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毫无疑问的事情是，即便我们能够从并不漫长的生命中提纯出一种理念性或闪耀着某些总体性色彩的“现实”，这一“现实”也是首先根植于无数日常生活的经验细节片段。正如此刻，当我站在蛋糕店排队付费的行列之中，我感到自己如同一座巨大的感受器，有不可胜数的信息正如陨石一般迎面撞上我肉身感官或情绪结构的触角：奶油与酵母的香气、空调暖风同密集肉体相互催发的颓靡的热力、幼童的叫嚷及母亲的呵斥、玻璃橱窗外一只堂吉诃德式的苍蝇正一次次试图冲向那近在眼前的“奶与蜜之地”……在我身前排着一对年轻的情侣，女孩不时伏在男友耳边低语几句，随即掩嘴轻轻一笑，是那种明亮而干净的美——这场景温暖又不由得令人有些感伤。而我即将提起一块小小的蛋糕走入北方严寒的冬夜，从闪烁的霓虹与庄严耸立的地铁桥下穿行而过，回到小区底商那家小小的咖啡馆里：这天恰好是我的生日，在20元一块的切片蛋糕及感冒肿胀的扁桃体的陪伴下，我将同这篇讨论“现实”的文章展开一场贯通年轮的搏斗。

在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现实”？一种对生活总体性想象的渴望当然是存在的，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卢卡奇，并从他笔下那片“古希腊人的星空”开始寻起。但与此同时，每一位写作者所面对的现实，毕竟都由无数最细微、最具体、最日常的经验构成，那些琐碎而晦暗于意义的材料碎片乃是文本大厦的基本砖石，犹如分子之于物体、水滴之于海洋。诸如街边小店独特的光线气味、生日之夜匆忙简陋的纪念、陌生女子在街灯下片刻照亮的侧脸，这是每个人至为切近的日常，亦是我们企及任何宏大想象的最真实最直接的道路。如何面对、捕捉和书写这些日常经验的碎片，如何经由艺术的整合而使之有效地嵌入、乃至塑造一个时代的精神结构？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现实主义”话题时无从回避的逻辑基础。

于我看来，真正有效的现实主义，永远来自于最具体最鲜活的当下日常——这是人类经验与情感的直接来源。与此同时，它们也以自身在文学世界里的不断增殖，建构着我们对外部世界乃至时代更迭的想象。因此，所谓“日常琐屑的缠绕”，就其积极一面而言，即是材料、也是方法，既是阐释、也是生成。高粱地、石板山路、砖垒泥砌的灶台、溪边搓洗着的土布衣服，这是文学世界里的乡村印象；台球厅、录像馆、自行车上飞驰的莫西干头少年，它们使小镇成为了气息独特的场所，并一再生产出超越空间的意义内涵；如今，当拿铁咖啡、车载音响甚至广场舞大妈渐次生成为新的文学图景，我们便也知道，世俗生活中我们早已熟知的一切，正在观念的疆域里再次孕育成型：一个精神、情感意义上（而非数据和物质意义上）的“都市”已呼之欲出。

文学写作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意象、新动作、新细节乃至新的词汇谱系，背后是新的经验结构、新的观察基点，更重要的是，它将提供对时代的全新想象方式、对身处新时代之中的自我的新的体认途径。我们曾熟稔于歌颂麦子，但如何去写一块橱窗里的面包？我们善于慨叹滔滔江河之水，那么是否能对着喷泉的蓄水池中写出名篇？有关月亮，曾有过那么多的名篇佳作，那么有没有一首诗或一篇小说，能使都市的霓虹或路边的街灯直接撞击个体的心灵？与此类似，地铁屏蔽门、外卖摩托车、指尖划抹手机屏幕的生理习惯……这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事物或动作，是否能激发出具有时代概括力的叙事、从而真正进入文学的审美记忆谱系？倘若这些至为近切的“日常”始终无从真正“缠绕”于文学书写，我们又如何敢宣称，文学与现实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关联、打通了相互阐释的可能空间？

当那些具体而真实的日常经验，始终没能充分地进入文学艺术的形式熔炉、并被赋予全新的震惊，那么我们生活中经历的种种，恐怕就都还未能同我们的精神世界融为一体；而文学，也就相应地无从抵及有效审美意义上的“现实”、并切实参与到对时代的想象建构之中。在此意义上，日常经验（哪怕它们有“琐屑”的一面）在文学中的自我呈现、自我意识，是写作者——甚至是整个时代——施展总体想象及“现实”建构的必由之路。在今天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经验更新速度呈指数级增长的时代，此种对“日常”的关注尤为重要，因为在这一过程之中正寄寓着文学最重要的天职和义务：文学要不断超越僵硬的观念和滞胀麻木的时间体验，从最幽微寻常之处入手，去发掘新的书写对象、探寻观看和介入世界的新的方式、生成消化当下经验的新的美学器官。美国诗人路易斯•辛普森说，“美国诗歌需要一个强大的胃,可以消化橡皮、煤、铀和月亮。”对中国当下文学写作而言，如此一副好肠胃同样重要。

二

然而，现实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肠胃之于我们当下的写作，常常是成为了排泄系统的起点、而非消化系统的核心；它向我们展示了经验材料的新陈代谢，却难以让人看到材料背后内在生命的成长。换言之，我们今天大量的文学写作，往往止步于日常经验的堆积，而未曾使之真正上升为更具普适性及超越性的有效现实：这是一种耽溺于中途、滥情放任式的庸常经验书写，看似丰沛，却从未真正完成。更棘手之处在于，相对于古老而“正确”的“现实主义”，“日常”（即便是单薄狭窄的原材料式的日常）在当下写作中似乎占据了某种不经省察、理所应当的“道德优势地位”。

表面上看来，谈论文学的现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精神，似乎是一件再正当不过、再正确不过、再理直气壮不过的事情。这种正当与正确，一方面当然是来自于意识形态和近现代以来的“文学道统”：“现实主义”本来便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是1949年后，中国文学被官方话语所认定的主流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两次讲话中又都专门提到了相关话题，使“现实主义”成为了近年来文学讨论的热点词之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在古老而伟大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本身有典可循——近年来，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越来越被看重、越来越得到重新的发掘，而无论是先秦的《诗经》还是盛唐的杜甫，都曾经标识过现实主义诗歌所能够达到的美学高度，即便对于《聊斋志异》这类传奇志异色彩的小说，历来也多会强调其“曲折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此外，超越于所有“方面”“角度”、几乎是以底色的形式存在的，是文学乃至于语言自身原教旨式的本能：一切文字的书写表达，在根源上都是为了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是要借助文字的媒介来完成现实性的表达。经由语言之途去触碰个体所身处的浩大“现实”，这甚至是天经地义而无关乎“主义”的。

然而，世界的有趣之处恰在于，当一件事看上去越是正当、越是理直气壮、越是无可置疑，它的背后也就潜藏着越多隐秘的危险。人们不会将热情用于质疑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一个尚未确立的答案，因为连一个强大到可以承受质疑的对象都还没有出现；人们质疑的总是那些看似严丝合缝的观念，就好比能让所有炮火瞬间集中的所在，不会是游兵散勇、客栈草屋，而往往是守卫森严的军阵或堡垒。这件事在文学上尤其如此：千百年来，文学之所以长盛不衰、代代演进，关键之一就在于它总在不停地进行“冒犯”甚至自我颠覆。因此，在文学写作的行当里，似乎一直存在着某种对现实主义的提防或者说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多时候针对的其实是此一概念背后过于具体的、公共话语式的、工具理性化甚至“政治正确”式的那部分联想，而在中国，这种不信任又有着独特的历史话语背景：我们曾看到过众多“图解政策”式的文学作品，它们在美学价值和生命自足性方面的确存在着诸多问题。问题在于，由此产生的对“日常”及“个人”的过度信仰，有时亦很难排除“矫枉过正”的情绪化嫌疑；而当个人化日常化的书写在我们的文学写作中变得过于理所当然，许多作者正无节制地耽溺于其中狭窄逼仄的部分——他们往往以“现代主义”自居（在八九十年代以来强大的文学历史惯性中，这四个字似乎被赋予了一种先验的“文学道德优越感”），却未得“现代主义”之真正精髓、在实质上落入了一种最狭隘最浅薄的“降维现实主义”。

在这类症候中，作家对“现实”进行了过分个人化的理解，或者干脆是用完全私人性、情绪性、幻想性的内容来对抗惯性思维里认定为陈腐的“现实主义”：自己一身所历的一切，就是现实，除此之外再无他物、除此之外皆无价值。一个人的喜与悲、爱与恨、得与失……这些，我们当然不能说不是现实，也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如果写作者自身的格局太小、甚至就仅仅停留在自恋自怜的境界，那么这类个人化的现实就很容易显得太小、太特殊，其价值空间也将被大大压缩。对于这样的“现实”，我觉得称之为“现况”更加适合：它的指向是如此明确，它的因由是如此具体（“具体”就文本自身而言可以是正面的品质，但在写作的内在伦理、在写作主体的情感发生学上，却是危险的），因此太过容易解决、太容易显得廉价甚至平庸——几乎就像被添加了主体情感的股票K线或会计账单一样。我们今天许多作家（尤其是许多看上去颇有文学才华的青年作家）的写作，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把“现实”写成了“现况”，打着“反现实主义”或“个性化”的旗号、摆弄一串漂亮潇洒的叙事身段，然后一头扎进了这种庸俗逼仄的“伪现实主义”。

三

前文中，我提到过文学中的日常经验材料在外部世界美学意义建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而此类“伪现实主义”的要害问题之一，恰恰是将这种能动的建构替换为了一种充满惰性的自动生成。这种惰性，既是意象、场景、动作方面的惰性，也是情绪流程的惰性：在一种“材料本位”的幻觉中，写作者误以为经验材料的充分累积，便可以必然地推导出情感力量的释放及精神建构的完成。

这种借助材料拼接而自动生成的“伪现实主义”，往往有其独特的“配方”。青年评论家张定浩在2017年初所写的《大量的套路和微小的奇迹》一文中，甚至专门以“随性编造+确切阅读印象残留”的方式，总结了这种“配方”：“某人离开家，出发（去旅行，约会，聚餐，去医院看病人，或者就是去看个电影，跑个步，喝个咖啡），见到另外几个人（插入之前的交往史，现在的外貌描写），聊天（往事继续浮现），接到来自丈夫、妻子、情人、母亲或儿子的电话（插入婚姻和家族生活史，各种病情和隐情交代），回到现在时（插入环境描写），偶遇陌生人或某样动物或东西，回家或继续在外（生活中某道缝隙打开），启迪（或者反高潮）。”以此类推，本文开篇提到的我个人的片段经历，也完全可以写成一篇小说：“我”（出于现实批判性的考虑，应当设置为一个繁华都市里的失败者）在生日之夜走进蛋糕店，想要买一块蛋糕自己为自己庆生（世界上其他人自然都是忘记了这个日子）；蛋糕的香气，通过嗅觉上某种穿越时空的相似感，让“我”回想起大学时代（借用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里的原文，回想起了“生活中有母爱、玫瑰、雄心、朋友以及洁白无瑕的思想与衣领”的岁月）；然后“我”发现了站在身前的可爱女孩——出于异乎寻常的勇气，两人竟攀谈起来。随着谈话深入（此时可以坐下来一起喝杯咖啡），“我”越来越多的生活过往或思想秘密浮出水面，小说似乎也要抵达高潮；但情况忽然急转直下，出现了意外变故：二人间出现了世俗生活领域的观念鸿沟、或是女孩子的男朋友如约到来（倾向思想性则取前者，着意情感题材则选后者）。小说的最后，“我”手提蛋糕走上街头，同开始时一样孑然一身，似乎是度过了寻常一日、但内心又察觉有细微不同：于是“我”抬起头来，看到路灯的光柱从高处垂落，点燃一路的浮尘，像北京的冬夜忽然下起了雪。

这样的案例纯属戏仿，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类似的套路的确并不少见。借助蛋糕、咖啡、女孩子的衣着装扮、大都会街景等典型物象，写作者能够很轻松地堆积其诸多充满质感的“材料”、并将其以此打造为充满隐喻指涉的“道具”，但在表面的充实丰富背后，蜷缩着的却常常是孱弱的精神骨骼：所谓“微妙的情愫”，到头来可能是无病呻吟；“灵魂的寂寞”，或可直译为“情欲的饥渴”；至于“生存的荒芜”，说不定也只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处境欠佳。就这样，丰沛与贫乏以怪诞的姿态结合在了一起。更致命之处在于，此类作品常常与写作者自身的某些处境互有投射，有时甚至只是写作主体牢骚或性苦闷的产物。因而，许多小说看似是从两性关系或世俗际遇的描写入、从人类境遇的升华出，但仔细分析一下，它所有的悲悯都不是对人类的悲悯，而只是对个体情感困境的悲悯——作者一人的情绪构成了作品大部分质量乃至合法性的来源，至于所谓的人类，其实是被拉来垫背的。这样的小说难免显得廉价，因为它仅仅是个体化的“苦闷的象征”（且不论它来自作者还是小说人物），而一种具体的苦闷是很容易得到解决的：如果主人公的情感生活忽然变得幸福、如果他的事业忽然飞黄腾达，这篇小说指涉的命题是不是就不成立了？说得再刻薄一点，如果小说的作者得以同自己所爱慕的人共度春宵，甚至如果他自甘堕落去花钱享受了一次皮肉交易，那么他是不是就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小说来了？进而我不禁要问，如果一个作家的写作或一篇小说的力量，用一个职位、一套学区房、一间街边足疗店就可以摧毁、可以消解，那么这样的文学还剩下多少尊严可言？

好的文学，应当写出可自然解决之事物背后不可打开的死结、或无从解决之物内部本质的完整与自足，要由寂寞中写出孤独、由奔忙中写出安宁、由嘈杂中写出寂静、由死中写出生——而绝不是相反。像乔伊斯的《阿拉比》、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波拉尼奥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都是处理常见的主题、书写了大量具体琐屑的经验，但最终却远远超越了“常见”或“琐屑”。对真正内心有宇宙的作家来说，具体使用的材料是宏大或者琐屑，本身并不重要；反过来说，倘若作家心中只有一己得失、肤浅哀乐，那么即便是再社会性的话题、再宏大的关怀姿态、再庄重的代言者腔调，也会在不经意的气息间暴露出小市民的嘴脸——甚至说，越是假扮出宏大和庄重，就越遮不住那层庸俗浮躁的精神底色。因此，所谓日常琐屑的缠绕，不单单是文本取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精神格局、灵魂姿态、情感动力学的问题。它更强调“成为写作者”，而非简单的写作技术话题。

毫无疑问，我们身处在一个总体想象破碎、经验碎片化、个体意识高度觉醒的时代。但这并不必然地构成作家自我关闭、自我耽溺的理由，不论在何种背景下，文学都不应该被粗暴简化为私人情感的宣泄甚至排泄行为，写作者都不应该把人类所面对的“现实”降格替换为个体得失的“现况”。今天许多在技术上过硬的青年写作者，急缺的其实是一种面向更广阔现实、面向除自己之外其他生命的情怀。这种情怀，使一位作家能够把个体化的悲伤变成普世性的悲悯，能够从一时一刻具体的场景或感受之中，提炼出超越时间、闪烁着永恒光辉的情感琥珀。它并不拒斥个体经验，而是使个体经验不再仅仅与那最初的个体有关——它令文学飞升向写作主体的头顶，去拥有自己更高也更自由的生命。

回顾新文学运动百年，现代汉语文学的初心其实也正与“现实精神”、“现实观照”密切相关。当我们反身回顾之时不难发现，当许多早年的经典作品在修辞、叙事等技术层面对今人来说已无足观（也即是说，其意义已更多转换为文学史层面而非当下写作参照层面上的意义），能够直接触动我们的依然是文本背后那些深沉而厚重的东西，是那些充盈着个人色彩和强烈内在性、却又无法被个体或内在完全束缚的大关怀——那是作者灵魂与外部世界、与一个特定时代、甚至与人类命运的剧烈碰撞，关乎尘世的“大现实”与诗人的“大自我”。因此，在我的理解中，现实主义首先应该是一种关怀、一种精神、甚至一种写作上的伦理本能，而非简单的流派、手法或分类标准；如何超越“现况”而抵及“现实”，亦是我们在面对并书写日常经验之时，需要时时警醒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