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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收藏史跌宕起伏，群峰连绵。有3位先生将毕生精绝藏品捐献国家，尤为后人景仰：陶瓷者冀州孙瀛洲；古籍者东至周叔弢；书画者项城张伯驹。

张伯驹，名家骐，别署丛碧，河南项城人，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刘海粟曾回忆说“丛碧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4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4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在书画鉴藏方面，张伯驹眼光卓绝，魄力宏大。根据其自撰《丛碧书画录》里的不完全统计，在1960年前，收藏有书画117件，其中唐代及以前的6件，宋代13件，元代11件，明代40件，清代47件。特别是他收藏的30件晋唐宋元书画，从大诗人李白、杜牧的手卷，到宋徽宗、钱选的丹青，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更广为世人所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把这些书画珍品捐赠给了国家，一如他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所说：“我所藏主要珍品，遇人民爱戴，政治修明之政府，应不以自私，捐归公有。”

“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故宫刚刚结束，展览汇集了经张伯驹鉴藏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和吉林省博物院的33组书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的一番话让人印象深刻：张伯驹当年把西晋陆机《平复帖》和隋展子虔《游春图》捐献给国家，使故宫博物院拥有了传世最早名人法书和传世最早山水画，这对于确立故宫在书画领域领袖群伦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仍以张伯驹为例，在得知前清恭王府后人藏有西晋陆机《平复帖》后，他先后三度尝试购买，最终抢在日本人之前，得到这件存世最早名人法书，使其没有步唐代大画家韩干名作《照夜白图》后尘，流向国外。能达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第二种境界的，并不多。相传南宋人赵孟坚曾携带“五字未损本”《兰亭序》乘船，不料突遇狂风，舟船倾覆落水求生之际，赵孟坚还手握这卷兰亭，所幸“造物见护，存一线生意不死”。这即是著名的“落水兰亭”的掌故，诚所谓“性命可轻，至宝是保”。张伯驹也有类似“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故事：1941年春，他在上海遭人绑架，绑匪索价300万伪币赎金。生死关头，张伯驹仍正告夫人潘素：“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他的女婿楼宇栋后来记述说：“岳父对国宝之爱早已超过了自己的生命。如是僵持了近8个月，土匪见敲诈无望，自动将赎身价降到了40万。经过岳母多方奔波借贷，总算赎出了岳父。”经此一劫，张伯驹对《平复帖》更加呵护，正如他自己所说“帖藏衣被中，虽经乱离跋涉，未尝去身。”

生命诚可贵，至宝价更高，在此基础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能达到这第三种境界的收藏家少之又少。留下《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两部经典垂范后世的张彦远曾说，“爱好愈笃，近于成癖。每清晨闲景，竹窗松轩，以千乘为轻，以一瓢为倦”。谁曾想到1000多年后的张伯驹竟与其暗合道妙，有着类似的体悟：“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与我相合矣。”

展卷自怡独乐乐外，张伯驹尚能“与人乐乐”。1947年，当时才33岁的王世襄正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想对当时还收藏在张伯驹处的《平复帖》进行详细研究。说明来意后，张伯驹不但答应他的请求，更爽快地表示：“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你不如拿回去仔细地看。”后来王世襄回忆说：“《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

不仅“与少乐乐”，张伯驹更做到了“与众乐乐”：1952年，他将《游春图》让与故宫博物院；1956年，复将《平复帖》在内的8件珍贵法书捐献国家……1973年，他撰文感慨自己“一生所见山川壮丽，人物风流，骏马名花，法书宝绘，如烟云过眼，回头视之果何在哉，而不知当时皆在雾中也。”是的，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也只是说自己以为“人生万事无不在雾中”。作为收藏家的他，行行重行行，早已登上峰巅。

张伯驹生前曾郑重起誓：“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和张伯驹一样，古籍收藏家周叔弢也曾郑重声明“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为此他先后4次将珍藏的古籍善本4万余册和历史文物1200多件献给国家。作为陶瓷收藏大家的孙瀛洲虽讷于言但亦敏于行，1965年将精心收藏的各类文物3000余件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们践行自己的誓言，从而突破了古今之成大事业者的第三种境界，也因此超越过往1000多年来的大收藏家，成为20世纪收藏史上青青碧色的劲柏坚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