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和任何思想成果一样，毛泽东1942年所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既有具体的时空背景，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个具体的、特殊的时空背景，就是抗战的现实需要和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于各抗日根据地来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的整个进程，被毛泽东概括为“革命机器”。他这样来规定“文艺”和“革命机器”之间的关系：“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今天，抗战的需要和根据地的发展无疑都成为历史，那么，这是否意味《讲话》也失去其现实意义而只能作为一份历史文献而存在呢？

具体时空条件固然发生了变化，但《讲话》本身的意义却不会因为这种具体时空条件的变化而消失。毋宁说，具体时空条件的变化，更凸显了《讲话》所蕴含的普遍性。不仅如此，《讲话》还具有一种强烈的新颖性，并提示了五四以来更新形态的文学的轨迹。在这个意义上，《讲话》是一个开放给未来的文本。

“为人民的文艺”与《讲话》的普遍性

《讲话》固然是基于抗战的历史条件而出现的，但抗战并不构成《讲话》的惟一动力。抗战联系着自近代以来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而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又联系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前景。同样，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也不是孤立的现象，毋宁说，它们是民族解放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前景的试验场，是未来新中国的前身和缩影。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基于抗战和边区的历史环境而产生的《讲话》及其所规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就超越了一时一地的现实需求，而所谓“文艺”也就不能在一种“压抑和自主性”的对立格局中来认识。需要讨论的反而是，现阶段的文艺能否有足够的潜力去承接这样的历史要求。

“文艺为政治服务”，那么，什么是政治？毛泽东说：“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但很显然，在现实推行的过程中，政治更多时候是被理解为“少数政治家的政治”，而这样的政治，只能是和权力、发号施令和官场作风，和眼前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在此，不是文艺，而首先是这种“政治”背离了“人民大众当权”的政治前景。

而一旦我们重新用“群众的政治”来充实和激活那个被窄化的“政治”，则“文艺服务于政治”就立刻获得了新的内容。尤其是，“群众的政治”即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大众当权”乃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状况，则“文艺服务于政治”赋予文艺以契机，即使文艺从以往各种狭隘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去碰触那几乎是最高也是最复杂的课题。

首先，“政治”的最终诉求是“人民大众当权”，这一诉求因为其空前未有，而占据了一个近乎于真理的位置。将文艺和这样真理性的诉求关联在一起，丝毫不是对于文艺的压抑，而是对于文艺的一个要求。它促使文艺尽量地伸展自己，以发挥出其所有的潜力。而且，这里的真理不是凝固的，而是作为未来的、始终在动态生成的真理而存在。就此说，文艺的“服务”，也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也正是因此，所以《讲话》才反复提出作家改造的要求。

其次，“政治”不仅因为其高度而占据真理的位置，而且更因为其广度而和现实重叠。在一个几千年来以等级制为基本社会组织形态的国家里，试图让长期处于底层的民众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其所掀起的波澜必然是根本性并且全面性的。这必然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都发生的革命行动。在此，所必然出现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都将是以往的历史所未见。文艺来描写这样复杂深刻的现实变动，自然更不是对其自主性的压抑。

将文艺和这样空前的历史任务对接起来，是《讲话》中“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核心内容。抗战只是这样的历史任务中的一个环节。也正是因此，所以《讲话》虽然以“服务”来规范文艺的使命，但文艺并不因此就局限于特殊性之中，反而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普遍性。“为人民的文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等等提法正是其普遍性的简要表达。

即使不从《讲话》的政治远景，不从《讲话》的“政治”所具有的高度和广度，而仅从最一般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认识，“为人民的文艺”依然具有恒久的普遍性。“文艺为人民服务”因为在各种文艺政策中被反复提及而变得司空见惯，也因为其司空见惯而常常被人忽略。只要稍具历史视野就能知道，确立“为人民的文艺”乃是经历了长期艰巨的革命斗争才获得的。正如《讲话》清醒意识到的，相比于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无产阶级的文艺、“为人民的文艺”在任何方面都是崭新的。这一点，即便是结合今天文艺界的状况来认识，也一目了然。把“为人民的文艺”确立为大经大法，不仅是“文艺”本身成长的需要，也是“人民大众当权”的“政治”的必然要求。

“做群众的学生”与《讲话》的新颖性

在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讲话》是被看作存在于五四以来文艺潮流延长线上的一篇文献。这种连续性的视野有相当的历史依据，《讲话》对于由五四文艺、革命文艺所连缀起来的文艺脉络有相当自觉的继承意识。但是深入分析，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讲话》所蕴含的新颖性。《讲话》虽然也重视对既有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改造，但更看重培养边区自己的作家和知识者，培养新的作家并开拓新的文艺类型。

在《讲话》中，“普及”和“提高”是放在“如何去服务”这个总问题下来展开的。“如何去服务”自然首先是对于外来的作家提出的问题，因此“普及”和“提高”的主体当然也就是这些作家。但是，当普及和提高的工作展开之后，这个旧的主体就面临着一种不可避免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并通过自我否定从主体变为客体。新的主体，则是原来扮演被普及和被提高之对象的“工农兵”。

就像《讲话》所说的，“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而用以普及的东西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东西，也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东西，而只能是“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在《讲话》中，这种“东西”也就是能促使“人民群众当权”的意识、知识、思想以及行动能力的综合体，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能力。而当我们意识到，原来的作家因为没有很好地和人民群众结合，没有和军事战线结合，身上总是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在这里就必然出现一个难题，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即作家们要用自己本来不具有的东西来向本来就具有那种东西的工农兵群众进行普及和提高。这就不仅首先要求“在教育工农兵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或者说“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而且在做了群众的学生之后，“先生们”所能做到的普及和提高，就其实质来说，也只能是把工农兵身上原有的那些求取“人民群众当权”的思想和行动能力变得更纯正、更明确、更自觉而已。这不是要教给工农兵所不知道的东西，不是外部灌输的问题，而是促使既有的萌芽更健康更茁壮的问题。在这里，存在着对于五四以来的启蒙逻辑的根本性改写。

因此，所谓提高就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对于原来的作家来说，的确需要改造，但所谓改造并不是说让这些作家更加具有教育的资格，所谓深入群众，也不只是说接近、了解、研究、做知心朋友就足够了。这些是需要的，但所有这些深入群众自我改造的目的最终不是要把自身变成更好的作家，而是要促使作为作家的自己消弭于那代表着“前进方向”的工农兵群体中去，也就是扬弃自己固有的作家身份而汇入那推动“人民群众当权”的历史洪流之中。

简捷地说，这种作家身份的消弭，也就是那种把文学狭窄化并且圈子化的惯性的消弭。旧的作家扬弃自己旧的作家身份和作家意识，从而促使文学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财富。在理论上，开辟让人民群众都成为作家的道路。这也相应地要求旧的文学的内容、形式、读者、作者、创作方式、传播方式等等各个方面都要发生变革。就如《讲话》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文学的专门家要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的通讯文学，戏剧专门家要注意军队和农村的小剧团，音乐专门家要注意群众的歌唱，美术专门家要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句话，要注意所有那些处在“萌芽状态的文艺”。

因此，综合来看，“普及”绝不意味着在固有的脉络中降低文艺的难度，而是意味着新的创造，即对五四以来的文艺发展脉络和文艺的整个生产机制的改造，并从中锻造出新的作家和新的文学。

最后，还想指出一点，面对《讲话》，首先需意识到这是一个党的领导人基于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推出的思想成果。它固然是以文艺为讨论的对象，但文艺既不是思考的出发点，也不是思考的终点。相对于那个革命形势来说，文艺在此是一个媒介的角色，即要经由文艺抵达对于革命形势的理解。因此，《讲话》固然可以放在文艺理论的范畴中进行讨论，但首要的亦是最终的讨论框架只能是革命形势。也就是说，《讲话》首先是政治论述，其次才是文艺论述。而所谓“政治”，就是“人民群众当权”的历史进程。只要这一历史进程没有中断，那么《讲话》中关于“文艺服务于政治”的规定也就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