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丁帆近照

作者简介：丁帆，学者。现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1979年以来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百余篇，有《中国乡土小说史》等著作三十余种。

引子

显然，写外校的先生，让我战战兢兢，但是不写心里又堵得慌，因为有些前辈学者无论于公于私都与我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有的过从甚密，有的只是泛泛之交，但是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瘦瘠脊梁的背影，他们虽然已经远去，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可以深思的空间。

写复旦的先贤，尤其是中文系的已故学者，早有我敬佩和熟悉了四十年的前辈学者吴中杰先生在《海上学人》中一一描述详尽了。吴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和从教凡六十余年，是见证复旦大学中文系每一次风风雨雨的老人，他接触到的都是可以触摸的第一手“原生态”史料，其中有些历史的细节和秘闻是其他人所不可能掌握的，加上中杰先生对人和事生动细致地描写，让我们看到了摩登大上海现代以来许多知识分子的风骨与种种行状，尤其是他对每一个学者性格与思想的准确概括和提炼，似乎是在通向星河璀璨的艺术长廊中，矗立起了近百年来海上文人的一尊尊立体的精神雕像。

我所熟悉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很多，而在已经故去的前辈学者中，亦有两个人与我有所交往，并给我留下了许多值得怀念和遐思的回忆。

在这里，我要进行素描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潘旭澜和章培恒两位先生，他们两个都是有着十分鲜明个性特征的著名知识分子，斯人虽去，风骨犹存。潘先生是福建人，有着极富独见的个性，与他相识是因为我的老师曾华鹏先生介绍，曾、潘二位既是同乡，又是先后同学，更重要的是潘先生亦是一个性情中人，我从他的性格中看到的是那种狷介耿直、砭清激浊的知识分子的面影；章培恒先生是因为工作关系而相识，从1992年开始，每年都会因为学科上的事情与之交接，熟悉了他的秉性与做事风格，就油然而生敬畏。先生既认真又幽默还江湖的性格，让人可亲可近，更有那种坚守人文主义立场和人性价值观的道德底线所呈现出来的精神境界，让人可敬可佩。

一直想写一篇回忆潘先生的文章，但我毕竟与潘先生没有深交，然而从仰视到平视的过程中，我深切地体味到潘先生人生哲学的来路与高尚。

除了一些当代文学的学术会议和作家协会召开的会议以外，能够与潘先生见面的机会就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答辩了，那些时日里，我们都只是聆听他神侃，只有那次与许志英、王彬彬去他家里拜访时，我才算是真正走近了先生。当然，在曾华鹏先生的客厅里也屡屡听到他描述与潘先生通电话的内容；也在我家的客厅里听到潘先生《新中国文学词典》的责编朱建华一边呷酒一边生动描述他和潘先生在编辑过程中的交往；再就是时常从王彬彬口中得到潘先生的音讯，尤其是他在陪伴潘先生的最后的日子里的消息；最终，就是断断续续地从潘向黎口中听到其父之生活中的花絮碎片。

潘先生去世后，许多人写了悼念的文章，尤其是作为亲密弟子的王彬彬写的那篇已经是十分动人与深刻了，我便打消了写点文字的念头。然而，这些天我在写“文坛双星”曾华鹏与范伯群的时候，那个瘦瘦高高，像根电线杆似的形象时时在我的眼前晃动，让我又有了书写先生的冲动。

初见潘先生是他从上海来扬州参加一个会议，究竟是答辩会议，还是省作家协会的会议，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他的形象却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了：个子高，且奇瘦，善言谈，能吸烟，喜喝酒。在扬州瘦西湖畔的沿湖大道上，在游船上，潘先生真是高谈阔论，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足显其“聊手”之功夫，真的是烟不离手，话不离口，当然还不时咳嗽几声。

先生是一个趣者，兴之所至，性情毕现，亦如他在《抽烟者说》中所说：“每天坐到书桌旁，第一个节目就是点支烟。倘要出门，也要抽支烟再走；手表不答应，就边走边抽——虽不大文明，也顾不上了。”无疑，写作抽烟是无数现代文人的不良职业习惯，聊天抽烟与喝酒抽烟当然也是神侃助兴的佐料，但是，在那个时代，“边走边抽”的确也算是一个嗜烟如命的老烟枪所为，因为那时吸烟是无禁区的，从从容容地坐下来吸烟才是抽烟者的快乐，行走抽烟实乃颇显个性也。按照潘先生的逻辑，“从理智上来说，我是想戒烟的”（《抽烟者说》），但是离开了这个伴侣又是万万不可的。1967年住院手术后医嘱不能吸烟，忍隐了多日，“憋到出院，回宿舍路上，就复发了。”因为，他更信奉的是其老师的那句话：“我要的是生活，不是活命！”谁都明白，抽烟对人体有害，然而，你让一个有这种嗜好的文人去掉这一精神上的“伴侣”，恐怕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从潘先生对妻子一生的感情来说，是充满着感恩心理的，但是唯独抽烟这一“陋习”却始终不听其劝阻。大约在潘先生看来，戒烟与离婚一样，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但他还是有理智地说：“其实，生活中无损于健康的消遣、解闷办法很多，年轻人慎勿为这种嗜好所缠住。对于有了年纪戒不掉的，也无须好心地强人所难。”既然作为工作必需的“助手”，我们就不要过多地指责那些有着几十年“陋习”的吸烟者了。

于是，在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的那些日子里，潘先生基本上是烟不离手的，有人说那部词典是熏出来的，一点都不为过。由此我想到的是这部词典的编辑，现也已作古了的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朱建华先生。那时他和我都住在锁金村，闲时他一抬脚便到我家来聊天，知道他嗜烟嗜酒，于是每每来时，我都是为之准备两包烟，二人对抽，客厅里总是烟雾缭绕；用大茶杯为他倒上一斤酒权当茶饮，给他花生米佐酒，他说无需，用烟下酒即可。他说他每天晚上工作到凌晨，看稿都是一大茶缸酒放置在书桌上，便呷边读。彼时，他早已编完我那本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接手的正是编辑《新中国文学词典》的任务，他对潘旭澜先生的顶真和勤奋大加赞赏，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当然，我也悟到朱是在表扬自己呢，因为他也是一个极其顶真和勤勉，且脾气古怪的人。我想，除了努力共同圆满地编好词典的任务外，能够让他俩情投意合的纽带应该就是对烟酒的共同嗜好吧，当然还有性格脾气的吻合。朱建华嗜烟酒如命，虽最后也是死于烟酒，但是，就是这个“有癖”的编辑，经他手编辑的书籍却是鲜有差错的，这在江苏出版界是有口皆碑的，难怪潘先生屡屡夸赞和感激这个“老朱同志”呢。

我见过潘先生饮酒的次数并不多，那都是开会或答辩后的宴会上，先生酒量并不大，最多也就三四两白酒吧，但却爱喝。记得那次在夫子庙的晚晴楼里吃饭，他边吃酒边与我们聊天，稍稍有些醉意，话便多起来了，滔滔不绝，且不断点燃袅袅的香烟，全然不顾那舞台上串堂会的苏昆名曲的表演。我那时很敬畏这位师叔，并不敢说几句调侃的话，生怕他会发起脾气来。酒量不大，却爱喝酒者，大抵是个性情中人，这个判断应该是不会错的。据潘向黎说，潘先生的酒量的确一般，但喜欢喝，白酒、洋酒、黄酒都喝了不少，曾经因为肝疾禁了几年，痊愈后又以一位医生说“喝一点酒对心脏有好处”为借口而恢复小酌。在外面吃饭，在家请朋友吃饭都要饮酒，有时与章培恒先生在家喝洋酒，无菜，干喝—这倒是内行的喝法。到了晚年，主饮黄酒，一箱一箱地买进十年陈的古越龙山，喝的却是饭后酒，每晚半瓶至一瓶，同样是无菜，就陈皮搭酒，这种喝法不知是潘先生独创，还是有何来路。向黎说，饮后脸色会发暗红，步履微微踉跄，夜半，不顾家人反对，吞下两片安定，睡觉。

潘先生骨子里是十分爱酒的，我想，这样一个有情趣的人，何能不恋酒呢？有文为证，在《寂寞雨花石》里，先生在谈及“吃书”时写道：“要有一瓶60度白酒，那简直是宝中之宝。舒筋活血且不说，借着酒意，歌吟‘但愿长醉不复醒’，或呼啸‘去留肝胆两昆仑’，不也可以解闷么？真的醉了，来一通胡言乱语，或大哭大笑，也好让这小屋和四周有点生气。”由此我们看到的是或借酒消愁、或直抒胸臆、或散发扁舟的真性情的潘先生。无疑，酒是挥发人性情的催化剂，它是表白饮者和醉汉心迹的媒介。我以为在潘先生许许多多的散文中，无论是直抒还是曲笔，其最好的注脚正是他在《若对青山谈世事——怀念朱东润先生》里所倾述的那样：“我想：一个临大节而不夺的大学者，一个以‘军人死于战场，教师终于教席’为信条的名教授，他的品格、学问、文章，已经结合成为知识分子的标尺。”此乃英雄酒胆之言矣。

福建人的饮茶之道是屈指一数的，我在潘先生的散文随笔里读到他喝茶聊天的细节，但他没有提及吃的是什么茶，倒是他的女儿潘向黎却成了茶道的专家。据向黎说，潘先生也嗜茶，主要喝的是家乡的铁观音，喜欢用紫砂小壶顶盖泡，且为酽酽地浓泡。我想，他饮茶不仅仅是延续家族的传统习惯，更重要的是，那茶是为与友人聊天而准备的美食，是为“吃书”而煲出的仙汤。只要有客人来，不论是长辈、平辈还是弟子们，他总是先泡一壶浓浓的铁观音，然后再坐下来谈。他的弟子中的好几位，比如李安东、王彬彬，都因为经常喝他亲手泡的铁观音，后来喝起了乌龙茶。

据向黎说，潘先生吃菜口味比较宽，什么菜系都可以吃，但偏爱肉食，口味偏重，但不吃辣，也不喜欢咸菜之类的非肉类的腌制品，那是因为小时候吃怕了。最喜欢红烧肉、蹄膀、炸肉丸、猪肚、香酥鸭等“硬菜”，此乃最好的下酒菜也。对海鲜和蔬菜都无特别的偏爱。喜欢甜食。对崇尚清淡、讲究造型美观的食品不以为然。善吃中西合璧之食，早餐喜欢用优质面包夹黄油，晚年也经常用馒头夹黄油。先生去日本和台湾讲学，对那里的美食颇有好感，但却不能接受生鱼片。中年后装了全口假牙，所以什么都需要做得烂，颇影响口福，晚年胃纳差，经常面对餐桌叹息：没胃口，唉，几无生人之乐。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烟酒茶俱全的潘先生，他在难中的嗜好也算是消愁与抒怀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那一年许志英带我和王彬彬，更准确地说，是王彬彬带路领我们一起去拜访章培恒先生。当然第一站就是去彬彬的导师潘先生家，虽说“多年父子成兄弟”，多年的师生也是情同手足的，但是，仍然看出彬彬在先生面前多少还是有点拘谨，尽管他表面上镇静自若，看得出神情还是与平时不同。许志英先生倒是大大方方地翘着二郎腿与潘先生抽烟说话。他对潘先生十分尊敬，他和我多次说过，无论如何，潘先生也是他的老师，他还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潘先生已经留校当助教了，虽然没有给他直接上过课，但是，执弟子礼的许志英却时常到他的宿舍里拜访和聊天。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从那一刻起，突然我就觉得这位师叔与我的距离拉近了，顿感亲近了许多。这样一个行状有趣的人，逐渐在我的脑海里鲜活起来了。

潘先生和我的老师曾华鹏先生同是1932年生人，却不是同年故去的。潘先生是2006年7月1日去世的，这个日子很容易记取；而他的同乡、同学和一生在精神上相濡以沫的挚友曾华鹏先生则是2013年1月27日离世的，也就是说，潘先生在另一个世界里等待他的老友又煎熬了近七年之久。潘先生在其《〈咀嚼世味〉自序》中说：“尽情歌哭，虚无出世，都不属于我。现在所能做的是，将咀嚼过的海水，吐出几星泡沫，算是为自己生命和大海潮汐的咏叹。如果这不过是比喻，那么，印在书里的文字，应当说不是用墨水写的。让它带着我的苦涩的虔诚，献给生者与死者，祭奠往日的落叶，祝福明天的芳草。”

如今，他们在天堂里可以尽情放肆地聊天了，再也没有任何顾忌了，因为他们相会在永远是春天芳草依依的空间里，没有苦涩，没有生死，也就没有“虚无出世”，也就没有“落叶”，也就无所谓“祭奠”。“明天的芳草”是在布满了星辰的灿烂星空当中……

《咀嚼世味》里最让我动容的一篇文章就是《五十年之约》，在西子湖畔，“曾华鹏、吴长辉和我，混凝土般的自由组合，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走走停停，指指点点，坐坐说说，从从容容品味‘天堂’的妙谛。”其实年轻时代的那一年春游西湖，正是曾华鹏先生开始落难之时，哪有地上“天堂”的感觉呢。

“华鹏和我，在高中是上下班，读大学仍然是如此，只是曾一再合班上课。长辉读物理系，偏偏喜欢同我们两个中文系的一起吃饭，一年到头都是如此。我胃出血后需要到‘病号食堂’吃面食，他们也设法弄张医生证明，一起去吃馒头。这样，可以在吃饭时间用闽南话来点‘自由谈’解闷，既放心，又自在。读书杂感和学校里的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以至对别人虎皮、牛皮、洋相、吃相的描述，各尽欲言，同而不伪，和而不同，听而不知。从来不面红耳赤，不口是心非，不背后议论，更绝不打小报告。这种我想可以称为饭话会的活动，是尘嚣中的小小桃花源。有些个同学看不顺眼，什么‘不合群’呀，什么‘同乡观念’呀，什么‘自由散漫’呀，唧唧喳喳。”的确，从这些言行举止来看，“福建帮”的痕迹可见一斑。没有这样的江湖相望，他们之间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孤独寂寞，这支撑他们艰难度过五十多年风风雨雨，让各自在心灵上都有着彼此的照应和关爱。这鼓浪屿一个星期的团聚，也许是他们友情见证的最后驿站，亦如潘先生在文章最后结尾中所言：“五十年啊半世纪，一生就只有这么一个五十年，而本应云蒸霞蔚的年华，被命运的阴霾吞食殆尽。只留得，心底感情的磐石，任凭风吹雨打，固执地抱着大地，在聆听新世纪的潮声。”这番“寻梦”，虽然是抱着欣喜的心情来的，但是，在他们的心灵底片中留下的却是“苍老残破”的旧梦，唯有那坚如磐石的友情是长存于世的。

潘先生的一生遭受了许多精神和肉体上的磨难，每当人们一谈起他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首先跳出的就是叶圣陶小说《潘先生在难中》这个题目的词句。他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也从小学教师做到中学教师，再做到大学教授，他自己也说，这是同辈人当中绝无仅有的经历：“一辈子像一粒沙子，在好些个学校滚来滚去。”尽管遭受了许多的磨难，但是他对做一个好教师的志向却是终身无悔的。

在自传式的文章《再来一次》中，潘先生将自己的一生都做了总结，他是在及早地清理自己的精神履历，他不能忘怀的是在凄风苦雨日子里，自己的独立特行的思想，以及终身不悔的教师职责。从小的生活磨难，往往会让人磨炼出坚韧的性格，早年我就听叶子铭先生说过，从古到今，福建人的出路基本上就是两条：一条是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另一条就是下南洋做生意，发财致富。的确，我发现福建人读书是十分用功的，成名者甚多，仅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就有几十个著名的学者纵横于文坛之上。无疑，潘旭澜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和工作应该是潘先生的人生转折点，那既是先生知识积累的最好阶段，也是治学方法形成的时期，更是世界观和价值观定位的岁月。半个世纪下来，他的学术著述和散文随笔创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于是，萦绕在我脑际多年的一个疑问就会迸发出来：在定位潘先生究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还是一位激情澎湃的作家时，我很犹豫。读他的学术论文和他编写的文学词典，你感觉他是一个对每一个学术细节都十分严格认真探究的学人；而你在读他的散文随笔时，不但能够在历史的夹缝当中感觉到奔突而来的激情和思想熔岩，还能够享受到语言审美与文学修辞的趣味。他是一个有个性的学者，他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作家，他更是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

从我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审美情趣来看，我似乎更加喜欢这位师叔的散文随笔，仅凭一部《太平杂说》，潘旭澜的散文随笔作品就可以入史了。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搞文学的人，他跨越了学科专业的界限，在重塑被历史遮蔽了的人物时，用血写就了新的历史篇章。这样说也许有夸张之嫌，但是他之所以在学界和民间流传甚广，影响甚深，皆因为他的许多历史观往往是超越了许多史学家的，而许多文学家也不可能如潘先生那样在青灯黄卷前将冷板凳坐亮。于是，在跨界中寻觅到最能契合抒发自己情感和世界观的语言文字的表达，应该是潘先生最快乐的事情吧。当年我在写随笔《近代中国农民起义断想》之际，也正是潘先生写《太平杂说》的时候，当我看到潘先生陆陆续续发表的文章时，我不敢再写下去了，一是我的史料功底达不到先生的功力；二是价值观虽然相同，但是我思考的深度和高度与之相比有霄壤之别。其实对他这些散文随笔的评价，曾华鹏先生早有中肯的阐释。

在1995年12月20日的《光明日报》上，曾华鹏先生说：“从潘旭澜的散文里不仅可以呼吸到馥郁的文化芳香，同时还能够感受到作者强烈跃动着的历史责任感。作为一个怀有人类良知而又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他不能不时常反思那逝去的噩梦般的时代，不能不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和前途。这种思考，这种关怀，常常洋溢于他的散文的字里行间；只不过它不借助空洞抽象的议论，而是通过具体、形象、生动的艺术描写来体现，使理性、情感和形象互相渗透融合；而读者则从具体的艺术感受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和思考。……个人酸甜苦辣的人生历程，能够昭示大地的时序移易，反映时代变化的风声云影，将它展示出来，可以让人们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记取历史的教训，避免悲剧重演。潘旭澜艰难地跋涉于人生旅途，却始终以九死未悔的深情，执着地眷恋着祖国，关心着它的现在和未来，这种历史责任感是弥足珍贵的。”这种知识分子反思式的写作风格，成为潘先生散文随笔中的骨架，它肩扛和支撑着的是“闸门”还是“星空”呢？！

“这是一棵遭电殛的暮春的幼树，它没有丰盈的姿态，然而，挺立在大野，露出棱棱骨干，这里什么也不见，只见苦难，和苦难之余的向上的意志。”这是曾华鹏先生用李健吾评论早逝的左联作家叶紫的断语来评价他的老友潘先生散文随笔的，我认为曾华鹏先生之所以采摘了这种充满着凄美悲情的鲜花送给自己的挚友，一是对他们之间的友情用力甚深，二是曾先生从老友的人生镜像里看到了自己半个世纪的坎坷人生的投影。共同的人生遭际，让他们不断地激励对方，砥砺前行。

潘先生是一个有风骨的学者和作家，但是，他的散文中还有另一面儿女情长的柔情在。在《咀嚼世味》中，你可以看到他对父母兄弟情义的悲情描写，那种在苦难岁月里相濡以沫的情感深深地打动了我；对妻子的愧疚心理的表达，展现出了一个真丈夫对家庭的责任感；而对一双儿女的疼爱，更是流淌在字里行间。在《小女儿的童话》和《各写各的》篇什中，几近溺爱与骄傲的文字涂抹在两个女儿的背影里，触摸着潘先生心底里最柔软的一面。其原因就在于他心里有一道永远过不去的坎，那就是他亏欠孩子太多了。据向黎说：“因为他那代人小时候和青年时代都挨过饿，所以他对我们两个女儿在吃的方面特别纵容。只要家里有的东西，总是让我们想吃就吃，只要是外面买得到的，总是支持我们馋了就买。我们家在吃的方面投入一直比较多，我和我妹妹未嫁时经常要吃夜宵（笔者注：我在彬彬的文章中也读到过潘家次女向蓁两次催问吃夜宵的细节），两个人在厨房里忙，然后出来很开心地吃夜宵。我爸爸看见了，总是很开心，像欣赏什么艺术表演一样在旁边看。有时候会开玩笑：你们以后在婆家这样可不行啊。我们姐妹就嘻嘻哈哈地笑。”这样的笑容洋溢在潘先生的脸上能够成为永恒的定格吗？我们共同祈祷吧！

清明节就要到了，潘先生生前没有看见我写过他的片言只语，如今我写这篇文字不仅仅是为了祭奠先生，更是想献给潘先生和曾先生，让他俩在天堂里作为谈资，尽情地聊天。我相信，他们在天堂里的笑声，我是一定能够谛听到的。

2018年3月19日凌晨1时初稿于仙林依云溪谷。

4月2日15时重新改定于仙林大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