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夏榆，作家。现居北京。2002年—2012年加盟《南方周末》，任驻京记者十年。多次访问海内外思想、文化、政治精英，报道大量具有公共意义的人文事件。应邀访问瑞典、挪威、波兰、德国，自2005年起，多次报道“诺贝尔奖颁奖盛典”，专访波兰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波兰著名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呈现个人记忆与国家巨变对当代生活的影响。著有访谈集《在时代的痛点，沉默》《在异乡的窗口，守望》。本人亦从事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我的神明长眠不醒》《黑暗纪》；随笔集《黑暗的声音》《白天遇见黑暗》等。亦有中短篇小说发表于《收获》《今天》《十月》《花城》《作家》《北京文学》等刊。2015年7月，为《ESqure时尚先生》专访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和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

一

在偶然出走的旅途遇见历史变革，这是施丽没有想到的。

然而事情就这么发生了。现在她还记得当时的困惑和茫然。仿佛只有她是困惑和茫然的。在那个时刻无论男女老幼，她所见的任何一张面孔都被喜悦的光焰照亮。她站在黑色油光卵石铺就的马路上，汽车停驶，道路间只有蜂拥的人潮，人们在同一时刻赶往那道矗立的水泥和砖石砌就的墙。进入这个国家抵达这座城市她当然最先看到过这道墙。东德人聚集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也聚集这里，人们期待也迎接着这个国家的变革。

她住在一个名叫军械库（SCHEUNENVIERTEL）的地方，这是柏林最古老的城中村。这里有迷宫般的寂静小路，有很多前卫艺术画廊，聚集着很多前卫艺术家。她白天带着佳能照相机出门游逛，晚间回到旅馆睡觉。每次出街都会穿过勃兰登堡门，这道十八世纪的皇家城门成为这座被分割为东西两半的城市的象征。在旅馆的大堂和走廊也会看到情绪热烈的人，就像她在酒吧和咖啡馆遇见那样的人一样。东德人被变革的激情所感召，旅馆的房间摆放在桌上的电视，只要打开就可以看到那样的新闻。她就是被这样的人潮裹挟，被这浩瀚的人潮漫溢出来的喜悦感染，她犹疑且好奇地跟随着人潮移步向前。柏林墙倒塌。那一刻发生在这座城市的事件，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事件被世界瞩目。当然是因为传媒机器的开动，她看到现场停着很多转播车，CNN(美国有线电视网)、BBC（英国广播公司）、NHK（日本电视广播）、美联社、《纽约时报》，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媒体工作者都聚集在这里现场直播。柏林墙拆除。人们自带钢钎和铁钳，自带铁锤，在横亘的柏林墙上敲击。勃兰登堡门，这个世界著名的公共集会地聚满了想要拆毁柏林墙的人。她举起挂在脖颈的相机拍下震撼世界的瞬间。

这是她作为职业摄影师的开始。然而这奇异的开始对于她来说纯粹是个意外。

施丽是在某种冲动中上路的。欧洲之行是萦绕她头脑多时的计划，真正实施需要某种契机。父亲从澳门搭乘航班回到长沙的家里，母亲提心吊胆地迎接着父亲的归来。家里的安静在父亲归来之时只保持了短暂的时刻，很快就被父母的争吵打破。尽管早有准备，母亲还是因父亲抛出的话题震惊而崩溃。父亲回到长沙的家是要与母亲协议离婚。长年的分居状态使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父亲很少回到长沙的家里，他在深圳和澳门都有家。父亲是艺术家，他多年以来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倾注在设计装潢公司的经营上，他在深圳、台湾和澳门都有工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长沙的家里只有母亲留守，施丽在广州读书，姐姐施绮在美国读书。一个家庭就这么在世界分离着。父母的谈话是在客厅里，父亲即使回到这个家里也都是独居，母亲住在楼上的卧室，父亲睡在楼下的卧室，施丽在里间的卧室睡，这是他们的生活格局。在共处之中相互对峙，多年如此。这是她的暑假期间，从广州的大学回到家里，她其实并没想待得太久，只想着回到家来陪陪母亲。她明白母亲生活在这华丽的居所里的孤独感。父亲对施丽说他会回家，她有些期盼，更多是忧虑。她担心父母在一起的状态，他们不是争吵就是冷战。那是她不愿意看见的。然而这个家庭解体的危机早已显现，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果然这次父亲回来就提出与母亲的协议离婚。或许父亲已经不愿意等待。

从学校带回的玫瑰色拉杆皮箱还放在卧室靠门的位置，她还没来得及打开。皮箱里放着她旅行时必须携带的衣物、几件化妆品和几双鞋子。护照签证是她早已办好的。本来还可以在家多待几天陪母亲，现在她必须提前结束回家的时间，提前上路。在这样的时刻离家让她心有不忍，母亲暗自垂泪，父亲心怀忧虑。悲伤是必定的。她必须逃离这悲伤的气氛，否则会在这悲伤中崩溃。就这样，她冲进卧室取了旅行皮箱，挎着皮包，在门口换上自己的鞋子就出门，踏上她计划已久的欧洲之旅。按照她的计划，德国是第一站。接下来会是比利时、卢森堡、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然而让她意外的是，在她怀着冲动踏上旅程的时候，意外遇见了一个变革的年代。开始是令她震撼的柏林墙的倒塌，后来是布拉格的天鹅绒革命。她成为这次历史事变的目击者，也成为纪录者。后来施丽出版的一本摄影集收入她在当时拍摄下来的黑白照片，那些历史性的瞬间永久留在她的胶片里。

个人生活的剧烈变革和动荡也是不期而至难以预测的。

那天她坐到机舱中部靠窗的座位，身体陷在座椅之间。她的眼睛隔着舷窗望向窗外时，泪水突然奔涌而出。她侧过身子让自己面朝舷窗背对着过道。那时正有乘客涌上飞机，人们拎着各种皮箱背包站满过道，各自寻找着自己的座位，把皮箱塞到头顶之上的行李舱。各种人声在机舱里响起，男女老幼，各种语言在机舱里回荡，夹杂着各种方言。那些声音都被她置于身后。面对着舷窗无声地饮泣，悲怆感沉积在肺腑中，在那里发出轰响。她能听到自己的肺腑发出的哀鸣，哀鸣让她的无声哭泣来得更加凶猛。

这是二〇一二年的深秋。透过候机楼的玻璃墙能看到如血的残阳。在候机楼等待登机的时候她就想哭，拼命地抑制着自己。躲到休息区的后部，大片天蓝色空着的橡胶座椅之间，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在她的前后左右都是空着的，只有两个男人躺在橡胶椅上枕着提包睡觉。那是航班延误的人。还是有人看到了她，那是一对情侣，女的年轻，男的年长，属于老少配的那种。她看到那个年轻的少妇看着她。她的眼神是善意的，有几分同情。她抑制住想要哭泣的冲动，取出手包里的纸巾擦拭着就要洇出眼泪的眼睛，她移动了一下身体的姿势，面对候机楼的玻璃墙。隔着玻璃墙她看到机场的地勤工人在货车忙碌着装卸各种包裹。那些货物应该也有她要托运的皮箱，皮箱是她能带走的全部重要物品。

飞往纽约的航班。让她稍微感觉安心的是航班按时开放闸口，乘客按时登机。她对中国航空公司频繁的延误已经心怀恐惧。延误是正常的，准点飞行反倒异常。这次算是比较顺利，她按时登机，如期坐到机舱中部她提前预订好的座位。悲怆感一直跟随着她，这感觉让她脚步踉跄。她一手拎着手包，一手提着背包。抬头寻找着自己座位的编号。G15，就是它了，她把手里拎着的背包放到行李舱，坐到靠舷窗的座位。那一刻她感觉到身心的彻底放松，同时也感到悲怆感如重新聚集涌动的潮汐在她的肺腑之间汹涌回荡。她移动了下身体，面对着舷窗，终于她不再管束自己，放任地让泪水奔涌而出。

即使是在调音师罗钢的葬礼的时候她也没让自己这么哭泣过。

坚强。忍耐。克制。这都是她在罗钢的葬礼之时反复提醒自己的。

她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不能倒下。不能流露出丝毫的软弱感。

她知道有人在看着自己。那双眼睛总是盯着她，使她无可逃避。

那是K的眼神。在罗钢的追思会上，她还是感觉到K的眼睛跟随着自己。

追思会是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公墓的殡仪馆。在调音师的遗体被推到焚化间火化前她还能再看一次。那些前来送行的调音师生前的好友都还能再看一眼。但是她知道那个躺在灵柩里的人已经不再是真实的爱侣。在他穿着西装的身体里塞满了太多的填充物。事实上她知道他在最后时刻的真实样貌。那个样貌让她不忍回想。但她就是那么陪伴着他的，从他在医院确诊疾病开始，到陪伴他去医院治疗的过程，最后在他弥留之际，都是她陪着他。

罗钢没有兄弟姐妹，他的母亲早在他少年时期就辞世，中风偏瘫的父亲躺在家里。那段时间施丽的辛苦可想而知，她要陪着罗钢，也要抽空去看他的父亲。照料老人的起居。罗钢深感抱歉，觉得他毁掉了她的生活也毁掉了她的幸福。但是她对他总是笑笑，劝他别多想。“我不会离开你的。”她对罗钢说。是的，她不会离开，离开之后，他只会快速地死去。然而他愿意她离开。“你走吧，别管我。”他真心希望她离开，那样他会早点解脱。只要她离开，他必死。即使疾病不能置他死地，他也会想办法让自己死，那时他已厌倦活着。她一直不给他使用无常的方式解脱的机会。“你的命不是自己的，就像你的肉身不属于自己一样，它们是上天的。如果上天要收回你的命，收回你的肉身，上天自会有方式。你的方式违背上天意志。”她对他说。

那时有一个人在注视着她。那是令她烦乱也让她害怕的目光。

K是调音师的助理，是这个摇滚音乐团队的成员。K是个北京籍的中年人，浑身透着精明劲儿。她感受着这双眼睛在注视着她的变化。开始是欲望的。用他的话说那是爱慕的眼神，但在她看来是欲望的。他的眼睛里有火焰在烧灼着，她的眼睛跟他的眼睛相遇时会让她有不适感。他直直地看着她，仿佛要穿透她的衣服看进她的身体。这眼神里有情欲，有挑逗。她不喜欢。她觉得他不应该。K是罗钢的助理，她是罗钢的女友，一个男人觊觎雇主的女友，这样的男人是值得警惕的。然而罗钢逝世之后，他的助理K从隐匿在后的位置转移到前台。K张罗着调音师的后事，俨然是管家的角色。直到K将一份家庭财产状况报告交到她手里，她才知道那双眼睛意味着什么。那是二百七十万债务报告，作为债权人的遗孀，她负有偿还的责任。那份债务报告的来源是她怀疑的。K眼神古怪地盯着她，这目光让她周身寒冷。

二

“这是一个崩溃的年代，也是一个重建的时刻。世界如此，个人也这样。”

多年后她对我说。她一直觉得自己遇见柏林墙倒塌是某种暗示。这是解体的征兆。她期待着某种变革。然而最终等来的是她的家庭的瓦解，个人生活的崩溃。最先是父母亲的离异，父亲解除了与母亲的婚姻关系，带着多年来跟随他的一个姑娘重新走进婚姻的殿堂。他们定居在澳门，她能见到父亲的时候少而又少，只是偶尔会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母亲独自生活在一座奢华而清冷的别墅里，她什么都有，珠宝首饰，绫罗衣裙，银行的存款，然而她缺乏情感的慰藉。离异之后母亲的性情变化很大，她成了一个脾气乖戾的怨妇。只要回到家就听到她的抱怨。她很少回到母亲住的那个家里，尽管心有不忍，也还是不愿意回去。她成了一个世界的漫游者，带着她的佳能照相机环球旅行。只有将自己投放到长旅她才能自由呼吸。

最初我见到她是在一幢白色六层写字楼里。位于北京西城太平路一个军队大院，进入大院要出示证件，守卫在大门前的军人严格检查人员的出入。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喜欢谈论他们的身份，其中就有出身胡同和大院的区别。在他们看来胡同出身的人多为市井之流，而大院出身的人多为官宦之家。进入太平路46号的这个部队大院，正中是汉白玉的毛主席身披风衣挥手向前的雕塑，天气暖和的季节，人们会坐在雕塑的基座上歇着，当然鸟们也会栖落在那里觅食。绿树成荫沿着庭院的四角而植，这是个幽静的所在。能租到这里的写字楼做办公区需要雄厚实力，也需要强势的资本。我所供职的报纸的投资方，当时作为上市公司，这家电广集团的事业正如火如荼。这个报社的员工都是新招聘来的，差异自然是有。我是在懵懂中进来的，我的一位女同学也是我妻子的同学，她到我们租住在香山的居所看望做饭烫伤手的妻子，女同学在聊天中透露说：“有家报纸在招人，你可以去试试。”

当时我正失业在家。女同学告别后我简单准备一下个人资料，就去那个地方应聘。也是机缘巧合，主持应聘工作的副主编是从西安来的一位青年作家，以前我在他主编的杂志发表过文章，我应约访问一个非主流的诗人群体。那些流浪在京城居无所定而又放浪不羁的诗人如同一群精神怪异者，我跟诗人群体混迹了几个星期，写了我们的生存状态，也提出“诗人何为”的命题。那时诗人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这些消息来自各处，每次有诗人自杀的消息传来人们就加剧内心的悲凉感。然而这篇报道刊发之后我就忘记了这件事情，这座城市还有别的非主流艺术群体，流浪画家村，地下音乐人，这些处于边缘的城市亚文化群体当时是我热衷的，我追逐着这个群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副主编对我的姓名当然是有印象的，当时有个姑娘接待我，我报出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与一位影星的名字谐音，正坐在办公区后位的副主编跟人谈话，听到我的自介他回头看我一眼。后来副主编对我说，当时听到我报出名字以为是哪个冒名的骗子。负责招聘工作的几位副主编都怀着各自的心思想招到自己的人。

这个巧合的机缘让副主编将我纳入自己的麾下，我被顺利录用。

我见到施丽是在制作中心的机房里。我属于采编中心的记者，办公室在三楼，她是总经理办公室的秘书，同时兼任制作中心总监。三楼和二楼都有办公室。每次我到位于二楼的制作中心看版样，就会见到她。制作中心有一群担任美编的小姑娘，每次进去就听她们叽叽喳喳地说话，吃各种零食，她们的办公桌上总有各种吃剩的零食的残骸。小姑娘们还喜欢谈论衣物、各种化妆品，她们也总是变换着身上的衣物和脸上的化妆品。每次到制作中心我总能闻到弥散的香水味。她在这群小姑娘里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因为她是总监，出来进去还是显出威严。小姑娘们似乎还怕她。然而对于我来说，她们的存在就像空气。进入到制作室，我的注意力只在制作出来的报纸清样上，完全不理睬那些像鸟群一样的小姑娘们。

有次她拿着报纸的版样跟我说话，她问起版面上刊有我报道的采访情况，那是一个摇滚歌者的专访。“我很喜欢他的歌，你做得很多非主流艺术的题目我都喜欢。”她手里拿着那份版样对我说。她的身材颀长，个头很高，估计在一米七，当然她是美女。我站在排版员的电脑桌前，回答她的问题，简要介绍当时的采访情况。当然隐瞒了真实状态。

事实上那是一次失败的采访。我联系了摇滚歌者的经纪人，这是我做的第一次访问，没有任何经验，对方竟然答应了我的电话约访。我当然在以前是见过摇滚歌者的，在我刚到京城的那年跟朋友去朝阳区的酒吧玩，看到坐在邻座喝酒的就是那位歌者。激动是必定的。在我到京城以前，在矿区的时候就迷恋摇滚歌者演唱的歌。在矿区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歌者演唱的歌，他们经常在篮球场搭台演唱。在朝阳区的酒吧看到歌者的时候，他已经被禁止公开演出成为地下音乐人。那天晚上歌者走到台上，打开他的乐盒取出小号在酒吧里吹奏一曲。

我当然很激动，为这样的现场所见激动了很久。

在少年时期我就迷恋歌者。在矿区我进城里到音像带买过歌者全部的盒式录音带，用随身听的微型录音机听这些磁带，让自己长久沉浸在狂暴高亢具有颠覆性的旋律和音响中。在矿区不只是我喜欢听歌者的摇滚乐，我的朋友们也喜欢。矿区文工团的歌手们在舞台上会表演这些摇滚乐，我在矿井下也会听到年轻的矿工在巷道里高唱这些歌曲。一个名叫赵松的朋友被塌落的煤岩砸断了腰，临死的时候身体被蒙上了红布，赵松活着的时候最爱唱的就是歌者的《一块红布》，那时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痛彻心肺。

我几乎是身心颤栗着去见歌者的。内心怀着繁复而杂乱的情感，采访约在北京朝阳区一家饭店。我提前赶到那里，紧张。做过各种准备，越准备精心越紧张。歌者走进饭店大堂，身后跟着助理。歌者戴着白色的印有红星的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衣领竖起，一副神秘的模样。我预先看到饭店里边的一家茶馆，我们就在茶馆做访问。落座之后我面对着歌手，简单地问候，歌者等待着提问。然而我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问题。那时我虽然进入了城市，整个精神状态还停留在一个外省乡巴佬的状态。几句话过后我就看见歌者显示出来的轻蔑。是的，我无法准确地表达内心多年来对歌者的情感，那样的情感说出来就会显出我的低级。坐在这个茶馆，我的角色不是媒介的记者，而是追星者，歌者的谨慎很快就被矜持和傲慢所取代。我紧张地斟词酌句，我们艰难地对话。因为紧张我完全忘记摆放在面前的茶杯里的茶是滚烫的，结果我的舌头被迅速烫出燎泡。更要命的是我的录音机有问题，那是我刚从百货商场买到的录音机，各种功能还不熟悉。我按下的键不是录音机而是清洗键。当然是事后发现的。歌者看出我的慌张和无能，迅速结束采访。

歌者带着助理扬长而去，我去到服务台买单。烫出燎泡的舌头带给我钻心的痛楚。

离开饭店的茶馆时我打开录音机听，只有沙沙的电流声。

热汗迅速沁出。在饭店外的草地再次打开录音机，还是没有人声。

我知道这是一次彻底失败的访问。

在制作中心我见到施丽的时候，她就拿着那张刊有歌者报道的版样，她的脸上是一副景仰的表情。然而我清楚自己的失败。做报道的时候不能做对话体，只能做综述体。也好。这样我可以写出多年来对歌者怀有的情感，对他音乐的理解，也可以写出我们面对面的印象。这个综述报道救了我，采访任务完成，同时也确立我在编辑部的业务标杆。我们站在制作中心聊着歌者的时候，她的样子就是追星者。她迷恋任何的非主流艺术，我的兴趣也是报道京城的非主流艺术。然而让我意外的是，后来她会成为歌者的圈子里的人。

更没想到，她后来的男友竟然是歌者所在乐队的调音师。

最初她是在一次酒吧的演出中看到歌者的，当时她的男友是瑞士大使馆的一个名叫彼德·汉斯的职员，他带她到酒吧玩，然后她就看到了在酒吧表演的歌者。当时摇滚乐在京城还是敏感的禁忌，乐手们都处于地下状态，很多演出只能在酒吧。当时她是在热恋中。她有过几场情感经历，每次都是真诚地投入，然而到后来她也是真实的厌倦，最后是彼此离弃。当然分离并不容易，每次分离都是痛苦的纠缠。男人们寻死觅活，抹脖子上吊或者跳楼，他们以极端方式威胁她，这让她心生恐惧。然而也让她更决绝地离开。彼德·汉斯是她的第五任男友，他很爱她，她也很爱他。他们经常在他的假期中出境旅行，到欧洲、南美、北非，凡是有奇境之处她都怀有兴趣，他都会带她去玩。然而那天在酒吧看完歌者的演出，她突然就对自己的生活厌倦起来。当时的音乐还是震撼了她。血液在体内奔涌。她喜欢这种生活。离开酒吧的时候她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她是美女。对男人有着难以抵御的魅力，也因此想要做什么事情总能做成。两个月之后她的恋人换成调音师，彼德·汉斯从她的生活中消失。

后来她经常去找调音师玩，他住在朝阳区的一幢商业楼里，那是摇滚歌者的工作室。在那里他们会玩。开始她见到他的时候礼貌地打招呼，他也礼貌地回应。不过她还是注意到他最初看见她的时候眼神在瞬间闪现的光亮。她没有在意，坐在一把椅子上看调音师在键盘上调音。歌者有时候会来，那时他在准备一场跨年音乐会。她是摇滚歌手的崇拜者，很难说她是因为对歌者的崇拜而跟调音师好，还是只单纯地跟调音师好。其中的心绪和念头她很难说得清楚。总之，在工作室里，她既能看到后来做了她的男友的调音师，也可看到她的偶像。

当然。在那里她还可以看到K。

三

我是在离开报社之后接到她的电话。当时我在乘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

揣在裤兜里的手机振动。取出手机看到一个陌生的号码。我犹豫着接听。

“哥，你好。”我听到一个女声。想起这是我在报社的前同事。

“你好。”我机械地反应。脑海里浮现出她的形容。

“我刚从德国回来，拍了好多照片，给你看看呀。”她说。

“好啊，好啊。”我嘴里应着，心里为这个电话感到蹊跷。

在我看来我们之间很少有交集，谈不上熟悉，更没有亲密感。只是偶尔会聊天。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她已经离开那家报社有些时日，因为不再共事，旧日的同事多已疏远。最后一次在报社见到她是在午间，她到采编部来办什么事情。中途就过来到我的办公区，她很自然地对我说：“哥，你好。”

“哦，你好，好久不见啊。”我应答道。

“我离职了，现在一家法国电台做音乐DJ。”她说。

这么说的时候我想起来果然有很久没在报社见到她了。

她说不想在报社做了，在这里没意思。离开报社她就应聘到法国驻京电台做音乐DJ。

我也觉得在这里工作意思不大，但是为谋生计，我还是要做下去。

那时候报社的管理已经陷于混乱。人们争权夺利相互厮杀。

有位从海南来的青年，此前有人介绍他找过我。我并不了解此人底细，就去赴约。我们在北京前门附近的餐馆用餐。那人讲他的计划，我没有多少兴致听。谈话就草草结束。然而在一个月之后报社突然宣布新的副总经理任命，开会的时候我惊诧地看到那个被任命为副总经理的人竟然是跟我吃过饭的那个人。然而那人见到我俨然是陌生人，貌似我们从来没打过任何交道。我就在报社的各种会议上看到这个人自吹自擂。副总经理的培训方式类似传销方式。报社这样的环境，我觉得我也不会在这里干很久，随时都有可能离开。

那天午间她邀请我吃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她说。

我答应着，收拾办公桌上的东西，然后我们一起走出办公室，一起下楼到大院外边找餐馆。我走在她的身边感觉很奇怪。我几乎不习惯跟陌生的异性来往，然而她好像没有陌生感，笑容灿烂，话语滔滔，聊她关切的各种话题。从报社的人际关系到她新供职的单位气象。

就是这次聚餐让我多少了解她的个人背景。她出生在长沙，外公是民国时代的银行家，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的时候被红卫兵批斗，忍受不了屈辱跳楼自杀。母亲是长沙一所中学的数学教师，父亲是公共空间设计师，后来辞职下海做生意，生意成功之后母亲也离职在家打理父亲的生活。她就读于广州某大学的英语系，毕业之后就到报业集团工作。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竟然说：“我没有朋友，从小性格孤僻。少女时期都在自闭中生活。”她的自我鉴定与她的生活构成巨大的差异性。这顿饭吃得还算愉快。或许因为这样的交集，她将我看作是朋友。

吃完饭，我们走出餐馆。她的身材高挑，容貌漂亮。这让我感到压力。

我们就在马路边挥手告别。各自转身汇入马路边的人潮里。

告别之后彼此无牵念，这就是我们在那时的状态。

再次接到她的电话时恍然已过去半年。她说她这段时间去了德国。

“我刚回北京，哥你来看看我拍的照片呀。”她在电话里说。

我的心意浮动。她邀请我去她的居所看照片。这是有所暗示么？

如果我去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么？一个姑娘和一个男人，在私密的空间里能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带给我无限的遐想。我们会上床么？这是我最费心力的猜想，但也是我最害怕出现的状况。我担心自己在性爱方面不行，尤其是我们还没有过任何的亲密接触。我很难对一个没有亲密感的异性产生激情。这带给我慌张和焦虑感。

那天出门先坐公交车，然后再换地铁。路上我都是心意忐忑。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当然应该更主动地推动事情向我想要的状态发展。那是什么事情呢？跟她上床。做爱。亲吻。拥抱。这是我能想到的事情。是的，去见一个姑娘。应邀去她的居所。如果不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似乎只有上床做爱亲吻拥抱这样的事情才是顺理成章，也显得自然。如果不是这样会不会不够男人的气概。不是这样我是不是就不正常？一路上我都是这么忐忑，直到走到她居住的楼房，进入电梯上到她所在的楼层，敲响她的房门我的心脏都是狂跳不休。

然而那天真没什么事情发生。敲门。她来开门。迎接我进屋。

她穿着白绸缎的家居服，光脚穿着拖鞋。让我坐到沙发上，她转身就去厨房为我冲咖啡。她在厨房一边冲咖啡一边跟我说话。我坐在松软的沙发上，看她忙来忙去地在居所里穿行。她取来了她的摄影集。她坐在沙发上紧靠着我翻动影集。一幅一幅地介绍。她讲到她在柏林拍摄的柏林墙的照片。那些照片很打动我，柏林墙在我心里留下一个情结，我知道这是东西方隔绝的象征之墙。也知道在这道墙下曾经有戒备森严的军警，无数追寻自由的人倒下，更多的人被这道墙所隔离。当然也知道它最后的倾颓和倒塌。

“我喜欢德国，去过很多次。柏林墙也拍过很多次。我以后要做一个关于柏林墙的主题摄影展。”她坐在我的身边，手指翻动着影集，同时跟我说话。她的神情很安静，也单纯。这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太复杂。在我的意识里男女在一起，除了亲密就不能有别的关系。这当然是陈旧的意识。“男女之间的情欲太简单，那都不是我要的。我需要的是内心里有一份信任，在我感到危机到来的时候能救助我。”这是她后来对我说的话。而那天，直到我们走出房间都没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象她倒在床上我们拥抱亲吻性爱的情景都没发生。

离开她的居所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轻松很多。

嗯，亲密之情。诚实地说，这也不是我期望的。

是的。我遇到了一个富家小姐。这个姑娘依靠什么生活一直是我以为的谜团。女孩子容易傍有钱的男人，条件优越的姑娘们被富豪们养着。她属于哪一类还真不好说。我从来不问她的生活状况，属于隐私的事情我都会尊重。平时我都不知道她的去向，只有偶尔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显现出她的行踪。我们是好朋友。超越男女性别。或者说我们都不是能产生爱意的朋友，然而我们都有交往的愿望。在我的感觉里她是神秘的。

有一次她说：“我要去英国留学了。”她是在登机之前给我写邮件的。“在我的生命中你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情爱，你属于我灵魂的部分。”她对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对她产生依恋之情么？我阻止自己出这样的状况。爱她的男人注定会吃尽苦头。我当然是明白的。即使没有这样的戒备，我也不会对她产生爱情，她这样的姑娘不是我能爱的。一个自由不羁兼嬉皮士风格的姑娘，熟悉海洛因和大麻，熟悉各种前卫艺术，阅人无数的姑娘。到伦敦之后她住在一个被称为格林威治村的艺术区，那里聚集着很多非主流艺术家，各种行为怪异的年轻人。那里的人吸食大麻，群居。滥交。在那个国家吸食大麻是合法的，群居和滥交也是个人私生活，不受他人干预。有一次她从学校回租住的居所，路上遇到一群黑人调戏她。

“我吓得半死，住在这里太恐怖了。”她在电话里跟我说。

我接受了她这个说法，逾越了最初必然会出现的情爱时期。

我当然想象过与她的身体的亲密。没有这样的想念是不正常的。

然而我清楚，她的身体不是我向往的。她的身材高挑，胸部丰满，肉感蓬勃，反而不能令我亲近。有一次我们到香山公园玩，整个过程我都无感。从山上下来到我在山脚下租住的居所，我们即使进入私密空间，我依然不能对她产生从容的爱意，在她的面前我只有慌乱和紧张感。我们之间无性别的交往着。自然是因为我有更亲密也更轻松的情爱伴侣。

这时候我就像一个旁观者在注视着她的命运的变迁，注视着她的境遇转折。

我以为她到英国留学之后就会跟调音师断绝关系。然而这一次她是认真的。

赴英国之前她和调音师同居，过家庭生活。她带着调音师去见她的父亲。

“我爸希望我的情感生活安顿下来，希望我嫁个可靠的人。”她说。

四

我见过她的男友。调音师罗钢。某年她带他见我，我们在一家餐馆吃饭。

那是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披肩的长发，手腕上带着檀香的串珠，黑色的紧身皮衣皮裤，脚上是棕色的高腰皮靴。这种装扮是典型的艺术家的作派。和艺术家形象不一致的是，他的脸白胖，眼睛有些小。然而她喜欢这种类型我也不会说什么。我猜想她带罗钢来见我，也是想让罗钢看到我之后放心。她展示了我们之间纯粹的友谊。这是一种无害的情感。罗钢只出现过那一次，然而我后来又见过他。那是在不久之后，我应邀到长沙采访酒吧歌手大赛，在下榻的酒店我意外地发现跟调音师同屋。他是在后半夜回到酒店的，躺下之后就开始打呼，我被他的呼声震醒就再睡不着。好在第二天他就再没回酒店住，整一星期酒店的房间都是我自己住，直到完成采访任务回京。

我总能从她偶尔打来的电话里获悉她的生活状态。比如她在某个时期要举行个人摄影展览，或者要出什么书，或者去什么地方旅行。我想她有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为了她生活的安定，父亲建议她在北京朝阳区的某个街区买房，父亲汇了首付款给她。

当时是三十万的首付款。然而在她想要结束情感的颠沛流离，跟随一个爱的男人专心生活的时候，她的生活发生了变故。她爱着的调音师被医生诊断为晚期肝癌。

那天她陪罗钢到医院检查身体。医院对于她来说就是恐怖之地，大厅和走廊里，到处都挤满神情痛苦的人，胳膊打着白色石膏绷带，躺在手术车上气息奄奄被人推着穿过长廊的急症患者，手里高举着液瓶手背上插着液针的病人穿过走廊去卫生间，摔断胳膊的孩子在急症室里扯破嗓子哀号，孩子的身上溅满鲜血。这是她在医院看到的情景。

傍晚。我接到她的电话。她哭着在电话里说：

“哥，我不想活了。活着实在是太难了。”

情况实在是有些突然。然而多年来生活给予我的经验就是任何的厄运和事变都正常。

这时候她从纽约回到北京，借住在朝阳区798艺术园区，那里有她朋友的工作室。她住在九层楼。我很担心她在说完这句话就从九层楼的阳台跳下去。这年月因为厌倦生而主动自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是太多了。我在电话里安慰她，故意以轻松的语气逗趣让她放轻松。

“我想见你，实在是扛不住了。”她说。

后海是我们以前见面常去的地方。我坐出租车到，她开车来。我到后海的荷花街时她已停好车等在那里。我们沿着荷花街走，用餐的时间尚早，可以在街区走走。这是我们习惯的做法。马路的左侧是餐馆或者酒吧。有歌手坐着高脚凳在弹着吉他歌唱，或男或女，在霓虹灯映照下，歌声从窗口飘出来。我们并没有在酒吧停留，继续往前走。右侧就是那片被称作后海的湖，湖面上有人在划船，脚踏小船在湖面上破开水浪游动。这里的酒吧和餐馆我们大多是进去过的。算起来我们认识也将近二十年。这个时间的长度吓了我一跳，恍然间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是令我感慨的。最后我们在湖边的一家中式餐馆坐下来，这是我提前预订过的。我看着她的面容，试图寻找出其中的变化。当然变化会有，在我们彼此相对而坐的时刻，她刚刚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磨难。

我记得在此前的见面。那是在歌者的跨年演唱会上。那是摇滚乐和交响乐的实验性结合。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巨大的环形演出场地，倾斜而上的体育场观众席东南西北的区域坐满激情充沛的观众。她没有入场，在体育馆门口将票交给我。是的，她看过很多场演出了，换句话说她经常会在歌者的录音棚和工作室里看他的演出，她已经不想再专门来看。票是她的男友给找的。那时他就坐在后台巨大的工作台前。坐在体育场的观众区位之间我可以看到搭起的舞台，可以看到出现在那里的歌手和乐手，舞台工作者。但是我看不见调音师。我只能想象他坐在那里工作的情景。演出开始，随着激越的重金属音乐起，摇滚乐手怀抱吉他出现在舞台中心，舞台的追光照耀着他，体育场的观众立即沸腾。

调音师在少年时就失去母亲，多年来他都是与瘫痪在床的父亲相依为命。

她进入罗钢的家庭，也进入首都底层的平民的生活。那是超越她人生经验的生活。

“爱情是一种致幻剂，我不顾一切投身于这份爱情。我的经验带给我各种幻觉，我接受了罗钢给我的爱情，也接受了他多难的生活。然而绝症粉碎了我的幻想。有两年的时间我就是陪伴这个身患绝症的人。我让自己相信我献身的是崇高的情感，我决心陪他走到人生的最后时刻。我知道考验我的时刻来到了。”这是她发给我的简讯。

这消息令我震动，也很快让我平静。这就是生活。生死离别是人不断上演的剧目。那段时间我经历过也看到过太多的死亡的讯息，对死亡已经波澜不惊。但是我明白这对她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难。之后我们就再无消息。我已经见过这样的人。被病痛折磨。如果是不治之症这折磨就更为残酷。人是不会好端端地死去的，这个肉身要让它停止生命的状态并不容易。人的肉身是由金木水火土构成的，在辞世之前这人身的金木水火土就得散尽，这是我知道的。有一年我的一位异性朋友跟我找杜冷丁，说是要给她的父亲用。我是储存着杜冷丁针剂。那是我的父亲生前备用的。癌症患者在最后都被疼痛折磨，忍受不了折磨的病人就注射杜冷丁缓解病痛。人们都知道注射杜冷丁会成瘾，但是那些被病痛折磨不堪其苦的人大多时日无多，即使成瘾也不会有多大的麻烦。因为我亲眼见过人是如何被病痛折磨，如何在病痛的折磨下消竭耗尽生命的元气归于寂灭，我能想象她所经历的残酷时光。

她送走了调音师，也耗竭了自己的元气。

为了修复破败的精神，她决定赴美学习。出国总是她用来逃避什么的方式。用这个机会摆脱一下笼罩在她内心的阴影。这是她为自己选择的现实去处。她需要一个全新的环境疗治身心的创痛，也需要一个陌生的世界遗忘旧日的挫败。读博士，这是她前往美国的现实途径。姐姐在华尔街工作，姐夫也是华尔街的金融雇员，她和姐姐的个性完全不同，与她的独立不羁的性情比，姐姐更安静温顺，她的生活状态也平静安顺。大学毕业赴美留学，恋爱结婚，相夫教子。姐夫是姐姐的大学同学，经济学博士，前途优越的青年才俊。他们共同对抗也经受住了席卷华尔街的金融危机。

跟姐姐比，她的生活混乱不堪，充满失败和挫折，人近中年一事无成。赴美留学，她当然不会麻烦姐姐。父亲支持她去美国，汇给她一笔钱足够在美国的生活，这是父亲能为她做的事情。到达纽约后她住在切尔西，一个后工业时代的当代艺术区，曼哈顿西城。“从地铁C/E线23街出来往西走，看到的是颇具传统风格的街区，十九世纪中期修建起来的棕色砖房掩映在树丛之中。一排排规整的工厂房分布在街道两旁。这里曾是纽约的老牌工业区，随着SoHo画廊区租金高涨，许多画廊和艺术家转移到地价相对较低的切尔西区。这里有近两百多家画廊。”到达美国后，她写邮件给我这么说。

在那里很自然会有朋友。美国人更单纯，没有心机和城府，她与人们交往也自在。中国的生活日益远离，她希望自己能够学业有成，她还会拍照片，做她的自由摄影师。办展览，也写作，出版书籍，生活由此进入正轨。然而那个旧日生活的阴影还是会追寻而来。

在她赴美的同时，K推着轮椅载着瘫痪的老人到法院，K指控她不尽赡养责任，还散布她各种生活作风的流言。这些流言传播到朋友圈里，以破坏她的声誉，也使她在危急时刻难以在朋友圈里找到支持者。有人把话传到美国，她听到之后感到震惊和愤怒。瘫痪的老人成为K的人质，心怀叵测的男人决心将她从调音师的家里赶出去，他串通罗钢的亲戚——他的两位姑姑联名去法院告她。罗钢的亲戚对她不满，他们认为她应该留在老人身边侍候老人。你怎么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怎么可以远走高飞拍马不回头？K提交的诉讼最终目的就是，施丽必须交出名下房产的所有权。这是K在越洋电话里对她说的话。是的，她明白K觊觎的其实是她名下的房产和账户里的存款。K认了罗钢的父亲为干爹，然后就有了住房和存款的当然继承权。这是K逼迫她的缘由。

眼前的很多事情还是乱如杂草难以理清，她觉得自己的情状就是困在罗网中的蜘蛛，然而她还不如蜘蛛，蜘蛛的罗网是由自己织就的，她的罗网是由他人编织的，她是看着那张铺展开的罗网罩住了自己。“麻烦缠身”，这是她在这个夏天对自己境况的切肤感受，但是她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一切都那么混乱和无助。她委托的律师远在北京，已经几次提出解约辞掉委托，律师说他受不了K的各种纠缠，“你这官司也赚不了多少钱，惹出这么多麻烦实在犯不着。”律师推辞着说。“现在国内的律师都是这个样子么？他们已经失去了职业的正义感，一切都以利益为行事准则。”她跟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满是困惑。这样的境况令她备感困扰却又难有解决之道，只能任由自己在这困境里挣扎。

混乱之间她发现在国内找一个敢于负责的律师实在太难。

她怪自己的运气不好。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大陆警察在大规模抓捕律师，一夜之间律师业遭到重创风声鹤唳。还在坚持做这行的律师就如惊弓之鸟。她的坏运气就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急需一个律师做委托，帮助自己应对国内的这个官司。但是因为身在纽约，国内可靠的关系并不多，开始她希望能得到新闻媒体的帮助，比如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陈述她的个人遭遇，但是我否决了她的这个想法。

我说：“你以为这是在美国么？在这里没有人管你这些私事的，除非酿成杀人案媒体才会关注，私人纠纷没有媒体会愿意报道的，况且，现在能报什么不能报什么，媒体自己也说了不算。”她不甘心又问：“那怎么办啊？”

每次遇到疑难她总是会问我：“哥，那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无力感是我们在生活中最强劲的体验。

我接到她的电话是在深夜。我耐心地听她的倾诉。后来我觉得我们需要见面。

我必须找一个酒吧或者咖啡馆坐下来，听她讲述。电话不足以让她倾诉内心的问题。

为什么要听她讲述这些呢？听听吧，我的耐心能帮助她从内心的困境中走出来。

多年以来我都是这么做的。我几乎是她的心理医生。这或许也是她依赖我的缘由。

她以为踏上前往异国的旅程就告别了故城，也告别她的精神创痛。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她知道，她的精神的困境远没到结束的时候。

然而我除了保持镇定和耐性倾听，不能为她做任何有效的事情。

五

很长时间她都是在生活的漩涡里挣扎，在幽暗的时光里沉浮。

重新回到北京是在二〇一五年的夏天。飞机降落到首都国际机场时，她觉得自己成了真正的孤独者。飞机在高空变化着角度逐渐下降，她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这座城市没有亲人，也没有可以依靠的朋友。只有那些躲在暗处觊觎和算计她的故人，他们形成湮没她的暗流。

走出航站楼，拦到一辆出租车。汽车的后备箱弹开，她把随身的银色皮箱放进去，看着车盖合住。拉开车门，坐到出租车的后座，这是她通常习惯坐的位置。车里很脏，有废弃的棉纱扔在车座下，棉纱散发出机油浓烈的气息直扑鼻腔。司机在打电话。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着手机，不停地说话。她忍耐着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一下，别过头眼睛透过车窗看着外边的街景。汽车在淤积的车流里缓慢地前行，车窗外的街景也缓慢地移动。落满灰尘的树木，枝叶都是灰暗的。蓝色铁皮围起来的建筑工地，装载着废弃物的巨轮卡车激荡着漫天的尘土驰过。她看到那幢T字型的大楼以及被烈焰焚烧过留下烟熏痕迹的配楼。

仿佛是一种暗示，自从那年春节这幢大楼被突起的烈焰焚烧过，大楼的主人就向着厄运疾转直下。这家国家级电视台先后有若干著名女主播涉嫌高官贪腐案被调查和被羁押，后来男主播也涉嫌更高级官员的腐败案被调查羁押。除了男女主播的陷落，还有频道的总监和制作人。当然沦陷的不只是这家燃起过冲天大火的电视台，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的电视台都有涉嫌腐败案件而接受调查的公职人员。几年前她曾经是这家电视台一个音乐频道的主持人，有两年的时间出镜主持，她向观众介绍这个国家的原声态音乐，这是一个冷僻的节目，收视率一直低迷，最后节目被停掉。这么多年她除了做自由摄影师，还从事过各种职业，企业高管、法国驻京广播音乐DJ，电视台的音乐主持，现在她应该感谢这因冷僻而停掉的节目，这使她有理由离开电视台而不是身在其中沦陷。

出租车缓慢地行驶，她听到司机在跟不同的女人打电话，不同的语气不同的态度。能听出来一个是司机的老婆，他用淡漠甚至不耐烦的口气说话，他告诉对方说：“晚上加班，就不回家吃饭了。”电话挂断后司机又拨通另一个电话，她听出接电话的是女人的声音。司机马上变了一副讨好的口气说：“我待会拉完活儿就过去。”能猜得出来司机的生活状况，显然他是游走在两个女人之间。这是寻常的事情，现在的人普遍过着这种人格分裂的生活。

司机不讲电话的时候就取出指甲剪刀剪指甲。他不是手握方向盘，而是用胳膊撑着方向盘移动，手里用指甲剪刀悠然地剪着指甲。她实在受不了出租司机的这种职业态度，终于忍不住脱口而出：“您开车的时候能不能更专心一点，不打电话，不剪指甲？开着车您怎么能不顾安全呢？”司机抬头从反视镜里看着她，眼里是不耐烦的神情。她又说：“您即使不考虑自己的安危，也有责任考虑乘客的安全吧？”话音落下，司机收起指甲剪刀，手握住方向盘。司机没有言语，看得出来他对她的不满。

她是乘坐国际航班从纽约飞抵北京的。重新回到这座城市她意识到自己的失落。更准确说是烦躁和不安，是面对世事的茫然、抑郁还有绝望。她是被逼人绝境的人。那些逼迫她的人隐身在这座都城的暗处。现在她要将他们找出来，面对各种烦难，面对各种算计，面对各种陷害和剥夺。这是她触及到的人性的罗网。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她想到自己所看到的美国电视剧《圣经故事》演绎的情节，想到耶和华说过的话。在某个冬季的时刻她花了三个夜晚看完了十集，终于看懂了《圣经》，以前看到过却从没看懂，也从没读完过《圣经》，这一次她看完了。在她最无助的时候信仰的力量解救了她，带给她内心的安定和精神的稳固。当然首先带给她内心的安定和精神稳固的是约翰-迪恩，她的新男友。一个生活在纽约的建筑设计师。

大火烧起来的那个夜晚她和罗钢正在争吵。

在她位于十七楼的居所里。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夜空之下就是灯光璀璨的大街。她的内心一直有冲动想要撞破玻璃窗，从玻璃窗飞身跃下。这是令她恐惧的冲动。安静下来，镇定，镇定。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让奔流的血液冷却下来，匀速地在血管里流动。他们不止一次争吵，经常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他开始显出暴躁的一面，男人总是会有这一面，恋爱时期和结婚之后的差异她当然是知道的。但是没有顾忌地表现出的不耐烦和暴躁是她难以置信的。每次情感出现挫折的时候她都会有幻灭感，痛不欲生，感到人生没有意义。这其实是抑郁病的症状，跟人的真实处境关系不是很大。然而她认为是自己陷于困境之中，甚至感受到内心的绝望。她哭泣着，使出力气哭得很大声。

这时候她看见在街上矗立着的那幢楼燃起大火。开始是浓烈的黑烟蹿动着升起。

很快救火车的警笛就响起。这场大火救了他们。她扑到了玻璃窗前遥望着窗外，看着夜空中被火舌舔亮的夜空，在瞬间她就忘记了自己的苦痛。罗钢也走到窗前探着身子注视着窗外的街景。是的，跟夜晚燃起的大火所制造出来的恐惧感相比，跟燃烧的大火焚烧过后留下的废墟比，他们的一点纠葛算不了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争执和吵闹都是美好的。罗钢从这个世界消逝了，不能再找到任何切实的印迹。有时候她会在夜里睡觉梦到他，醒来时意识到失去的痛苦。如今等她重返这座城市的时候，已是物是人非。

预订好了三元桥附近的一家名叫宜必居的旅馆。出租车停在旅馆门前，她下车取出行李箱。出租车在喷吐着尾气从她的身边驶离时，她看到司机凶狠地瞪了她一眼，嘴里不干净地骂了一句。她任由他骂，拖起皮箱的拉杆走进旅馆的旋转门，进入大堂。站立在门侧身穿黑蓝色制服的侍应生躬身对她说：“您好，欢迎您的光临。”她径直走到服务台前登记客房。

出示护照，交付三天的押金。这是她与以前的不同，以前她必须要出示身份证件。服务台侧的墙壁挂着电子显示屏，显示着旅馆房间的价格。在显示屏的下方钉有一个牌子，印有公安局的警告，诸如不得在酒店卖淫，不得聚众赌博吸毒等等。她等待着服务生办理好入住手续，接过服务生递给她的房间门卡，乘坐电梯到五楼的房间。皮箱由旅馆服务生送，她轻松上楼。

然而她的心情没有办法轻松。

阴影罩在心头，如同噩梦临身拼尽全力挣扎不得解脱。那个追随着她的行踪不松懈的人仿佛鬼魅纠缠着她。“你其实不用这么辛苦的。”她想起女友对她说的话：“对付这种男人还不好办么？他不是想要搞你么？你就跟他上一次床又能怎么样呢？少不了你一根头发。你现在还是自由身。未亡人怎么了？都什么年代了还死守这么陈旧的观念。听我的没错，找他上床，跟他谈判，改善你们敌对的关系，让他别再跟你做对！死心眼害死人，千万别那么想不开，你要有个成本核算，用极小的代价换取以后生活的安宁，这也根本算不上代价。你就当它是自慰的工具好了，你不是有各种自慰经验么？”这个生于一九八二年的女孩自命女权主义者，她这么想问题不奇怪。如今的年月，人怎么活都有。一个女人别说跟仇家上床，就是卖身仇家也不稀罕。可是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做。她不能向K屈服，屈服的结果就是他会变本加厉更冷酷地对待她。然而她也不能以强硬的敌对立场对待K，招惹或者激发出K的仇恨意识和报复心理，结果会更可怕，麻烦会更大。

“那我就回国一次，无论如何都是要见他的，不在床上见，就得到法庭上见。”

从纽约回北京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她要提前处理好各种工作。包括安顿好男友的生活和情感。她到纽约半年之后又新交了男友，只要还活着，她总是会遇到新的爱情。遇不到，找也是能找到的。作为女人，她还是具备这个能力。然而她也要谨慎保护自己的情感，确保在她短暂离开的时候不会发生意外。现在的人已经难以信任，背叛和离弃已经成为寻常的状态，安顿好需要安顿的事务，她就买了回京的机票，搭乘国际航班回她离开两年的故城。

入住旅馆客房。将皮箱放到墙角，打开室内所有的灯照亮房间，打开窗户让室外的空气冲淡室内的潮霉气息，当然傍晚的空气更多混杂着雾霾也不是她要接受的。片刻之后又关闭窗户。检查一遍床铺的整洁度，她总是怀疑旅馆的卫生状况。这些睡过无数人的床榻残留着复杂的人的气息。洗浴是必须的，进入浴室洗澡的时候她想着如何去找K。在临行之前她知会过他要回京的消息。他没有回复任何字句。是的，她回来就意味着进入一个复杂难缠的罗网。这个罗网是K布设交织起来的。她投身进来意味着她迎难而上的决心。

“我可以逃离环境造成的困境，然而无法逃离人性制造的困境。”

那天她乘坐出租车走在高速公路时，将这句话编制好短讯发给我。

“方便的话，今晚我们见见吧。”她再次发简讯给K。

属于她的时间很有限。回到北京之后要应诉上法庭。庭审的结果很难预料，她或者败诉，或者胜诉，这取决于律师在庭上的表现。当然主要在于她所做事情的事实。但在这之前她要先见到他，见到罗钢的父亲和他的亲戚们——两个姑姑和两个姑父，大姑在菜市场卖菜，小姑在钢厂做营销，她们都住在脏乱逼仄的老胡同里，房屋前后都堆满陈年的垃圾。现在他们形成一个与她敌对的联盟，他们逼她就范，让她腾出挂在名下的房子，让她支付老人巨额的赡养费。他们愿意看着她落魄惨败，看着她居无所定无家可归。亲情原本就脆弱稀薄，在这时候全然消失殆尽。现在她感受最多的是冷漠甚至仇视。他们恨她，罗钢的亲戚，在他逝去之后也收回了她们的善意和友爱。也许她们当初对她就没有多少善意和友爱。

她要见到K。在走上法庭之前能当面谈谈。或许会消除他的敌意。

他的敌意已经对她造成困扰，即使在隔着遥远的空间还是让她备感困扰。

“法庭上见吧。”K回复她。看见他发送的手机简讯，她知道他拒绝和解。

这个男人，如果说最初他对她还有觊觎，那或许是被她的容貌所吸引。

他有一次在歌者的录音棚里偷袭她，从背后拥抱住她亲吻，扯她的衣裙，他想要干她。

他或许是以为罗钢在医院里已经病入膏肓，他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得手。

她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反手给了他一记耳光。这个人的猥琐令她恶心，也令她愤怒。

然而她没有对任何人讲过K的行为。对罗钢也没讲过。她只有将内心的厌恶和耻辱感深藏在心里。现在她只有走上法庭的选择。她无法消除他的敌意。只能迎难而上。

重要的是她想知道那个二百七十万账单的成因。这个账单的真伪是她需要甄别的。

罗钢生前背着他欠下这巨额债务么？是怎么欠的债务？他有什么秘密不被她所知么？

她不相信这是真的，猜想这是K暗中做局。然而要是真的呢?万一罗钢背着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想到这里她感觉周身发冷。在罗钢的最后时刻，她相信自己是献身于某种道德化的情感中。她当然不可能离弃他，她愿意服侍他并陪伴到最后时刻。她是因为内心生长的那种伟大的崇高感才克服和消化那些琐碎而辛劳又痛苦的时刻。她不相信在这样的她所亲见的情境之外还有另外的情境，如他所说的那种暗地里的非法交易。这是她需要搞清楚的。

现在她稀里糊涂就进入一个陷阱里。不明不白被逼到一个绝境里。

即使是在远离故城，远离悲伤之地时也必须重返陷阱和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