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年纪上去，要参加的婚礼也多起来了。每次出发之前，老王都会嘱咐我，拿点香烟回来。

酒席上都是好烟，这我知道，可老王已经戒烟十多年了。年轻的时候，一天一包是必不可少的。费钱，又害人，为此妈妈和他吵过不知多少回。他向来摆一句，不给我烧香烟，等于要我性命。老王十六七岁就开始抽烟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妈妈穿着冬天的拖鞋，把撒在地板上的香烟一支一支踩扁、踩烂，然后落着眼泪碾起来，那姿势跟老王平时抽完一支后碾香烟屁股的样子差不多，只是脚趾头更用力些，晃得鞋头上几片蓝色羽毛颤动起来，直到烟草屑从纸管里挤出来。老王似乎站在旁边不响，具体我记不清了。记忆中只留下了那片柔软的蓝色。

老王成家很晚。他讲，男人嘛，急啥，要多白相相。白相的地方大约就是舞厅、茶室、台球吧、麻将桌这些烟味很重之处。白相到三十三岁，他才有了我。他讲，我只要女儿，养个儿子，同我一样拆天拆地，这户人家就不用做了。我读初中，老王已靠近五十了。2006年，我们全家正在看《超级女声》杭州地区的决赛，他指着一个叫翟梦的胖选手笑，笑着笑着，突然不能动了，送到医院，才知是得了中老年人常有的脑梗塞。住了院，打了很贵的针，挂了几天进口药水，老王缓过来了。临走，医生只说两点，一是降压药不能停，二是戒烟断酒。酒不担心。老王从不喝酒，没这个本事。小时候妈妈不在家，我和老王合伙开了一瓶叫健尔啤的饮料，抿了几口，两个人便昏昏沉沉躺着，直到妈妈回来，看到一大一小两张通红的面孔，笑得不行。烟呢，老王讲，这桩事体恐怕是要慢慢来的，今朝减一支，明朝减一支，到后面总会少下来了。

可是烟还没减到底，我初中也没读完，老王又发作了一次脑梗塞。这次之后，老王再不提烟的事了。走在路上碰到熟人，人家照例发一支香烟，老王摇摇手，摇摇头，意思相当坚决了。我和妈妈有时嘲笑他，谁呀，老早讲起来香烟是性命交关噢，随便怎样不能离手的噢，是谁呀。老王如何回应，我现在想不起了。毕竟对他来说，这是桩坍面孔的事体。幸而身体还在，工作也没有丢。他瞒着单位里的。

二

老王下岗很早。离了厂，不肯吃苦，只陆续打一些不动脑筋的临时工。看看大楼，看看路灯，看看仓库，后来进到电力局看看变电所，总算是稳定下来了。上一天班，休息一天，工作很轻松。老王很喜欢待在变电所里的一天，除非领导视察，在封闭的空间里是很自由的。有电脑玩，有电视看，空调随便开，还可以研究彩票和翻阅地摊杂志，后来空了甚至在房子周围种花种草。下了班呢，反而要买菜做饭，任务很重的。他讲，我上班等于放假，下班等于上岗。妈妈却说，正因你挑这样的工作，才会赚不了大钱。老王讲，做啥啦，又不是我一个穷，谁人谁人谁人，都在当保安喏。

老王说的便是他的一群下岗同僚们了。振作的、不振作的、有野心的、好吃懒做的，兜兜转转，大部分人最后都沦落去看大门了。谁人在哪里，谁人又在哪里，全城地图可以画起来了。大家只是从一个系统跳到另一个系统，一类工种换成另一类工种，培训的时候，又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了。老王因病退休之前，最后一任对班，就是几十年的老同事。《麻将的故事》里的四囡和对对吴，有一部分确实借鉴了这两个人的形象。

老王和铁皮屋叔叔（这位叔叔的房子很老旧，在拆不起的市中心，我暂以铁皮屋来指代他）的相处方式是相互挖苦，从不说对方一句好话。一人说一人胖得像吹气球，一人便说一人瘦成非洲难民。又欢喜相互吹牛，屁点大的事情也能说上天。当个小队长就说成是大官，吃个贵一点的瓜则算御膳，小孩明明认真学习，非要说成轻轻松松考上第一名。以前我以为这是阿Q的意思，立场毛却跟我说不是，巴赫金在谈拉伯雷时专门讨论过吹牛的问题，它是一种劳动人民在精神上解放自我的手段，是个体自主性和意志力强大的表现。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这不是一种自欺欺人，而是大声讲出来，是集体宣誓和确认的姿态，很硬汉的。

看着势不两立，老王和铁皮屋叔叔实际上是最要好的朋友。至少在事实层面上，铁皮屋叔叔给过的关心和鼓励，比亲戚更多更重。在老王因病退休的几年里，他不间断地来探望，别人带些明面上的保健品，他专带苏州阿小的蜜饯零食。尤其是2013年突发脑溢血，2015年又发现直肠癌，2016年底复发造瘘口，每一次大手术，他都在外面全程陪着。等到老王醒转来，则又开始挖苦和教训老王。老王是不会生气的，能开口了就嚷着要出去吃茶。养足精力，便开始回骂。现在想想，铁皮屋叔叔白天陪着，晚上还要硬撑着去值班呢。只是当时我一心挂着老王，并没考虑过铁皮屋叔叔的身体。2017年4月，老王因为肠梗阻住院，一住就是半年，幸而那次他挺过来了。因为担心他再次肠梗阻，大家都劝他别吃太多，只有铁皮屋叔叔叫他多吃点。我也很害怕，心里却总想着，一味去想的事情，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于是竖着汗毛写了《麻将的故事》。最后的片段，如果真的发生，我实在不忍心让他饿死。肠胃病最可怜的就是不能随心所欲开怀地吃，这对于喜欢浓油赤酱的老王来说，是很苦的。

对对吴的另一个原型，确实是一个同为保安的朋友，曾经在下班后来看望过老王，当天回家休息心肌梗塞过世了。我和妈妈并没有告诉过老王这件事。

三

铁皮屋叔叔喜欢抽烟。也许厂里的人绝大部分都离不开烟。上大学开始，每到学期结束，我都要去五角场的第一百货买一条上海牌香烟。实际上这种烟也是红双喜，不算名贵，只是这一硬壳金色的款式外地不多见。这是老王关照的，他说一定要买给铁皮屋叔叔，多不要，一条就够。我想他大概是想在朋友面前甩甩浪头。有时我不回家，老王也要提醒我早点去买好。暑假寒假，我带上香烟去铁皮屋里吃饭，他会给我一百块钱。后来打了工，我就说，算我送你的。他也不硬辞。男人毕竟不像女人们那样，喜欢推推搡搡，扔来扔去。我还送了铁皮屋叔叔的老婆一条夏天裙子。不是买的，也是别人送我的。吃完饭我带了两瓶自酿的葡萄酒回家。长大以后，我的吃酒本事超过老王很多了。

后来铁皮屋叔叔到了退休年纪，领了双份工资，就看不上我的上海牌香烟了。我想这是他甩浪头的方式。他不抽红双喜了，改抽利群，利群的各种款式本地都能买到。再贵的呢，我也送不起。老王说，那就算啦。

婚礼上的烟，中华、熊猫、南京，都比利群高档，老王叫我带回来，就是要给铁皮屋叔叔的。有一次妈妈很生气，因为我听了老王的话，把我那一桌的三包香烟全都拿回来了。她说，你这样做太坍面孔了。可是老王却说，做啥啦，香烟么，放在桌上本就是叫客人拿的，人家小姑娘不要，我们小哥拿回来，不是正好。妈妈还是坚持认为我们俩太不懂礼貌了。但是有啥办法，拿都拿了，总不见得还回去。我把烟放到老王病床旁边藏零食的小抽屉里。他关照我，小哥，香烟藏里面一点，不要抽屉一打开，就叫护工看见了。看见了不发，不好意思的。老王的礼节，和妈妈的礼节不是一种。我就把烟藏在抽屉最深的地方，看不见，手伸进去摸得到。

过几天再去，香烟已经摸不到了，抽屉里又多了几罐蜜饯。一问，果然铁皮屋叔叔来过了。

四

最后一次往抽屉里藏香烟，是10月4日。前夜我去参加同学的订婚宴，拿了一包中华回来。第二天带去给老王。照例，他关照我藏好一点，不要给护工看去。我已经藏得很熟练了。我问他，铁皮屋叔叔啥辰光来，他讲，伊前几天来过了，要过好几天再来了。

10月5日，老王喘气喘得厉害。肿瘤转移到肺里，影响呼吸了。虽然呼吸困难，精神头仍是很足的，老王跟小护士聊天，叫她拿吸痰仪器来。他一心觉得气急是因为喉咙里老痰太多了。小护士说吸痰太痛苦了，要不要考虑一下。老王说不要紧，不怕的。于是那根管子就插到他喉咙里去，吸出很多痰来。问他，有没有呼吸畅快一点，他说没有。于是又吸了一次。我明白，吸痰已经没有用了。管子插进去，喉咙里已经长满肿瘤了。吸出来的痰也都是红色的。老王却说，再吸一口，再吸一口。他想要好好地喘气。

医生说，呼吸不畅就带吸氧器或是无创呼吸面罩吧。老王却不愿意，戴了一会儿就拿掉了。他说自己鼻梁太高，戴着骨头疼。实际上是他太瘦了，脸上没有肉，撑不住那个机器。他想要自己呼吸。每一次呼吸都伴着很大的声响，消耗着他最后一点体力。我和妈妈并不知道那是最后一点体力。因为他太精神了。头脑清醒，眼神活络，不断地和护士说话，还跷着二郎腿。我们想，这大概又是一个关口。从2013年到现在，老王已经凭借自己的力量闯过很多很多关口了。他太厉害了。

到了晚上，老王因为气急，已经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打了镇定针，终于睡去了。医生说，大概可以睡到第二天早上，明天再想对策，如何让他呼吸顺畅一些，但也该有所准备了。

睡到十二点多，是10月6日了。过了国庆，过了中秋。经过了小哥的毕业，也经过了小哥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老王在睡梦中陷入了昏迷，监控的机器嘀嘀嘀叫起来了。两个钟头之后，老王走了。

人们都说，没有痛苦，很好的。

他就是这么爽快，要活就好好活着，说走就拍拍屁股走了。这么多年的病痛，从没有剥夺过他一天的尊严。他的每一天都是这么生动，除了最后的两个钟头。可是谁知道呢，也许那会儿他正在拚命打怪呢，就和从前在手术中昏迷的时刻一样。打过了，又能醒转来吃茶了。

五

去往殡仪馆之前，我收拾了抽屉和衣柜里的遗物，放在提前准备好的袋子里。那包藏得很好的烟，我悄悄放到自己书包里。

第二天，铁皮屋叔叔从值班室溜出来，给老王上了一炷香。他讲，今天请不出假，明后天会来陪的。他没有哭，这个叔叔好像从来不哭的，他向来只说自己的好，和说别人的不好。绕着老王的身体转完一圈，他突然说，心肝啊，我有点脚软。

老王总是叫我小哥，铁皮屋叔叔则叫我心肝，我知道的，都是宝贝的意思。

我回转去拿书包，把那包在病房里放了两天不到的中华烟塞给他。动作很快的，别人都看不到。若是给人看到了又不发，太不好意思了。这是老王一贯的礼节。铁皮屋叔叔的手颤得厉害。我们都明白，这是老王经手过的最后一包烟了。

他讲，心肝啊，你爸爸这辈子真真是苦啊。然后开着电瓶车走了。

六

第二天一早，铁皮屋叔叔一下班就赶过来了。他和几个女同事一道坐着给老王折纸元宝。女人们折起来像裹小馄饨，一秒一个，很快的。他却手脚很慢，嘴上也没闲着，一直在谈“山海经”。谈着谈着，又要甩浪头了，说到他的儿子不看书也能考一百分，而我是靠认认真真死读书出来的。我笑听着，心想如果老王能说话，不晓得会如何反戳回去。可是他就躺在里面，什么也不说，他的脸还和从前的一样。浓眉毛，高鼻梁，眼睛又大又有神。只是入殓的人帮他把眼睛闭上了。

以前一个小护士来打针的时候说，老王啊，你这副眉毛多少粗，多少浓，一看就是标准的长寿眉呀。铁皮屋叔叔在旁边说，那肯定的，你听伊讲话，中气十足，比我这种健康人还要健康。老王就哈哈哈大笑。

老王的喉咙是很响的，笑起来更响，所以大家每次和他聊微信、通电话、见面，听他一开口，就觉得他一定会好转来。人们靠肉眼来判断，只有仪器能察觉出他身体里的坏动静。

脑溢血手术后，老王掉了半片头颅骨，死里逃生。人家都讲，老王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果然，老王靠自己的本事锻炼起来，没几个月就从瘫痪在床变成每日散步的大活人了。医生都说，真是奇迹，真是奇迹呀。

老王在小区里走来走去，去爬单杠和行道树，人家都讲，真是奇迹呀，奇迹。

可是没到一年，又出了别的毛病，更大的毛病。人家讲，真是作孽啊，作孽。我心想，后福在哪里呢。

但不到最后一刻，老王还是讲话这么响，脾气这么大，待小护士和老阿姨还是这么好，和铁皮屋叔叔吵来吵去，吵来吵去。

不知道铁皮屋叔叔抽这包香烟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冷清，有一点无聊。

以后的婚礼，或者别的场合，我还是会拿香烟的，攒着，拿回来带到铁皮屋里去，讨一顿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