孝,先通医理,孝道包含医道,医道离不开孝道。
从对外传播来看,中医药是丝绸之路上的纽带,当时走出国门的不仅有茶叶、丝绸、瓷器,还有中药材、滋补品、保健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远嫁波斯帝国的元朝阔阔真公主,将阿胶带到了遥远的意大利。《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载,当时大量中药材被商人运往亚丁湾,再转运到北非等地。
中医药如一股源头活水,对汉字文化圈以及周边国家的影响尤其深远,如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医学。从诊疗方式、治病理念,到方剂应用,与中医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公元1至5世纪,中国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国家,7至8世纪再从阿拉伯传往欧洲。宋代中国的成药业已经相当发达,日本木下正道来宋学习解毒丸的制作方法。1078年,朝鲜国王徽患病,派使臣到中国求医,朝廷派医官前往,同时带去百余种中药。回眸历史,中医药无疑是很早传递到境外的中国元素,只可惜后续没有跟上。
一个多世纪前,中西医两个并无交集的医学体系结束了独立运行的状态,在西方传教士的推动下,从澳门、广州、天津等沿海城市进入中国。谁也没料到,当初一粒微弱的星火,日后会成为燎原神州的烈焰。从此中医、西医分野成两大阵营,成为中国患者的两大选择,出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医疗现象。
两种体系,两个流派,免不了产生分歧。主管部门希望通过兼容并蓄,中西并举,融合为新一代整合医学。可是中西医纷争由来已久,在捍卫传统的老中医眼里,对于整合医学这类论断不敢苟同。他们大多出自中医世家,一直以来坚持望闻问切的真理,把守护中医的纯正血统视为己任。他们身上有着老夫子式的清高与洁癖,他们认为中医是中国的独创智慧,是第五大发明,属于独树一帜的医学。中医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中医胸有宇宙,西医目无全人,凭什么要让中医去做西医的“洋奴”?
正如钱学森所言:“人体科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从诊疗方法来说,中西医确实存在明显差异,核心是中西方文明的不同起源。一位海归医学博士在接受我的访谈时说: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想让中医西医完全融为一体,那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就像中医是个男人,你非要逼男人生孩子,有可能吗?
近百年来,当西医成为主流医学后,中医屡遭质疑与诟病。回想中医药之路,犹如一叶从远古河流中漂来的扁舟,始终出没在风波里。从北洋政府禁止大学开设中医课,到民国政府废除旧医案,再到1953年后限制中医带徒、中医课程西医化,有几次差一点给中医带来灭顶之灾。“文革”时期,中医教学更是被彻底破坏,就连一些中药方剂也当成扫除的封建糟粕,被改名换姓。把四君子汤改为“四味汤”,白虎汤改为“石膏知母汤”,大青汤改为“解表除烦汤”,金水六君子汤改为“金水六味煎”,别以为改名是件小事,它给中医药教学、科研与临床带来混乱。然而隔海相望的日本,对中医古方却有很好的继承,他们吸取汉方药的精华,提高制药工艺,从不随意改变方剂名称,比如白虎汤,日本一直沿用至今。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开始花大力气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并以此为基础开发了几百个药方。有一家制药厂2001年向美国申请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专利,明确对以芍药为活性成分的包括加味逍遥散、当归芍药汤、芍药甘草汤、桂枝茯苓丸四个复方进行保护。日本在中药六神丸的基础上研发出“救心丸”,年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据初步统计,我国已有900多种中草药项目被日本、韩国的药企抢先在海外申请了专利。如我国特有的珍稀树种银杏,其叶子也被国外药企研制出防治心血管疾病的高端药物,在全球获取高额利润,而我们一直廉价地出售银杏叶。
当中医在国内被质疑时,汉方医药在日本、韩国却突飞猛进。中西医之争是一场严重的内耗,中西结合只是一种远景式愿望,不说二者的矛盾,就算中医同意与西医结合,西医也未必在乎。比如手术、ICU病房,哪里有中医的份儿?骄横傲慢,目空一切的西医,恨不得灭掉碍手碍脚的中医。
当然医疗界也有清醒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各种医学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唯有中医药具备完整的理论基础与临床体系,历经风雨不倒。即使在西医占主导地位的当下,中医药依然以其显著疗效和独特魅力,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掀起了经久不息的“中医热”。
医学界已经公认,在治疗某种疾病时,中医学已走在了现代医学的前列。比如,对于顽固性腹泻,西医一直没有什么有效手段,直至近几年在国外兴起的用肠菌移植治疗法,这才明显提升疗效。而几千年前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肘后方》,甚至更早时期即有记载“口服胎粪”的医案。这种看似荒诞的疗法,原来包含深刻的道理。现代医学认为,人的生命力中午12点最强,夜里12点最弱,这一点中医的“子午流注”早有阐述。经常值夜班的医生都有深刻印象,半夜去世的病人最多。还比如西医急腹症手术能解决急症救人性命,但术后肠胀是又一个棘手的难题,严重时会影响手术效果。对于这种症状很多药物都无法控制,但利用中医针灸却十分灵验。
当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美国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来华打前站,从香港经罗湖边境进入中国,由广州乘慢车抵达北京。由于旅途劳顿和情绪波动,突发阑尾炎,送往中国最著名的,也是专门给外宾开放的协和医院手术。当时协和医院刚改名为“反帝医院”,赖斯顿进入医院看到头顶的墙上贴着用中英文书写的大幅标语:“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那一刻,赖斯顿非常恐惧,害怕自己走不出这家医院。可令他意外的是,中国的医护人员非常友好,由周恩来总理的保健医生,后任北京医院名誉院长的吴蔚然教授负责手术。手术虽然很成功,但术后出现肠胀,赖斯顿非常痛苦,用药根本没有作用。当时中国正处于针刺麻醉热,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中国医生成功发明了针刺麻醉手术”。于是中国医生询问赖斯顿,术后腹胀痛是麻醉副作用引起的,愿不愿意接受针灸治疗?赖斯顿作为一个知名记者,号称为了得到好新闻敢于尝试一切风险,于是他欣然接受。当时医院派了一名叫李占元的年轻医生,来到病房进行针灸。李医生在赖斯顿的双膝下扎了两针,肘部也扎了两针。赖斯顿描述医生用廉价雪茄烟一样的东西(艾条),点燃后向他腹部熏烤,当时他很担心,这么复杂的方法是否会造成过度治疗。大约二十分钟后,疼痛已经消失,并且之后再没有疼过。
这位崇尚西医的美国记者颇感惊奇,回国后写了一篇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我在北京的手术》的报道,197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介绍中国针灸的神奇,一时间反响极大。正是这篇报道的作用,使针灸直接进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迅速得到推广和传播。
中医在关键时刻总是出其不意。某年在国外的一场宴会上,一位体弱的妇人突然晕厥倒地,不省人事,情况危急。当时有不少大夫在场,一边紧急施救,一边拨打急救电话。由于宴会在偏僻的农庄,急救车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大家乱成了一锅粥,医生反复做着心肺复苏,可就是没一点回缓的迹象。正当大伙束手无策时,一位仙风道骨的中国老人,从人堆里冒了出来,只见他从口袋内摸出两根雪亮的银针,准确地扎向人中、谷合、神门、三阴交、太冲等穴位,不一会儿,昏迷的妇人开始四肢抽动,然后打了一个很长的哈欠,醒了。在场的那些名流政要全都目瞪口呆。他们百思不解,怀疑这不是中医针灸,而是中国巫术……
2003年4月,SARS疫情在广州和香港地区开始出现,随后迅速蔓延。国医大师邓铁涛团队在广州采取了中医介入治疗,疗效非常明显。到5月中旬,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的50多位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而以另一名西医专家为团队,接受西医治疗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71名病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仅一例死亡。接受中医介入治疗的“非典”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纯西医治疗的病人由于大剂量使用激素,虽然挽救了生命,但患者由此出现的肺部纤维化、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膝关节坏死,几乎全都落下了不可逆转的后遗症。瘫痪、坐轮椅,成了“非典”幸存者的真实写照。
中医是经验医学,西医是实验医学,中医的神秘性就在于无法用科学方法去解释。中医讲究气,而气属于非物质形态,在医学解剖中是见不到的东西。正因为见不到实物,所以中医至今屡遭质疑。
从烈火中诞生的China成了中国的代名词,那是瓷器的荣耀;而中医成为巫医的替身却是一种蒙羞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高层的重视下,中医的生存环境逐渐得到了改善,但中医遭受质疑的现状仍然没有消失。有一段时间中医几乎成了一块遭人攻击的靶子,被科学包装的子弹遍体洞穿。大多数人认为,西医才是医疗的希望,才是先进科学的代表,把中医视为僵化、落后、保守的象征。见到须发斑白的老中医,就想起清朝的遗老,连他们的医学术语也显得老气横秋。
2015年有一则医疗新闻备受关注,一名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俄罗斯男子,愿意接受全球首例换头手术。对于这场堪称医学革命的手术,绝大多数人都是钦佩与赞赏。无论头颅的来源在哪儿,对伦理道德有无挑战,这种神话般的高难度手术,不管后续问题怎样,都将给未来医学带来巨大福音,为人类延长生命带来希望。
很多人都这么认为,这些年医疗的光环全都闪烁在同一个方向,层出不穷的新发明新技术几乎全都指向西医,中西医之间的技术差距已经遥隔星河。
中医经历磨难,从1923年国民政府通过“取缔中医实施细则”,到1925年国民政府颁布“禁止中医进大学”的法令,中医遭受诋毁非一两天的事情。如今回头审视这场口水大战,其结果并没有让医学受益,留下的只有忧伤和阴影,记住的是贬损与攻击。中西医之争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无论对中医,还是西医都得不偿失,毫无益处,可惜至今还有那么多人不能醒悟。
二、我们正在见证中医药的消亡
我们正在见证中医药的消亡!这话乍一听,真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当前中医药的国际合作不断深入,特别是近年来对于中医药来说更是浓墨重彩、硕果累累。从中央到地方,各种高规格的中医药会议让世界聆听到了中医药的声音,中医药成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成为中西文明对话的窗口。这个时候说中医药正在消亡,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可是医学关乎民众健康,不遮掩,不隐瞒,勇于提出问题,切中要害,将有利中医药的健康发展。
2017年初,新闻媒体公布了2016年中医药十大新闻事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古老的中医药开启了有法可依的新征程;二是里约奥运会美国泳坛名将菲尔普斯身上的“拔罐印记”引爆全球中医热;三是78个国家240多所孔子学院开设中医课程;四是首次表彰中医药名师,海外中药师职称首获认证;五是人工麝香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陈竺等获“欧尼斯特博特勒奖”;六是“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首设中医药分论坛:七是复方丹参滴丸完成FDAⅢ期试验,同仁堂发力海外中医药市场;八是美国加州恢复中医针灸医疗保健费用支付;九是中药编码系统4项国际标准获ISO投票通过;十是英国测试用中草药替代抗生素。
对于中医药来说,十大新闻事件每一件都令人振奋,应该说中医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无论从立法保护,还是海外推广都在稳步推进。但是中医药振兴之路还任重道远,中医药产业发展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从上到下的管理环节、流通渠道、产学研一体化,许多问题和困惑都亟待解决。特别是一些制约中医药发展的瓶颈需要突破,关乎传统医药存亡的紧迫问题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为此只有深入事物的本质,倾听不同的声音,才能看清中医药的深层问题。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部创始人、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之子张晓彤先生率先发声。他指出,我们正在见证中医药的消亡!一名中医界资深人士,他指出的问题不会是空穴来风。对我国现代中医来说,崔月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是现代中医的基石。在系列纪录片“纪录中医”第一季《千年国医》的拍摄过程中,张晓彤先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的观点:“现在中草药存在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管理的西化和监管的西化。中草药是以药性之偏纠正人体之偏,用的是药的什么?用药物的四气五味,温凉寒热、酸苦甘辛咸、升降沉浮来调整人体的不平衡,而不是用它的化学成分。现在一上手就要讲中药的有效成分,连药典都在写西方所谓的有效成分。能荒谬到什么程度呢?人参叶子所含的人参皂甙,比人参还多。那意思就是以后生病只吃叶子,别吃人参了!人参的叶子能有人参的疗效吗?那不可能。”
当年山东老中医,国医大师张灿玾给张晓彤讲过一个故事。他学医初期用经典方的时候,认为浮小麦没有用,什么是浮小麦?其实就是浮在水面的瘪麦子。那跟面包的成分有差异吗?比面包多一点麸子罢了,就是咱们现在所谓的全麦面包,所以他就自作聪明把这个方子里的浮小麦给删了。结果这个方子开出去无效!后来把浮小麦加上,效如桴鼓!他惊呆了,这是为什么?浮小麦有效成分跟面包一样,你啃两口馒头是不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明显解决不了。用浮小麦这味药,用的是它的升浮之气,用现代科学能解释得通吗?但在临床实践中就是这样。
所以你用管理西医西药的理念去管理中医中药一定出问题,你不尊重药物的四气五味,这是中药现在发展遇到的最大障碍。
张晓彤发问:“是我们中国人不行,还是中医药不行?”
在宋代有一个太平惠民和剂局,就是当时的“药监局”。他们编了一本书叫《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本书收集了几百个方子,这几百个方子都是民间流传的,然后通过他们检验认定,哪个方子有效,再把它编进书里头。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编写,是全世界首部由官方主持编撰的成药标准。全书共10卷,附指南总论3卷。分伤风、伤寒、一切气、痰饮、诸虚等14门,载方788首。所收方剂均是汉医中药方剂,记述了其主治、配伍及具体修制法,是一部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临床方书。
经验之书,生命力是长久的。书中许多方剂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如至宝丹、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紫雪丹、四物汤、逍遥散等。现在这本书里的方子仍是好方子。书里第一个方叫“局方至宝”,后来改叫至宝丹,很多老中医配了这个药,挽救了不少危重病人。有时看着人不行了,只要喂服3粒至宝丹下去,这人就救回来了,后人受益至今。
中国是中药的发源地,但是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到现在我们中药在国际市场上只占3%~5%的份额,很丢人!是我们中国人不行,还是中医药不行?都不是,是政策出了问题,现行的政策把我们自己的手脚全捆住了。
从1853年到今天,西医在临床上应用过多少种西药?用过七千多种,而现在临床上还在用的不到一千种。其他六千多种哪儿去了?因毒副作用、抗药性等原因淘汰掉了,所以西方这套审查、实验、推广药物的系统不成功。现在开始限用抗生素,减少静脉输液,都是在纠正错误。
对于中医药的担忧远不止张晓彤一人。几年前《新民周刊》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医将亡于中药》的报道,中药的质量问题并非单一环节,而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全线失守。
在众生奔跑、速度至上的年代,很多患者都认为中医是慢郎中,除了安慰性治疗疑难杂症,或者调理一下亚健康状态,平时极少去看中医。别说危重急症,就连伤风感冒也不找中医。西药输液见效快,有些患者甚至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医越来越无效!
那么老中医和老专家又如何看待呢?他们谈论起来显得痛心疾首。如果说中医无效,关键是中药无效。化肥、农药、激素、重金属超标,加工环节掺杂使假,染色增重,道地药材异地种植。从业者都知道,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道地药材重在产地。从药农到药商,普遍急功近利,中药行业已突破了良心药材的最后一道防线,令开方治病的中医徒唤奈何!
然而,面对这种说法,药农和药材经营者大喊冤屈,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医普遍医术不精,既没有传承,又没有创新,庸医无能治病,却把责任推给中药,这是恶意中伤,抹黑中药……
在全国最大的药材种植基地安徽亳州,我调查了几十户药材种植大户,关于种植环节的问题,他们的态度非常坦诚。面对提问,毫不忌讳。药农告诉我,现在没有不施化肥农药的药材,连摆上餐桌的瓜果蔬菜、五谷杂粮都免不了,何况药材?不过不再使用高残留的剧毒农药。
长白山下的抚松县万良镇是我国最大的人参交易市场,10月初,我如期到达万良。正是采收人参的旺季,市场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忙。刚采挖出来的人参堆成了无数座小山,人参在这里脱下了华贵的外衣,以斤论价,整车交易,人参成了寻常烂贱之物。
为了摸清人参种植情况,我依靠出租车、三轮车司机的指引,经过三四次转道,才进入种植基地。一路走来,耳闻目睹,发现人参背后同样问题重重,市场上打着仿野生十年林下参的招牌,实际上绝大部分是规模化种植的园参。下激素、施化肥,喷农药,为的就是让人参速生速长。
听当地一些老人讲述,他们早年采挖人参是多么神圣的事情,现在如此轻而易举地获得人参,简直不配称作人参。那是一个毒蛇猛兽出没的年代,千辛万苦地寻找,如果在深山老林偶遇一株人参,他们会有跪地膜拜的冲动。这种滋补的仙草,来之不易,人参之上,毒蛇盘踞,虽然那是童话《人参王国》中的传说,但是一株野生人参成长的过程确实存在着某种异象。采天地精华而生的人参,它的周围连草木都会稀疏萎缩,因为地下的养分全都供给了这株王者之尊的人参。
野生人参绝迹之后,只能人工种植,人工种植其实也没啥问题,按生长规律,人参种植后一般要五六年才能采挖,可是现在等不到两三年就挖了,对外号称十年人参。有一位管市场的保安悄悄地跟我说,地上那些萝卜一样胖乎乎的人参,千万别买,看你从南方大老远跑来,花钱买这样的玩意儿,等于回去喝化肥农药汤。
面对这样的提醒,我一脸茫然。谁知道每年有多少这样的人参通过处理包装,上色打硫,运到南方,价格要翻好几倍。望着包装上十年野山参的字样,顿感心头发凉。一无所知的消费者,把这样的人参当成名贵补品,最多能获得一种心理安慰。除了人参,还有冬虫夏草、鹿茸、灵芝、铁皮石斛、玛卡等,都存在相似的质量问题。有时候即使药材种植安全,加工环节也会出现问题,特别是中药传统炮制技术人才青黄不接,严重断层,再加上粗制滥造、急功近利的思想盛行,使一些中药材失去药性,开出的方子自然没有疗效。
有一位已经改行的药商,曾经营过十五年药材,他说自己改行完全是良心发现。感觉那些花大价钱买名贵药材,滋补身体的消费者太可怜了。隔行如隔山的消费者根本无法识破坑蒙拐骗的伎俩,每年按时进补,十分虔诚。谁知补品成了谎言,吃进去毫无效果,甚至还起反作用,花出去的钱打了水漂。
2016年12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出版,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是一次拯救中医药的国家行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再次强调:“中医有可能毁在中药上这句话确实不是危言耸听。”作为国家中医药主管部门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新闻发布会上毫不回避地指出这一问题,表明管理者对中药质量的深深忧虑。
这些年,大量的中药材在出口检测中发现二氧化硫以及铅、镉、砷、汞等重金属含量超标,最后这些“病药”都被国外采购商挡在国门之外。
出口药材尚有严格的检测机制,而老百姓服用的中药会有如此严密的监管吗?恐怕大部分患者都是懵懂无知,听天由命。即使有了问题,大多数人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只能用那句古话来安慰自己:药能医病,不能医命。怪不得有人说,中医老了,中药病了。治病救人的药如果真的“病”了,那病人还有救吗?
中药材质量直线下降,纯正药材资源日渐枯竭,假药劣药横行市场,我国中药行业正面临巨大的诚信危机。有一家知名药业公司的负责人说:中药针剂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出在原料上。业内人士都知道,现在一流药材出口,二流药材进大医院,那些不合格的,劣质的三流药材甚至药渣子销往了偏远农村和批发市场,做成了五花八门的中成药。
同样令人揪心的还有膏方进补大行其道,中药材质量却一地鸡毛,让人连声叹息。有些药外形看上去没有异样,可是这药其实已经化骨销魂,通过先进的中药萃取,成为提走了精华的“药渣”。
我对广东省立法保护的8种岭南道地药材作了实地调查,发现广陈皮、化橘红这类药材因产量少、价格高,市场上的假冒品随处可见。特别是原产地新会的广陈皮,不仅广州、东莞、深圳存在大批的铁杆拥趸,而且还要满足港澳供货、京沪老板收藏。每年上市的陈皮数量有限,供求存在缺口,可是不少的药材市场,随处可见出售新会陈皮的摊档,那里不仅货源充足,而且价格极低,低到只有新会陈皮成本价的一半。便宜没好货!新会陈皮协会会长告诉我,从价格上就可以断定,那些陈皮全是假冒货。
还有治疗咳嗽的枇杷叶,同样乱象丛生。按照传统的制药方法,今年用的枇杷叶必须是去年从树上摘下来的老叶,树龄至少三年以上。第一道工序是用鬃刷把枇杷叶背面的茸毛刷除干净,放在竹垫上晾到八九成干,以一公斤为单位,一叶一叶码好用绳子捆扎起来,再立起让它彻底干燥。入药时拿出来,用药刀切成0.5厘米宽的丝,锅内加炼熟的蜂蜜和适量开水,放入切好的枇杷叶拌匀,用文火炒到叶子既能均匀地沾上蜂蜜,又不黏手,取出放凉即可。
现在的农民又是怎样采集落叶的呢?他们直接用一根金属杆,或者竹制的长签扎地上的落叶,管它老叶、新叶、烂叶、脏叶,一串一串地扎起来。很多叶子沤在泥土里已经腐烂,日晒雨淋,反复浸泡,这样的枇杷叶哪还有药效?更惨的是采回去既不清洗,也不去毛,晒干一扎。炮制的时候,甚至连绳子都不解,蜜炙就更不用提了,直接往提取罐里倒。
据《本草纲目》记载,枇杷叶的茸毛必须修治,如果没有刷干净,则会入肺引起咳嗽,看似小事,但止咳药加工不当,将引起更严重的咳嗽。现在人工成本不断上涨,请来最熟练的工人一天八小时不停地刷,也只能刷出十几斤叶子,面对堆积如山的枇杷叶,药商根本耗不起这个时间,更不会花这样的人力和财力。
枇杷露只不过是当今中药乱象中的冰山一角,连价格昂贵的冬虫夏草、石斛、人参、鹿茸照样伪品成灾。药材随处都是猫腻,每个环节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黑幕,而且这些黑幕还极难了解。比如增重药材的“重金粉”,我跑了数十家药材市场,至今也没有弄清是个啥玩意儿。
试读结束……
创作谈
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医?
詹文格
中医药这个选题是2016年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扶持项目,当初很多人都不理解,问我怎么会选择一个如此复杂而专业的题材来写,甚至还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儿。
中医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中医学不像西方医学,只作为单纯的医疗科学来看待,中医学包含了哲学、人体学、环境学、天文学、气象学、矿物学、植物学,以及重要的人文学,甚至中医还会考虑人的灵魂、心情、伦理等等。因此,要想认识中医就得了解中国哲学,否则就难以理解、相信、享受中国医学。
2016年夏天,我开始了田野调查,当火车呼啸着往北而去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对一个已是天命之年的无名作者来说,挑战一个如此体量巨大的选题,真有点自不量力。贯穿华夏五千年文明的中医药文化,盘根错节,就如难以逾越珠峰,我审视自己单薄的身体、贫乏的经验,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不知该怎样去穿越这条漫漫长路。
八月的天空,万里无云,我身背行囊,头顶烈日,向远方进发。面对辽阔的世界,渺小的我就如一粒微尘,飘落大地,听不到半点回声。作为一个外行,我对这个选题充满了敬畏和惶恐,在最难的时候幸亏有杨晓升、陈梦生、吴焕林、刘小斌等诸位老师的帮助,使我能用真诚的写作姿态去对待创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在半年多采访过程中,我穿越几十个省市,深入田间地头、中药材市场,了解中药材种植、加工、储存、销售等情况,了解中医药大学教学科研情况,了解中医院、中医科研部门的发展情况,了解民间中医、祖传中医的生存状况……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在日积月累的行走中慢慢建立了信心,实践证明,深入基层,扎根人民,不仅可以吸收养分,激活思维,而且能使日见苍白的想象接通地气,获取更多的创作素材,去展示中华文明的精髓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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