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非遗创意秀《五维记忆》将27种中国非遗艺术表演形式融入动人剧情，蒙古长调、冒顿朝尔、马头琴、艾捷克、箜篌等都精彩亮相。演出融合传统舞台艺术和当代数字艺术，带来别样艺术体验。 资料图片

在恭王府举行的2018“锦绣中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上，“非遗+时尚设计”令人耳目一新。资料图片

邵阳花鼓戏是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邵阳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花鼓戏《儿大女大》近日在梅兰芳大剧院演出，本剧创作于1988年，30年来三代演员共演出3089场。 资料图片

日前，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优秀成果展举行，图为学员制作的“千里江山挎包”。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研培学员运用蛋壳镶嵌、漆彩绘等技艺制作的《缮》碗。 赵 罡摄

6月9日是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多彩非遗，美好生活”。我国“文化遗产日”从2006年设立，到去年调整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十多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诸多可喜成就，探索和积累了宝贵经验。本版邀请几位非遗研究专家，与读者分享对我国非遗保护的思考，并探讨未来非遗保护的努力方向。

——编 者

深度融入国家发展进程

高丙中

中国的非遗保护在兴起之初也许是单纯的文化遗产事务，但是在这项工作开展起来之后，它不断地与国家的多项事业深度融合，成为国家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非遗是民众生活中传承的活态文化，离开了民众就没有非遗的主体。非遗保护是一项在庞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中选择、认定代表性项目予以保护的工作，需要严谨的专业保障和高度的专家智慧。中国的非遗保护是体量巨大的一项文化事业，也是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都在其中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公共事务。

与其他文化事务不同，非遗保护是多主体精诚合作才能够成功开展的公共事务。首先是文化主管机构与多学科学者群体的合作，共同制定申报评定规则。其次是文化主管机构、专家委员会与非遗传承人群的合作，把民间的各项文化现象发现出来，形成申报文件，经过专家独立评审和行政认定，确立为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再由从县级政府到国务院的公布而进入法定名录。后续的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传习所运作、非遗进校园、项目参加展览展演，涉及各种公司或非营利组织、媒体及学校的组织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引入与在地发展，不仅是为我国的文化遗产增加了新对象，而且形成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同时满足不同主体需要的公共文化创新与管理模式，在文化领域以成功的范例丰富了国家治理的经验。

非遗保护固然是一项专门的文化工作，但活态文化遗产的濒危问题不是仅在文化领域内施策就能够有效解决的。非遗保护要融入现代生活，单单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等还不够，还需要全方位关注非遗传承人的生活问题、收入问题、发展问题。由此，也能真正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对于现代国家建设的完整价值和真实潜能。

非遗保护不仅是需要财政资金投入的文化事业，也是一项能够带来社会效益的事业和经济利益的产业。当前，非遗保护在区域规划、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融入和包容性发展、扶贫等事关国计民生的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经能够在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增加收入等方面使传承人群受益，使广大民众受惠。非遗保护正在与全面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各种政策措施相结合。《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等文件都把非遗保护看作助推经济发展、产业提升、扶贫脱困等促进国家进步的有力抓手。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教授）

曲艺传承需要示范引领

吴文科

曲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主要由口头创作、口述表演、口口相授、口耳相传等特点构成的文化存在样态，其传统知识、创演技能，天然地保存在传承人的身上，极少也很难凭借一般的典籍文献作为艺术传承的根本依托。

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曲艺志》（29卷）的初步统计，中华各民族古今拥有的曲艺品种为1000个左右；至今依然存活的在500个以上。这种由“说书”“唱曲”“谐趣”三大类型构成的庞大艺术门类，不只是供人娱乐和审美的表演门类即单一的“艺术之属”，还是“文化之舟”“文学之父”和“戏曲之母”。在其“本体价值”之外，曲艺还有着十分特殊的“载体价值”和“母体价值”。因此，保护曲艺同时也是在保护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和文学戏曲的滋长植被。可以说，曲艺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意义重大。

近年来，曲艺保护工作取得了可喜成就。迄今由国务院公布的曲艺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有127个，涉及193个保护单位。文化和旅游部认定了207名曲艺类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大力实施传承人群研培计划，培养曲艺后继人才。

然而，我国绝大部分的曲艺品种，长期以来缺乏专门的班社与团体作为持续发展的专业化依托，基本上处于自然发展状态。从创作、表演到传播、接受，依然属于“自编自导自演”乃至“自娱自乐”的生产与消费模式。而且，其在当今的文化传承，也未实现相应的现代化转换。人才的培养和孵化方式，随着传统“拜师收徒”的式微与现代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机制缺失，存在着无所依托的困难。再加上缺少杰出人才及精品节目的示范引领，以及日常演出的普遍匮乏和随之而来的受众老化，导致整体的传承与发展，较难在短期内走出低谷。

正是出于对曲艺保护的特别注重，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第一次将全国范围内所有曲艺类127个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及所包含的130个曲种汇集起来进行集中展演，是基于非遗保护工作的一次意涵丰富的专业考核。

当然，曲艺的传承与保护，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在科学认知和专业把握上狠下功夫，以确保传承保护的“真实性”原则，使之核心内容不走样；二是要在传承保护的措施上狠抓落实，尤其要加大对于各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监督考核力度，促使他们在培养优秀人才和推出精品力作上出成绩、见实效；三是要在营造适宜曲艺生存发展的社会生态上更多着力，通过培育相应的文化土壤包括激活演出市场，助力曲艺的发展与繁荣。归根结底，既要激发曲艺的内生动力，又要营造适宜的发展环境。曲艺保护的路还很长，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付出更大努力。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有效提升传统工艺品质

赵 罡

2016年以来，在文化和旅游部的支持与指导下，相关企业、高校和机构先后在新疆哈密、湖南湘西、贵州雷山等传统工艺聚集地设立了10多个传统工艺工作站。在尊重当地文化、尊重民族传统、尊重手工艺人的基础上，传统工艺工作站致力于提高传统工艺发展水平，改善材料、改进设计、改良制作、提高品质、拓展市场、扩大就业，帮助当地培育品牌，引入质量控制标准，让现代设计和管理走进传统工艺，促进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天然载体，传统工艺往往富集于乡村地区，以农民为创作和生产主体。传统工艺产业以文化为核心驱动，通过整合农村自然和文化资源，拓展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空间，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实现文化富民。在乡村振兴中，传统工艺的发展将会提高村民的收入、改善村民的生活水平，如此，民众参与乡村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会得以提升，有利于提升乡村的精神文化内涵和品质。可以说，传统工艺工作站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平台支持。

以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为例，2016年贵州省文化厅和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之前，贵州传统工艺面广量大，传承人知识结构单一，创作和创新能力弱，技术及工艺瓶颈明显，传统工艺制品与现代生活脱节、产品附加值低，从业者生活难以为继等问题比较突出。

为化解难题，苏州工艺美术学院与10余家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项目，派遣设计团队进驻企业开展研习培训、合作设计民族工艺创新产品。设立了创意贵州项目，400多位师生前往苗族、侗族文化的相关区域开展非遗采集、工艺寻访，研究研发了近1500组设计成果。还推动协调相关高校、设计机构、传统工艺研究者进入工作站，通过引入设计、研究等专业力量，帮助当地提高传统工艺产品的设计和制作水平，培养人才队伍，推动形成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产品和品牌。

传统工艺工作站帮助传承人群树立文化自信，激发他们的文化自觉，帮助当地传承人发掘文化内涵，发现生活的美。工作站帮助传承人获得一些在提高工艺水平方面的必要知识，帮助传承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解决他们的产品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问题。在传统工艺工作站的带动下，不少地方传统工艺产品的设计、制作水平和整体品质显著提高，产品门类品种和功能用途更加贴近当代审美和生活需求，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大众消费市场。整体带动当地就业达8000余人，吸引不少年轻人回到家乡工作，原本留守乡村的孩子有人带，老人有人养，空心村现象得到缓解。

（作者为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