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德语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笔下的人物形象，与中国皮影戏中的人物造型，二者之间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实则有极深的关联。通过分析卡夫卡的小说和素描作品，可以发现在他的作品中有这么一部分人物，在造型上带有明显的中国皮影人物的特征，它们应当是以中国皮影人物为蓝本塑造的。

中国元素走红欧洲

中国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者灯影戏，是一种以动物皮革或者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演绎故事的民间戏剧形式。据史书记载，元朝时，中国皮影戏就传入西亚波斯、土耳其等地。清朝乾隆年间，法国传教士居阿罗德将中国皮影戏带回了法国。其后，皮影戏一度在法国非常流行。之后不久，中国皮影戏就传到了英国、德国等欧洲其他国家，并流行起来。皮影戏传入德国之后，德国艺术家对皮影人物造型加以发展改造，“他们创造的皮影人物造型，以黑色剪影为主，极少雕刻，用漫画手法加以夸张，线条流畅，形态自然。雕出简单的花纹作装饰，显得很清纯”。除作为演出工具外，中国皮影本身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也让这种民间工艺品与中国剪纸艺术一道走红欧洲，被许多机构或者个人收藏，当时德国、法国的许多博物馆中，都收藏了一定数量的珍贵皮影。

许宽华的论文《歌德的中国意象》描绘出了“中国热”时期皮影艺术在西方的盛行以及德国文豪歌德对中国皮影的喜爱：“在皇宫内壁上和抽屉内保存的无数皮影侧面影像都是中国物。据说德国达姆斯塔特、戈塔和魏玛的宫廷是当时的皮影戏中心。仅歌德一人就收藏有1226张，可见他对‘中国物’的喜好！德国的皮影戏均来自中国。”杨武能的《中国与歌德》一书同样记载了歌德和朋友一同观看中国皮影戏的情景，“1781年8月28日，为了庆祝歌德三十二岁生日，魏玛宫廷中的人们用迈宁根公爵格奥尔格从巴黎带回来的中国皮影，演了一出名为《米涅华的诞生、生平和业绩》的中国风格的戏”。众所周知，歌德是卡夫卡最为欣赏的德国作家之一，歌德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也深深影响了卡夫卡的文化选择。1912年夏天，卡夫卡与挚友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同游德国魏玛并在参观过歌德的房间后，卡夫卡于日记中提到，“歌德的房间有许多中国式的东西”。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及，但是卡夫卡看到的这些“中国式的东西”中，应当就包括歌德收藏的那些来自中国的皮影。当然，这绝不是卡夫卡第一次见到皮影的时间，他首次观看皮影，至少要追溯至1903年。1903年11月底，在德国慕尼黑住了一段时间的卡夫卡经常参观博物馆，并在市立图书馆阅读了大量刊物。通过卡夫卡相关作品的创作时间推测，至晚到此时，卡夫卡第一次见到中国皮影。

以皮影人物为创作蓝本

作为卡夫卡现存小说中创作最早的作品，尽管初稿大概创作于1903—1904年的中篇小说《一次战斗纪实》主题含混不明，但小说的东方氛围，尤其是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却很明显。首先，有两个重要角色具有明显的东方人特征：叙述人“我”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人；另一个重要角色“胖子”，以一种东方的姿态端坐在担架上，身披黄色毯子、不长头发的小脑袋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在《卡夫卡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曾提到，“胖子这一形象据说来源于中国，即布袋和尚，也就是弥勒佛”。其次，这两个主要角色都与中国传入欧洲的物品有着密切的联系。除胖子所乘的担架（往往被视为中国轿子的变形）外，叙述人“我”所酷似的黄色棉纸剪影，原型应当就是中国皮影。

以中国皮影人物作为蓝本去塑造部分人物这一特点，贯穿了卡夫卡小说创作的始终。在创作于1923年的短篇小说《小妇人》中，卡夫卡这样描写这位普通的妇人：“生来相当苗条，但她还紧紧地束腰；我看到她总是穿着同样的上衣，它是用淡黄加灰色、有点儿像木头颜色的料子做成的，饰有少量的流苏或同样颜色的纽扣状的垂悬物……她虽然束腰，但动作却很灵活，灵活得实在显得过分，她喜欢双手叉腰，猛地把上身转向一侧。”除淡黄加灰色的衣服颜色、身体的灵活程度等特征提醒着读者“小妇人”的中国皮影文化基因外，“垂悬物”与皮影人物服饰特点的相像也说明了中国皮影人物是卡夫卡摹写该人物的蓝本。

人物素描带有皮影色彩

除卡夫卡的小说中的某些人物明显是受中国皮影人物造型的影响外，中国彩色木刻艺术影响下的卡夫卡素描，在人物造型上，也与中国皮影密切相关。卡夫卡素描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造型夸张，线条流畅，体型高瘦单薄，与中国皮影人物造型类似。一方面，这种描绘人物的方式是受中国彩色木刻艺术、中国皮影艺术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某些同时代艺术家对包括皮影艺术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借鉴，也启发了卡夫卡的人物画。例如，当马克斯·布罗德拿出一些卡夫卡的素描给别人看时，卡夫卡的同窗、艺术家弗里兹·菲格尔（Fritz Feigl）将这些素描与瑞士表现主义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的早期作品联系了起来。与卡夫卡一样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的保罗·克利，某些绘画及其他艺术作品中偶尔会流露出中国的影响，影响其创作的中国文化中就包括中国皮影艺术。以他于1916年为其子制作的一组木偶为例，“从这组木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老面孔：死神和普琴奈拉等。西亚传统皮影戏的造型，比如土耳其的传统皮影戏，对欧洲的现代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中也有类似普琴奈拉这样的角色”。瑞典戏剧评论家玛格丽特·索瑞森所著的《欧洲木偶剧浅谈》一文中提到过，西亚的传统皮影戏，在人物造型上，与中国皮影戏一脉相承，因此，保罗·克利的这些木偶，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皮影人物的翻版。

一度热衷于向妹妹演示电影里滑稽画面的电影爱好者卡夫卡，将电影的源头——中国皮影戏中的人物造型当作塑造人物时模仿的对象，恐怕不是偶然。卡夫卡之所以为中国皮影人物所吸引，既是因为皮影人物造型本身的艺术魅力，也是因为皮影戏中人物动作所展现出的戏剧张力。夸张，以至于略显机械的肢体语言，是卡夫卡一贯喜欢描写的人物活动方式，也是他对于工业机械化时代中的人的思索。卡夫卡的此类描写，既是对电影中人物动作的模仿，也是在向中国皮影戏致敬。综上所述，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皮影戏为卡夫卡式人物塑造风格的形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一方面，中国皮影人物造型为卡夫卡笔下许多精彩的人物形象提供了蓝本；另一方面，中国皮影戏中各人物的肢体语言也为卡夫卡的人物描写提供了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卡夫卡与中国语言文学、文化关系之研究”（17AWW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