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基层”，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才有的社会学概念，是社会组织处于底部的部分。在中国，一般县区以下的社会单位都被认为是社会的“基层”。这个概念，对于大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尤为重要，其所表达的秩序含义凝聚了非常浓厚而鲜活的中国经验。

“基层”是一个现代社会工作的方法论。也可以用来描述传统中国的乡里组织、宗族体系、乡土田园文化，可以被历史化。

但中国当代文学何以“基层”？“基层”而有文学，“基层”有多少文学？有什么样的文学，乃至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基层”？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学往往是个体性的艺术创造，在现代社会，却又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关系千头万绪，相当紧密。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文学基层”，这也许是只有在中国才有的说法，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某些悠久的经验，也证实着现代性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广泛而深刻的关系。中国作协九届三次全会郑重提出了要加强文学基层工作，并将其提升到厚植中国文学基础的高度。我想这是可以引起作家深思并予以认真对待的。

“基层”总是相对的。相对于中国作协，我们吉林作协就是“基层”，而就中国文学的社会组织体系而言，省作协其实还处于一个中观的层面，县、区作协及其文学存在，才是真正的“文学基层”。

今年是改革开放及新时期文学40周年。40年来几代作家协同文学媒体、文学教育以及文学团体，共同创造了“新时期文学”。而新时期文学还创造了一个“文学基层”。

大家知道，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学最初只是在京沪两地兴起，并长期以此为中心向全国扩展，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才在某些省会城市得以萌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省级行政单位才建立了相应的作协组织。而县区级作协组织的建立，则是新时期以来的事情，尤其在新世纪以来它得到了普遍的建立。县区作协的组织化涌现，都是各地根据需要且发挥地方智慧自行成立的，不是上级统一文件要求的。从根本上看，应是顺应中国新时期文化文学发展兴盛的必然产物。

这个组织化的“文学基层”的后面，站立着广大的文学人口。一类是在基层从事文学创作的基层作家，一类是在基层因热爱文学而参与文学生活的文学爱好者。他们代表着最广大的文学人民。

于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文学工作不仅在基层发现了文学，还发现了这样一个“文学基层”。比如在吉林省，这时绝大部分县区都成立了作协组织，各自都有100到200不等的县区作协会员，他们在所属的区域大都办有文学刊物，兴办活动，发挥着文学的影响。吉林全省县区以上的作协会员规模已达5000人左右。我们还发现，在活跃于地方县区的各类文艺协会组织中，作协组织往往是规模最大、机构机制最为成熟的，状态是最为活跃的，这证明至今在广阔的“基层”，穿透强势的自上而来的影视文化“罩门”，母语的文学交流方式仍然是最为基本、最为方便、被认可和推崇的，这使“文学基层”的形成有了自然基础。

我们如何对待这样的被称为基层的文学？他们往往是被遮蔽的，我们所不够熟悉的，热情，执著，谦虚，卑微，无名。更多的热爱和更少的名利功利，是显身于我们主流的文坛之前的郑小琼、李娟、王十月、余秀华们的“基层”状态。

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省作协的文学工作格局，起码从主观取向上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型，可称之为“一方三边”。

“一方”，是相对的以纯文学严肃文学为志业的，并在创作水准（所谓“文学性”）上达到一定程度的主流文坛，是省以上作协的主要工作对象，是我们所熟悉的。“三边”，一是县区作协的文学基层；二是网络文学基层，网络作家作品与读者是一种共生现象，背后是一种广义的文学基层；三是传统的古体诗词领域，由于文体方式的时代差异以及现代性根深蒂固的文学等级观念，也在我们熟悉的主流文坛之下形成了一种文学基层。而在这“三边”背后，更可牵连出广大的文学读者、爱好者、生活者，共同构成了基本的广大的文学人口。

在这样的转型格局下，从吉林省作协的近五年来的工作看，业已形成的主流文坛及其文学仍然是我们的工作的重要支柱，其他“三边”，我们加强了与省诗词学会的联系，但成效不多，主要是相互间的文体隔膜依然很深；我们成立了网络文学专业委员会，但工作进展慢，网络作家的网络性格的“宅”，似乎表现出不愿“出宅”的倾向；而对县区的“文学基层”，我们的工作则产生了一些成效。省作协启用了一个并不算完美的概念：农民作家，建立了200多人的省文学院农民作家联络网，已连续5年出版《吉林省农民作家作品选》，每年都召开农民作家座谈会，他们每次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来到省作协参会。去年，开展了评选“吉林十大农民作家”活动。既有的主流文学工作加上依托于县区文学基层的农民作家工作，构建了我们省作协文学工作新的重要格局。

今年3月，我们调研整理分析了225份农民作家的情况样本，其中有一组数字引人注意：225位农民作家中，41岁到60岁的有171人，占样本总数的76%，而20岁至30岁的只有5人，31岁到40岁的只有16人。这个数字显示的年龄结构和省级作协、中国作协会员的年龄结构比例十分近似。

由此看出文学基层的两个问题。一是这个“文学基层”与主流文坛同样都是我国新时期文学的产物。41至60岁的人居多，表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构成了当下“文学基层”的主体，那些新时期前20年取得了成就的作家，通过各种方式上岸发展了，披沙拣金之后，留下当年的文学青年守望着如今的“文学基层”。二是“90后”的“文学基层”人数已少到了危机的地步，表明近十余年的网络文化影响所及，使新时期40年来形成的基层性文学人口资源发生了网络之外的绝对贫困，起码是传统意义上“文学青年”的贫困。而这样的“文学基层”的危机，同样是主流文坛的危机。

然而即便是生存于基层一边充满劳动一边抽暇创作，漫长的守望也使他们的文学春华秋实、生色活鲜。我省优秀的农民作家，有的上了中央电视台，有的在省级以上报刊、出版社发表、出版作品，其中不乏有《十月》《中国作家》《诗刊》这样的杂志等。我们考察来到了蛟河县的山村张晓英的家，夫妇俩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因文学而结合成家，历经村民的嘲讽、父母家人的不解，而一直坚持文学写作到今天。他们家现已成为四乡闻名的文学大院，还形成了一个近70人的由文学创作者、阅读者、爱好者组成的文学群落。在这大山中的小村庄，我们读到了他们创办多年的文学小报《山花》，读到了他们“在生存中写作”的作品集，还看到了他们家旧书架装满了史铁生、铁凝、林语堂、莫言等好多作家的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版本，粗糙而质朴、温馨，令人动容。这是一个在远方的新时期文学及其“文学基层”的微小而巨大的真实存在。

由此看“文学基层”的意义，主要有：1、说明了新时期文学的作家都从哪里来，我们许多人都来自于这个基层。2、说明了新时期文学的基层存在，它使新时期文学的空间变得广阔。3、没有这个文学基层，谁买谁读我们主流文坛创作出来的作品？没有文学基层，我们如何于生活中安顿我们的“新时期文学”？4、它影响和牵连着基层的广大文学读者，构成着基层的地方的文学生活，照亮广大的社会生活。5、仅就农民作家而言，他们的文学表达和表达自身，似乎无法替代，他们没有多少哲学、形而上情思、先锋性，却表达着人的基本情感、基本理念、基本生活，是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

“文学基层”，和主流的先锋的纯文学的精英的写作一样，都是我国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的一部分。现在，中国作协在工作安排上加强了文学基层工作，如成立社会联络部、举办基层培训班等，是夯实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兴盛基础的重要举措。

“文学基层”是一个感受性主导的文学世界，更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文学性不足”的文学场域。但如果我们把文学性不当成一个绝对的指标而宽容以待，“文学基层”的存在就将会是中国文学之福。

《诗大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之不足，则嗟之叹之，嗟之叹之不足，则咏歌之。”

读一下闻一多先生的《歌与诗》一文，他主张，正是这处于“不足”的嗟乎叹息，即所谓感叹之声，才是诗歌最早的生命初心，其站位和价值就在于这个“不足”。一个多样的有限的文学场域的存在，乃是文学生态的正常丰富，这是我们要建设的文学文明。

善待文学基层，完善其组织架构，支持基层文学内刊，鼓励文学名家多给文学内刊写稿，让文学基层更积极、明亮、活跃，是最好的。

文学走进基层，建设文学基层。作协理应当好文学连接生活与人民的桥梁和纽带，这是作协在新时代中国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