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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15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整整一百年后，远在北京两千里之外的安陆州[1]突然成为帝国的焦点。来自北京宫廷的接驾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兴献王府，迎接兴献王朱祐杬的生子朱厚熜入京承继大统，成为大明王朝的第十二位皇帝。

十二天前，正德皇帝朱厚照撒手尘寰，使用了十六年的正德年号戛然而止，此时正德并未立皇太子，帝国的皇位，骤然空缺。

空缺的原因，是正德皇帝死时刚过而立之年，还没有子嗣，根据宫殿典制，要遵循“兄终弟及”的原则，将皇位传给正德的弟弟。然而，正德皇帝又是家中独苗，没有兄弟。满朝官员，一时不知所措。

要解释这种尴尬的状况，需要把这个家族的血缘关系上溯到正德皇帝的爷爷成化皇帝那里。成化皇帝朱见深共有十四子，老大、老二早亡，继位是老三朱祐樘，这就是弘治皇帝。弘治死后，他唯一的儿子朱厚照继位，是为正德。正德死，既然他没有兄弟、没有儿子，皇位就应该推回到他爹弘治皇帝那一辈，根据“兄终弟及”的原则，由弘治皇帝朱祐樘的弟弟、排行老四的兴献王朱祐杬继承。

然而，朱祐杬也已在两年前去世，于是只能循着这皇朝的血脉推演，目光于是落到了朱祐杬的长子朱厚熜身上。

朱厚熜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他的父亲朱祐杬与正德的父亲、弘治皇帝朱祐樘是亲兄弟，此时，大明王朝的皇位，已经结结实实地落在他的身上，一个天高皇帝远的皇族后裔，命运就这样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就可以理解，由司礼监太监谷大用、内阁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等组成的庞大团队，为什么只用了十二天，就从京城火速赶到了远在湖广安陆的兴献王府。

在上述官员的护送下，朱厚熜一行抵达北京。然而，就在朱厚熜距皇位只有咫尺之遥的时候，他突然止步不前。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难倒了所有的朝廷大员。

按照礼部的安排，朱厚熜本当由崇文门进北京，再由东华门入皇宫，过继给朱厚照的母亲张太后为子，并在文华殿完成成为皇太子的仪式，再以皇太子的身份登极为皇帝。但对于礼部的周密安排，朱厚熜并不认可。因为“兄终弟及”一语，在此产生了一个重大的歧义——究竟是朱厚熜继承了堂兄朱厚照的皇位，还是自己的父亲朱祐杬继承了弘治皇帝朱祐樘的皇位？礼部官员认为是前者，朱厚熜却解释为后者，因为在他看来，“兄终弟及”，当然是指他父亲与弘治皇帝这对亲兄弟，而不是指自己与朱厚照这对堂兄弟。假若他的观点成立，那么，他已经死去的爹，实际上也成了皇帝，而他朱厚熜，就不是从正德皇帝朱厚照那里，而是自己的父亲朱祐杬那里，直接继承皇位。

这一切好像文字游戏，但是当朱厚熜提出这一点时，所有的官员都面面相觑，大脑一时短路，因为对于这文字的歧义，所有人都不曾想到。假如他继承的是堂兄，那么他就必须遵循礼部的安排，从东华门入宫。假如是他继承的是父亲，就不需要过继给张太后，而以皇帝的身份直接登极，这样，他就可以从午门进入紫禁城，在奉天殿完成登极大典。

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北京城外突然停顿，所有的人大脑短路，没有人知道朱厚熜该由哪座门入宫。大臣极力劝谏，朱厚熜绝不妥协，正德遗诏中一个小小的漏洞，竟变成难以解决的僵局。

他不仅要给自己正名，更要给死去的父亲正名，因为那样的话，父亲的身份就不只是王爷，而要被追认为帝王。在这里，朱厚熜充分显露出他锱铢必较的本性。

从午门到东华门，距离不过几百米，对朱厚熜来说，却别如天壤。

国不可一日无君，此时的大明王朝，皇位虚位以待，已经超过一个月。帝国官员们心急如焚，却又拿不出丝毫办法。相比之下，朱厚熜却无比淡定，因为他知道，皇位已经被他锁定，再怎么拖，皇位也不会跑掉。

这是典型的皇帝不急太监急，当然，官员们最急。

他决定坐地要价。从没见过大世面的朱厚熜，在这里展现出过人的沉稳。

那一年，他只有十五岁。

二

从外围看，紫禁城的门有四座：南为午门，北为玄武门（康熙时代为避“玄烨”名讳而改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

午门是紫禁城的南门，也是正门，它无疑是紫禁城最重要的一座大门，因此采用了建筑中的最高级形式。沿袭唐朝大明宫含元殿以及宋朝宫殿丹凤门的形制，主楼东西有雁翅楼延伸，上有五座重楼，所以也叫“五凤楼”。

中国古代建筑，前后四根柱子围成的一个方形空间叫做“间”，与今天所说几间房子的“间”不是一回事。紫禁城九千多间房子，也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间”不同。在古代皇家建筑里，“间”也是表示“级别”的单位之一。午门的主楼是重檐庑殿顶，面阔九间，进深九间。九是最大的阳数，也就是奇数，五是中间的阳数，九和五，都是尊贵的数字，所以古代帝王，被称为“九五之尊”。

午门位于紫禁城南北轴线的正南方，也是子午线的午位，因此称为午门。雁翅楼朝天而开，过了此门，就不再是人间，而是“天朝”，所以这阙楼，被称为“天阙”。岳飞《满江红》词里曾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午门“中开三门”，两旁各有一掖门，中间的门，只为皇帝而打开（文武百官走东侧门，宗室王公走西侧门）。只有殿试前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中鹄后可以从中门出宫一次，这一次经历，也因此成为他们一生的荣耀。

进入午门，就进入宫殿第一个巨型的广场——太和门广场（皇家广场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庭院），预示着一个庄严场合的出现。正面（北面）横卧一个大型建筑，是进入三大殿之前的最后一道门——太和门（明代称奉天门、皇极门）。自朱棣始，明朝的皇帝就每天清晨在这里听政[2]，称为“御门听政”。这巨大的庭院，也成为王朝议政的大会堂。每当皇帝在御座上坐定，一名内使（宦官）就会手捧香炉，走到皇帝面前，香炉上镂刻着山河图案，内使将香炉放在御座前的黄案上，奏曰：“安定了。”听政于是开始。

太和门广场东西各有一道门，东为协和门（明代称左顺门，古代建筑中的左右，皆以面南而论），西为熙和门（明代称右顺门）。出左顺门往东，是文华殿宫区和内阁办公地，因此每当早朝之后，皇帝经常会到左顺门或者右顺门，与一二重臣继续商讨政事。有一次朱棣在右顺门的便殿里批读奏章，桌上金狮镇纸被推挤在奏本旁边，摇摇欲坠，一位大臣眼疾手快，坠落之前将它扶住。朱棣见景生情，说：“器皿虽小，置于危处则危，置于安处则安。天下犹如一件大器，岂能置之于危处？更须处于安定之地。天下虽安，不可忘危。”说罢，神色怆然。

进入太和门，是三大殿区域，那里是紫禁城的核心，也是帝国的政治核心，是真正的金銮宝殿。在古代，“宫”和“殿”的意思并不一样，紫禁城的布局是前殿后寝，即前半部（南部）是外廷（殿），是皇帝的办公区；后半部（北部）是内廷（宫），是皇帝及后妃宫眷的生活区。宫与殿的分界线，就是保和殿以北的乾清门，那里也是紫禁城中轴线南北距离的中间点。奏章、物品的传递，都要在此中转，各种“快递”在这里集中，因此几百年间，这里都是紫禁城内最重要的物流集散地。

午门只有在举行大典和重大朝见时才能开启，朝廷百官平日上朝，一般从东华门进入紫禁城（西华门因为直通西苑，内监司事人员常从这里出入）。因此，东华门和西华门这两座东西对称的宫门，并不开在东西两侧城墙的正中，否则就可以直通内廷，妨碍皇帝的“私生活”。所以，为了维护内廷的私密性，也为上朝方便，东华门和西华门都开在东西两侧城墙偏南、距离南垣角楼一百多米的地方。形制也低于午门，正面呈平面矩形，红色城台，白玉须弥座，当中辟三座券门，城楼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门外马碑石，至今仍在。

在清代，自康熙帝始，御门听政的地点改在乾清门，皇帝每天上下班的交通距离也收缩到后廷的门口。自雍正始，皇帝的办事机构，也设在乾清门广场西侧一排简易的小平房里，只是那时的雍正不会想到，这个小小的机构后来成长为一只巨兽，它的名字威震朝野：军机处。

官员上朝一般遵循两条路线，一条是中轴线路线，另一条是对角线路线。

中轴线路线主要用于包括大朝在内的主要仪式中，官员依次穿过皇城和宫城中间的门，沿中轴线北行，到达紫禁城的中心院落——太和殿广场[3]，或者继续向北，抵达乾清门——在康熙初年，还要求官员走中轴线路线，穿过太和殿东侧的中左门和保和殿东侧的后左门抵达乾清门前。[4]

而日常进宫（尤其康熙朝以后），则更多地从东华门入宫，穿过紫禁城东部的三座门，由景运门入乾清门广场——那也是紫禁城内最后一个大型广场，到乾清门前参加御门听政[5]（雍正以后，听政改在养心殿，使养心殿逐渐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由东华门抵达乾清门（以及后来的养心殿）所走过的路线，刚好构成一条对角线（由东南到西北）。而中轴线和对角线的交叉点，刚好是乾清门。

前一条路线也被称为“仪式路线”，后一条路线也被称为“功能路线”。这是两条互补的路线，朱剑飞先生在比较这两种路线时说：“一方面，紫禁城在空间上确实是‘禁地’。它极度深奥而遥远，要求人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自制力，才能企及和征服。另一方面，一个系统的区别是，东侧的对角路线相对来说比中轴路线更轻便易达。仪式路线犹如朝拜的路径，必须遥远而曲折，从而激发人的谦卑、恭敬和崇拜心理；而功能路线，在频繁的使用中，必须是有效的、劫持或服务性的，以利实际事务的高效运行。”[6]

紫禁城的北门是玄武门，清康熙年间为避康熙帝玄烨之讳，改称神武门。内设钟鼓，与钟鼓楼相应，用以起更报时。但皇帝居宫中时，神武门上的钟不再鸣响。城台开有三门，帝后走中间正门，嫔妃、官吏、侍卫、太监及工匠等均由两侧的门出入。清代选秀女，将嫔妃迎入宫中均走此门。

清代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的阳春三月，一个名叫叶赫那拉氏的十七岁少女就从这座门入宫选秀，九年后走向帝国权力的顶峰，统治中国长达四十七年。但她是从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进宫，而非（以皇后的身份）从紫禁城的正门——午门抬进宫的，这构成了她一生最大的隐痛之一。

三

紫禁城给人印象最深的，除了那些宏伟的大殿，就是深红的宫墙和无休无止的宫门。如上所述，紫禁城实际上是一个墙与门的世界。一道道墙，在紫禁城内分割出不同的空间，每个空间，都构成一个院落，甚至像三大殿这样恢宏的建筑，都被封闭在一个院落中。这些空间（院落）位置不同、地位不同、面积不同、功能不同，却有着相似的结构，比如大都是面南背北，方正规矩，礼序森严。紫禁城，实际上就是由无数个小型院落组成的一个超级院落，这些院落，浩繁如星辰，却又被组织、整合得整齐有序（就像王朝的行政系统一样）。在这看似复杂的系统中，门，就是组织、整合空间最有效的方式。

这偌大的紫禁城，里面暗藏着层层宫门。门有时开启，有时关闭，把偌大的紫禁城，连接成一个时断时续、时分时合的空间体系。早年去故宫参观，感觉最奇特的就是那些门。封闭的墙和开启的门，造成一种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墙把我们的目光封闭在一个单元的空间里，为建筑制造了宏大而震撼的视觉效果；门又让我们的目光穿透墙的围困，抵达宫殿的深处，探测着幽深的心理深度。每当我们登上太和门的台阶时，敞开的太和门犹如一个取景框，为蓝天下的太和殿剪裁出一个矩形的图像。而更神奇之处在于，随着我们脚步的移动，取景框里的图像也不停地变动，仿佛游走的不是我们的脚步，而是建筑本身。

很多人觉得紫禁城很神秘，而它的神秘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门营造的。因为那些时开时闭的门，给紫禁城造成一种半掩半露的效果，人们永远猜测不到，在门的后面，藏着怎样的一个世界。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多年的我，对门后世界的好奇心丝毫未减，依然时常像孩子一样把眼睛趴在门缝上，窥视门背后的风吹草动。

墙与门，既是对立体，也是统一体。关上门，世界就是小的，比如对某些被打入冷宫的妃嫔来说，紫禁城就是一座囚牢，而对于某些时候的皇帝，比如乾隆，它只意味着八平方米的三希堂，那里有一方炕、一张桌、几帖晋人法书，却是一个令他沉浸和陶醉的温暖世界；开启门，世界立刻变大，从一座宫殿抵达另一座宫殿，要穿越无穷无尽的宫门，尤其对于朱棣之子、明仁宗朱高炽（洪熙）来说，无异于一种繁重的劳动，因为他身宽体胖，走路都要气喘（连他的父亲朱棣都嫌弃他），而他的寝宫，偏偏选在后宫最北端的钦安殿，每次上朝，要由北向南穿过重重宫门，才能抵达御门听政的太和门。在他眼里，宫殿就是深不可测的道路，以及没完没了的奔波。

朱高炽当然会乘坐交通工具，而不会用脚步去丈量大地。那种交通工具被称作“辇”，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北宋摹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辇”的大致样子。但以他的身量，乘辇恐怕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抬辇人就更不简单），上辇下辇，都很费体力，或许还需要技巧，在辇上颠来荡去，更让他心率过速。

相比之下，上朝大臣更加辛苦，尤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大臣，步行穿越宫殿中，也并非易事。每日早朝，他们要先由承天门（清代以后称天安门）、端门、午门（或者从东安门入东华门）集合进宫，走不动就让宦官挟着两腋，不是扶老携幼，是连拉带拽，拖到皇帝面前，不像朝廷命臣，倒像是被劫持的人质。

因此说，当官是个体力活儿，尤其在天子脚下当官，体能不好不行。到清代，宫廷才开始实施人性化管理，允许年老体衰的大臣骑马入宫。第一位获得这项“特殊待遇”的是康熙朝的南书房翰林、大学者朱彝尊，每逢前往乾清门上朝或参加宴筵，可先乘轿至东华门，再换一匹小矮马进入紫禁城。此后，这一“政策”惠及更多高龄大臣，允许他们骑马入宫，但从东华门入宫者，须在箭亭前下马，从西华门入宫者，至内务府总管衙门门前下马。乾隆时代，政策进一步放宽，凡级别达到一二品以上，年轻达到六十岁以上的朝臣，均可乘轿进宫，但仍须在箭亭下轿步行。从箭亭入景运门，就进入乾清门广场了。宫殿里的旅行，从此不再艰难。王朝政治，也多了一层人性色彩。

但政策放宽，不意味着没有规矩。那些墙与门，依旧控制着政治的格局、命运的走向。乾隆晚年，和珅权倾一时，拒不遵从宫殿的语法。他不仅乘轿直入景运门，等于一路乘轿到在乾清门听政的皇帝面前，而且因为从他居住的恭王府经东华门前往乾清门要绕远，为了抄近路，他公然违制，乘轿直接出入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等于直抵皇帝后宫。放肆如此，他行程的终点，只能是地狱了。

王朝的命门，其实就是门。

四

高昂的午门，阻挡不了朱厚熜执拗的脚步，因为朱厚熜的意志更加高昂。面对门的威严，这个十五岁少年表现出不屈的意志。因为是从午门还是从东华门走进宫殿，不仅关系着他的名位，也关系着对他已逝父亲的定位——假如从午门进入，就说明他的父亲朱祐杬是从弘治皇帝朱祐樘那里继承了皇位，然后再传给他，也就是说，他爹虽然已死，但他是以皇帝的身份死的，身后将配享帝王的祭祀。他一心为自己的父母争得一个帝、后的称号，犹如一个贞洁烈妇，至死也要争得一个象征名誉的牌坊。

朱厚熜还没有登极，就与朝廷百官摆出了分庭抗礼的架势。“庭”，是太和门前的大庭院；“礼”，是大臣们教条主义的“礼”。在这座深不可测的宫殿里，这个叛逆青年不愿受官僚的摆布，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除了捍卫死者的荣耀，其中当然也有现实的考虑：他不愿奉堂兄朱厚照之母张太后为母，使自己成为他人手中的木偶。于是，在朱厚熜这个光杆皇帝与以杨廷和为首的朝廷百官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抗衡。眼下，这僵局一直僵着，双方都没有让步的意思，最后，还是张太后“发扬风格”，表示“天位不可久虚，嗣君已至行殿，内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笺劝进”[7]。

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终于从正阳门进入北京城，经大明门进入皇城，经午门进入紫禁城。派遣官员履行完祭告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的手续，朱厚熜身穿孝服前往正德皇帝灵前谒见，又叩拜了张太后，之后换上衮冕服，在奉天殿（今太和殿）前行告天地之礼，登上奉天殿，神情庄重地在御座上坐定，颁诏大赦天下，改元：嘉靖。

登极危机终于解除了，但嘉靖与宫门的纠葛并没有终结，气势恢宏的太和门广场，竟然成了嘉靖与群臣角斗的战场。登极危机虽已化解，但皇帝和大臣之间的紧张对峙局面，在朝廷中暗自发酵，终于演变成一场明火执仗的正面冲突。嘉靖通过登极，正告朝廷百官一个铁打的事实，“兴献王” 朱祐杬才是自己正宗的爹，他是从亲爹手里继承的皇位，弘治皇帝朱祐樘并非他的亲爹，而是他的伯伯，他没有打算过继给这个弘治伯伯（实际上是过继给弘治皇帝的皇后张氏）当儿子，把自己的亲爹变成自己的伯伯。不仅如此，他还得寸进尺，要给自己的亲爹亲妈争得一个帝、后的名位，因为弘治皇帝死，根据“兄终弟及”原则，应是他亲爹朱祐杬继位。由于朱祐杬也死了，才轮到他继位。嘉靖的胃口还不止于此，他还想把自己九泉之下的亲奶奶加上皇太后的名分。

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代表的朝臣们只能苦笑了。他们不断上奏，企图说明一个道理：你爹不是你的亲爹，你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已逝的弘治皇帝尽管没有生你养你，但以他为亲爹，王朝血统才真正称为一脉相承，紫禁城体现的血缘政治才能严丝合缝、滴水不漏。他们越想越激动，终于在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七月十五日，太和门御门听政之后，聚集在左顺门前集体请愿，酿成一起群体事件。上至九卿，下至翰林、部、寺、台谏诸臣，二百多人齐声呼号，在巨大的广场上，形成一种空前的声音效果，史料记载：“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

他们忘记了，嘉靖是一个极其敏感自尊的人。登极时由于准备不足，礼部给他准备的龙袍略长，他就怀疑是朝廷官员瞧不起他，诚心出他的丑。直到杨廷和急中生智，说：“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才龙颜稍霁。此时，朝廷百官光天化日之下向他示威，那不是明摆着拿窝头不当干粮吗？这不仅不能吓住嘉靖，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一怒之下，嘉靖竟然下令逮捕闹事的官员。有一百三十四人被拘捕，另外八十六人待罪听候处理。两天后，又下令对一百八十多位事件参与者施以“廷杖”，就是脱裤子打屁股，直接间接被打死者，凡十九人。

嘉靖死活不肯向群臣低头，除了解决父母的名分、自己的出身问题之外，其实还暗藏着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就是皇帝和大臣争夺话语权乃至对王朝的控制权。对当事人而言，名分问题固然重要，但朝廷的主导权更加重要，双方都不过拿这事“说事儿”而已。

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嘉靖所处时代，刚好是“王学”（王阳明之学）兴起的时代。对于程朱理学将“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的绝对化倾向，王阳明及时做出修补，提出“心即是理”，主张回到人的本心。嘉靖敏锐地觉察到这一时代主题的变化，紧紧抓住“王学”这一理论武器，向以杨廷和、杨慎父子为代表的“吃人”旧礼教发出挑战，不仅一举确立了自己的王朝政治中的主导权（那时他只有十八岁），也把自己推上了道德的至高点。

千秋太和门，静静地注视着王朝的变迁。

五

嘉靖即位的前二十年，嘉靖表现出极强的政治进取心，紫禁城也迎来了建筑疯长期，如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重建文华殿，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重建仁寿宫，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在乾清宫左右建端凝殿、懋勤殿，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建成慈宁宫，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建成慈庆宫……

然而，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杨金英等十六名宫女将一条黄花绳套在嘉靖柔软的脖子上，发生一场谋杀未遂事件之后不久，至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驾崩，他的身影就再也没有在太和门出现过，从此隐居西苑，过起专心炼丹的生活。史书说：“上就迁西苑……不复视朝”[8]。

对于新上任的臣子来说，皇帝犹如一个传说，从来没有出现过；而那些见过皇帝的旧臣，想必也已记不清皇帝的模样。

大臣们似乎忘记了，这朝廷还有一个皇帝。

权力的缝隙里，严嵩及其党羽的势力，如野草般猛长。

那个很有主见的少年天子，就这样一步步沦为被海瑞唾骂的“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的腐朽皇帝。杨金英或许不会想到，她们的弑君行为，不仅成为嘉靖皇帝个人生涯的拐点，也让大明王朝的剧情急转直下，从此走向万劫不复。

很多年后，人们向康熙大帝讲起嘉靖、万历荒怠朝政的旧事，还令康熙感叹不已。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康熙皇帝每天准时出现在乾清门。年轻时，他在早上七点（辰时）就已完成早朝，因此早朝常常是摸黑进行的（尤其在冬天）。后来照顾到大臣（因为大臣要提前两三个小时到宫门外等候），朝廷的作息时间改为春夏辰初三刻（约七点四十五分）、秋冬辰正三刻（约八点四十五分）开始早朝。有大学士奏请，早朝可以每三四日一次，不必天天举行，康熙回答：“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上御门理事，即竟不安；若隔三四日，恐渐至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人都是有惰性的，所以康熙才不敢耽于安逸，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凌晨不到四点就会起床，“未明求衣、坐以待旦”。

康熙说：“（朕）无他欲，惟愿天下治安，民生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身为创业之帝，他深知这江山得来不易，你怠慢了天下，天下就会怠慢你。

注释：

[1] 今湖北省钟祥县。

[2] 御门听政是明太祖朱元璋创下的规制，因为明朝取消了宰相职位，本由宰相承担的政事就落到皇帝身上。北京紫禁城自明成祖朱棣开始，每天早上御门听政。

[3] 参见赵尔巽：《清史稿》，第2616—2617、2621—2624、2649—26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4] 参见徐艺圃：《试论康熙御门听政》，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

[5] 参见赵尔巽：《清史稿》，第2624—2625、2689—26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6] 朱剑飞：《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1420—1911）》，第16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7] 《明世宗实录》，卷一。

[8] 《万历野获编》，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