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化自王国维引进叔本华哲学开始，经由周作人的“文学是人学”倡导，经历当代文学形式说、解构主义及本质和反本质主义的思潮交替，其建构路径一直是以西方哲学和文论为问题意识和原理基础展开的。这种研究不仅造成王国维那样的用西方生命痛苦的哲学描述《红楼梦》的牵强实践，也暴露出包括逻辑思维在内的西方理论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很难被运用之问题。基于“西方文论”和“古代文论”均可能存在与中国文学创造经验“隔”的现象，“否定主义文艺学”旨在发现中国经典作家“以个体化理解穿越表层文化性内容抵达一个弱观念化的独特体验性世界”之经验，提炼成“文学穿越现实”的命题，力图建立起“整体性和创造性有机融合”的中国式现代文学观，以解决“文学何以内在区别于文化”这一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

中国文学独立品格的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文艺的超现实问题是以王国维意识到中国“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开始的，但问题的提出由于是以西方二元对立的“超功利”为坐标的，中国自己的“个体化理解突破文化观念”的独立经验便被搁置了。

诸如，苏轼以生命的日日新之运动变化理解“一阴一阳谓之道”，突破了《易传》《道德经》伦理之道和俭朴之道规范生命的思维方式，曹雪芹塑造了怜爱最卑微丫鬟的贾宝玉，突破了儒家等级、爱情婚姻等观念；而鲁迅对尼采的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易卜生的个性解放也持怀疑审视态度。苏轼、曹雪芹、鲁迅无法被“传统”和“现代”进行归类，既不是载“儒道释之道”，也不是“载西方文化之道”，如此他们的文学创作才具有突破文化制约的品质。文学穿越论将其概括为作家对文化的“个体化理解”。这种理解既是经典何以可能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学独立性的基础。由于古代文学批评修辞性的“别趣”和非原创性“异见”与钟嵘笼统的“识”，均没有突出作家的“个体化理解”对既有文化观念的原创性改造之问题，而“缘情说”也难以解释《红楼梦》中的“情”已经是曹雪芹个体化理解的“怜爱弱小生命的情”，区别文化中的“人情”和《牡丹亭》的性爱之情，所以中国传统美学的“情理之辨”同样难以解答文学经典突破文化规范之问题。

与此相关，“精英”与“大众”、“雅”与“俗”的文化性区分也难以把握作家“个体化理解世界”所表达的内容。历史叙事的“雅”和欲望展示的“俗”其实只是优秀作家穿越的材料，而不是文学理解本身。这还表现在传统伦理划定的“雅趣”和“俗趣”之间，杨万里的“谐趣”可以脱颖而出，这是一种对“趣味”“非雅非俗”的“个体化理解”，但受“雅俗”制约的中国文学批评在“谐趣”研究上却是缺席的。这不仅造成文学批评对中国文学经典解读的浮泛性，也造成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在文学突破文化的问题上只能向西方寻找“个体权力”“二元对立”“超越”“文学自律”等思想资源，从而一直回答不了“中国的文学独立依据什么”这一理论性问题。

中国文学中的弱观念性形态

由于作家“个体化理解”所形成的独特问题和意蕴是蕴含在作品的深层结构中的，文学穿越文化观念所抵达的世界就成为一种弱观念化的独特体验性世界。“言不达意”虽然说的是语言和意味的“隔”，但也可以理解为观念化的解读难以把握文学中的弱观念性的内容，所以“个体化理解”是隐藏在文化观念性理解后面的弱概念性体验，其意味是难以言说的。

从儒家正统文化来看，《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大观园中是一个被贾政、王熙凤、薛宝钗贬抑的“草包”“另类”形象，但宝玉既怜爱尊重卑微的丫鬟，又喜欢与不事功名利禄的秦钟等在一起，这是一个找不到恰当的文化观念去概括的独特的体验性人物。所以《红楼梦》的深层意蕴既不在宝玉和宝钗的“世俗”纠缠中，也不在宝玉和黛玉的“知音”关系中。宝、黛、钗的关系依然属于作品的表层内容。

但《红楼梦》的表层内容又有与儒、道、释文化契合的一面，同时要写宝、黛、钗的“世俗与纯情”的关系纠葛，这就涉及 “文学尊重、表现文化现实”的内容了。因为文学只有尊重表现文化的观念性内容，文学与文化才能构成一个文化性整体，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文学服务文化的功能。所以即便是鲁迅审视西方“个性解放”观念在中国的廉价性，也必须在《伤逝》中以尊重“个性解放”的态度写子君的离家出走，这与“花木兰”替父从军必须女扮男装是一样的。表层内容是我们看得见的“话”，深层内容是我们看不见也很难概括的话，这就是文学的“话里有话”。这样的张力，就是文学穿越论的“尊重表层文化现实又深层审视和改造文化现实”的意思。这样的意蕴张力，也可以视为司空图“象外之象”的结构和内涵的尊重和改造：前者之“象”是文化性的并且可以进行文化解读，后者之“象”是弱文化观念性的体验性内容。由于后者之“象”深藏在前者之“象”中，所以可以概括为“象内独象”“象后独象”。“独象”是弱观念性的独特意象，体现出对表层文化观念内容的深层改造，并构成“文学穿越文化现实”后的潜在内容。

文学经典与文化的对等互动

“文学穿越论”强调作家“个体化理解”，还因为文学对世界的理解与表现区别于文化，从而具有“内在对等、互动于文化”的意味。

一是针对“文学与文化互动”的命题，如果文学理论不强调作家依据自己的“个体化理解”去影响文化，只是在文体表达、个性风格、修辞技巧上讲文学的能动性，其结果是文学还会按照文化的要求去“动”，这样的“动”依然是文学对文化的“从动”。“个体化理解”虽然没有文化观念对人现实行为巨大的规范力量，但由于对世界的体验性认知区别于既定的文化，还是会在事物的性质区别的意义上与文化产生“对等互动”的关系，从而影响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这正是中国文化虽然在晚近衰落，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却可以提升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从而让国人感到自豪的原因。

二是因为文学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是内在体验性的，这就增加了我们辨析的难度。不过，成千上万的读者可以在文学经典里暂时感动、沉醉、沉思，和现实的理性文化世界构成一种“对等平衡”的张力，这正是人类永远需要文学艺术的理由，也是人类凭借文学艺术可以发现文化理性之局限，从而对其审视的重要途径。因此，对文化的局限性的发现具有使读者审视文化现实问题的心灵启示之功效，所以优秀的文学在现实中既不是现实的“无用”，也不是现实的“有用”。

三是强调文学与文化的“对等互动”，将改变我们以往的“文学从属文化”“文学优于文化”以及“文学对抗文化”等既有的观念与思维，从而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作为彼此尊重而相互影响的“精神文化共同体”来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文化的和谐性赋予了新的解释：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和谐，不是文学从属于文化的单一性上的和谐，也不是唐代文学与文化那样的同质化上的和谐，而是在“分离、尊重、互渗”的动态关系上的和谐，并且可以促发当代中国哲学对“太极八卦”作“八卦通过太极关系进行对等互动”的新的阐释。这种阐释既区别于西方文化不对等的征服、改造和冲突关系，也区别于儒、道传统文化要求文学的从属、服务关系，从而为中国当代文论提出自己的原创性命题和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原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