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选，1987年生，甘肃天水人。作品见《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散文》《天涯》《湖南文学》《小说选刊》《散文海外版》等。出版有《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敦煌文艺奖等。

红心桃儿两半个

嗨，小哥哥的哥，红心桃儿两半个；

哥哥一半我一半，我的一半比蜜甜；

桃儿越红越惹人，我是哥哥的心上人；

红心桃儿透心红，哥哥你把心事明。

雨下起，就再也没有停。整个九月，细密的雨，落了一层，接着一层，还有一层。无休无止的样子。像有人，迷迷糊糊开了水龙头，忘了关掉一般。

天昏暗着，罩在秦源的头顶。地也昏暗着。雨丝把天和地松散地缝在一起。那些缝隙里，漏着风，显得寒冷。雨下得一久，整个天和地，都是湿漉漉的。青灰的云，湿的，下坠着。墙角的苔藓，湿的，锈迹一般生长。被褥是湿的，一捏，似乎有水在指缝里滴落。灶口的柴火是湿的，用了半盒火柴，都没有点着一根。

杜萍萍坐在厨房的灶口，头发蓬乱，眼皮红肿，宽大的上衣在胳膊下裂着一道口子。她的身后散乱地放着几根木柴，柴是湿的。前面，脚底下，扔着一堆光秃秃的火柴屁股。她已经在灶口坐了半个多小时了，没有干柴，剩下的半盒火柴用完了，也没生着火。火机没气了，丢在一边。冰锅冷灶，让人心寒。

她把空火柴盒捏扁，丢进灶口，看着满地黑头白腿、死尸一般的火柴把发呆。刘海落下来，罩住了她僵硬冰凉的脸。

过了许久，她起身。把身后的木柴拾到一起，抱出来，到炕烟门口，放下。炕烟是灰白的，在炕洞里往外涌，憋疯了一般。填炕的柴草也是湿的，点着后，光冒烟，不见火。死烟冒，放冷炕。炕自然是冷得和鬼脊背一样。九月初，炕就烧上了。西秦岭一带，高寒，阴潮。九月一担头，杏树叶子红，洋槐叶子黄，野菊花开在地耕上，玉米上了木头架，就该烧炕了。有些老人，腿寒，一六月都烧着炕。杜萍萍把几根湿柴塞进炕洞。柴太湿，只能在里面往干熏一熏了。

屋里，因为炕不热，加之门框上头一块玻璃破了，显得冷冷清清，风从破洞里倒灌进来，塞满了屋子，地窖一般。

赵康辉坐在地上的木墩上，眼前摆着十几盆盆景。手里提着一把豁口的老剪刀，正给一颗迎春修剪枝叶，地上散乱地落着枝条。他把盆景端在手里，翻来覆去琢磨着，最后在一根枝条的去留上犹豫不决。赵康辉是啥时候爱倒弄盆景的？好像就这两年。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外面打工去了，远的在北上广，近的在兰西银，端盘子洗碗的有，搬砖和水泥的有，贩菜摆摊子的有，成天打麻将的有，偷鸡摸狗的也有，反正不管干什么，都在城里混着一张嘴。赵康辉之前也在外面打过工，端了半年盘子，搬了半年砖。干了一年多，吃不下苦，就回来务农了。

地种得不多，农闲时，没事干，他就喜欢扛着头，漫山遍野跑，找合适的，挖回来，栽进花盆里，修剪，作务。在西秦岭，能当盆景的植物不多，迎春、水柏、地蓬、“羊肋子”等。野草和树木漫山遍野，但要找一颗有型的、大小适中的，不容易，往往跑一架山，也未必能找到一株满意的。

这两年下来，赵康辉挖了二十来株，没花盆，就在烂塑料盆子、烂缸子、烂锅、甚至瓶瓶罐罐里栽着。他除了吃烟喝酒、干农活之外，心思基本就钻进了作务盆景上。每天早上，抱到院子，浇水，中午，挪到阴凉处，晚上，又一盆盆抱回屋子。下雨天，喜阴湿的，抱到屋檐下淋雨。他可真是尽了心，父母活着时，也没这么上心过。村里人开玩笑说，康辉啊，给盆景当孝子，尽孝心啊。

赵康辉最后没舍得下手，把那迎春又放下了，他摸出一根烟，点上。

炕上，三个娃。大的，八岁，儿子。二的，五岁，儿子。三的，两岁半，女儿。三个娃像三只毛猴，团在结着垢甲的被褥上。那被褥，曾是结婚时盖的，鲜红的被面，现在，织着一层脏污，黑漆漆的，印着一坨坨云图状的尿渍、水渍、茶渍。二儿子抱着枕头，刚哭过，眼睫毛上还挂着眼珠子，鼻涕掉在嘴皮上，他伸着舌头，舔进嘴。又掉下来一根，又舔进嘴。女儿爬在被子上，哇哇哭吼着，一泡尿把被子弄湿了一大坨。大儿子爬在窗台下，光着屁股，伸着指头，从墙缝里抠着土，抠一疙瘩，撒进嘴里，嚼着。牙缝里站着泥浆。嘴角两侧，唾沫混合着泥土，黏在上面。他翻着白眼，嘴里嗷嗷叫着。大儿子，是个傻子。八岁了，不会穿衣服，不会说话，吃饭不知饥饱。走路时，走着走着，就栽倒了。孩子刚生下时，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看着灵光得很，长着长着就不对劲了。后来，到城里看过几次，不见好，加上家里没宽裕的钱，就一直拖磨着，一年又一年，成了傻得不轻的傻子了。

杜萍萍黑着脸，进了屋。她一看炕上三个娃，哭的哭，尿的尿，犯病的犯病，她的头轰隆一声就爆炸了，她搞不懂为什么一下子就生了这么一堆孽，除了长着嘴吃喝拉撒，就什么用处也没有。看着一个个和老鼠一样的孩子，啥时候才能拉扯大，尤其是老大，就算长大，也是个傻子，得有人照看，他们迟早就被他拖累死了。一想到这些，就感到前路是黑透的，她感到深深的绝望，像凉水一样，从头灌到了脚。

赵康辉还在捣鼓着自己的盆景，炕上的孩子，他才不管哭还是尿呢。前些年，他还帮着杜萍萍带一阵，几年下来，他都带害怕了，看着孩子哭闹，都麻木了。

杜萍萍一把把大儿子从窗台拨开，咒骂道，咋不死呢你？大儿子稀里哗啦哭开了，鼻涕眼泪混合着泥土，把一张脸糊住了。杜萍萍叹了一口气，从被子上把小女儿提过来，又伸手抓来衣服，给小女儿穿，小女儿踢腾着，不让穿，半天也没塞进去一条腿。杜萍萍朝赵康辉骂道，你死了还是瘫了？不过来帮一把。赵康辉脸都没转，吸着烟，说，没看我忙着吗？杜萍萍说，你就天天把你的烂树根当先人供奉，那能吃还是能喝?

你个女人家，懂什么。

家里没一根能烧的干柴，你就不知道找点，没柴烧，你还想吃饭，我看你吃屎去吧！杜萍萍还是没有给孩子穿上裤子。

天天下雨，我有啥办法？赵康辉脖子一歪，质问道，我能把老天爷的事管住吗？

谁让你是个男人，你要是个太监，我早就不指望你了。杜萍萍索性把穿进半条腿的裤子抽出来，摔倒了赵康辉头上，赵康辉一把抓起，顺手扔到了院子的一汪水里。

你找死啊。赵康辉歪着眼骂道。

杜萍萍把娃往炕上一摔。娃一疼，又哇一声哭起了，一个一哭，惹得另外两个也哭了起来。三个哭声，此起彼伏，吵得人耳膜生疼。杜萍萍冲过去，一脚把赵康辉眼前的一个花盆踢飞了，泥土撒了一地。花盆磕到门槛上，咣当一声闷响，碎成了几牙。迎春盆景连根翻到了外面。赵康辉站起身，一个反手，抽到了杜萍萍的右脸颊上。四道指头印，很快涨红起来，一些血液，似乎要破皮而出一般。

赵康辉咬着牙，出门走了。

杜萍萍抱着半张脸，过了很久很久，才哭出了声。那声音，混合着孩子们的哭声，显得凄惨、悲凉。和屋外的雨水一样，落在黄土高原深处，冰冷的让万物心惊。冷风从门里涌进来，撕着她的脸，也把她的泪珠捏得粉碎。她走到炕边，她三个孩子揽到怀里，又伤心地哭了好久好久。只有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是她在这个世上的唯一依靠了，他们和她一样，都是那么可怜，活得不人不鬼，没有出路。

后来，她不哭了。她起身，到墙角的盆景前，疯了一般，把那一株株精心修剪过的植物连根拔掉，把泥土胡乱摔打掉。翻到的花盆，散乱的泥土，一下子让屋里狼藉不堪。她抱着植物，出了屋，丢在炕眼门口，蹲下身，全部塞进了炕洞，还用填炕时往里推树叶柴草的推耙连同之前的木柴全部往里面推了推。最后，她把推耙丢到院里，长长出了一口气，回到屋里，上炕，把三个停止哭喊的孩子一一塞进被窝，自己也钻进被窝，闭上眼，迷迷糊糊睡着了，半醒半睡时，隐隐想起了她和赵康辉的这些年。

他们是在八年前认识的。那时候，赵康辉和她在兰州同一家酒店打工。她是服务员，赵康辉是传菜员。后厨把菜做好，赵康辉端到包厢门，她接过，上桌。赵康辉正好负责给她那个包厢传菜。日子一久，互相也就熟络起来了。赵康辉，属兔，八七年的。她，属马，九〇年的。赵康辉，农村人，父亲去世早，家里只有母亲。姐弟两人，姐姐嫁人多年。养着一头驴，种着十亩地。她家，在县城边，半个城里人，姊妹四个，三个姐姐都嫁人了，她是最小的一个，父母在城里做点小生意。

在她印象里，赵康辉人长得还不错，中等个，瘦点，但精干，三七分的发型，爱穿西装。人也话多，随和，喜欢开玩笑。唯一的确定就是烟瘾大。在酒店打工，日子相对是清闲的。上午十点上班，去了打扫一下卫生，中午一般没人，忙，也就晚上一阵。半个月休一天假。闲暇时，赵康辉老喜欢和她说话，有时也约她去东方红广场转悠，给她买关东煮。她隐隐觉得，赵康辉对她有好感。他对她呢？怎么说呢，也有一点。除了长相，她觉得他大方，豪爽，会哄女生开心。这就够了。他们是怎么处上对象的？她也想不清了。反正慢慢就好上了，也没个明确的时限。他把她当女朋友，她也把他当男朋友了。

后来，他们开过几次房，好像每一次都是赵康辉喝大酒之后，醉醺醺地约她去的，她不想去，他就一个劲打电话。去了，一开始，她不脱衣服睡，后来，只让他摸奶，再后来，在他三番五次的死缠硬泡下，把持不住，给了他。结果，怀孕了。那时候她才十八岁，一切都是懵懵懂懂的，直到第二个月月经没来，她才意识到怀孕了。一个中午，没客人，她在包厢里偷偷把事说了。他脸都绿了，腿抖着，咽着唾沫，不知该咋办。那时候他们都还单纯，不知道流产这档子事。怀上了，就只好等着生了。

腊月里，他们买了一堆东西，去了她家。她给家里人说了结婚的事，都不同意，嫌太远，太穷，也没个手艺啥的，将来日子肯定过得孽障。她说都怀孕五个月了。她爸一听，脸一红，直接就炸了，手拍得桌子震天响，骂着畜生。她妈躲在屋子呜呜哭个不休。最后，她爸提着一根木棍把他们从门里赶了出来，把买的东西也从门里丢了出来。

但后来，这事也就成了。当她再一次回家的时候，她已经抱着两个月的大儿子。苍老了许多的父母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女儿再恬不知耻，说到天东地西，也是自己养的，再说，娃都生下了，生米已是熟饭，又能如何，只有承认了这门婚事。

她和赵康辉被赶走后，回到了秦源村。也没办什么婚礼，甚至连个结婚证都没领，就迷迷糊糊在一起过日子了。日子也不好过，赵康辉的母亲是药罐子，常年吃药，家里本来没有什么积蓄，地里的一点收成，全换成药了。生了孩子后，她再没出门过。赵康辉有时候在城里打个零工，但没干一段时间，叫嚷着热啊苦啊的就回来了。她就骂，你以为在酒店端盘子啊，想当少爷还没那个命呢。孩子稍微大了一点，她慢慢发现不对劲，人家同岁的都能走能吃能说话了，她家的还软得像团面，发不准一个音。她的心一下塌了，儿子是个傻子。

再后来，赵康辉的母亲死了。他们又先后生了两个。他们也不懂什么避孕措施，就直来直往。她让弄外面，可他就控制不住。她像母鸡下蛋一样，一颗接着一颗。三个娃，其中一个傻的，能把她的命要了。一天光喂吃的都让她撑不过来。人家生一个，一家三四个照顾着。她生三个，没一个人照顾，全靠她自己。尤其是赵康辉，这两年，越来越懒，地的活没心思作务，城里打工又怕出力，让他看孩子又嫌麻烦，尽一天捣鼓些没用的事。自从去年迷上弄盆景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家里的事一概不管不问，屋里没有一根干柴，饭都做不熟，孩子饿得哇哇叫，她让去找干柴，说了不下十遍，嘴皮子都磨薄了一层，但还是没有把这块滚刀肉使唤动。

一想到当初，糊糊涂涂跟了这个男人，没听家里的话，真是瞎了眼，后悔得要死。一想到这些年，自己受的苦遭的孽，委屈就像打翻的水缸，倒也倒不尽。一想到对她越来越薄情，对家庭越来越没责任感的男人，失望得简直让她想抓破胸膛。再想到三个孩子尤其是大儿子，能把她一辈子拖累垮，未来简直没有一点希望了，与其这么吃力地活着，还不如死了轻省。

杜萍萍不知睡了多久。她隐约听见门开了，脚板踩着泥泞走了进来。

赵康辉回来了。当他一进屋，看到狼藉不堪的盆景时，整个人都傻眼了。他定了定神，把嘴角的烟屁股摘掉，弹出了门。烟头落尽雨里，刺啦一声，冒了一丝烟，灭了。他已经知道是谁干的“好事”了。杜萍萍，除了杜萍萍还有谁。

他感到脑瓜一热，像有人在里面点着了一把火，烧得他头昏眼花，大口喘息。最后，他捡起地上的一只橡胶底布鞋，冲上炕，掀开被子，一把揪住杜萍萍的头花，朝脸上一顿鞋底乱抽。杜萍萍在赵康辉进门时就已经醒来了，听着脚步声，她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但她没想到的是赵康辉这一次下手这么狠毒。鞋底抽在她脸上，就到切刀剁一样，往骨头缝里疼。最后，她的鼻子嘴里开始冒血了。但赵康辉还是没有停手，嘴里咒骂着，一下比一下手重。因为疼痛难忍，她开始声嘶力竭地哭吼。她的吼声惊醒了三个孩子，孩子们也吓得号啕大哭。整个屋里，四个人的哭声，快把房顶掀翻了。

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之际，杜萍萍伸手在窗台上摸到剩着半碗冷水泡馍的大瓷碗，一抓碗沿，扣在了赵康辉头上，冷水、泡胀的馍馍罩住了赵康辉二十来天没洗的头。

赵康辉像激怒的野兽，提起杜萍萍，像拖着半口袋玉米一样，提到门口，双手抓起，抓得高高的，像扔一只鸡一样，扔到了秋雨飘摇的院子里。杜萍萍落在地上的声音，沉闷，剧烈，似乎把地砸了个坑。泥水在她身子的四周溅了老高。

赵康辉咬牙切齿进了厢房，把门摔上，上土炕，睡下了。自始至终没有再正眼看一下杜萍萍。

雨依旧下着，带着黄昏袭来的薄雾，在山头掠过，在村庄掠过，在杜萍萍的身上掠过。一些黑色的鸟，拖着潮湿而疲惫的身体，在院落上方爬过。

杜萍萍一直在院子躺着，身下的水，湿透了她的背，最后浸上来，湿了整个衣服。雨落下来，又把衣服反复打湿。杜萍萍眼皮低垂，面若死灰。孩子的哭声小了，雨打屋檐、雨打柴草、雨打雨水的声响，在她耳朵里喧嚣。她进了赵家门，八年，整整八年，给你赵康辉生儿育女，做饭端吃，种地务农，伺候老人，没功劳也有苦劳吧，你狗日的赵康辉，今天竟然这样对我，后悔啊，太后悔。她闭上眼，苦咸的雨水渗进她的嘴，满嘴的苦咸。人啊，这一辈子太没意思了，都把日子过成这眉眼了，不如死了算了。死了，干干脆脆，一了百了，啥心也不操了，啥打也不挨了，啥罪也不受了，死了多好。可三个娃呢？死了就要受罪，没人管吃管穿，就可怜了。可活着，一辈子都被三个娃拖累着，这几年，已经带得她苦不堪言，如果有人体贴她一点，帮她一把，都会好过一点，可没有，赵康辉不是这样的人，她啊，在这世上活得太孤苦。

暮色渐渐落下，一些雨水黑了。

杜萍萍起身，到草棚一角，取下三九一一的药瓶子。那还是夏天用过的，一直挂着，落满了灰尘。里面还有三四两吧。她拧开瓶盖，一股巨大的农药味喷鼻而出，让她恶心，但她还是屏住气，脖子一仰，把少半瓶药全部灌了下去，三四两啊，喝得一干二净。

九点多，赵康辉起来大解，隐隐看见草棚里黑糊糊一堆，走近一看，是杜萍萍。他没言传，想着这臭女人肯定在装模做样，但隐约而来的农药味让他意识到了什么。他喊杜萍萍的名字，使劲摇晃。但没有反应。他疯了一般满村找人，最后找了辆三轮车，装上人，摸着黑，滑来滑去地下了山，到了镇子上的卫生院，卫生院没人，只好往城里拉。走到半路，有人说，回吧。冒着黑烟的三轮车在黑漆漆的公路上，掉了头。杜萍萍没一丝脉搏了。

杜萍萍是在半路上殁的。在西秦岭一带，死于外地者，灵柩不能进家门，在村外停灵。服毒、自缢等不正常死亡者，不择吉日，于第三日埋葬，仪式甚简，也不得埋于祖坟。杜萍萍的丧事是在村口一个窑洞里办的。雨还是没有停歇，似乎要永远下下去的样子。窑洞里冷清凄惨，村里人烧过纸之后，就走了。只有泥泞不堪的地上落着破败不堪的鞭炮皮。赵康辉蹲在灵堂下，目光呆滞，枯木一般。一夜之间，三十岁的人，苍老了许多，头发也花白了，像刚从风雪里回来的一样。

第三天，杜萍萍安葬在了红土坡新择的一块坟地。下葬的时候，雨歇了，似乎一个人哭了好久，把眼泪哭干了。赵康辉把头塞进泥土里，无声无息。二儿子、三女儿还小，大儿子走不稳当，没有来送妈妈最后一程。他们小的小，傻的傻，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雨终于停了，灰云撤去，瓦蓝的天，探出了头。金黄的野菊花，头顶露水，在新坟的地埂上，开得那么灿烂，那么绝望。

两个月后，赵康辉把三个孩子送到了舅婆家，自己提着一包烂衣服，进城了。临走前，他到杜萍萍的坟前，烧了一些冥票。这一次，他哭了，像一个罪人。

菜籽开花渗金黄

菜籽开花渗金黄，咱把花儿放心上；

滚水锅里煮白菜，咱把名声豁在外。

黄蒿长了一人深，小哥我背了个空名声；

空名声背得太多了，你把黄蒿快割了。

南天门上贴对子，好了好上一辈子。

低院里刮风高院里下，亲哥哥不娶我不嫁；

你变了良心变驴马，我昧了良心五雷抓。

把你死了变只羊，把我死了变只狼；

白草坡上狼撵羊，不图撵羊只图逛。

一块死了一块埋，一块上了望乡台；

望乡台上一杯茶，死了阴魂在一搭；

望乡台上一杯酒，死了阴魂手拉手。

——秦州民歌

菜籽，即油菜。西秦岭一带的叫法。菜籽开花，三月的事儿。

在秦源，地广人稀，每年三月里，菜籽花儿开了，漫山遍野，像上帝背篓里的黄金，一一掏出来，擦了擦，在大地上摆放着。整个田野，渗着金黄。风吹过，胖胖的蜜蜂提着蜜罐子在唱歌。一只蚂蚁，举着一枚花瓣，翻山越岭，它要去铺上这黄色的地毯，举行婚礼么？

赵望祖坐在我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车子是老加重，很破旧的样子了，黑漆剥落，钢圈生锈，不过真是皮实，旧成这样，竟还能凑合着骑。车子沿着滨河路，向西。右手是浑黄的渭河，毫无疲惫地流着。再远处，河滩，堆着沙土、石块和白色垃圾。但还劈出了几坨炕台大的地方，撒了油菜籽。或许是干旱、少雨，也或许是沙土地，碱大，养分差。稀稀拉拉的菜籽火柴棍一般，插在地上，显得零落、瘦弱。一点没有秦源菜籽大块大块、浓浓艳艳的气派。

不过，这些年，随着主要劳力的流失和老人的离世，大块的土地开始撂荒。村里种庄农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的秦源，菜籽花儿开的时分，也和这滩涂上的不差上下了。赵望祖坐在后座上，看着远处的菜籽，思绪万千，但终究什么也说不出来。一个苦惯了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他只是叹了一口气。

他和我的父亲在县城边上的建筑工地给人家打工。厂子里的两层办公楼，主体起来了，其余的人撤了。就留下他俩，还有一个监工，人常不在，鬼鬼祟祟。他们干一些零碎活，埋个水管、安个表箱、凿个洞子、铺个地砖等。中午，赵望祖提前半小时歇下来，煮点面条，炒点臊子，在工地上胡日鬼（凑合）着吃一顿。晚上，我父亲就回县城儿子家里了。有时，他会叫赵望祖，一起回家。多数时候，赵望祖是不去的，觉得常在人家吃喝，不好意思，再者担心人家儿子儿媳妇不高兴。有时，也去，吃顿人家的饺子，喝个小酒，抽根黑兰州，心里踏实、安闲、一身的疲惫就像玻璃被打碎，稀里哗啦落满了地。

不去的话，一个人就睡在偌大的厂子里。风吹得铁皮响，像说心事。他就想起自己的前半生，失败、不堪、痛苦，甚至麻木、无望。去的话，住人家里，风吹得风响，也像说心事。他就想起自己也曾有个家，四口人，挤在一起，锅锅灶灶，吵吵嚷嚷，日子过得清苦，但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可如今，他仅有秦源的五间塌房烂院，还瘫痪在山窝里。妻儿散了，家也就消亡了。无家可归，他也是多少年不回秦源去了。流浪汉一样，混过一天是一天。

赵望祖已经记不清确切出门打工的年份了。

七六年的人，二十二岁结婚。媳妇李粉香是另一个镇子的人。那里苹果很多，每到秋雨连绵时分，苹果腐烂后的味道便弥漫在川道里，让人晕晕熏熏。赵望族的媳妇是亲戚托亲戚串掇的。那时候村里的姑娘还一抓一把，找个媳妇容易，不比现在，比登天还难。赵望祖是一个秋雨过后的季节去相亲的，他清楚地记得塞满巷道的苹果腐烂味，和两头滚圆的猪在门口的圈里拱着蔫苹果。李粉香正给猪添食，看到赵望祖和提亲的人，也没躲藏，反而隔着院墙喊，妈——人来了——

赵望祖花了八千元就把李粉香娶进了门。从那个镇子到秦源村，都是风能吹歪舌头的山梁，那时没有小车、摩托，自行车没法骑。李粉香是骑在赵望祖家的那头灰毛驴背上嘻嘻哈哈嫁来的。那时候，父母都还健在，婚事办得热闹。院子里搭了棚，门口挂了碧绿的柏树枝，贴着殷红的大喜字。烟是软盒子的凤壶，放开吸。酒是白瓷瓶的陇南春，尽饱喝。

结婚以后，老人心上的一皮子事情也就揭过了。盖了房，盘了媳妇，在秦源，是为人父母最大的理想，也是最终的目的。完了这两件事，拖着散架的骨肉就能给死去的先人，和懵懂的儿子一个交代了，也能给自己一个交代了。后来，两个老人再无牵挂，相继离世。赵望祖也先后生下了一儿一女。在秦源，一个人有吃有喝有住，老人善终，儿女双全，一辈子也算是圆满的事。只要手脚勤快，日子就能推着走了。

九十年代中期，比全国第一次打工潮稍晚一些，秦源出现了大规模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的热潮，且以男性为主。那时候，搞副业这个词，开始换成了打工。人们的去向大概有：兰州拉蜂窝煤，天水城里打零工，银川、内蒙搞建筑等。二〇〇五年前后，在秦源，出现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打工外出浪潮。这一次，村里三分之一的主要劳力开始外流。且多是女性，她们大多去了深圳、东莞、广州等地，从事加工制造。有一部分留在天水，从事餐饮服务。在这一波浪潮的裹挟下，赵望祖的女人李粉香也踏上了打工路。起初，赵望祖是不同意的，他想着女人走了，自己要照顾两个孩子的衣食住行，还要作物庄稼，一个男人，实在难以承担。可村里的年轻女人都出门了，像一阵风刮过一般，吹得基本不留。一个年轻女人留在村里成了笑话。另外女人出门挣钱比男人容易，也轻松。男人出去，女人看家可以，但作物庄稼干脆不行，春不能种，秋不能收。留个男人，衣食可以将就，庄稼也不耽误。事情是明摆着的，女人不出门，在那个时代，已经不行了。

李粉香从那时出门打工后，基本就很少回来了。只有春节三天，回家里，也不出门，屋里窝几天，初四，有班车，便进城了。通过娘家村里一个女人的介绍，她在一家饭馆端盘子，管吃住，一月一千元。李粉香给家里寄过三四百，其余的自己留着。她开始意识到一个女人，要有化妆品，哪怕是次品，要有牛仔裤，哪怕是几十元一条，要有高跟鞋，哪怕穿三天就掉跟。于是她捣腾出一点时间，到商业城挑便宜的、花哨的给自己慢慢收拾了一套。半个月一天的休假里，她描眉画唇，涂脂抹粉，套上自己的一身行头，就去遛街了，人模人样的在步行街来来回回瞎逛，看人家城里的女人，也希望城里的男人看她。

在饭馆干了一年半后，她就不干了。觉得那个仅有十五张桌子四个包厢的小饭馆，鸟笼一般，早已经装不下她了，她应该在外面扑腾扑腾了，虽然她依旧还是没有褪尽乡下土鸡的毛。那几年正好流行在城市的小街小巷里开理发馆。盘一间炕大的临街房子，挂几面镜子，摆几把椅子，支个洗头的池子，买几把剪刀，门框玻璃上贴染发烫发、焗油美容几个红塑料字，就可以开张了。除了房租，也费不了多少成本。李粉香通过认识的姐们介绍，在一家理发馆跟着学了三个月，就出师了。她几个月没有给家里寄钱，和平时积攒的凑一块，也有三万元。她找了个地方，简单拾掇了一下，就开张迎客了。

就在李粉香在城里学理发、开理发馆的时候，赵望祖一个留守男人，压根不知道这些。他一直以为媳妇在饭馆里。李粉香也不会给他说这些，觉得说了毫无用处。她多少从心眼里是有点瞧不起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的。而这两年过来，这种瞧不起愈发浓烈，像一缸酸菜一般，越腌越酸。赵望祖守在家里，十五亩山地就够要他一个人的命了。春种，以往是男人耕地，女人遗籽，一遍就过了。现在他耕一个来回地，就要停下来，遗一遍籽，半天种完的地，一个人要折腾一天。夏收，割麦子跟打仗一样，起早贪黑，人家有个帮手，一天一亩。他一个人，也没指望，只能在七八亩麦地里熬，恨不得把四肢剁了，一根肢体握一把镰刀割。半个月下来，麦子割完，他黑得跟瞎熊一样了。瘦得一指头能弹飞，眼窝子倒陷，看着骇人。最难场的还是收秋田，玉米装进架子车，他要扶车把，牲口没人牵，拉着车子满山跑，害得他翻了好几次车，车帮子压断了一根肋骨，缓了半个月。只好等孩子放国庆假，可一等好些天，野猪把玉米边拱边吃了一大半。

除了地里的一摊子，他还要给两个孩子做饭，这是他最怕的事。村里的小学倒闭了，两个孩子都在七八里外的邻村上，早去晚回。每天天麻麻亮，他就要挣扎着起来，给孩子做早饭，他乏得要死，耷拉着眼皮给孩子煮稀饭，不是盐多就是醋少，吃得两个孩子面色发绿。另外，孩子中午不回来，得有馍馍吃，三天两头他要烙馍馍。一个大男人，趴在案板上，使尽浑身解数都没法把一个面团擀成圆形。最后，实在没法，弄成了方块，放进锅里，烙了半天，火大了，馍馍表皮焦黑一片，里面却是生的。孩子和他吃了三天的死面饼，肚子疼了两天。

当然，还有洗衣服、打扫家里、放驴、拾柴、担粪、除炕灰、缝补衣裳等乱七八糟一疙瘩事，都等着干。还好，他是个老实人，也没什么脾气，就一天天熬着，干着，一转眼，四五年过去了。四五年啊，咋过去的，他都想不来。而这些年，李粉香一直都没有回来，甚至过年也不回来。心里压根就没有家的概念了。他打电话，一开始说忙，请不了假。后来就气势汹汹地吼道，回去有屁事干，我在这一天，有一天的收入，在你们狗屎秦源村，有什么好待的？挨了几次骂，赵望祖也就公鸡下蛋——没指望了，便抱着大年初一捉兔子——有你过年，没你也过年的心态了。

李粉香在城里的理发馆生意一直一般，饿不死她，也挣不下钱。一个是因为地方偏僻，另一个是环境一般，当然，最主要的是她的手艺真不咋样，除了修修剪剪，其余的基本不会。时间久了，顾客也就另寻顾主了。在她的顾客里，有个四十多的男人，倒是每月在她跟前剪。时间一长，也就互相摸清底细了。男人四十六，离了婚，一个儿子，法院判给女方了，他一月支付三百元生活费（实际他一次都没有支付过）。他一天干两件事，喝酒、打麻将。偶尔，有偷着赌博的，他给人家看个场子，挣点小费，加上低保，日子就迷迷糊糊过了。他也就是城里面的半拉子混混。

天长日久，一个离异男人，一个独身女人，便狗咬烂羊皮——撕扯不清了。

李粉香和麻将男人钻到一起的时候，赵望祖依旧蒙在秦源的山沟里，推着昏暗的光阴。他真的需要一个女人，回家，有一口热饭，出门时，有一句问候，干活时，能帮一把手，天冷时，有一坨热炕，孩子回家时，能叫一声妈。但没有，李粉香是死活也不会再回到秦源了。她真把自己当成城里人，衣着打扮、说话语言，甚至走路的架势都要扭捏成小市民的模样。

二〇一〇年，李粉香打电话，说了离婚的想法。赵望祖愣了几秒，然后就平静下来了。他知道，五年，一个女人不回家，肯定外面有男人了，就是一头猪，也都能想到的事。他们只是戏台上的夫妻——有名无实，与其背着这张皮受罪，还不如干干脆脆了断了。五年，没有女人，两个孩子他也拉扯大了，庄稼也收了一茬又一茬。有你李粉香跟没你李粉香有啥区别，俗话说，离了狗粪——照样种荞麦哩。他多余的什么也没说，就问了句，娃咋办？娃下来再说……李粉香还想说什么，赵望祖把电话挂了。李粉香倒是愣在了电话的另一头。

后来，婚没打没闹，像赶集买猪娃一样，理所当然、顺其自然地离了。两个人私下商量，儿子留给赵望祖，姑娘留给李粉香。

离了婚，赵望祖一下子觉得轻省了许多。除了跟邻居搭伙种地，该操的心就只有儿子一个了。反正也是个没奔头，也是个无所牵挂，他倒是把自己放开了，再也不像以前，勒紧裤腰带，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年四季，就穿一件辨不出颜色的破夹克，破得都没法下针缝了，扔到大路上都当垃圾了。吃的更是不用提了，顿顿浆水大拌汤，剁几颗洋芋，撒几把面疙瘩，没油没盐没下食，吃得两个孩子一看见就眼里飘着花儿说饱了。他甚至连两元钱一包的纸烟都舍不得抽了，烟盒子里装着几根，见了人发，没人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他就捡点干树叶，手心里搓成沫，撕一溜孩子的旧课本，卷成筒，过过瘾。他一直秉承着父亲的教诲——一天攒一把，一年买匹马；一顿攒一口，一年攒一斗。他真的是个勤恳、艰朴的老实人，老实到被秦源人和李粉香说成是没用的人。

离婚后，赵望祖扔掉了那件破夹克，买了一身新衣服，理了头发，刮了胡子，体体面面地在村里晃荡着。他还隔三岔五去赶集，到镇子上称两斤猪头肉，和儿子凉拌吃。有时候，会把村里的狐朋狗友喊来，喝一场。他喝得脸红脖子粗，翘着舌头，东倒西歪地教训着大家，X他妈，人活一辈子，图个啥？图个球，啥都是假的，一定不能把自己亏欠了，能吃的，往死里吃，能穿的，往死里穿，能喝的，往死里喝，要不然，死了阎王爷都看不起你。他又端起酒杯子，一仰头，给自己灌了一个，一边揩着下巴上的酒水，一边伸着指头说，这人啊，他妈的，谁都靠不住，靠老头，老头死了，靠女人，女人跟上人跑了，靠儿子，儿子是个怕老婆的，靠谁？还不是靠自己，所以啊，人不能把自己亏欠了，啊——他稀里哗啦吐了一炕。

二〇一四年，儿子上高中，镇子上没有中学，只能进城。进城后，要租房，要做饭，功课又紧，这该怎么办，自己一个大男人，总不能陪着儿子，一天做三顿饭吧。再说，上高中，学费、花销一下子上去了，守着几亩薄田，混个肚儿圆可以，但要有大的支出就难了。他就这样不知所措了一个月。直到快开学的时候，儿子说，要不我到我妈跟前去。赵望祖磨着一把割麦割钝的镰刀，弯着头，半天没有言传。过了好久，才说了句，也行吧。

虽然离婚了，但孩子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一疙瘩肉，说到天南地北，母子的血肉关系是割不断的。李粉香把儿子接到了她跟前，住在了原先女儿住的那间卧室。女儿上到初二，学不进去，就辍学打工去了。

儿子上学走了以后，赵望祖在家里也待不住了。原先儿子在，还有个人说话，有个念想，现在儿子走后，屋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加上儿子一入学，光学费就一疙瘩，他翻出所有积蓄，又借了点，算是凑齐了。但想着后面，一年两茬学费，还有生活费，靠着庄农的收入，显然不行了。秋里一过，地里的庄稼一收毕，他就买了驴，锁了大门，进城打工了。

在城里，一打工，也就不回家了。回去，也无事可做，无人可聊。他的日子就在工地上一天天过了，甚至春节也在工地上潦潦草草过了。儿子在李粉香那里，有吃有住，他不用操心，每个月按时把钱打过去就行了。他的任务只有一个——挣钱，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挣钱。挣下钱，供给儿子上大学，将来有个正式工作，在城里安个家。再也不回山大沟深的秦源去了，再也不用过他苦逼的生活了。当一个体体面面的城里人。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他宁愿做一个挣钱的机器。

在工地，他啥活都干，只要有钱。他再一次勒紧了裤腰带，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可有时候，他也心里苦，想着自己半辈子过去了，活成今天这怂模样，实在寒心。想着长年累月在工地，无家可归，要是老了，是不是死在工地上，也没人管，就等着喂狗了。一想这些，悲伤便涌上心头，心口子像钢钉扎一般。

一个午后，工地的活干毕了。监工说放半天假。我父亲去了县城的家里。赵望祖，一个人，待在厂里，也是无聊。没有电视。手机不敢看，怕费流量。喝酒，怕醉，醉了怕想心事，难受。也怕花钱，花了钱心疼。他就穿着三个月没有换洗的破烂衣服出了门。沿着河堤走，过了桥，朝菜籽地一步步走去。稀稀拉拉的菜籽火柴棍一般，插在地上，显得零落、瘦弱。他想起了小时候听母亲唱的民歌——望乡台上一杯酒，死了阴魂手拉手。可站在望乡台，浊酒一杯有，拉的手却没有了。他只有左手拉紧右手，像前半生和后半生，两个苦命的兄弟，抱在了一起，哭吼着，再也回不到秦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