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云雷，1976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职于《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等，小说集《父亲与果园》《再见，牛魔王》等。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等。

那年暑假，我从北京回家，在聊城转车。家里人告诉我，我父亲正在聊城的医院里住院，我便从车站直接去了医院，在医院里见到了父亲。父亲患病已有两年多，在医院里刚做了放疗，气色很不好，半躺在病床上。那有气无力的样子，让我看了很心酸。父亲跟我寒暄了几句，就对我说，你伯父也病了，也住在这家医院里，你去看看他吧。

医院的走廊很窄，散发着来苏水的气味。我跟着姐姐走出病房，姐姐跟我说，本来伯父生病的事情，家里人不想让我父亲知道，怕他担心，可是家里人谈论时不小心让他听到了，他就记在了心里，不时让家里人过去看望，有一次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了点，竟然从病床上爬下来向外走，家里人问他去哪里，他说要去看看他哥哥，“看看他的病好点了没有？”家里人好不容易劝住他，说我伯父那边有人照顾，他的身体现在不能多走动，再说伯父一见到他，情绪激动，反而不利于病情恢复，我父亲被劝住了，但是很不情愿，坐在病床上叹了很久的气。

医院里的灯光很昏暗，我紧紧跟在姐姐后面，她边走边告诉我，她伯父得的是一种罕见病，浑身肿胀，伤害了血液循环系统，现在做了手术，但还需要定期到医院来做血液透析，每周一次。我听了心里很沉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跟姐姐走进伯父的病房，见到大娘和几个哥哥正围在他身边，伯父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正输着液。我见到的伯父跟我印象中的伯父完全不一样了，他好像比平常大了一号，有一种膨胀感，脸色也有些发青。伯父见到我，挣扎着想要从病床上坐起来，大娘连忙劝住了他，“你别动，孩子又不是外人。”伯父流露出很羞愧的表情，似乎为自己变得这么虚弱很不好意思，他问我什么时候来的，坐什么车来的。我一一回答了，又问候他的病情，平常里伯父不太爱说话，现在他突然想说话了，但是似乎一下子又说不清楚，呜哩呜噜的，大娘插嘴说了几句，他似乎有点不耐烦了，提高了声音说，“就是这个病，你看”，说着他伸出手来，我看到那只手肿胀得像一只熊掌，上面布满了针孔和疮疤，看着已不像是人的手，看得我很是揪心。伯父说，“我这病没事，输输液就好了，你爹的病好点了吗？我说要去看看他，可这腿，走不动了！”他说着用手拍了拍他的腿，神情看上去很难受。

从医院里出来，陪父亲坐车回我们县里的时候，看着车窗外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和天空中漂浮的大朵大朵的白云，我一时对这个世界产生了质疑，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最沉默的两个人，为什么要承受病痛的折磨？如果这么好的人都没有好报，那这个世界又有什么公平可言？

小时候我们对伯父的印象，就是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他几乎很少说话，似乎一直在温和地笑着，对谁都一团和气，但我们小孩都很怕他，一见到他就不知怎么是好，在他身边待着感觉很不自在，接过他递来的糖果或吃食，就飞一般地逃走了。伯父的另一个特点是胖，他的胖给人一种很敦实的感觉，那时候乡村里很少见到胖人。伯父严格说来也不算是村里人了，他是退休后回到我们村的，在那之前，他在我们邻县的交通系统工作了几十年，而更早之前，据说组织上将他分配在了邻省的省城当工人，但是他嫌离家太远，申请离家近一点，先是调到了市里，他觉得还是远，后来才调到了我们邻县，在那里直到退休才回到我们村。他在邻县工作的时候，大娘就一个人在家拉扯孩子，把四个孩子都拉扯大了，伯父只有放假时才能回来看一看，好在他所在的交通系统有一辆发往我们县里的车，来回都不需要买票，只需要出示证件就可以。

伯父虽然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发起脾气来也很吓人。我四哥小时候特别调皮，翻墙上房，跟人打架，他个子又高，大人管不住，经常把大娘气哭。有一次，他又跟后街的孩子打架，把人家的头都打破了，流了不少血，那家的大人领着孩子找上门来，大娘赶紧跟人家道歉，又把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鸡蛋装了一篮子，让人家拎走。她大声喊我四哥，让他给人家赔不是，可是四哥梗着脖子站在那里，就是不说话，大娘气急了，上去打了他两巴掌，他只是躲了躲，仍然不吭声。那家大人气哼哼地说，“我看你家老四也该管管了，再不管，长大说不定就成土匪了！”

“你说啥，再说一遍试试！”四哥突然冲他嚷道。那家大人吓了一跳，看看四哥，十二三岁，但已长了一副成人的身板，真要打架，他未必能打得过，于是悻悻地说，“你能，你能，你就等着吧！”说着扯着孩子，拎着一篮子鸡蛋，气呼呼地走了。大娘也气得不行，说，“小四儿你就等着吧，看你爹回来怎么收拾你。”到了星期天，伯父回来了，一听说这事就气得发抖，正好四哥在外面又惹了事回来，一进门看见伯父沉着一张脸，打了声招呼，“爹，你回来了！”伯父说，“小四儿，你过来！”四哥一看大事不好，磨磨蹭蹭地往前走，我伯父说，“你咋跟人家打架打出血了？人家找上门来，你还敢顶撞？”四哥说，“是他先骂的我！”伯父说，“我看你这孩子，不打真不行了！”说着从边上抽了一根椽子，就朝四哥扑过来。四哥一看大事不好，拼命朝门外跑，他前脚刚跨过门槛，后脚就挨了一椽子，一下摔倒在门口，把脸也磕破了，流了血，啊啊地哭叫着。大娘赶紧从屋里跑出来，扶起四哥说，“咋啦小四儿，你没事吧？”又气愤地对伯父喊，“叫你管管他，管管他，不是叫你下狠手打死他！”伯父愣了一下，把椽子一扔，一个人回屋去了。四哥的右脚被打瘸了，过了很久，他走路还一拐一拐的。

还有一次，是四哥上学的事。四哥上着上着初中，突然不想上了，大娘怎么说，他也不听，问他为什么不想上了，就说上学没意思，不想去了。大娘实在管不住，就说，“你先上着，等你爹回来再说吧。”四哥说，“不管我爹咋说，反正我不去学校了。”四哥比我大十多岁，他上学的时候是文革后期，那时候不是学工就是学农，学校里也不正经教课。四哥不想上学了，伯父真的动了怒，他将四哥绑起来吊在梁上，用沾了水的鞭子打，问，“你去不去上学？去不去？”四哥咬紧牙关，一直不吭气。最后伯父也没办法了，将鞭子一扔，说，“你不说，就一直吊着吧。”大娘和几个邻居怕他将我四哥打坏了，等他一出去，连忙将我四哥放下来，那时他喘气都不匀了。

四哥挨了一顿打，终于不用上学了，他很高兴，整天欢天喜地地在生产队里干活，后来伯父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就跟我父亲商量让他到果园里去上班，我父亲跟果园里的人说了一下，就将我四哥带走了。他们走的那天是一个雨天，我父亲赶着一辆大马车，四哥坐在高高的麦秸上，神气活现地挥着鞭子，渐渐消失在远方的路上。伯父和大娘一直站在路边看着，马车消失很久了，他们才慢慢地向家走。

那时候每年大年三十晚上，父亲都会带着我到伯父家去。我们在家吃了热腾腾的饺子，天色慢慢黑下来，父亲带一瓶酒，领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伯父家走去。伯父家住在我们学校北面，从东边第二条胡同进去不多久就到了。到了门口，父亲喊一声，“哥！”大娘赶忙过来掀开门帘，“二兄弟来啦！”又朝屋里大声喊，“你兄弟来啦！”伯父从屋里走出来，对父亲说，“来啦！”说着他们两个人便走进屋，在八仙桌前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我三叔领着三见哥也来了，他和伯父、父亲坐在一起，我就和三见哥跑出去玩了。等我们回来，看到他们三个仍然坐在桌前，桌上摆放着一瓶酒和六个菜，他们喝着酒，静静地坐着，也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父亲酒量大，不停地举杯劝酒，伯父和三叔的酒量小，也跟着他举杯，但他们只喝半杯，或轻轻抿一下。三叔在抽烟，青色的烟雾在屋子里萦绕着，将屋顶昏黄的灯光绕住，灯光下他们三个人的身影很大，很黑，很安静。

我们那里有守岁的传统，伯父、父亲和三叔就这样一直守到凌晨子时，有时甚至守到黎明。等天亮了，再到村里各处去拜年。那时候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守岁，而是他们三个人那么沉默的守岁方式，伯父不说话，父亲也不怎么说话，三叔呢，那时在村里大队当会计，谈起工作来话很多，但是在这个场合，也不怎么开口说话，三个人像猜谜似的，静默着。有时大娘来添茶倒水，见他们的气氛那么静穆，就说，“你们都愣着做什么？该吃吃，该喝喝，该说话就说话呀。”说完她就走了，这三个人仍然是静静地不说什么话。有时候过了年之后，大娘谈起来还很感慨，“三个大男人，就那么坐着，啥也不说，也不知道他们是咋想的，在想啥。”但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奇怪，他们沉默着，我和三见哥就跑出去玩了，并没有太注意他们。只是在长大之后，我参加我们这一辈人的守岁时，才想起他们的沉默有多奇怪。我们这一辈人守岁，每年都是在伯父家的大儿子家里，我们兄弟九个，个个都是青壮年，喝起酒来不要命，这个劝，那个让，热热闹闹的，边喝酒边看春晚，歌舞声和欢笑声不断，还有人出去放炮，砰砰砰砰的，旁边还有小孩在哭，在笑，在叫。喝酒喝到高潮的时候，又有其他院的兄弟来敬酒，拼酒，闹酒，到最后每个人都喝得差不多醉了，可以说是家家扶得醉人归，这才是过年，这才是普天同庆！

现在想想，父亲他们守岁时为什么沉默呢？他们三个人都是熟到不能再熟的亲兄弟，又没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话不能说，那他们为什么不说呢？我想，正是因为他们熟到不能再熟了，一切尽在不言中，他们三个人静静地坐在一起就好，不说话也可以交流，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什么都明白了，这应该是一个更高的境界吧。尤其是伯父和父亲，这两个沉默的人，交流不是靠语言，而是靠彼此的感觉和信任。伯父比我父亲大4岁，他们很小的时候祖母就去世了，自幼相依为命，伯父十几岁的时候就到外地去闯荡，那时候日本还占领着中国的大片国土，他在闯荡中遭遇过怎样的曲折、痛苦与磨难，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知道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那么小的一个乡下孩子，要在城市里糊口，要给家里打钱，这一路走来，他经历了多少折磨？而这一切，最后都归于沉默。

沉默似乎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气质，我们家的人很奇怪，小孩子都很活泼，话也很多，总是说个不停，跳个不停，很难安静下来，见到生人也不胆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每年放了寒假，都到二哥家里写春联，他家的儿子那时还小，总是帮着铺纸，研墨，嘴里唠叨个不停，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活蹦乱跳的，像一只小老虎。但是没过几年，我再回家，这个孩子已上初中了，戴着眼镜坐在那里，问一句答一句，不问他，他就静静地在那里坐着，跟小时候简直判若两人。我突然想起来，我似乎也是这样，小时候我和三见哥、黑三，在村子里疯马野跑地玩，爬墙上树，下河追鱼，在田野里自由自在地玩耍，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光。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话就越来越少了呢？我也说不清楚，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沉默是一个必然，那么有一天我会不会像父亲或伯父那样，终日坐在圈椅上一言不发，默默地看着这个世界？但是父亲的沉默和伯父的沉默也有细微的差别，父亲的沉默更家常，更温和，平常里他也爱说些笑话，只不过更多时候是沉默的，而伯父的沉默更冷峻，更沉重，他简直连寒暄也不会，看着他想说话而又无话可说的样子，会给人一种窘迫感和紧张感。

我离开家乡后，每次回家，都会到伯父家去看望他。如果大娘在家的话还好，她总是会问这问那的，一会儿搬来一个西瓜，一会儿端来一碟瓜子，劝我吃点，再吃点，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我只要回答她的话就好了。但是如果只有伯父一个人在家，说不了几句话，我们俩很快就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中，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伯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时候我只好匆匆说两句话，就起身告辞了。每次我走的时候，伯父都起身将我送到院门口，站在那里看我向远处走。我在胡同里向南走，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还站在那里，我向他挥挥手，让他回去，他仍然站在那里不动。我走到胡同的一半，回头看看，他仍站在那里，我挥挥手，继续向前走。直到走到胡同的尽头，我回头去看，发现伯父仍然站在那里，我又朝他挥挥手，他也朝我挥挥手，我这才拐个弯，跟他分别了。但是伯父久久伫立在门前向我挥手的情景，一直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我也见过伯父高兴的时候，那是在他们家新房上梁那一天。伯父家住得本来离我家不远，就在我家后面，只隔着一座宅院和一条小路。后来村里在学校北面划宅基，伯父就在那里要了一块地。新房上梁的那天，我们全家都去帮忙，到了那里，我看到那块宅基地上已是热火朝天了，四面墙已垒得很高，地上摆放着一根粗壮的房梁，还有横七竖八的檩条、椽子，还有红砖、白灰和拌水泥的池子。盖房的工人请的是邻村的建筑班，他们也是土生土长的村民，跟我们也都认识，一见面就开玩笑，说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事。说说笑笑着，他们就开始干活，有的在池子边上拌水泥，有的搬砖，有的铲泥，有的爬到墙上清理，为上梁做准备。

那时候在我们那里，上梁是一件大事。上梁要选个好日子，要在梁上贴一张写有福字的红纸，还要杀一只大红公鸡，将鸡血涂在梁上，说是可以辟邪，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一辈辈都是这么做。那天我和三见哥的任务就是抓住那只大公鸡。我大娘家养了十几只鸡，其中有一只大红公鸡又肥又壮，走起路来趾高气昂，很骄傲的样子。那时候每到大娘家去，我都很害怕这只大公鸡，这只鸡见了人不但不害怕，甚至还敢从小孩手里抢吃食。那次大娘给了我一把瓜子，我抓着在院子里向外走，这只大公鸡看到了，慢慢地踱过来，我也没有注意它，不料它突然跳起来，朝我手中一啄，我一惊，瓜子撒了一地，它还抢着在地上不停地啄，怎么撵也不走，还是大娘赶过来，才将它轰走了。听说要宰这只大公鸡，我觉得终于可以报仇了，我和三见哥到鸡窝里去抓，不料大公鸡一见到我们猛然一窜，从旁边逃了出去，我赶紧去追，大公鸡张着翅膀咯咯叫着跑出了院门，顺着胡同向南飞奔，我在后面紧追不舍，咚咚咚咚，我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眼看就要抓住那只大公鸡了，可我脚底忽然一滑，跌倒在地上，摔了个狗啃屎，剧烈的疼痛让我哭起来，这时有人将我抱了起来，拍拍我身上的土，说，“没摔疼吧，慢点跑。”我抬眼一看，伯父正笑眯眯地站在我面前。我收住哭声，跟伯父一起向家走，他拉着我的小手，进了门。

那天是三见哥抓住了那只大公鸡，大娘杀了鸡，有懂行的人将鸡血涂抹在房梁上。盖房的工人将房梁的两头拴上，“嘿呦嘿呦”喊着号子，先将房梁的一头放到墙上，接下来更危险更重要的就是，将房梁的另一头抬到墙上。那时候没有机械，没有起重机，抬梁上房全靠人力，七八个人在这头，七八个人在那头，嘿呦嘿呦喊着号子，相互协调着，建筑班的头在边上指挥着。我父亲力气大，爬上墙，用力拽着绳子向上扯。伯父和大娘把我们一帮小孩拉到一边，拿来糖果和瓜子给我们吃，怕有人跑到房梁下面，万一房梁溜下来砸着人，那就是不小的事故！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些人歇了一会儿，抽了两根烟，开始爬上墙，墙上的人分两拨，一拨在南边，一拨在北边，北边的墙上已上好了梁，现在要将梁的这头上到南边的墙上，南边的人嘿呦嘿呦喊着号子，用力扯绳子捆住的房梁，房梁一点点地向上升，北边的人固定住房梁的那头，防止房梁扭动或者滑落，他们嘿呦嘿呦喊叫着，终于将房梁升上来，靠在了墙头上，建筑班的头还在指挥着，“向东一点，再向东一点，过了，向西一点……”直到将房梁摆放在了预定的位置，才算告一个段落。墙上的人纷纷从墙上跳下来，伯父迎上去，笑眯眯地给每一个人递烟，有的人接过来点上了，有的人摆摆手说不抽烟，也有的人接过来，顺手夹在了耳朵上。我注意到，那一整天我伯父都笑眯眯的，随时在给每一个人递烟。

我们那里的规矩，上完房梁之后，要请建筑班的人吃一顿饭。大娘已经将那只大公鸡宰好后炖上了，大哥已买来了酒肉和菜肴，大娘、我娘和几个嫂子在厨房里忙活着。这边建筑班的人洗了手，歪七扭八地坐在桌子前，抽着烟，喝着茶，纷纷谈论着上梁的细节，我父亲和几个哥哥在边上陪着，说说笑笑的，伯父坐在主人的位置上，仍然是笑眯眯的，一言不发。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伯父和大娘说要请我吃一顿饭。这是娘跟我说的，那个炎热的暑假，我总算摆脱了高考的压力，整天在外面跑着玩，骑着自行车到一个同学家，再跟这个同学骑车去另一个同学家，四处游荡，有时一连好几天不着家，家里人知道我憋得难受，也不怎么管我。那一天大清早，我跟同学打了一宿牌，回到家里，躺到东屋我的小床上倒头就睡，娘跟我说，“你大娘说要请你吃饭，来了好几趟了，你今天不出门了吧？”我嘴里含混地答应着，一眨眼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是中午了，艳阳高照。我端着漱口杯，到门外去刷牙，一眼看到大娘正坐在堂屋里，跟我娘说着话，我连忙跟她打招呼，“大娘啥时候来的呀？”我娘说，“你大娘来了半天了，说要你去她家吃饭，我说叫醒你，她不让，说叫你多睡一会儿，你快洗洗脸，跟你大娘走吧，你大娘是专门来叫你的。”我听了，心里有点别扭，有点不情愿，就跟大娘说，“大娘你先走吧，一会儿我自己去。”大娘说，“不急，等你洗完，咱俩一起走，你伯父和哥哥都在家等着你呢。”那时我刚考上大学，自我感觉有些膨胀，觉得周围的人看自己的眼光也有点变了，以前是漠不关心，现在看到的都是一张张笑脸，很有点世态炎凉的感觉，让我很不习惯。大娘家请我吃饭，最初也给我这样的感觉，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当初是多么不通人情。

那天中午，我跟着大娘向她家里走去。天上大太阳照着，四周没有一丝风，汗水浸透了我的后背。我们走出我家的胡同，走过学校大门，从学校北面的路向西，在第二个胡同再向北走，很快就到了她家。到了那里，我才发现，不仅伯父在，我大娘家的几个哥哥也在，四哥在果园里干了几年活，在我伯父退休之后，他就到邻县去接了班，平常里很少回来，伯父说这次是专门打电话叫他回来的，好好聚一聚。伯父笑眯眯地把我叫到他身边，让我坐下，我感觉很惶愧，很不好意思，在这之前，家里人很少将我当大人看，伯父这么隆重地招待我，让我感觉很不适应，似乎我在他们的眼中，一下子就长成大人了。伯父坐在那里，仍是笑眯眯的，不怎么说话，几个哥哥跟我开着玩笑，说，“前几年还是小不点儿呢，这才几年，一晃就成大学生了！”又说，“人家都说大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你再回来，还认得我们吗？哈哈……”

说着话，菜一盘盘端了上来，有鸡鸭鱼肉，有各种菜肴，很快摆满了一桌子，大哥说，“二小也不是小孩了，咱们喝点酒吧！”伯父拿出一瓶酒来，说，“你能喝吗？少喝一点。”二哥笑着说，“你不知道他，别看他不声不响的，挺能喝的！”伯父说，“你们都少喝点，别把他灌醉了。”三哥和四哥笑起来，说，“我们不灌他，他想喝醉，今天也不让他喝醉。”又说，“人家都说，大学生，大学生，干啥啥不中，喝点酒总可以吧，哈哈……”说笑着，他们就斟上了酒，伯父的是三钱的小酒杯，哥哥们和我的都是一两的杯子。伯父端起小酒杯来，说，“二小考上了大学，这是咱家的一件喜事，今儿个咱们聚聚，你到了大学里，要好好学习，争取能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来！”说着伯父把酒杯举起来，我们也都举起酒杯，喝了一口，一股热流从口中直达胃肠。“快吃菜，快吃菜！”几个哥哥纷纷劝我，我也举起筷子吃了起来。

那天中午，我在几个哥哥的劝说下，喝了不少酒，到最后都有些眩晕了，伯父说，“你们别把二小灌醉了，他还小呢！”几个哥哥这才放过我，相互之间敬起酒来，边喝边谈论家里的事和村里的事，伯父一直在那里静静地端坐着，等喝完第三瓶酒的时候，四哥要去拿第四瓶，伯父说，“喝得不少了，别再开了。”四哥开玩笑说，“您还心疼您的酒啊！”伯父认真地说，“不是心疼酒，是怕你们喝多了，难受。”这时大娘听见了，快步走过来说，“就是心疼了！小四儿你少喝点，小心再让你爹把你打瘸了。”一番话说得众人都笑了起来，酒席也就散了。

等我走的时候，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伯父和大娘站在院门口送我，我走两步回头看看，他们还在门口伫立着朝我挥手，我挥手让他们回去，他们仍站在那里不动，我转过身去快步向前走，走到胡同尽头了，再回头看看，他们仍然站在那里，见我回头就朝我挥手，我也向他们挥了挥手，就拐了个弯，向前走了。

十年之后的那个暑假，我从北京回来，在聊城见到了病中的父亲和伯父，又跟父亲一起回了家。这次回来，我在家里多住了几天。我在家的时候，父亲的病情比较稳定，但还是疼痛，疼得他晚上睡不着觉，晚上他的身体像虾一样蜷缩着，只能倚着被子睡。也有缓解的时候，这时他就静静地在圈椅上坐着，听我娘和姐姐在那里说些家常话，父亲的真实病情我们没有跟他说，他并不知道，但是他从疼痛的程度与家里的紧张氛围中，或许已经猜出自己得了什么病，预感到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那天下午，父亲坐在他常坐的八仙桌东边的圈椅上，我娘、姐姐和我围坐在小地桌旁边说着话。突然我听到胡同里有人喊我的名字，赶紧跑出去看，原来是大娘，她推着一个轮椅载着伯父来了！我一看，连忙跑过去，从大娘手里接过轮椅，推着进了我家的院门，我娘和姐姐看到了，赶紧从堂屋里出来迎接，一迭声地说，“你们咋来了，是怎么来的？”大娘看样子累坏了，她擦着汗说，“他在家里说了好几天了，说要来看看他兄弟，我说你兄弟好好的呢，病也快好了，你自己都病成这样了，要走也走不了，要动也动不了，非要去看他干啥？可他就是不听，天天在家里说，天天在家里说，今天说得我不耐烦了，等孩子来也等不着，我说那我就推着你去吧。这一路走过来，可把我累坏了……”大娘说着，还不停地拿扇子扇着。

我娘拿个马扎让她坐下，我和姐姐将伯父从轮椅上搀下来，搀着他坐在八仙桌西侧的圈椅上。他坐下来后定定地看着我父亲。父亲在看到他的时候已站了起来，随着他坐下也坐下了，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说，“哥，你来啦。”

伯父轻轻点了点头，费劲地说，“我来看看你，你的病好点了没有？”

父亲说，“好多了，没大事了。”又说，“你的病呢，现在咋样了？”

伯父说，“我的病老是不好，怕是不中用了。”说着他拍了拍自己的手，又拍了拍自己的腿，说，“我都走不动了。”说着他的眼里淌下两行泪来。

大娘走过去，擦了擦他眼角的泪水，说，“你看看，你看看，这还哭起来了，别哭了，你哭了让咱兄弟也难受。”

伯父低下头，没有再说话，我父亲一直看着他，这时也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虚虚地看着某个地方。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都不再说话。大娘、我娘和我姐姐的声音也停了下来，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得见钟表喀喀喀喀的声音。

这时阳光从西面的窗户照进来，正好在两人之间的桌面上留下了一块亮影，这块亮影缓慢地移动着，从伯父的手边移到了父亲的手边，又移到了东边的墙上，在那里慢慢消失了。那时我家有一只小花猫，才只有半岁左右，可能没有见到过移动的亮影，感觉很奇怪，一直用它的小爪子去抓，去扑，在桌子上跳来跳去，跳上跳下的，伯父和父亲都静默地看着它，也不做声。姐姐怕它将茶壶茶杯碰倒了，走过去将它抱开了，放在了门外，关上了纱窗门。但是过了一会儿，这只小花猫探头探脑的，挤开了纱窗门，静悄悄地走到桌子底下，一跳跳到了桌子上面，它找到那块亮影，这次没有再去扑，去抓，而是静静地卧在那里，眼珠不停地转着，一会儿看看伯父，一会儿看看父亲。他们两个人就只是沉默着，也不说话。

大约是觉得氛围太安静了，大娘说，“天天在家说要来看看咱兄弟，看看咱兄弟，见了咱兄弟，咋又不说话了？”说着大娘又转过头来对我娘说，“他天天在家念叨，说也不知道咱兄弟的病好了没有？见了面，这又成了闷嘴的葫芦了。”过了一会儿，又说，“既然不说话，咱往家走吧，行不行？坐了这半天，你也累了，咱兄弟也该歇着了。”伯父嘴里呜呜了两声，想要站起来，我和姐姐赶紧去搀他，我们扶着他站了起来，我娘和大娘将轮椅推过来，我们将他扶进去，抬出了门外。外面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推着轮椅向外走，父亲在旁边走着，拉着伯父的一只手。大娘和我娘、我姐姐说着告别的话，出了我家院门，大娘说，“别送了，都别送了，回去吧。”我娘说，“让二小推着送回去吧。”大娘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推着就行。”我说，“还是我送送吧。”说着推着轮椅慢慢向前走，父亲说，“哥，我就不送你了。”说着用力握了握我伯父的手，伯父看着他，说，“等我好点了，再来看你。”说着眼里又要滴下泪来。大娘悄悄扯扯我的衣裳，示意我快走。我便推着伯父向前走去。

这是伯父和我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那年秋天，父亲就去世了，不到半年，伯父也去世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家里人没敢告诉我伯父，怕他伤感与难受，加重了病情。据说在伯父去世前几天，他躺在床上还问我大娘，“咱兄弟的病好点了没有，他怎么也不来看看我？”

从此之后，我再回到家乡去伯父家，出门时就只有大娘在大门口久久伫立着，不停地向我挥着手，再也不见了伯父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