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瓣童心望世界

我与任溶溶先生的几次见面，都在饭局，或隔桌，或邻座，边吃边谈。吃什么不记得了，谈什么则记得很清楚，多半是吃。比如吃本帮菜时，就谈秃肺、河豚、雪里蕻和虾籽大乌参；吃广东菜时，就谈鱼滑、蛇羹、腊味饭和广州烤乳猪。至于川帮、徽帮、京帮、宁波帮，有如穿花蛱蝶，逸篱枝叶，不时斜飞旁生。这些菜点的背后，都有掌故，更有他的趣事。当年任老先生八十出头，言声和笑声共振，筷头与口头齐动，说得举座皆欢，心驰神往——因为他说的肴馔，多是席面上没有的。有一次主人被他说得嘴馋，竟让人从美心酒家买来了他说的蛋挞。我才知道蛋挞之“挞”，原是英文“饼”的音译，专指故意露馅的那种，明乎此，再食之，甜香倍增。任老先生是生于上海的广东人，谈起“食在广东”，不禁面露得色。但他同样认为“食在上海”，五岁时去粤，十年后回沪，他居然不想念广东的食品，因为上海什么吃的都有，包括在广东也不多人吃的龙虱，也被放在水瓶里让它们游来游去……这些故事，或前或后，我都在他的随笔里读到了。

我多次在报上读到任老先生的随笔，谈古论今，说东道西，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篇幅大多很短，可以一气读完，文风随意，一如听他说话一般。这符合我对他的双重印象——既是一位阅历极广、学养极深的和善老者，又是一位好奇求知、好动贪玩的活泼孩童，总言之，老小孩。这个印象，与他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翻译家，无论职业、成就还是名誉，都是吻合的，于是他才会在盛年时将知趣、情趣与童趣融为一体，才会在晚年时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偶一闲聊，必生佳趣；信笔写下，即成掌故。”任老先生赞同安徒生所说，老人怀旧是一种快乐，而他释放

这种快乐的方法，便是闲聊和随笔，并希望人们听了看了“觉得好玩”。他的文章虽是信笔写来，但语法之考究，字词之精准，往往令我从心底喝起彩来。任老先生先从事文字改革工作，后致力儿童文学工作，因此他认为儿童文学作品除要含有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外，更要含有严谨的语文教育，这是让孩子们的心灵真正获得自由的前提。

几年前的一次饭局上，自然由吃谈起，谈着谈着，转到了看。任老先生几岁时就坐在妈妈的腿上看戏。他当然学会了走路，只是那时的戏院，小孩免票却无座位。他很快成了一个京剧迷，从老天蟾、共舞台看到更新舞台、新天蟾，从张君秋、杨宝森看到叶盛章、金少山，从买票看戏到买唱片、进票房学戏。他当然也喜欢粤剧，常将粤、京的名角加以比较。譬如白驹荣嗓音清脆、节奏舒缓，他就将之比作“粤剧里的谭富英”。我趁机邀他写一篇看“四大名旦”的随笔，他一口答应，就扳着手指数看过的戏——梅兰芳的《宇宙锋》、程砚秋的《荒山泪》、尚小云的《汉明妃》、荀慧生的《红娘》……又问，听说你写了一本看戏的书，能否给我看看？任老先生指的拙著，是我在看戏之余，用诗词所记录的短浅观感。

半个月后，收到他的文稿，还有一本《浮生五记：任溶溶看到的世界》，并附短信一札，令我惶恐的是，信封上竟以“老师”相称。任老先生常以学生自称，至老不改。就在书里，他还说自己“至今都在学习”，翻译也好，写作也罢，“都是学习的过程”。信中他赞拙著“真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既可读到戏曲故事，又能欣赏戏曲诗词”。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在拜读，您年轻而能写出这么好的诗词，让我敬佩，也明白《上海戏剧》何以编得如此之雅。说来惭愧，我大学是读中国文学系的，可是不会作诗词。正因这个缘故，毕业时老师让我当助教，我怕学生写了诗词要我改，只好婉拒了，对不起老师。”

任老先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他说的那位老师，便是郭绍虞先生。郭先生是著名学者、诗词大家，不但教授古文学、修辞学和历代诗词选读，还在课堂上用苏州话吟诗给学生们听。遗憾的是，当时的新诗已将旧诗完全压制，对许多年轻人而言，不习诗词不仅不会难堪，可能还是引以为豪的“先进”姿态。任老先生当然喜欢诗词，他在大学时就被古典诗词迷住了，长了不少知识，此后翻译俄国的格律诗，便效姜椿芳的法子运用中国旧诗的节奏——“蓬嚓、蓬嚓、蓬嚓嚓”，使俄国原作者听了惊喜莫名。不过任老先生终于选择作新诗，目的还是为了孩子们。他能用四种语言译诗，一边译，一边想，若换作他写，“一定要换一种写法，保管孩子们更喜欢”。于是，就写了。任老先生觉得，诗这东西，必须巧妙，但这种巧妙绝不是外加的，而是作者在生活中捕捉到了巧妙的东西，自然地将其写下来。多年后他遇到郭老师，又为未能承继老师的衣钵表示惭愧，却得到了郭老师的笑言安慰：“你有这个兴趣，又有这个本事，就应该去做儿童文学的。”

我打电话向他道谢，结果又听了他的一番美言。惭愧之余，我也想表达对他的敬意，脑筋一动，道出一联：

一瓣童心观世界，千言往事著文章。

上联指他翻译和创作的童话，下联指他晚年所写的随笔。任老先生听了，连说不敢。谈了一会，要收线了，他猛想起什么似的，说那一联，还是改“观”为“望”、改“著”为“弄”更好一些。因为“观”字更多属于大人，而非孩子“天真烂漫”的看法。上海话“望野眼”，就指孩子喜欢东张西望，只是好奇，没有明确目的；“著”字更多属于大作，而非他的“杂格龙冬”的写法。上海话“弄白相”，就指自己喜欢谈天说地，只是好玩，没有固定内容。

仅此两字之易，任老先生谦退而敏锐的涵养，自然而天真的秉性，已令我豁然开朗。

不知心底有雄狮

元旦新正之日，我去拜访宗锡先生。告辞走向玄关，经过书房门口，瞥见桌上宣纸犹横、墨色正新，心中一动，开口向他求字。他答应了，但要我出内容。我说羊年将至，我正属羊，就请您题个“三羊开泰”吧。他答应了，但说自己视力不佳，写得较慢，要过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只是三天。那只信封，照例还是旧的，他将自己名字擦去，写上我的。宗锡先生平生节俭，但绝不是因为缺钱。他曾说过，既是快递，不贴邮票，又何必用新信封？他的理性与逻辑，从学术观念、人生态度一直渗透到生活细节，反推亦可。所以他即使答应了别人，也绝不会全然依从别人。

于是我猜，他大半不会按我说的写。展开一看，果然不是“三羊”，而是“外柔内刚，知礼善群”，落款除“吴宗锡年九十一”外，另有“晓军肖羊得其品性之美”一行。再看附信，内有说明，说“三羊”原为“三阳”的谐音，本意是冬至、腊月和正月之阳，开春天万物之盎然生机。“三羊开泰”既非本意，还有些俗气。“知礼合群”倒正是古人对羊的赞语，而“外柔内刚”则与你的性格、行事相符。最后还说，此一幅里，已有几个“羊”字，不知这样是否可以。我一数，“善”上站着一只，“群”里挨着一只，加上落款一只，不多不少，正好“三羊”。

小事一件，亦显思之独立如此、学之缜密如此、察之细微如此、行之婉转如此，其中蕴含，绝非等闲。我甚至想，这与他二十多岁时钟爱文学、却偏被派往从事曲艺工作的往事，遥相对应——对原本不爱、不专的，他竟可以用自己原本所爱、所专的，注入其内、发乎其外，然后爱之、专之，最终实现理想。

在我看来，宗锡先生正是以文学之眼观书目、以文学之理构艺理的。比如他将评弹的审美特质提炼为“理、细、趣、奇、味”五个字，“理”指生活的逻辑，“细”指细节及细腻，“趣”指机趣和乐趣，“奇”指传奇性，“味”指韵味与诗意——不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概念，便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符码。宗锡先生是将评弹论为一种古今互通、中西交汇、雅俗共赏，说着唱着的文学性的艺术了。可以认定，他是深信文学性乃艺术性之核心这句话的。几年前文联为他出版文集，集中涵盖他早年的诗歌散文、中年的理论评论和晚年的随笔散论。宗锡先生嘱我拟个书名。我知他的笔名左絃，絃字取自《礼记》“絃，以丝播诗”，早年用以发表诗歌；后来署名评弹文章，因其也可作为“絃索”之絃来用。我略加思索，拟了个“絃内絃外”，意为絃内诗歌、文学，絃外评弹、曲艺，反推亦可。不等我作解释，他一见便极欢喜，不但作了书名，还用在研讨会的会标上。

虽然如此，评弹毕竟不是文学，而是艺术，是包含戏剧性的说唱表演艺术。宗锡先生认为，评弹尽管不是戏，却不能没有戏剧性，“起角色”扮演人物、“设关子”制造悬念、“放噱头”渲染气氛，皆在戏剧性的范畴之内。评弹的戏剧性，原就丰富得很，只是艺人大多不察、听客大多不觉，需要学者指明点透，方能进入自觉创造。宗锡先生一语道中：“有人觉得评弹好听，其实是因为评弹有戏剧性，有戏剧性的情节与矛盾。”由于戏剧乃文学之一种，所以概而言之，宗锡先生以文学理论工具与评弹术语的结合，将评弹的文学元素梳理出来、将评弹的文化凸显出来，进而将评弹创作的品位与格调提升了起来。

宗锡先生是公认的评弹艺术理论拓荒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或因如此，知道他诗歌和散文的人相对地少了，正像许多人只知他听评弹、看京剧，却不知他听交响乐、看西洋歌剧；又像许多人只知他谙熟国学，却不知他精通英文。宗锡先生幼读私塾，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来从事文学翻译，是一位翻译家。不过我认识他二十多年来，从未听他对不说英语的人说英语，哪怕是一个单词。我脑中突然冒出一句话，做一个人、尤其做一个文化人，外表可以温慎如羊，心底总要拥有一只雄狮，起码一只。

在我看来，宗锡先生之所以令人敬畏，就因他心底拥有雄狮，还不止一只。他被人敬畏的，不是官职，也不仅是成就，而是心底的雄狮。

回想当年，我刚上班那时，就像只没头苍蝇，不是忙工作，便是忙着玩。宗锡先生见了，便嘱我多看书、多用脑、多练笔，更暗示我在陪一些无关紧要的会议时，闭目安坐，凝神净心，或默诵诗歌，或潜思选题，或打个腹稿……现在看来，他是指点我去寻觅心底的雄狮，捕获它、拥有它、驾驭它。时到如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拥有了雄狮，但知道只要拥有了雄狮，便会尊重别人、建议别人或答应别人，但绝不会凌驾别人、勉强别人或全然依从别人。正是——

不知心底有雄狮，还道生如尽一卮。

且觅且寻君莫待，为求至远至高时。

纯白最斑斓

2008年春节过后，我得了本《花语墅笔记》，扉页上写“晓军，闲时随便翻翻可也！吴贻弓”。我知他不久前搬进了西南郊的一幢别墅并为其命名，从此逃离危楼闹市，置身花香鸟语，遂了平生心愿。文章虽无定式，心愿却是恒常，倘前者是后者的映现，便为人文合一。因此文章大半虽为前作，却被他尽数收入书中，便是身未有处、心早已处的缘故。我向他致谢，他解释说，书中杂七杂八，你可只拣有兴趣的来读，是谓随便翻翻。又说，里面有好几篇发言稿，却并非充数，毕竟也算是自己人生中的重要内容，更自忖能做到不说空话套语，无论大会小会的发言，都离官腔较远、靠平常心较近，是谓随便说说。

我一边听着，一边随手翻着他的新著，不由想起一事。就在前年，他出席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作为主席，除要在开头致辞，还要在末尾授奖，上下台各两次。从贵宾室一出来，他就把我坐的边席占了，说是自己方便，更不扰旁人。有好几人来劝，他只是微微含笑，并不挪动。晚会两个小时，他始终坐在一边，我却坐在中间。

我一边坐着，一边不时瞄向他的侧面，不由想起一事。当年，他出席画家陈逸飞的追悼会并致悼辞，事先表示自己所撰之文，绝不容许删改哪怕一字，否则宁愿不致辞、不出席。这种情况极其罕见，据我看来，概是他做人的原则、文化的底线遭到了挑战，不得不猛喝之、坚抗之。我相信一个人的随意与执念，犹如一块硬币的两面。有些人因有太多的随意，便有了一股极深的执念；因有太多的宽容，便有了一个极高的苛求；因有太多的细腻，便有了一种极大的疏淡；因有太多的纯白，便有了一抹极鲜亮的斑斓。这话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恰如一块硬币的两面，而他们因此显得不同一般。

更何况他有浓烈的诗人气质。虽然除了歌词，我从未见过他的诗作，却坚信称他“诗人导演”，是最妥帖的。这当然不仅指他的电影富蕴诗意，而更是通过看他的影片。我能感到诗意的源头并非出自镜头和胶片，而是发自他天性中的诗性。只要天性中有了诗性，那么即使不着一字，也无妨成为一位真正的诗人。倘若诗性足够浓烈，则能延伸和浸润到他所从事的事业，尤其是艺术之中。

关于文学和艺术的差异，我以为前者首在求真、次在求美，后者首在求美、次在求真，虽着力有别，却互为表里，彼此依存而且交通。不过，真毕竟要比美更基本、更重要，所以饶宗颐说：“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渺。”我以为诗不仅是文学的至高点，且能达到艺术的最妙处——只消受轻风一缕，便能身置春意盈满；只消见纯白一片，便能心感五彩斑斓。通过平等的授予和默契的接受，艺术的视听之娱将会达成文学的心灵之约。

这次他从艺术回到了文学，不是诗，而是文。写来言平意丰，在自然随意中见细腻绵密，更在细腻绵密中见诙谐幽默。文中多次出现“怎一个愁字了得”、“兀地不开心煞人也么哥”之类，“也么哥”多见于元明戏曲，相当于“呵”、“呀”之类以加重前意的语气。以往只知他的古文功底好，如今才知他对老戏也有情，并与一位号称“笛王”的昆曲名家称兄道弟，非常亲密。

我一边读着，一边为之莞尔，不由想起一事。有时候他高兴起来，不但会说“是也”、“然也”，且会哈哈大笑、手舞足蹈。那样子很像舞台上洋洋得意的昆曲小生。

转过年来，正逢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二十周年庆典，市文联决定出版一本纪念画册，由我担任主编，并为主席草拟序言。我自然将官样文章作了诗化处理。文行已终，诗兴未艾，顺手在末尾加了一阙词——

冬尽君知否？举头高处看。娇柔丰泽玉生烟，香冷彻澄寰。 独放非争艳，先开得自然。春来何必觅喧阗，纯白最斑斓。

词牌名为《巫山一段云》，顾名即知原述巫山神女之事。我怕他忌讳，特意隐去词牌，只以小令称之。

等了几日后，我去电探询修改意见。他说文既好,词更佳，一字不改。刚要挂断，他顺口问起小令的词牌。我早有准备，如实相告，又说采用此牌意为描摹女子美态，暗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乃一位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是也。

后来听人说，在庆典当晚的迎宾宴会上，他致罢祝酒辞，当场朗诵了这阙小令，只是未提词牌。当念到“纯白最斑斓”时，他的嗓音尤为清亮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