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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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宝臣死后很长时间，我姑父一直对他只字不提。直到“文化大革命”，姑父单位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姑父有个汉奸二叔，我才知道原来朱宝臣就是姑父的二叔。而且是他把姑父一手拉扯大的。我曾问过姑父，怎么从没听他说过。“这有啥好说的。”姑父的神态显得极不情愿。事实上，他对这层关系一直讳莫如深，在档案的社会关系栏中他也没有填写，直到“文化大革命”被人揭发出来，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我姑父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他一九四一年在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一九四二年投奔新四军，并在部队入了党。解放后，他曾先后在公安部门和民政部门工作，但他的“进步”一直很慢，直到离休前才勉强弄了个十五级，享受正处级待遇，而他的老战友和老同事已有不少都是十三级以上的高干了，甚至还有官至省部级的。为此，姑父感到很失意，经常抱怨说都是朱宝臣拖了他的后腿。

事实也确实如此。每次提拔时，组织上都要调查他与朱宝臣的关系，虽然他早已与他划清了界线，断绝了来往，可却无济于事。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冬，学校的地下组织遭到日本宪兵破坏，九名进步学生被捕入狱，只有我姑父一人逃了出来，而其余八人全部遇难。而此时，朱宝臣正在市里担任维持会长，这事与他有没有关系？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不过，组织上倒是做过调查，并做过结论，没有发现我姑父与此事有关。虽然如此，姑父的提拔还是受到了影响。据我姑姑说，姑父后来调离了公安部门也与这事有关，“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因此受到冲击。所以，提起朱宝臣，姑父一个字也不愿多说。“我这一辈子，倒霉就倒在他身上！”有一次姑父酒后气得大骂。

尽管姑父对朱宝臣多有抱怨，但朱宝臣是我姑父的二叔，这一点无法改变。而且，对于姑父来说，朱宝臣虽非父亲，但胜似父亲，这也是事实。我姑父四岁时父亲便遇害了。他的母亲早在生他之时便难产而死。是朱宝臣抚养了他。从四岁到十九岁，我姑父跟着朱宝臣生活了十五年。虽然朱宝臣自己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但在家中耀明(即我姑父)的地位是最高的，谁也不能比。“这是我大哥唯一的血脉，是朱家的长房长子。”他总是对人这样说。言外之意，耀明才是朱家真正的继承人。

朱家的老人都知道，朱宝臣对耀明的呵护简直无微不至，只要是耀明的事他都要亲自过问。自从大哥遇害后，每次耀明外出，总有两个保镖跟前跟后，时刻不离左右。他生怕耀明再有什么闪失，让他无法面对死去的大哥。

朱宝臣的大哥，也就是我姑父的父亲，名叫朱宝衡。朱宝衡死于民国十四年。他的死对朱家是一次重大打击。这个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要不是二爷，那就全完了!”说这话的是七叔，他是朱家的老管家，名叫朱世恩，一直活到九十一岁，他的孙子朱同春在大学里当教授，是历史学博士，与我经常来往，我习惯地称他朱博。为了搜集朱宝臣的故事，他帮我查了不少资料，还带着我去见过他的爷爷，也就是七叔朱世恩。

我很早就听说过朱宝臣的名字。小时候回老家时，村里的老人常会说，这里，那里，过去都是朱家的，他们用手比画着，对周边的田地和山川指指点点。朱家的田产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总之方圆几百里，都是朱家的势力范围。朱家还兴办企业，在城里有商行和轮船公司。朱家圩子更是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整个圩子占地上百亩，有吊桥、炮楼，还有花园、亭台楼阁等等。解放后，圩子逐渐衰败，直到前几年为了发展旅游，才又重新恢复修建。恢复重建后的朱家圩子十分壮观，但村里的老人却撇着嘴来，表情不以为然。他们说，这算个啥哩？因为恢复后的朱老圩子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一还不到。

朱家兄弟姐妹共七人，朱宝臣是朱家兄妹中最小的一个。他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朱宝臣的哥哥朱宝衡年长其九岁，在当地也是一个叫得响的人物。七叔每次提到他时，都会竖起大拇指，言语中对他崇拜至极。在政协编撰的地方志中，我查到过朱宝衡的条目。条目中称他为民族工商业家。他开办的天元火轮船公司，是最早在龙河上使用机动轮船的，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创举。民国十四年，在他遇难之前，天元公司也是当地首屈一指最大的轮船公司。

不过与乃兄相比，年轻时的朱宝臣一度很不成器。“他的名声很不好。”家里仆人都这样说，从心里瞧不上他。直到朱家大爷朱宝衡死后，人们才看出了他的斤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孙三伯活着的时候多次这样对我说过。孙三伯是朱家的老仆人，人们过去都叫他小三子。孙三伯是一九八五年去世的，那时他已是七十多岁高龄。我曾去朱家圩子看望过他好几次。孙三伯是一个很热心的人，长得慈眉善目，说话慢声细气，两道长寿眉耷在眼皮上，又长又白，就像年画中的老寿星。孙三伯的耳朵有些背，但脑子很好使，说起过去的事头头是道，包括一些细节都如数家珍。

孙三伯很佩服朱宝臣，这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感受到。“二爷能耐大着哩！”他管朱宝臣叫二爷。“谁家摊上那样的事受得了啊？”他指的是朱宝衡遇害的事。“得亏了二爷，朱家才没有倒。”他还说，二爷是个知情知义的人。“你别看耀明如今是国家干部，人五人六的样子，可要没有二爷，他的小命早没了。”孙三伯牙齿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说话时关不住风，还不停地淌口水，两个腮帮子一鼓一瘪，就像拉风车似的。

耀明就是我姑父的名字，过去孙三伯一直管他叫大少爷，直到解放后才慢慢地改过来，不再叫大少爷而叫耀明了。

我对朱宝臣感兴趣，是因一篇文章引起的。这篇文章题为《我所知道的朱宝臣》，发在《五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集。文中披露朱宝臣在任维持会长期间，曾与抗日力量秘密联络，做过不少有益于抗日的事。他掩护过抗日独立支队的战士，帮助地下组织购买粮食、药品和传递情报。这与以往记载朱宝臣的文章很不一样。由于朱宝臣曾在历史上当过维持会长，不少资料和回忆文章对他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有的文章甚至把他写得十恶不赦，这让我十分好奇。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顾铭泉，曾在朱宝臣手下做过文案，解放后在文史馆工作，写过不少文史文章。后来，我曾慕名拜访过他，他和我讲了不少关于朱宝臣的事情。这让我十分惊奇，欲罢不能。“我一点也夸张。”顾铭泉告诉我，二爷太神了。“他就是这样的人!不过，最后还是栽了，这都是命啊!”在说这话时，顾铭泉的脸上满是惋惜的神情。那时他已有七十六岁了，头发眉毛全白了。

2

朱家在五湖是有名的大户。朱家老太爷早年曾加入淮军，在镇压长毛时立过战功，官至提督，与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当朝的大人物均有交往。朱家圩子就是朱家老太爷告老还乡后修建的。朱宝臣虽是朱家最小的老巴子，但老太爷在世时，对他管教甚严。从小就给他请了私塾先生，为他讲解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禁绝他的一切不良恶习。在严格的管制之下，朱宝臣在十五岁之前都算得上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孩子。不仅如此，他还表现出了不凡的艺术天分，无师自通地在纸上画出各种景物，倒也蛮像那么回事。后来，家里专门为他聘请了一位绘画先生。这位先生姓萧，是萧家圩的人，人称萧三先生。萧三先生是当地有名的画师，尤其擅长微雕。他能在黄豆大小的一块玉上刻上九条龙，而每条龙的鳞片就有数百块之多。这一度引起了朱宝臣的强烈兴趣。他从十岁时就跟着萧三先生习练微雕，技艺颇有长进。有一次，萧三先生把一个刻在指甲盖大小的竹片上的微雕作品拿给朱家老爷看，并告诉他这是他儿子的作品时，老太爷居然一声惊呼：“咱家要出艺术家了!”那个竹片上刻了二十首唐诗，尽管手法十分粗糙，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已实属不易，堪称惊艳。

然而，朱家老爷的预言并未实现。自打老太爷去世后，一直受到严加管束的朱宝臣渐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在书房里再也待不住了，并对曾经让他入迷的绘画失去了兴趣。他开始放荡起来，到处寻欢作乐，吃喝嫖赌样样来。有时打起牌来三天三夜不下桌子，好像要把过去失去的时光统统补回来。他还是妓院的常客，曾经一连两个月待在妓院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昏天暗地，醉生梦死，直到大爷带人把他拖回来时，他已是面黄肌瘦，连站都站不稳了。“再这样下去，非害了他不可!”大爷回来后对老太太说，言外之意，是对老太太的溺爱和放纵表示不满。

老太太也很生气，她生气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二爷的荒唐，而是因为他居然待在妓院里两个多月一直没有回来看她。“你也太不像话了，连老娘都忘了!”她数落他道，朱宝臣呵呵笑着，笑得有气无力，然后回到屋子里倒头便睡。老太太看到他那气血耗尽、疲惫不堪的样子，又气又心疼。她痛骂妓院里的婊子没个好东西，个个都是害人精，好像她儿子没有丝毫责任。老太太是朱家的功臣，一口气为朱家生下七个子女，朱宝臣是她四十六岁那年生下的。作为家里的小老巴子，因此特别宠爱。老太爷严格的管教方法她并不赞同，但她当不了老太爷的家，现在老太爷不在了，她便彻底放任不管了。有时气急了，她也威胁要把他赶出家门，并让小三子带信给朱宝臣，可朱宝臣才不在乎哩。“不让我回家才好哩。”他对小三子说，“你以为我想回啊？”小三子打小就跟着朱宝臣，对朱宝臣言听计从。他当然不敢把朱宝臣的话传给老太太。过了一段时间，老太太见不到朱宝臣的影儿，自己倒先急了起来。她让人传话给朱宝臣，要他立马回来见她。来人说，老太太光火了，还拍了桌子。小三子心想，这下要坏菜了，老太太非收拾他不可。“你想啊，他把老太太的话当作耳旁风，她能不气吗？”小三子，如今的孙三伯对我说。可谁也没想到，二爷一回去，老太太倒先哭了起来，她说你这个孽种，存心想气死老娘啊！后来的结果是，老太太让厨房烧了一桌子好菜，看着二爷吃下去，直到二爷撑得受不了，方才罢休。

孙三伯在说这段往事时，瘪着嘴呵呵直笑。当时他正蹲在一面山墙下晒着太阳，双手拢在袖筒里。阳光照在他身上，洒下一片暖洋洋的光。“说实在的，见过惯孩子的，可没见过像她那么惯的。”他告诉我说。不过，对大爷，还有五个姑奶奶，老太太可从不这样。在朱家几乎没有二爷办不成的事，除了有一回闹得实在不像话了，才把事情搞砸了。

那是朱宝臣十八岁那一年。城里的妓院来了个苏州名妓，叫小金玉。“这女人长得太勾人了，瞧一眼魂就没了。”孙三伯告诉我，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吹拉弹唱样样会来。用二爷的话说，她是用蜜糖熬出来的，一碰便浓得化不开了。二爷第一次见到她就被迷住了。“这是个狐狸精！”他当时就下了断言。那天晚上，小金玉的房间里叫声四起，一次又一次地直到天亮。第二天上午，二爷从她房间里出来时，两眼通红，一副亢奋的样子，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太过瘾了，”他对小三子说，“就像上天一样。”

自从那天起，他就离不开小金玉了。为了得到小金玉，他不惜血本，不知大把大把地扔了多少钱。后来有一天竟然提出要把小金玉娶回家当老婆。这一来，事情搞大了。老太太不愿意了。二爷和小金玉的事，她早就听说了，原以为像以前一样，不过是寻欢作乐，也没太当回事。现在他竟然要把这个女人娶回家，老太太气得差点晕过去。她差人把朱宝臣找了回来，并把大爷和五个姑奶奶全都紧急召来。

“我娘简直气坏了！”五个姑姑中最小的姑奶奶这样说，她在去世前，我曾走访过她。村里人都称她五小姐。五小姐说，老太太苦口婆心劝了半天毫无效果，大爷和五个姑奶奶也都帮着说服。几个人软硬兼施，有的唱白脸，有的唱红脸，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可朱宝臣油盐不进，非娶小金玉不可。“他是鬼迷了心窍！”五小姐说，老太太没咒念了，便下了狠招。她让人泡了一碗砒霜水，端来摆在桌子上，“我没你这个儿子。”她对朱宝臣说，要么你改变主意，要么别想走出这个房间。朱宝臣听了这话，几乎想都没想，便端起了那碗砒霜水。“既然不让我娶她，那我还是死了算了。”他说。

大爷和几个姑奶奶一见，都上去按住朱宝臣的手。老太太又气又急，她没想到朱宝臣竟然铁了心，为了个婊子竟然连命都不要了。“好吧，”她说，“都是我作的孽，那就让我死吧！”说着，自己端起那碗砒霜水就往嘴里灌。家里人都慌了，急忙上前制止，又手忙脚乱地叫来了家里的罗先生。罗先生是朱家的大夫，眼睛高度近视，外号罗瞎子。此人医术精湛，三代为医。他看病有个习惯，从不问你病情，你要和他说病情，他起身就走，说你都知道了，还要我弄熊哩。

罗瞎子在人的搀扶下颤巍巍地来了。他二话没说，便让人舀来一碗马尿，给老太太灌了下去。老太太哇哇地呕吐起来。吐完之后，罗瞎子又用了一剂汤药，老太太才慢慢苏醒过来。好在大家拦得及时，喝下去的砒霜并不多，加上救治及时，老太太总算保住了一条命。大爷恼怒至极，他揪住二爷的领子，狠狠地抽了他一耳光。“这是我头一回看见他打人。”七叔朱世恩对我说，几个姑奶奶也都上来骂他。朱宝臣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在整个抢救过程中，他一直跪在那里，也没人去理他。就这样，他跪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母亲醒来，问他在哪里，才有人把他架了过来。由于跪了一晚，他的两条腿已经僵硬得站不起来。他来到母亲床前，扑通一声又跪了下去。母亲余怒未消，看都不看他一眼。

“我没你这个儿子！”

“娘，我该死。”

“还敢犯混不？”

“不了。”

“那好，从今往后不准再见她。”

“不见。”

“说话算数？”

“算数。”

朱宝臣说到做到。此后三个月，他果然没有迈出家门一步。老太太心满意足，觉得这口砒霜没白喝。就在大家以为他已改邪归正，为此庆幸时，没想到又出事了。

这回事情出在家里的丫头秋云身上。秋云十六岁，刚到朱家还不到半年时间。这丫头长得水灵，皮肤虽然有些黑，但浑身上下十分饱满，像个熟透的桃子。老太太很喜欢这个丫头。就在前不久，秋云突然感到身子不适，常常莫名其妙地犯恶心，有一天饭后竟然呕吐不止，差点把肠子都吐了出来。老太太差人找来罗瞎子。罗瞎子一搭脉便把眼睛瞪得溜圆。他支开了秋云，悄悄对老太太说，这丫头有孕了。

老太太以为自己听错了，连问了两遍，问得罗瞎子都不高兴了。其实，老太太不是不相信罗瞎子的医术，而是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她把秋云叫进来，要她老实交代。“我可吓坏了。”秋云事后对人说，她吓得浑身直哆嗦，跪在地上哇哇大哭。她知道事情的严重后果，可问她这是谁干的，她却死活不愿说。“不是我不愿说，是我不敢说。”她说的倒是实情。不过，她越不说老太太越生气。

“去，去把七叔找来。”她吩咐道。

不一会儿，管家朱世恩便赶来了。老太太让他把秋云打发回家。秋云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她知道一旦被送回家便死定了，因为不仅名声臭了，而且父母亲也不会饶过她。

就在这时候，二爷匆匆地赶来了。他一边走一边扣着衣扣，脸上睡眼蒙眬，眼屎巴拉的，一看就知道刚从床上爬起来。他是从小三子那里得到消息的。昨晚他邀了几个朋友喝了一夜酒，天亮时刚刚睡下。小三子把他从床上叫起来时，他还浑身酒气，迷迷糊糊，直冲小三子发火。“你个狗日的，还让不让老子睡了？”小三子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说老太太要把秋云赶走了。二爷听了这话，立时睡意全无，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手忙脚乱地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屋外跑。

“你去找七叔，”他吩咐小三子，“把秋云带回来。”

“你让我怎么说？”小三子有些害怕。

“你就说是我说的。”朱宝臣大声喊道。

老太太正在屋里逗弄鸟儿，看到二爷惊慌失措地跑来，不知出了什么事，正要开口问他。朱宝臣抢在了前面。

“娘，你可不能把秋云赶走。”

“为啥呢？”老太太话一出口便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那事不会是你干的吧？”其实，用不着回答，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事后，老太太说，难怪他那段时间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原来是看中了这个丫头。“这个不正经的东西!”她当时气得大骂。

不过，朱宝臣倒是沉着镇定，他没有做任何辩解，而是直接告诉老太太，秋云如今怀的可是朱家的种。他的话一出口，便击中了问题的要害。老太太一肚子怒火顿时撒了气。

她说：“你想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朱宝臣反问道。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老太太指着他的鼻子骂。骂过之后，又连声叹气。朱宝臣松了一口气，知道危机已经解除了。然后，开始心平气和地和老太太讨论善后。

到了这时候，老太太也没了脾气。不过，她坚持一点，秋云出身太低，只能做妾，朱宝臣也表示同意。不过，朱宝臣当时还没有娶妻，哪有先妾后妻的道理，于是便采取了变通的办法，等到朱宝臣娶了妻再办仪式。“在这件事上，二爷做得有情有义。”孙三伯和七叔都这样说。不过，秋云也对得起二爷。她后来为朱宝臣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文革”时，朱宝臣被批斗致死也是秋云帮他办的后事。那时秋云身份早已是朱宝臣的二姨太。

3

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宝臣给人的印象都是不成器的东西。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会有出息，包括朱家的下人在内，只有罗瞎子除外。

罗瞎子不仅精通医术，而且对于周易颇有研究。他还会看相和占卜。古人云，医相同源，看来确有道理。就在人们普遍不屑于朱宝臣时，罗瞎子却说你们可别小看了这个朱家二爷。这家伙骨格清奇，秀外慧中，三停八卦，饱满丰厚，不足者，乃明堂略短，耳门低平，此系隐患所在。不过，如有时运相助，可大贵，否则将会劫难加身，不得善终。他的话后来果然应验，但在当时却没有多少人相信。直到朱家大爷朱宝衡死后，人们的看法才慢慢有所改变。

朱家大爷朱宝衡在人们眼中几乎是个完美的人。他是朱家的老大，老爷去世后他便是朱家的当家人，当地人都很敬重他。他为人和蔼，彬彬有礼，处事稳健，心胸宽广。不仅相貌堂堂，而且气度不凡，谈吐举止处处显出高贵。他的穿着也很讲究，完全是个新派人物。孙三伯对我说，大爷喜欢穿西装，穿得最多的是白西装，有时也穿那种带毛领的皮夹克，下身则是西裤或呢马裤，脚下穿的有时是皮鞋，有时是马靴，根据衣服搭配需要，一看就不同凡响。尽管如此，但他并不像那些有钱人，动不动就吆五喝六，趾高气扬。他对人一向很和气，即便是对下人，生气的时候也很少说脏话。他的威望很高，在城里商会开会时，常常一言九鼎，不怒自威。

他的死让人感到很意外。事前没有任何预兆。那是年关将近的时候，“我记得是腊月初六，再过二十几天就要过年了。”七叔朱世恩回忆说。但也有人记得，时间是在大寒以后，离春节已经没有几天了。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时间是在农历新年之前，而且那天还下着小雪。

朱宝衡因为偶感风寒，早上没有起床。他喝了罗瞎子开的汤药，正在床上裹着被子捂汗。这时有人来送信了，说是朱家的几条船在罗埠镇码头被扣下了，因为船上夹带了违禁物品。保安团通知朱家大爷赶紧去接受处理。“什么事这么严重，还得大爷亲自去？”朱世恩当时很不以为然。来人强调这可是保安团白团长交代的。言外之意，事情比较重大。

朱宝衡勉强从床上爬了起来。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既然是白团长点名要他去，他还是决定去一趟，以免留下口实，让他找茬。不过，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这是他这一生中做出的最错误的决定。实际上，临走之前，他也没有任何不好的预感。他仔细地穿好衣服，还对着镜子换了两根领带，直到满意为止。“他这人特别讲究。”朱世恩说，他在任何时候都很注重仪表，即便那天他身体有病，也丝毫不肯马虎。朱世恩本来也是要跟着去的，但年关将近，各商行和田户都要前来报账，家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朱宝衡便让他留在家中照应。“幸亏没让我去，”朱世恩后来对我说，“要不这条小命也早没了。”

朱世恩这样说，当然是有根据的。因为现场一个活口也没留下，而且从事后分析看，显然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大爷走后大约五个小时，噩耗便传来了。朱世恩得到消息，连忙赶了过去。到了罗埠镇码头时，天已黑透了。只见码头上布满了保安团的兵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大爷朱宝衡的尸体已被移至码头边的一个仓库里。他的身上中了五六枪，血迹早已干涸，在昏暗的马灯下泛着紫黑的颜色。与大爷尸体一起摆在地上的还有另外四具尸体，他们都是朱家的家丁。每个人几乎都被打爆了，身上枪孔累累。朱世恩在朱家管事十几年，也算经多识广，但眼前的情景还是让他一下子蒙了，双腿一软，便倒在地上，哇的一声哭起来。

一个大活人，走时还好好的，转眼竟成了这副模样——天啦，这也太恐怖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按照保安团的说法，他们在例行检查中发现朱家的船只私运烟土，当即予以扣留，并通知朱宝衡前来接受处罚，没想到朱宝衡拒不服从处罚，公然武装反抗，保安团迫不得已进行还击，将不法分子当场击毙。可这种说法太荒唐了，根本站不住脚。“老鬼才信哩!”朱世恩告诉我，朱家从不做违禁的生意，而且说他们武装反抗，这也有悖常理。朱宝衡那天只带了四个人，而保安团人多势众，从常理上讲根本说不过去。“况且这也不符合大爷的性格，他不是一个爱冲动的人。”朱世恩还向我分析说，大爷带的四个保镖个个身怀绝技，如果是他们先动手，保安团非死不少人不可，可他们连个受伤的都没有，这里边肯定有名堂!

面对朱家的质疑，保安团毫不理会。朱世恩去见白团长时，白团长反倒振振有词，“你他妈的给我少扯!”他说证据确凿，岂容抵赖？保安团代表政府，还能冤枉好人不成？“我他妈的警告你，”白大麻子粗声武气地说，“不要胡言乱语，否则后果自负!”他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通威胁，根本不让朱世恩说话。

白团长名叫白先贵，绰号白大麻子。他身躯肥胖，走路摇摇晃晃，但却保持了良好的军人风纪。他头戴大檐帽，身系武装带，脚蹬黑亮的马靴。武装带上别着一个黄皮的枪套，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一丝不苟。白先贵原是第七师师长张敬尧手下的马弁，在张敬尧的提携下当上了保安团团长。“这家伙简直就是个混蛋!”朱世恩几十年后提到他仍然气愤不已，“他根本不让你说话，完全是以势压人。”在他的威胁下，朱世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因为跟这种人你根本无理可讲。

朱宝臣可能是朱家最后一个得知消息的人。当朱世恩带着家人找到他时，他正在牌桌上赌得昏天暗地。朱世恩让他赶紧回去，说家里出大事了。可他根本不理，以为是家里故伎重演，又在找理由骗他回去。朱世恩急了，顾不上与他解释，让人不由分说将他拉下了桌子，拖进车里。朱宝臣气得直跺脚，连声大骂。“狗日的。”他说，“你们搞什么鬼？老子都停牌了，啥事不能等一等，难道死了人啦？”朱世恩和家里来的人一听这话，便都满面泪水，哭了起来。他们告诉他说，大爷死了。朱宝臣这才如梦初醒，知道家里出了大事。

朱宝臣赶到家里，已是第二天上午了。朱家圩里气氛紧张，吊桥高高地拉了起来，圩丁们也都荷枪实弹守在碉堡内。朱老太太躺在床上已经陷入昏迷。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她本来就虚弱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五个姑老爷和姑奶奶都赶来了，守在床边或待在客厅里。朱宝衡的尸体在这之前已经拉了回来，盛放在棺木中。朱宝臣进门后，几个姑老爷姑奶奶谁也不理他，脸上都挂着责怪和痛恨的神情，只有大姑奶奶气得指着他的鼻子骂：“你个混账，还知道回来啊？干吗不死在外边！”朱宝臣顾不得理会这些，他三步两步来到母亲的榻前，连声唤娘。可母亲已经没啥反应了。罗瞎子束手无策，摇头叹息，让家里人准备好后事。三天后，母亲去世了。临死前，她睁开了眼睛，看了看围在床边的亲人们，已经说不出话来。当看到朱宝臣时，她的目光中充满了无比的怨恨。“就像刀子一样。”朱宝臣后来对人说，他永远也忘不了娘临死前看他的目光。

朱宝臣感到无比的自责，这倒不是因为他长期以来从不关心家中的事务，也不是因为大哥死的时候他还在赌场里醉生梦死，而是因为这场灾难的起因竟然是他一手导致的。民国十四年冬，年关将近，朱家的轮船公司格外忙碌。几条船没日没夜地跑，仍然应接不暇，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要船的人踏破了公司的门槛。有的愿出高价，有的通过各种关系走起门路。这种红火的情景几乎年年如此，但从来不问家事的朱宝臣并不知晓。直到有一天，有人找到他，把厚厚的一摞钱摆到他面前，求他帮忙时，他还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这个求他帮忙的人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名叫丁怀民，外号丁葫芦。他和朱宝臣是在赌场认识的，以后便整日混在一起，出入妓院赌场，形影不离。虽然关系不错，实则不过是酒肉朋友。不过，丁葫芦找到他了，他不能不帮这个忙。“二爷是个讲义气的人，”孙三伯这样对我说，“他把钱推了回去，说是给钱就外啦，这事包在我身上了。”随即便带着丁葫芦去了轮船公司。丁葫芦的这批货是五十件棉纱，数量并不少。轮船公司的经理感到有些为难，因为船运计划早就安排满了，最早也得等到一个月后了。“可是，二爷不干了，”孙三伯说，“他感到抹了面子，尤其是当着丁葫芦的面。”他当时就不高兴了，非得立马安排。他还说我朱宝臣是不是说话不算，非得我大哥才行。经理听他这样一说，便被顶到墙根上了。虽然朱宝臣是个甩手掌柜，啥事也不管，可他毕竟是朱家的二爷，况且还是老太太的心头宝贝，他可惹不起。于是，经理只得想办法，把这批货提前安排了进去。

事前谁也没想到，恰恰是这批货出了问题。保安团查到的烟土就藏在这批棉纱中，而且数量巨大，这也成了朱家贬运烟土的罪证。朱宝臣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成了罪魁祸首。他说我去找保安团说理。这批货并不是我们朱家的。可是保安团并不买账，他们说红口白牙，空说无凭，什么钉葫芦铜葫芦的，你说是他的货，你得把人找来。然而，丁葫芦这时早没影了。朱宝臣挖地三尺，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凡是丁葫芦可能去的地方都没放过，也没有找到半点影子。这个人就像气泡一样，忽然一下子就不见了。

4

朱宝臣成了朱家的罪人，很长时期都抬不起头来。母亲和大哥下葬后，几个姐姐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朱宝臣也痛不欲生。他说自己是不肖子孙，害死了大哥和母亲，“我他妈的太混蛋了！”他揪着自己的头发大声喊，还把自己的头往墙上撞，撞得鲜血迸流。后来，还是几个姑老爷上前劝阻。“光哭光骂有啥用哩？”大姑老爷说，“骂死了，人也不能复生，还是想想以后吧。”

三姑老爷也表示赞同。在朱家的五个姑老爷中，大姑老爷和三姑老爷是最有主心骨的。大姑老爷叫陆鹏山，三姑老爷叫萧仲元，一个是陆家圩的圩主，一个是萧家圩的圩主。他们都主张此仇必报，但是必须等待时机。虽然他们能够联系几家圩主，但毕竟力量有限，保安团有上千人马，而且武器装备也整齐优良，硬干肯定不行，而且这件事的发生也不是偶然。白大麻子早对朱家忌恨已久，这事外界不清楚，朱家人心里一本明账。白大麻子明为保安团长，实际上专干贩卖烟土和私盐的事儿。朱世恩对我说，他多次要求朱宝衡与他合作，但朱宝衡偏不买账。

朱家发迹始于光绪年间。那年月，天下大乱，长毛打进了安徽，各地纷纷办起了团练。朱宝臣的爷爷是武举出身，便在朱家圩拉起了队伍。后来，李鸿章的淮军来五湖招兵买马，朱家老太爷便带着队伍加入了淮军，由于战功卓著，等到长毛被平定后，已官至总兵。再后来，朱家老太爷功成名就，便辞官回乡，办起了实业。

朱家的实业发展得很快，五湖、庐州等地都有朱家的商行。他们还最早兴办轮船公司，拥有机动轮船五艘，几乎控制了龙河的航运。

由于朱宝衡拒不合作，引起白大麻子的仇恨。这回痛下毒手，显然是蓄谋已久。而且城里的卫家可能也参与其间。卫家的老爷叫卫树森。他也有一个轮船公司，取名四海。四海与天元一直是竞争对手，不过始终处于下风。卫树森与白大麻子走得很近，两人合伙贩卖烟土和私盐，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朱家事发后，保安团没收的朱家天元公司的轮船便都归于了四海，名义上说是拍卖所得，实则幕后交易谁都明白。

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朱宝臣哪里知道。他成天吃喝玩乐，既不关心，也没人去和他说起这些事。如今听家里人一说，才感到事情不那么简单。虽然他宁肯相信，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种种迹象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半年后，丁葫芦终于找到了。

他是回乡给老父亲奔丧时被抓住的。丁葫芦的家在合肥西乡桃花镇。朱家为了找到他，不惜下了血本。他们四处打听丁葫芦的下落，并在丁葫芦的家乡安排了耳目。凡到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加派人手，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直到丁葫芦的老父亲去世了，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

朱宝臣闻讯亲自赶了去，他在村庄四周布下了得力的人手。“不过他做得还算仁义，”孙三伯说，“直到丧事办完了才吩咐动手。”丁葫芦是在送走亲戚朋友之后被抓的。当时，天已黑了下来。他站在围墙边撒尿时，一记闷棍从后边打了上去，他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人架走了。等他醒来时，已经是在一条船上了。开始他什么也不肯说，并胡扯他也不知道棉纱中藏有烟土。问他棉纱从何而来，他也闪烁其词，不肯如实交代。朱宝臣一肚子恼怒和委屈都憋了大半年了，早已不耐烦了。他转身出了船舱，剩下的事便交给了二冲子。

二冲子是朱宝臣的本家侄子，名叫朱大勇，他有个哥哥名叫朱大忠，兄弟俩膀大腰圆，都会武功，而且枪也打得准，平时话不多，但脾气暴躁，一言不合，便会动起手来。因此便有了大冲子、二冲子的外号。大冲子原先是朱家的圩丁队长，他是跟随大爷朱宝衡去苏家镇码头时被保安团打死的。大冲子死后，二冲子悲痛不已，他几次要求报仇，都被朱宝臣劝拦住了。有一次，他竟然偷偷进城想干掉白大麻子，朱宝臣得知消息，立即派人把他拖了回来。“狗日的！”他气得甩了他一个耳光，“你想坏了我的大事啊？”朱宝臣平时很少打人，他这一耳光打得二冲子有些发蒙。“你杀不了白大麻子，”他对二冲子说，即便杀了，也会惹来报复，“你想害死我们大家啊？”

“那你说这事咋办？”二冲子并不服气。

“这事得慢慢来。”朱宝臣对他说。

二冲子凭直觉感到朱宝臣并没有骗他，尽管他并不相信他的能力，但他敢肯定，朱家不会善罢甘休。而且他说得也确实有道理。

“只要你答应报仇，我就跟着你。”

“好，”朱宝臣说，“从今往后你不准擅自行动，能做到吗？”

“能！”

朱宝臣点点头，让他接替大冲子做了队长，秘密购买武器，暗中加强训练。这次抓捕丁葫芦又挑选精干人马，由他亲自带队。

船舱里传来阵阵号叫。不用朱宝臣交代，二冲子早已迫不及待。他把满肚子的仇恨都发泄了出来。等到朱宝臣再进船舱时，丁葫芦差不多快成血人了，右手的五个手指已经被剁掉了四个。他磕头如捣蒜请求饶命，朱宝臣冷漠地看着他。他想到大哥和老太太的死，心便愈加坚硬起来，连他自己都感到惊奇，一个人要变得冷酷原来并不是什么难事。

丁葫芦终于交代了。他把所有知道的事情都说了。他说，是卫树森找的他，要他帮他运送这批棉纱，而且指定要天元公司的轮船。“我当时就感到奇怪。”丁葫芦说，因为卫家的四海公司就有船，何必要找别人？但卫树森解释说，他们的船不够用。至于为什么要找丁葫芦出面，是因为他能与朱家二爷说上话。丁葫芦本能地感到这事有些蹊跷，他原想推辞，但卫树森已经把一叠现钞塞到他的手中。直到事发后，他才感到大事不妙，但悔之晚也。卫树森这时又找到了他，要他马上离开。“他又给了我一笔钱。”丁葫芦交代说，“他还威胁我，让我走得越远越好，而且永远不要回来。”

丁葫芦的交代证实了朱家的分析，果然这一切都是白大麻子和卫树森设下的圈套。朱宝臣心如刀绞。如果说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他心里还会好受点，而如今他却成了帮凶，简直不可饶恕。“是我害死了大哥！”以后只要一想到这件事，他就会痛心疾首，无法原谅自己。有一次大哥的忌日，他喝得酩酊大醉，捶胸顿足，大骂自己：“我他妈的简直就是活猪，蠢到家了！”他狠命地抽起自己的耳光，直到嘴巴肿起老高。

丁葫芦最后死得很惨。他被活活勒死了。这事是二冲子亲自干的，他找来一根绳子勒住他的脖颈，往身上一背，丁葫芦便两脚悬空，胡乱踢蹬了几下，便不再动弹了。一股刺鼻的气味随即弥漫开来，丁葫芦的屎尿顺着裤腿淌了一地，弄得船舱里臭不可闻。“他也是活该，”孙三伯后来对我说，“二爷那么信任他，可他却干出那种缺德事！”

5

朱宝衡死后，朱家元气大伤，不仅天元公司宣告破产，而且其他产业也大受影响。这一切似乎改变了朱宝臣。将近半年多时间，城里的妓院和赌场不再看见他的身影。朱家人暗自庆幸，都认为这场打击使他成熟起来。如果真能这样，朱家还有希望。然而，好景不长，半年之后，朱宝臣又故态复萌。他重新出现在妓院和赌场里，而且比以前更加疯狂，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朱家人都深感失望，背后议论都说朱家气数真要尽了，碰上这么个败家子，也命该如此。几个姑老爷姑奶奶也恨铁不成钢，有来当面劝的，也有指着鼻子当面骂的，大姑奶奶有一次甚至当众唾了他一口，可朱宝臣我行我素，全当耳旁风。只有大姑老爷和三姑老爷似乎比较宽容，并没有过多指责。他们说二爷心里苦，就由他去吧，以后慢慢会好的。

可朱宝臣却越来越不成样子。至于生意上的事，也全都交给了七叔朱世恩，几乎从不过问。有一次，商会开会，他不得不出席了，居然在会场上睡着了。还有一次，他喝醉了酒，在会上胡言乱语，弄得全场哄堂大笑。"朱家的脸都让他丢尽了，"朱世恩对我说，"我当时也在场，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这些事一时间都成为笑谈，在坊间广为流传。卫树森渐渐松了一口气。自从勾结白大麻子，灭了天元后，他心里并不踏实。按照事前周密的计划，朱宝衡被顺利地干掉了，这事做得秘而不宣，外界并不知情。但是按照卫树森的想法，朱宝臣也不应该放过。"毕竟他是朱家的二爷，留下来说不定就是个隐患。"他向白大麻子建议，可白大麻子却不以为然。"得了吧，"他说，"别费那个工夫了。"在他看来，那个花花公子根本不足为虑。他这样想当然不无道理，不过，卫树森却不大放心。

朱宝衡死后半年多，朱宝臣一改从前，不嫖不赌，不吃不喝，不再花天酒地，这让卫树森一度颇感紧张。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白大麻子，并提醒他不要掉以轻心。白大麻子也警觉起来。他专门派人监视朱宝臣的动向，随时向他报告。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保安团的副官齐运通。

齐运通长得像个人精，个头不高，身材瘦削，最小号的军服穿在他身上也显得肥大。他年龄约在三十岁左右，皮肤白净，像个女人，头发打了厚厚的发油，看上去油光水亮。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又小又亮。齐运通的手上长年戴着白手套，上身的口袋里插着钢笔，他还喜欢把双手背在身后，处处摆出一副大官状，可他那副模样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大官而更像是一个跟班。

不过，齐运通相貌虽不起眼，但野心却不小，而且他的后台也很硬，他的一个姐夫就在张敬尧手下当军务处长。这一点，就连白大麻子也对他礼让三分。

从齐运通那里传来的消息，最初并不让人放心。有传言说，朱宝臣已经改邪归正，励精图治，正在加紧训练圩丁，要效法勾践卧薪尝胆。也有人说，朱宝臣花费重金，从上海买来一批军械，其中还有两挺先进的花筒机关枪。甚至还有消息说，朱宝臣正在联络周边的几家圩堡，暗中密谋报仇，而这几家圩堡过去就与朱家渊源颇深，其中陆家圩、萧家圩的圩主本身就是朱家的大女婿和三女婿。

这些消息一度引起了白大麻子和卫树森的不安。他们甚至开始商量如何采取措施，来对付这种局面。"不行，就干掉他们！"白大麻子说。卫树森也认为，先下手为强，不要等他们成了气候，为时已晚。

然而，他们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那些传言毫无根据，而且没有一个能够得到证明。更有说服力的是，朱宝臣又开始花天酒地，沉迷于赌场和妓院。至于那些所谓的励精图治、卧薪尝胆的传言当然也不攻自破。此后，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也越来越多地证实了这一点。有关朱宝臣的荒唐举止不断传来，灌满了白大麻子和卫树森的耳朵。有一次赌钱，朱宝臣输掉了城里大片的房产。还有一次，他一晚上便输掉了良田三十多亩。即便如此，他仍然不肯罢休，直到大姑奶奶闻讯赶来，掀了牌桌，当众抽了他几个耳光，才制止了他继续胡作非为。"这家伙没救了，"就连齐运通都这样说，"除了败家，他什么也干不了。"他向白大麻子和卫树森保证说，朱宝臣就是一个废物，根本掀不起什么大浪。

卫树森这一下彻底放心了。自从吞并了天元，他的轮船公司已独霸龙河，无人能比。为了扩大业务，他在码头附近大兴土木，建起了连片的仓库。城里原有一些零星的仓库开始废弃不用。这些旧仓库下一步作何之用，他还没来得及考虑，这时有一个老板找上门来了。这个老板是个河南人，操起一口河南腔，开口就是俺的咋啦。他长得人高马大，方面阔腮，说话办事十分爽快。他是经营麻行的。据说生意做得挺大，河南、山东、湖北、江苏和浙江，都有他的麻行。五湖产麻历史悠久，产地广泛，而且皮薄柔软，纤维强，性能高，加上无病斑、虫斑，杂质也少，很受各地的欢迎。更为有利的是，当地水陆交通都十分便利，四通八达。于是，这个老板慕名而来，决定在这里开一家麻行。他很快就看中了一处院落。这院落原是卫家的一个旧仓库，有十多间房子，分前后两个院子。虽然地点有点偏，不在闹市，但靠近城门，进城出城都比较方便。当初卫家在这里设立仓库也是考虑到这一点。而且从面积看，也比较合适，稍加改造便可使用。总之，这个老板非常中意。

他专程前来卫宅拜访。卫树森看了他的名帖，上边写着"万盛源麻行掌柜李冠欣"字样。"哦，原来是李老板。"卫树森放下名帖，脸上的表情显得漫不经心。李老板说明了来意，他也似乎不感兴趣。"我可没打算要卖房子。"他对李老板说。如今他家大业大，也没把一个麻行老板放在眼里。况且，他并不缺钱，干吗要卖房子？

李老板当然不肯罢休。按照他的说法，五湖城里目前还找不到一座比这房子更好的地点，因此他并不想放弃。当天中午，他把卫树森请至状元楼酒家。这是五湖城里最大的一家酒店。为了请到卫树森，他也下了一番功夫。通过曲里拐弯的关系，找到当地商会的一个副会长，由他出面邀请，而且还请了城里的一些头面人物前来作陪，给足了卫树森的面子。尽管如此，卫树森还是不答应卖房子。

"那就租吧？"李老板退了一步。几天后，他又来到卫宅，与他进行商谈。不过，这一次卫树森有些松动了。"你想啊，"孙三伯对我说，"反正那房子空也是空着，不租白不租嘛。"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卫树森一看李老板急切地想要这房子，心里又打起了小算盘。问他租金多少，他也不说。

"三十块如何？"李老板伸出三根手指。

卫树森不接话。

"四十块？"

卫树森还是不接话。

"俺说的是大洋。"李老板强调说，这个价码已经比市场价高出了不少。可卫树森依然不置可否。

"咋啦？你是嫌少吗？"

卫树森打着哈哈，轻描淡写地笑着。他解释说，钱多钱少都无谓，关键是自己无意出租此房。"那你空着不也是浪费？"李老板说。

"那也不一定，说不定以后会派用场。"

这话明显是在敷衍，李老板听出了弦外之音。"这个老东西，精得像个鬼！"李老板久经商海，心知肚明，他后来对人说，"他的心思俺还不明白吗？"于是，便直截了当地把话撂了过去："租金多少，你就开价吧，俺绝不还价。"

"还是算了吧。"

"别呀。"

"城里房子多着哩。"

李老板有些急了。李老板越急，卫树森越拿劲。两人又纠缠了一会儿，李老板开始沉不住气了，他一拍大腿，使出了最后一招。

"那好吧，"他咬了咬牙说，"咱们来个干脆的，除了房租，俺再送你两成干股如何？"

这个提议似乎超出了卫树森的预期，但他表面上依然不动声色，并且摆出一副强人所难的姿态说："哎呀呀，你这人啊。"他摊开双手，做了一个无奈的表示，"你让我说什么好呢？答应吧不好，不答应也不好。"那意思是说，他本不想答应，但话说到这份上，他要不答应就有些不近情理了。李老板看他松口了，终于舒了一口气。

"那就这么定了。"他说。他还表示，这是卫老爷看得起俺，俺李某三生有幸。卫树森的情绪也高涨起来，顺势讲了一些夸赞的话。他说，我看你这个人够朋友，咱们可以长期合作。两人虚情假意，互相恭维了一番，这事便算成交了。事后，有人对李老板说，姓卫的也太黑了，这简直是敲竹杠嘛。"有啥法子呢？"李老板似乎有些无奈，他说砍麻的季节眼看着就要到了，俺可熬不起啊。当时已是六月下旬，第一批麻七月上旬就要收割了。

卫树森捡了个大便宜，乐不可支。不过，既然做了股东，有些事就得帮着张罗。在李老板请托下，万盛源麻行开业那天，他亲自出席，还请来了当地许多头面人物，包括保安团和警察局的官员，呼啦啦地挤满了半条街。"那个排场可不小，"七叔朱世恩说，"光流水席就摆了一百多桌。"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卫树森是万盛源的股东，以后李老板的生意就好做了。不仅地痞流氓不敢前来滋事，就连保安团和警察局也另眼相看。由此可见，李老板也不是傻瓜，他虽然多出了一点血，但却讨来了一顶保护伞，并不吃亏。"这个河南侉子，"当地人都说，"简直就是个人精，别看表面上五大三粗，心里的小算盘可算打得精到家了!"

6

关于万盛源和李老板，其实留下来的史料并不多。尽管有一些文章提到过，但大多比较零碎、笼统。而且凭我经验，这些文字大多是道听途说，或以讹传讹，并不可靠。有的文章把李老板写成倪老板，或吕老板；至于他的名字也不一致，有的称他李关辛，有的叫他吕官山，还有的把他写成倪冠昌，总之出入很大。

那么，李老板究竟是何许人也，没人能说清楚。他是从哪里来，后来又去了哪里；虽然他自称李冠欣，但他的真名究竟叫什么，这些一直都是个谜。我曾走访过一些当年见过李老板、如今仍健在的老人，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包括七叔朱世恩和孙三伯在内。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盛源开张后，生意一度十分红火。

五湖不仅是大麻的产区，也是大麻收购和行销的集散地。新麻登场后，各地客商云集，麻行扎秤收购，卖麻的农民则肩挑车推，络绎不绝。从当年的七月开始，麻行便进入了旺季。各大麻行生意兴隆，日交易量达数千斤之多。万盛源同样如此，麻行前车来人往，一片兴隆的景象。

那段时间里，李老板忙忙碌碌，在万盛源门前进进出出。他还经常在饭馆里请客，宴请的宾客除了各地客商外，还有当地的头面人物，包括负责治安的保安团和警察局人员。"总之，花钱很冲，手面阔绰。"朱世恩说。当然，那些钱也不是白花的，那些得到过好处的自然也都投桃报李，处处给他提供方便。万盛源的车辆和货物任何时候都畅通无阻，即便是晚上也照样通过城门和关卡，而别的麻行却很难做到。"他妈的，你瞧人家多牛屄啊！"有人这样说，话语中有羡慕也有不服，但不服不行，"这就是能耐啊！"

我问过孙三伯，那段时间，朱宝臣都在干些啥。"他能干啥呢？"孙三伯对我说，除了逛妓院，就是下赌场。而且，他的手气还特别背，"常常输得个屌蛋精光，连家门在哪儿都摸不到了。"孙三伯笑着说。大姑奶奶来闹过几次，可全不管用。后来也不来了。"由他去吧，既然管不住，那就甭管了。"大姑老爷这样说，据说是他把大姑奶奶劝住了。

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负责监视朱宝臣的齐副官不知怎么也和朱宝臣鬼混到了一起，他们成了牌友，经常厮混在一起。"不过，"孙三伯对我说，"二爷输给他的钱可不少。"有一天晚上，他亲眼看见二爷把这么厚的一摞钱（他拃开手指比画了一下）输给了齐副官，"你瞧那家伙乐得吧，"他说，"眉开眼笑，嘴巴呲得像个瓢似的。"

白大麻子和卫树森算是把朱宝臣看透了，再也不把他当回事了。他们称他为"废物"或"烂货"，那口气简直轻蔑得不能再轻蔑了。"你想啊，"孙三伯又来了这么一句，这是他说话的习惯，那意思是表示再明白不过了，"这样不成器的东西，谁还看得起啊？"

事实上，这不仅是孙三伯的看法，外界也普遍这样看。因此，当后来的事情发生后，几乎没人将其和朱宝臣联系在一起。就连朱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老天帮了朱家的忙。

这件事发生得太离奇了!

而且震动了全国。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为了搞清这段历史，我跑了不少地方，走访了不少人，但其中一些疑点仍无法解开。许多回忆自相矛盾，十分混乱，要想真正搞清楚，已经没有可能。因为事情的当事人早已离开人世。他们带走的将成为永远的秘密。不过，尽管现存的资料十分零乱，还是可以形成一个大致的轮廓，而在这个轮廓中有一个关键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朱家的二爷朱宝臣。

民国十五年清明刚过不久，白大麻子的四十岁寿辰到了。那段时间他顺风顺水。就在寿辰到来前两个月，他刚被任命为新编第六旅副旅长兼新编十一团团长，军衔也由少校提升为中校。民国十五年，北伐的风声已经传来。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各地军阀纷纷扩编部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保安团受命改编为新编十一团，除了原保安团的部队外，驻扎在庐州的两个营也划归十一团统属。这一来，白大麻子的实力便进一步扩展了。因此，在他寿辰来临时，他便决定大操大办，好好地庆贺一番。

白大麻子的寿辰是在当年清明过后两天。这时距朱家大爷朱宝衡遇害已经一年零四个月，而距万盛源麻行开办也将近一年了。

据朱世恩回忆说，清明那天，朱宝臣从城里回来上坟了。他记得很清楚，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操办的。那时节，地里的油菜花已经开了，还有大群的白鹤在天上飞，不时落到竹林或河滩上。上坟之后，朱家还进行了祭祖。本来一切都很正常，可晚饭后，大姑老爷和三姑老爷先后来了。"当时天已经很晚了，"朱世恩说，"我感到很奇怪，难道出了什么事？"因为陆家圩和萧家圩离朱家圩都不近，除非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没必要这么晚赶来。大姑老爷和三姑老爷来了之后便进了二爷的书房，三个人在里边谈了半宿，究竟谈了什么并不清楚。不过，在朱世恩看来，事情有点不同寻常，他甚至有一种隐隐的预感，仿佛要出什么大事。果然两天后，就在白大麻子寿辰那天，那桩轰动全城的大事便发生了。

我查过当时的报纸，事情发生的准确时间是公历三月七日，农历三月十五。这与朱世恩的回忆基本吻合。当天，白大麻子寿庆活动达到高潮。早在几天前，帖子就发出去了。街上张灯结彩，还搭起了彩门，就像过年似的。到了寿日那一天，全城有头有面的人物纷纷前来贺寿，酒宴从中午一直摆到深夜。当地有名的戏班子水家班还被请来唱堂会。鞭炮齐鸣，鼓乐震天，高朋满座，盛况空前。白大麻子身着大红的寿服，挺着大肚子，晃着硕大的光脑袋，满面红光，喜笑颜开。贺客们众星拱月般地把他围在中间，一边敬酒一边说着恭维话。白大麻子开心极了，那张胖脸上油光闪亮，浑身的赘肉笑得直打哆嗦。"二爷也去贺寿了。"孙三伯对我说，当时他也跟着一起去了。直到如今他还能依稀地记得当时的盛况，特别其中有一个场景让他至今难忘：那就是白大麻子公开羞辱了二爷。"他根本就不拿二爷吃劲。"孙三伯对我说。二爷敬酒时，不小心泼了一点酒，洒在桌子上，这本来不算什么事，可白大麻子偏说二爷耍赖。二爷解释说，他并不是存心，不行我就再喝一杯。但白大麻子不依不饶，说这酒是粮食做的，浪费了可不好。边上人也跟着起哄，都说这可是寿酒，滴滴金贵啊。

"那你说咋办？"二爷为难了，他说，"总不能让我舔了吧？"

哪晓得白大麻子还真是这个意思，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就连原先那些起哄的人也觉得有些过分，都不出声了。"你想啊，"孙三伯对我说，"有这么欺侮人的吗，而且当着大家伙的面？这个白大麻子简直混蛋到家了！"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孙三伯提起这事仍然感到愤愤不平。二爷似乎有些吃惊，他看着白大麻子半天没动。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当时真为二爷捏了一把汗。"孙三伯回忆说。没想到就在这时，二爷扑哧一声笑了。

"你真这么想？"他问白大麻子。

"这还用说吗？"

卫树森不等白大麻子回答，便抢在了前边说了一句。他是巴不得看朱宝臣的笑话，而且希望把事情搞大，乘机出二爷的丑，可谁也没想到，二爷又是扑哧一笑，说这还不好办吗？接着一低头，竟把桌上洒的酒给舔了。"天啦，"孙三伯说，"谁也没想到，他真这么干了！我当时都感到脸红，这也太让人看不起了！"直到二爷重新成为人物后，人们才看明白了，原来他是胸怀韬略，能屈能伸，与戏文中接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好有一比。

白大麻子的寿宴一直闹腾到午夜时分才结束。宾客们陆续散去，灯火通明的大宅子里灯光渐渐暗淡下来。白府门前也开始冷清下来，白天挤满了半条街的车轿都已陆续离去。小三子，即如今的孙三伯，也跟着朱宝臣离开了。他们是最后一批离去的客人，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据刘黑子说，他们回到客栈时，时间已是夜里一点多钟了。刘黑子是水家班唱武丑的，他武功出众，跟头翻得好，解放后一直在剧团工作。他当时有一个旧怀表，所以看了一下时间。"大家都累极了，"他对我说，"唱了一天戏，一回到客栈，便倒头就睡，连洗都没有洗。"

小三子的回忆和刘黑子大致相同，虽然他不能说出准确的时间，但他记得很清楚，当时更夫打了三更。这之后不久，他和朱宝臣一起离开了白府。不过，二爷并没有回去睡觉，而是去了赌场继续打牌。"他可是个夜猫子，晚上从来不睡觉。"孙三伯说，和他一起打牌的，除了固定的几个牌友，还有齐副官。"不过，齐副官那天来得稍晚一点。"

小三子累了一天，早已困乏了。他坐在门口，靠着椅子便睡着了。蒙眬中，让尿给憋醒了，于是便下楼到院子里去撒尿。四周万籁俱静，阴历三月的夜晚还有些冷，他一边撒尿，一边抖抖索索地打了两个寒战。这时听到有人在说话，说话声是从楼下一间房里传来的。那是平时二爷吸烟的地方。屋里没开灯，从里边传出的声音很小，嘀嘀咕咕，听不真切。小三子正在纳闷，这时门推开了，二爷和二冲子从里边走了出来。他们发现院子里有人，显得很警觉。

"谁？"二冲子问了一句。

"是我。"小三子答。

"干吗呢？"

"撒尿。"

他们便没再说什么。接着，二冲子又向朱宝臣悄声嘀咕了一下什么，然后匆匆离去。朱宝臣重新上楼打牌。小三子当时有些奇怪，心想二冲子怎么来了？这么晚了，他打哪来的？但没容他多想，困意又重新袭来，他很快又迷迷糊糊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一声巨响传来。

那声音地动山摇。

整个五湖城仿佛一下子跳了起来。

7

爆炸发生的时间大约是在凌晨三点之前。这个说法来源于新编十一团几个士兵的回忆，他们在爆炸发生前听到了更夫敲打四更的竹筒声。当时他们正在城门口值勤，因而听得十分真切。后来，《申报》《皖江日报》等报纸在报道这一事件时也多采用了“四更”的说法。于是，这个说法便成了比较普遍的看法。

根据多名当事人回忆，爆炸的威力相当巨大，大地在震颤，许多房屋都被震倒了。“就像地震一样。”小三子从睡梦中惊醒后，简直吓坏了。“到处都在晃动，”许多年后他对我说，“你想啊，几里路之外都有感觉，这力量有多大？”据他说，爆炸持续了好一会儿。屋里打牌的人当时全都蒙了，片刻之后才醒过神，纷纷向楼下跑。大家来到院子里，有些从床上惊醒的人连衣服都没穿，精赤着身体，光着脚就跑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爆炸声才陆续停了下来，只见城东的方向火光冲天，浓烟密布，爆炸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众人惊慌失措，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齐副官大叫勤务兵，一个睡眼惺忪的士兵衣衫不整地跑了过来。 他刚才也在旁边的一间屋子里睡觉。

“出了什么事？”

“不知道。”

“哪来的爆炸声？”

“不知道。”

那个勤务兵一问三不知，齐副官火了，冲他喊道：“还不快备马！”勤务兵应了一声，跑了出去。齐副官跟着也走了。众人议论纷纷，都说该不是国民党打过来了吧？这不可能啊？前几天报纸不是还说，北伐军还在广东哩，哪能说来就来，就是飞也来不及啊？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时，小三子突然发现二爷不在了。他转身去找，发现二爷正在楼上的卧室里。让他更加惊奇的是，二冲子也在屋里，不知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小三子正感纳闷，朱宝臣便说，你先出去。他的目光警觉，表情镇定，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这模样我过去可没见过，”小三子说，“我当时就感到，他们可能有事瞒着我。”

天亮之后，陆陆续续有消息传来，爆炸地点竟是白大麻子的住宅。人们朝着出事地点蜂拥而去。“我也跟着去了。”小三子说，不过二爷并没去，他说他有些困了。“我感觉，他好像另有想法。”小三子这样说，至于什么想法，他也说不清楚。当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阳光金灿灿地洒满大地，这样的好天气在清明前后十分难得。小三子赶到现场时，那里已经挤满了人。尽管军队已经出动，把出事周围封锁起来，不让任何人靠近，可爆场现场还是能够看到，那情景简直太恐怖了。偌大的白府院落占地好几亩，现在突然消失了，留下来的竟是一片大坑。那个大坑足有十几米深，整个白府都深陷其中。据说那晚在白府的人没有一个活下来，包括所有的活物在内。白大麻子的尸体几天后才被挖出来，已经碎成了好多块。后来为了填上这个大坑，政府动员了上千民伕，整整填了一年零六个月才把这个大坑填平。由此可见，爆炸的威力是何等巨大。据军方调查组的报告称，这次爆炸至少用了五百公斤炸药，甚至更多。做出这个结论的是一个火药专家，他曾留学德国，在世界上最大的兵工企业克虏伯公司实习过，如今在张敬尧手下任炮兵团长。根据他的判断，这种炸药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梯恩梯炸药，而不是通常所用的一般土炸药，前者的威力比后者不知要大出多少倍。他的判断后来得到了验证。在作案现场军警找到了遗留下来的部分梯恩梯炸药。

实际上，炸掉一个白府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炸药，因为只要一百公斤梯恩梯就足以掀掉一座山头。据这位火药专家称，这只能说明，安装炸药的人希望通过加大保险系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心怀深仇大恨，非把白大麻子碎尸万段才解恨。这个说法当然不无道理。让人们不理解的是，这么多炸药是如何运进白府的？白府一向戒备森严，除了门岗之外，还有一个排的士兵昼夜巡逻，不说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起码安全是有相当保障。要想把几百公斤炸药运进白府，即便是分期分批也几乎没有可能。

不过，答案很快找到了。军警们搜查发现，在万盛源麻行里，竟然有一条地道，一直通到白府的下面。一切都再明白不过了，炸药就是通过这条地道运送的。从万盛源到白府隔着三条街，表面看距离较远，但直线距离并不长，只有一里多路。不过，要在闹市里，避开人们的耳目，挖出这么一条地道，也着实匪夷所思。

从事后的分析看，这件事经过精心谋划，而且麻行也是一个很好的掩护。车来车往，不会引起任何怀疑，那些挖出来的土方和运进去的炸药，很可能就是裹夹在货物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出或运进的。直到这时，人们才想起那个李老板以及他的种种疑点。“这家伙根本不像个生意人。”有人这样说。的确，他的行为方式有许多可疑之处，比如出手阔绰，花钱很冲，做生意时也大大咧咧，不计成本，很少讨价还价。他收进的麻和卖出的麻都比一般麻行要高。原以为他是新来乍到，为了打开市场而有意采取这种让利于人的营销策略，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此外，他招的伙计也都是清一色从外地带来，没有一个本地人。这些伙计们吃住在麻行，谨言慎行，不仅很少与外界打交道，而且行动也好像很有纪律。特别是麻行的后院，常年有人守卫，不准外人入内。这也不同寻常。但是，现在人们才想起这些，已经晚了。

顾铭泉，就是那个曾在朱宝臣手下做过文案，解放后在文史馆工作的老人对我说，这个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事前根本没人会想到，工程太大不说，而且时间长，稍不留意就有可能暴露。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出其不意，收到奇效。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个案件后来被列入了民国奇案之一，不仅惊动了全国，而且让北洋政府大感不安。尤其是在北伐军誓师北上，各地军心不稳的情况下，各级都要求严查此案。可是，麻行的李老板早就不见影儿了。据左右街坊说，半个月前就没见他的踪影了。最后一个见到李老板的人是在码头上看见他的，他正在候船，说是要去南京、山东等地安排业务，过几日就会回来，因为麻季很快就要到了，他得赶回来做好准备。李老板一走，麻行也歇业了。伙计们也陆续离去，对外声称是放假，回家看看。那时正是麻行的淡季，根本没人去怀疑。等到案件发生后，麻行里连个鬼影子也找不到了。不仅如此，调查团按照李老板留下的地址，找到他在河南的老家，那里根本就没这个人。而且，他所说的在河南、山东、湖北、江苏和浙江等地的麻行也压根儿不存在，纯属子虚乌有。

这一来，调查团没咒念了。眼看案子查不下去了，他们便顺藤摸瓜，把卫树森抓了起来。卫家大声喊冤，四处活动。此时，接替新编第十一团团长职位的是齐运通，就是原来的那个齐副官。白大麻子一死，他的机会就来了。不过，上边的任命只是署理，这让他很不放心。尽管他的姐夫在上边帮他运作，可觊觎这个位子的人并不少。为了急于立功，稳固自己的地位，他对破案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然而，李老板仿佛人间蒸发，案件陷入了死胡同，毫无进展。

上边催促的电报一个接一个。他姐夫也打来电话，说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了，拖下去可对你不利。这一来，齐运通有些急了，便有意拿卫树森做替死鬼。

爆炸案发生一个月后，一份结案报告送到了上边。报告称，查卫犯树森，私通南方革命党，蓄意谋杀军队高官，阴谋颠覆政府，且罪证确凿。事实上，所谓的证据就是麻行的房子为卫家所有，而且卫家还是麻行的股东，表面看这些都足以构成卫树森勾结乱党的证据。而且勾结乱党，这样的罪名一旦定下来，卫树森便必死无疑。当时，北洋政府对于这类案件从不姑息。报告很快批了下来。卫树森被执行枪决，抄没家产。案情公布后，《申报》和当地报纸都做了报道，没有多少人表示质疑，除了卫家的亲朋好友之外，但他们的声音微乎其微，根本不足以影响舆论。

卫树森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得到这样的下场，直到临死前还抱有幻想。许多年后，卫家的后人曾为卫树森抱不平。他们一纸诉状递到皖省高等法院，要求重审此案。这份申诉后来全文刊登在《皖江日报》上，认为原判疑点甚多，根本站不住脚。首先，卫树森缺乏动机。他没理由要杀白先贵，两人不仅关系甚好，而且还是结拜兄弟（这一点倒是事实，他们狼狈为奸，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其次，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他参与此案（此时已是国民党掌权，勾结革命党一说已不成立），只能说明他与李冠欣（即李老板）之间存在租赁和生意关系。再者，就是那个神秘的李冠欣，卫树森几乎对他一无所知，否则不会在供词中没有任何交代。然而，安徽高等法院虽然受理了这个案子，却迟迟无法判决，因为时过境迁，当事人已经找不到了，而且留下的案卷也残缺不全。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要为卫树森翻案，首先要找到真正的罪犯，否则将引起更大的混乱。后来，这个案子一拖再拖，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也就无人问津，不了了之了。

不久前，为了搜集资料，我曾先后去了省市档案馆，从原始材料中发现，本案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就是朱宝臣。白先贵和卫树森的死为他报了杀兄夺产之仇，而且彻底清除了他们对朱家的威胁。从留下来的朱家的契约中，我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齐运通抄没了卫家的资产后，把注销了的四海公司的轮船全部交给了朱家来经营，经营收入双方五五分成。因此，朱家的天元轮船公司很快得以恢复。这对朱宝臣来说，当然是梦寐以求的。有人曾推测，齐运通枪毙卫树森，除了急于立功外，觊觎卫家的财产也是一大因素。事实上，抄没卫家使他发了大财。在这件事上，朱宝臣是不是从中起了作用，不得而知。

其实，在爆炸案发生后，一开始从没有人怀疑朱宝臣。虽然他有作案动机，但却不可能做到这件事，因为根本没人相信他有这个能耐，况且案发的当晚，他始终活动在人们的视线之中，没有任何反常举动。此外，他与李老板似乎也不认识，因为从没有人看到他们之间有任何接触，哪怕是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朱宝臣策划此案的说法越来越多。这个案子的蹊跷之处，不仅在于炸死了白先贵，而且一箭双雕，把卫树森也牵连进来。如果说这只是一个巧合，但这个巧合有一个难以解释之处，那就是李老板从一开始选址时就瞄准了卫家，难道五湖城内就没有比卫家更合适的房子吗？显然不是。从李老板付出的高昂的租房代价看，也不近常理，这种过度的慷慨事后看来很可能是别有用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存心要把卫家拉下水。不过，对于这些传闻，朱宝臣从来没有承认，甚至连理都懒得理。直到有一次《皖江日报》的访员采访他，他才说了一句：“太可笑了，有人是唯恐天下不乱。”

卫家人也一直怀疑朱宝臣，这种怀疑当然有充分理由，但却缺乏证据。即便卫家后人向皖省高等法院申诉要求重审此案时，也没有提及朱宝臣。据说这是律师给他们的建议，因为仅凭怀疑，法院不会受理。况且他们还有一个担心，一旦牵出朱宝衡被杀一案，反倒得不偿失，会给自身带来更大的麻烦。

尽管爆炸案疑点重重，但在朱世恩和孙三伯看来，这事不可能与朱宝臣没有关系。孙三伯一再给我提到爆炸发生当晚看到二冲子的事。据他事后听说，早在几天前，二冲子就带着几个人离开了朱家圩。他们去了哪里，无人知晓。从当晚小三子看见二冲子的情况看，他应该是早已进城了，但这期间小三子从没有见过他。一种推测是，他们很可能提前住进了麻行，直到那天夜里，由朱宝臣授意实施爆炸。当然，这种猜测并无依据，或许二冲子出现只是一种巧合。

在众多的回忆中，还有一件事不能不引起注意。爆炸发生的当晚，大姑老爷和三姑老爷早早来到朱家圩进行布置，他们召集所有的圩丁，荷枪实弹，高度戒备。整整一晚，所有的人都没睡。除此之外，朱家的眷属也连夜转移至萧家圩，那里是三姑老爷的地盘。直到第二天中午，从城里传来消息，白大麻子已被炸死，警戒方才解除，朱家的眷属才重新返回。事前他们好像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似的。七叔朱世恩曾问过大姑老爷和三姑老爷，但他们都遮遮掩掩，只说是防备土匪，哪来的土匪也没明说。“我猜想，”朱世恩对我说，“这事八成与那事有关。”他说的那事就是指的爆炸案。当然，这也不排除又是一种巧合。

我和朱博曾多次讨论过这件事。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提醒我，在一个事件中竟然出现如此多的巧合，而且这些巧合还可以有机地拼接起来，那就可能不再是巧合了。他说得太有道理了。然而，在迷雾重重之中，真相始终深藏不露。解放后，朱宝臣被劳改时，勾结军阀，抢夺民产（指卫家的财产），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但他始终未予承认。如今，当事人已经先后作古，真相也石沉大海，永远成谜。

8

民国十六年，北伐军进入安徽，一路势如破竹，高歌猛进。安徽境内的军阀部队节节败退。三月初，北伐军收复五湖。在这之前，已经升任新编十一团团长的齐运通早已带着金银细软和家眷逃之夭夭。临走前，他将天元公司的股份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了朱宝臣。此时，天元公司的机动轮船已达九艘，比先前扩大了近一倍。除此之外，朱家的企业和商行也不断扩大。短短几年，朱家开始全面振兴，不仅成了当地的船业老大，而且拥有的财富和实力也无人能敌。“这些都得亏了二爷。”朱世恩评价说。就连平时常骂朱宝臣的大姑奶奶也开始对他赞不绝口，称他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的确，在爆炸案发生前后，朱宝臣简直判若两人。爆炸案发生后，他再也不去妓院和赌场了，而且他的经营才能也令人叹服。别的不说，就凭他在短时间内便迅速恢复和扩展了天元公司，就让人刮目相看。这个变化着实惊人。尽管关于爆炸案的流言一度甚嚣尘上，但这丝毫没有对朱宝臣造成影响。相反人们对他更加钦佩，甚至把他看成了一个为兄复仇的义士。民国二十五年，朱宝臣当选为五湖商会会长。那一年，他才三十一岁，成了五湖商会历史上最年轻的会长。其威望也达到了顶峰。

据我姑父说，朱宝臣当选会长时，他刚满十五岁。对于自己的这个二叔，我姑父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这倒不是因为朱宝臣以前那些荒唐的举止让他反感，其实在我姑父真正记事时，朱宝臣早已变成了一个大人物。他像一个有钱的绅士，举止高贵，出门前呼后拥，家中高朋满座。关于他以前在妓院和赌场胡闹的往事，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人们尊他为二爷，或者会长，见到他也毕恭毕敬。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姑父就是不喜欢他。“我一看到他就来气。”姑父不止一次对我说。这当然与朱宝衡的死有关。姑父很小的时候就听说，父亲是被二叔害死的。尽管二叔不是有意的，但他还是无法原谅他。“你无法理解没有父母的感觉。”我姑父告诉我。在说这话时，他的伤感远远大于气愤。他不愿见二叔，不愿和他说话，甚至连看都不想多看他一眼。在朱家没有人敢顶撞朱宝臣，唯有我姑父除外。有时做得太过分了，就连几个姑奶奶也看不过去，训斥他说这孩子咋一点不懂事。可是，我姑父越是这样，朱宝臣越感到内疚，虽然白大麻子和卫树森已死，朱家又重新振兴，但有些事却永远无法改变。对于他来说，大哥的死就像一场噩梦，始终缠绕着他，无法摆脱。如同一根刺扎在心上，每一触碰就会疼痛不已。“狗日的。”朱宝臣只要一想到这事，就会骂自己。家里人常常劝他也无济于事，他无法原谅自己，就像他无法让大哥重新复活一样。现在他能做的就是补偿我姑父。他千方百计地对我姑父好，甚至想方设法取悦于他。据家里人说，朱宝臣从没对我姑父发过火，甚至连对他高声说话都没有。

朱宝臣有一妻一妾，妾便是老太太的丫头秋云。在爆炸案发生后第二年，他迎娶了萧家圩的三小姐。这三小姐就是朱宝臣三姑老爷萧仲元的妹妹。这门亲事门当户对，亲上加亲。三小姐过门后便成了朱家的二太太。二太太育有一子一女，加上秋云生的孩子，朱宝臣共有五个子女。这些孩子在一起难免锅勺碰锅沿的，闹出这样那样的矛盾。我姑父在这些孩子中年纪最长，按理他应该有个兄长的样子，可他从来也不。他从心眼里讨厌他们，看到他们有爹有娘，他心里就来气。可能是从小失去双亲的缘故，我姑父的性格自幼就偏执古怪。他愤世嫉俗，不喜欢与人交往，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我姑姑和他结婚后，不知受了他多少气。直到六十多岁了，有一次还差点要和他闹离婚。“他就是这个臭脾气，一辈子都改不了。”我姑姑对我说。她还说他看不得别人好，“好像全世界都欠他的。”我姑姑说得一点不错，他的确有这个毛病。

在朱家圩度过的青少年时期，姑父与他的堂弟妹们一直相处得不好。离开朱家圩后，更是形同路人，几乎没有来往。小时候，他常常一人独处，很少理睬他们。可这些堂弟妹却喜欢围着他转。有时他在房里看书时，他们便会跑来，一会敲一下门，一会又用石子砸窗户，或者在门外学狗学猫叫。每当这时，姑父就会大发脾气，开门冲他们吼叫，或大声呵斥。有一次，他正在屋里睡午觉，一粒石子从窗外扔进来，砸在他的头上，他气得从床上跳起来，追了出去。几个小弟妹见他出来，便一哄而散。我姑父一边骂，一边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子掷了过去。他也不是有意的，不过是为了发泄心中不满，吓唬吓唬他们。之后，他又重新回到房间，打算继续睡觉。但他没想到，这时二太太找上门来了。她拉着满头是血的三少爷敲开了我姑父的房门。

朱家习惯称我姑父为大少爷，称秋云生的儿子为二少爷，这三少爷便是二太太所生。由于朱宝臣的缘故，家里人事事都让着我姑父，但这一次看到自己宝贝儿子被砸成这样，二太太便忍不住了。她说我姑父太狠心了，哪像做哥哥的样子。家里人也都认为我姑父做得不对，就连罗瞎子也唠叨了我姑父两句。事实上，我姑父做得确实不对，可他却认为大家是在合伙欺侮他，便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朱宝臣回来后才知道这件事，他不分青红皂白，便大发脾气。二太太刚想解释两句，他便说滚，“你给我滚!”他说，“狗日的，有多远滚多远，我不想再见到你。”二太太过门后还从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但她并不服气。“我也没拿他怎样，只是说了他几句。”回过神来之后，她这样辩解道，而且有意提高了嗓门，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试图在下人面前挽回一点尊严。但是，朱宝臣根本不给她机会，他吩咐手下立即去找我姑父，他自己也亲自去找。“你现在就滚，”他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临走前，他又余怒未消地撂下了这句话。

二太太看着他的背影，眼里涌起了泪水。“她感到太委屈了，”孙三伯对我说，“她并没做错什么，可二爷竟这样对她，她哪受得了？”二太太虽然温淑娴雅，但她毕竟也是大家的小姐，这口气她实在咽不下去。“他有什么了不起？”她气恼地喊了起来，那声音又大又尖，比平时不知高出多少倍。朱宝臣吃了一惊。他站住脚回过头来看着她。要在往常，二太太也许会收敛下来，但这时正在气头上，她也顾不了那么多。“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他高兴？”她气愤地问道，“难道我们上辈子欠了他不成!”

二太太的话一出口，便感到后悔了。她看到朱宝臣浑身哆嗦，脸色苍白。他有这个毛病，一到气头上就会如此，当然只有在气极了的情况下。许多年后，七叔朱世恩告诉我，他当时看到二爷哆嗦了好一阵子，就像打摆子一样，“那模样真叫人害怕!”朱世恩说。二太太也慌了，她赶紧上去抱住二爷，连声说是她不好，她不该说这样的话。过了好一会儿，朱宝臣才平静下来，他告诉二太太，你说得对。那口气温和得让人不知所措，因为几分钟前他还气得浑身发抖，这个变化太大了，没容在场的人反应过来，他便双腿一软，跌倒在地上。“我是欠他的，”他喃喃自语，“而且这一辈子也还不清了。”说完，心中一酸，便悲从中来，号啕大哭。

打这之后，家里人再也不敢招惹我姑父了。二太太和秋云也都对孩子严加约束，不准他们去骚扰我姑父。所有人都对我姑父恭敬有加，同时又敬而远之。久而久之，我姑父也感到没趣，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外人，尽管谁也没想把他当作外人。他几乎一天也不想在这个家待下去。等他考上五湖中等学堂后，便以住校为名，回来的时间越来越少，与这个家的感情也日益疏远。

9

我姑父的变化使朱宝臣大伤脑筋。他越想对他好，他越不买账。姑父的心就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朱宝臣怎么也温暖不了。他们心里都拧着劲，那个滋味却各不相同，朱宝臣是内疚的疼痛，而我姑父却是报复的快感。有时，朱宝臣气极了，他说不管他，随他去吧，可话是这样说，但却根本做不到。凡是我姑父的事，他还是要亲自过问。有时为了讨好他，甚至低声下气。如今朱宝臣在五湖城里也是跺一脚地动山摇的人物，可碰上他这个大侄子，他就没了脾气。每到年节，如清明、端午、中秋和春节，朱宝臣早早地就开始焦虑不安。那段时间，他常常会无端地找茬儿，发脾气，看什么都不顺眼，究竟为了什么事，他也不明说，除非有人告诉他大少爷要回来过节了，他的心情才会好起来。因此，每到年节之前，家里很早就会做起准备，轮番进城说服我姑父回来过节，哪怕是待上一天，或者吃上一餐饭。几个姑奶奶更是自告奋勇，轮番上阵，想方设法地劝说。即便如此，我姑父也很少回来，除了春节不得不回来之外。

我姑父高中快毕业时，已经十六岁了。这个年龄已到了说亲的时候，朱宝臣对这事特别上心。他催促二太太赶紧张罗这件事。心想耀明娶了亲，也许就会好起来。到时再生上几个孩子，大哥这一脉就算是续上了。可是，二太太连续提了几个，我姑父都一口回绝，连商讨的余地都没有。“得了吧，”他显得很不耐烦，“你们就别瞎操心了。”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朱宝臣，说是大少爷在外边自由恋爱了。朱宝臣一听便有些不高兴了。虽然那时城里的年轻人已经开始追赶这个时髦，但恪守传统的朱宝臣却不屑一顾。他亲自去了一趟城里，找耀明谈话，婉转地提醒他婚姻是大事，必须慎重。但我姑父对他这套陈词滥调丝毫不感兴趣。他说我的事我自己会管。至于门第、家世这些根本不在他的考虑范围。“我爱的是她的人，又不是她的家。”我姑父这样说。朱宝臣皱起了眉头。“爱”这个字眼在他听来尤为刺耳，也很不理解。“什么乱七八糟的玩艺儿。”他在心里嘀咕道，可他无法说服耀明。话题绕来绕去，两人各说各的理，根本无法谈拢。最后，我姑父不耐烦了，也不想再谈下去了。“好了，”他说，“我还有其他事。”说完，转身就走。朱宝臣想留他一起吃个饭，他也不肯。“狗日的。”朱宝臣气得直摇头，说这孩子一根筋，怎么一点不像大哥。

家里人都劝朱宝臣，既然大少爷看中了，那就随他去吧。可朱宝臣还是不放心，他派人打听了一下女方的情况。这倒不是难事，很快就弄清楚了。这姑娘名叫何素娴，是女校的学生，父亲何长平是五湖师范学堂的教师，虽然门第并不显赫，倒也是知书达理的人家，而且这个何长平在当地还很有些声望。据说，耀明是在师范学堂的读书会上与那姑娘相识的。这个读书会当时在五湖城里很活跃，吸引了很多年轻人，除了城里各个学堂的学生外，还有一些店员和工人参加，组织者就是何长平。耀明和那个何姑娘相识后，很快由相知到相爱。他们在课余时常常在一起，有时还一起上街和逛庙会。至于这个姑娘的相貌品行听说倒也不错。即便如此，朱宝臣还是不放心。有一次，他还专门去女子师范门口瞅了这姑娘一眼。他躲在马车里，掀起车帘向外看去，这个名叫何素娴的姑娘长得确实不赖。那是六月的一天，她穿着校服，白衣黑裙，剪着齐耳的短发，身材苗条，皮肤白皙，胸前抱着一本书，脸上微笑着，正和一个同学边走边说话，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清雅之气。“狗日的，这小子有点眼光!”朱宝臣当时就咕哝了一句。回来后，二太太嘲笑他，又不是你找媳妇，当年你娶我也没见你这么上心。朱宝臣说，那可不一样，耀明年轻，我得帮他把把关。

转眼到了中秋，朱宝臣已经把提亲的事摆上了议事日程。他说虽是自由恋爱，提亲这个程序还是不能少。他甚至想好了就请师范学堂的汤校长做媒。但是，这个决定很快又被他否决了。那是中秋节的前三天，他匆匆从外边回来，一回来就把二太太叫到面前。

“提亲的事还没办吧？”

“没哩，你不是说要等中秋这个好日子吗？”

“那就别办了。”

“咋啦？”

“他是个危险分子。”

“你说谁？”

“何长平，还有他闺女。”

二太太吃惊不小，连忙问起原因，可朱宝臣顾不上和她解释，连忙布置把我姑父找回来。原来，上午他去商会开会，警察局的局长朱双喜找上门来了。朱宝臣让他等一会儿，有事开完会再说，可朱局长却等不及了，说是这事很急。朱宝臣有些不耐烦，心想什么事急到这个程度？“那好吧，”他把他带进会长室，“有事就抓紧说吧。”他站在那里，连座也没让，打算三下五除二把话说完就去开会。然而，朱双喜一开口，朱宝臣便感到事情严重了。他连忙关上门，详细询问。朱双喜是朱家圩的人，乳名小喜子，与朱宝臣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他原来只是警察局的一个科长，是在朱宝臣的帮助下才力排众多竞争对手，坐上了局长的交椅，因此对朱宝臣感激不尽，唯命是从。他是专门来给朱宝臣送信的，因为县党部和警察局将要查抄师范学堂的读书会，“这是共党的组织，我们已经盯了很久了。”他说。他是担心大少爷被牵扯进去，所以特来报告。

关于读书会离经叛道的说法，外界一直有所传闻，朱宝臣也听到过一些。他曾提醒朱耀明，不要过问政治，以免带来危险。他还提到有关读书会的传闻，可我姑父却一口否定，说是大惊小怪。的确，在朱宝臣看来，这些年轻人尽管有些不循规蹈矩，但说他们与共产党有联系也是瞎扯。现在听朱双喜一说，他才感到事情不妙。

“这消息可靠吗？”

“错不了。”朱双喜说，“领头的就是那个何长平，他很可能是个大人物。”

我的天啦!朱宝臣倒吸了一口凉气。“你们打算何时动手？”他小声问道。朱双喜回答就在今晚。

朱宝臣会也不开了，他把事情交给副会长办理，自己则匆匆离开了。为了确保耀明的安全，他煞费苦心，把他骗了回来。理由是他的奶妈病重，想见他一面。我姑父自幼就是奶妈带大的，两人感情很深。得知消息，他立即上了来接他的马车。朱宝臣早已安排好了，等到我姑父赶到家才发现上当了。二冲子带着人把他的房子看了起来，不准他离开半步。他气得大喊大叫，把房里能砸的东西全砸了，包括那些值钱的西洋座钟、留声机、电扇等等，一个也没留。下人们都心疼地说，那些东西最少也要值好几百块大洋哩。

据朱世恩说，二爷可从来没这样对待过大少爷，这是他见过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几天后，我姑父终于自由了。他回到城里时才发现读书会已被查禁了。何长平的家也被查抄了。不过，县党部和警察局的预定目标并没有达到。因为那天的读书会没有一个他们事先掌握的共党分子到场，包括何长平和他的女儿，而在查抄何的住处时更是一无所获。至于何长平和他的女儿也早已不知去向。县党部的头脑们大为恼怒，他们怀疑有人走漏了风声，扬言一旦查出非严办不可。

当然，我姑父并不知道这些。他恨死朱宝臣了，认为这都他是捣的鬼，目的就是为了拆散他与何素娴的关系。他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警察局的朱双喜就像他手下的一条哈巴狗，让他往东他不会往西。朱宝臣向他耐心解释，他没有必要这样做，即便有心拆散他们也不会下此毒手，因为共党的罪名可是要杀头的，况且这罪名也不是想安就安得上的。他这样说倒也符合情理，唯一不能解释的便是，他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出事那天把他骗回来，关在家里。对此，朱宝臣也想好了理由。他把罗瞎子搬了出来，说他那晚算命发现东北方向有血光之灾，对大少爷不利，而五湖城恰好就在东北方向。之所以要用骗的办法，那也是不得已，因为谁不知道大少爷那个臭脾气，犟起来九头牛也拉不转。罗瞎子倒是乐意接受这件事，因为这对抬高他的名声有利。他甚至沾沾自喜到处吹嘘，说是要没他，大少爷非被抓进去不可。

可我姑父根本不信这样的鬼话，他在读书会读过《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早就是个无神论者。他坚信是朱宝臣在中间耍了花招，而勾结警察局破坏读书会，把何家父女赶走，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这人太阴毒了!”我姑父当时对人说，“从现在起，我与他不共戴天，他不仅是我朱耀明的敌人，也是革命的敌人。”他说到做到，从那以后就再也不回朱家圩了，而且对朱宝臣也直呼其名，不再叫他二叔。

这件事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闹僵了。打这以后，他们也没有再见过面。直到解放后，有一年何素娴回乡探亲，见到了我姑父。那时她在南京一家部队医院工作，已经结婚了，而且有了四个孩子。据何素娴说，他们父女逃离五湖时，是朱宝臣让人给他们送了信，还说当晚军警要查抄读书会。她父亲接到信后立即通知了组织，这才没有造成损失。何素娴随父亲逃离五湖后，组织上安排他们去了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大军南下时，父亲因积劳成疾，患肝病去世。据何素娴说，她离开五湖后曾给我姑父写过信，“至少不低于十封。”何素娴说。但都石沉大海，杳无回音。我姑父问她信都寄到哪里，她说是朱家圩。可我姑父一封也没收到，不知是邮路出了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据我姑父推测，不排除朱宝臣拦截了这些信，因为他不可能再让自己的侄子去冒任何风险。

10

朱宝臣最后一次见到我姑父是在民国三十一年。那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五湖。朱耀明已从五湖中等学堂毕业，考入了五湖师范学堂。这一年的冬天，师范学堂的进步学生组织抵制日货游行。就在游行举行的前一天，日伪特务获知消息，忽然冲进校园，抓走了九名学生领导，我姑父也在其中。

消息传到朱家圩时，朱宝臣正在听戏。那天是二太太过寿，家里请了戏班子。接到报告，他二话没说，起身就走。虽然耀明与他闹翻了，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事能够说清楚。因为他是打心里为他好。这些年来，他悄悄地给耀明送钱送物品，包括一年四季的衣服，供他上学，衣食无忧，从不间断。当然，这些钱物不能以他的名义送，否则这个犟驴宁愿饿死也不会要。好在有几个大姑奶奶从中出面，事情就好办多了。其实，生活不是问题，朱宝臣最担心的是他热衷于革命，受那些激进分子的蛊惑。自从读书会的事发生后，他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件事，可越怕事越来。日寇占领五湖后，他一直想把耀明送走，可派人说了几次都说不通，包括家族中最有影响的大姑老爷和三姑老爷都先后出面劝过他，也无济于事。“狗日的，”朱宝臣拿他毫无办法，“这孩子太不省事。”不过，现在埋怨又有何用？朱宝臣赶紧把大姑老爷和三姑老爷找来商量。家里每遇大事都是如此。三个人商量一番，便四处营救。朱宝臣亲自去城里把朱双喜叫了出来。朱双喜这时已成了伪警察局的局长，朱耀明被抓的消息就是他派人送给朱宝臣的，不过，他能做的也只是通风报信，因为这次抓人的不是警察局而是日本宪兵队，他这个警察局长也鞭长莫及，爱莫能助。朱宝臣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不论花多少钱，采取何种办法，只要能把人救出来，他都愿意做。

然而，几天的努力毫无进展。不仅如此，还传来了一个坏消息：日本宪兵队已做出对这几名学生执行死刑的决定。执行的时间就定在第二天的夜间。朱宝臣听到这个消息，顿时紧张起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朱双喜向他建议说。

无须问，朱宝臣也明白他的意思。他沉默着不说话。“别犹豫了，”朱双喜说，“再晚就来不及了。”

此时，朱宝臣已无路可走，只得硬着头皮去找安田正树。安田少佐是日本占领军的司令官，他的司令部就设在五湖商会。五湖沦陷后，这里便被日军征用了。朱宝臣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过去他经常出入这里，是这里的主人，而如今物是人非，让他心里颇不是滋味。安田正在吃午餐，他给朱宝臣倒了一杯清酒，请他坐下来。他们是老朋友了，早在民国十七年就已相识。那时，安田的身份是一名探矿师，他对皖赣一带的矿产进行了多年的勘探，后来他还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洋行，从事进出口贸易。朱宝臣与他相识就在这段时间，当时朱家的天元轮船公司正在扩展时期，安田的洋行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双方在购买船只、拓展业务方面保持了相当密切的合作。“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朱宝臣这样评价他说，“他从不让自己吃亏，但对合作伙伴也尽心尽力。”因此，朱宝臣尽管不喜欢这个人，仍与他保持联系，他当然不可能知道安田是日本的情报人员，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探矿和经商为名进行情报工作。

朱宝臣入座后，双方寒暄起来。安田表现得很热情，满面堆笑地看着朱宝臣，一再请他品尝从日本大阪带来的清酒。那里是日本著名的清酒产地之一。安田是大阪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身材矮小，体格健壮，双目炯炯有神，说话中气十足，唇下的那一小撮仁丹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就像画上去一样。安田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语调中还带着浓重的皖北腔，这与他多年在皖北一带生活有关。

朱宝臣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对安田的热情显得很不自在。这是一场猫鼠游戏，双方不可能进行平等的谈话，而热情的一方则代表着压倒优势。朱宝臣很清楚这一点。其实，日军进入五湖后，安田曾先后两次来过朱家圩，名为拜访老朋友，实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朱宝臣事前就得到消息，这是朱双喜悄悄向他透露的。安田来的时候，他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额头上还敷着降温的凉毛巾，看起来病得不轻。“这是肝病。”他对安田说。他把病情描述得很严重，还说这病有传染性。出于好意，他让安田离他远一点。安田将信将疑，他从没听说朱宝臣患有肝病。朱宝臣向他解释说，这病是去年得的，差点没有死掉。“多亏了罗先生的药，”他说，“要不我们也许就见不到了。”

安田大感失望。他前来的目的是希望朱宝臣出任维持会会长。他还带来了一份文件，这是一份关于中日合作经营天元轮船公司的协议。朱宝臣随手翻阅了一下，差点叫起来。按照这份协议，天元公司几乎变成日本人的了，所谓的合作不过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明抢。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你也太狠了点吧？”他抖了抖那份协议，不无讥讽地说。

安田微笑着看着他。他可不这样认为，“朱先生，你要理解我的苦心，”他对朱宝臣说，“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中日亲善，你要知道，有我们的帮助，朱家的轮船公司也可以越做越大。”在说这番话时，他口气温和，显得十分友好，而且处处站在朱家的角度为朱家着想。“当然了，”末了他也没忘了提醒朱宝臣，其实大日本皇军完全可以无偿征用朱家的轮船公司，“但我不想那么做。”他说，“毕竟我们是老朋友了嘛。”

直到这时，朱宝臣才发现如今的安田已不是当年的安田。他已变成了一个十足的侵略者，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在心里把安田的祖宗八代操了个遍，然后闭上眼睛，沉默不语。安田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和善解人意，他说，这事不急，我们有的是时间，你可以慢慢考虑。不过，在谈到出任维持会长时，朱宝臣却没有丝毫犹豫，一口回绝：“你看我都病成这样了，这会长还咋当啊？”

安田将信将疑。不过，他也不是傻子，回去后派人悄悄打听，居然从没有人听说朱宝臣得过肝病。显然他是在推托。不久之后，安田又一次上门了。他嘘寒问暖，询问病情，之后又一次提出，希望朱宝臣认真考虑他的建议，出任会长。他还劝说朱宝臣，你身体不好，只要挂个名就行，具体事不用你干。尽管如此，朱宝臣还是极力推辞，声称自己实在干不了，不要误了皇军的大事。他还请求安田看在老朋友的面上能够体谅他。安田感到不悦了，最后他告诫朱宝臣，如果有人装病对抗大日本皇军，后果将极其严重。

“你是不信我吗？”朱宝臣说。

“这倒没有。”安田笑着说。

“那就好。”

“好好养病吧。”

安田起身告辞了。临走前，他特地走到床边，与朱宝臣握了一下手，这无疑是一个警告，表示对他所说的传染根本不信。

家里人都为朱宝臣担心起来。大姑老爷和三姑老爷也都相继登门，一起商讨对策。不过，朱宝臣并不过于担心，他不相信安田会为这事对他动手。当然，他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甚至想好了逃离五湖。总之，他已拿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不与日本人合作。然而，朱耀明的被捕把一切都弄乱了。

安田对于朱宝臣的到来非常高兴。他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因为自打朱耀明被捕后，朱家就一直在活动。他也早已有所耳闻，对于朱家的往事他并不陌生。他知道这个大少爷在朱宝臣心中的地位，也知道朱宝臣一定会来找他。果然，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谈话开始后，他用热情的语调询问起朱宝臣的病情，问他怎么起床了，来到城里，还说看到老朋友的身体好起来，真让人高兴。朱宝臣厌恶地皱起眉头，几次打断他的话，想结束这个话题，但安田却兴致勃勃，唠叨个没完，他还耐心地向他介绍一种日本生产的治疗肝病的新药。朱宝臣终于沉不住气了，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

“好了，咱们不要绕圈子，”他说，“你知道我为何而来？”

安田哈哈笑起来，他又喝了一杯清酒，说这酒真不错。“你为什么不尝一尝呢？”朱宝臣说，我可没心思，“耀明只是个学生。”他强调说。安田放下酒杯，一边斟酒一边说：“他也是个抗日分子，而且直到现在也不认罪。”朱宝臣请求安田高抬贵手，放他一马。“毕竟他还年轻。”在说这段话时，他的语调甚至有些低声下气。

安田眯缝起眼睛，饶有兴致地看着朱宝臣。这场充满主宰性的谈话，让他身心愉快。这个一向高傲的人如今在他面前只能俯首称臣，除了任其摆布外，别无他法。他告诉朱宝臣，他很乐意放了大少爷，“现在就看你的了。”

“你要我怎么做？”

“我们上次的谈话，想必你不会忘记吧？”

“狗日的!”朱宝臣在心里骂道。他从怀里掏出那份协议。这是安田第一次来朱家圩带去的合作协议。“我已经画过押了，”他对安田说，“一切按你说的办。”他还慷慨地表示，愿把天元公司无偿地交给他们，“我一分钱也不要。”朱宝臣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只要安田放人，他可以付出更多的代价，除了出任会长之外，其他的都可以答应。“我可不能当汉奸，让人戳脊梁骨骂娘。”他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人说。

然而，安田想要的并不止这些。他朝那份协议瞥了一眼，甚至连碰都没碰，根本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兴趣。“朱先生真健忘啊。”他眯缝起眼睛看着他。朱宝臣装聋作哑，好像并不明白安田的意思。“你很会做生意，”安田接着说，“你明白我的意思。”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朱宝臣知道无法回避，便直截了当地推托说，这事我真干不了。我不关心政治，过去是，现在也是。安田胸有成竹地笑起来，他已完全掌控了局面。“算了吧，”他说，“我还不知道你吗？没关系的，时间还有，你再好好斟酌一下，只要晚上六点之前给我回话就行。”

看着朱宝臣沮丧的神情，他接着又说：“这是公平交易，除非你认为大少爷的命不值这么多。”说完，不等朱宝臣接话，便不容分说地朝外边喊了一声：

“送客！”

11

朱宝臣屈服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看着耀明死，要么答应安田的条件。而这两条他都无法接受，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耀明去死，否则无法去见大哥。他事后多次对人这样表白，事实上，他也确是这么想的。他曾在大哥坟前发过誓，一定要保护好耀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念头很快占据了上风。况且，当时时间紧迫，也不容他多做考虑。“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对朱世恩说，“走，救人要紧，其他的以后慢慢再说吧。”

朱宝臣接受了安田的条件，而安田也信守承诺，放了我姑父。不过，我姑父对此并不知情，他还以为是日本人没有找到证据这才放了他。我姑父被捕后，在狱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尽管日本宪兵对他严刑拷打，但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学生领袖，也不承认参加了抗日活动，声称自己完全是无辜的。日本宪兵从他嘴里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我姑父被释放时，自然有理由相信是日本人没有找到证据才不得不放了他。但是与他一起被捕的八位同志却没有这样幸运。事后，这件事也曾引起了组织的怀疑，但经过调查，并没有发现我姑父有任何问题。

朱宝臣出任会长后遭到了世人的唾骂，但他后悔已来不及了。他原想先救出耀明再做计较，可是老奸巨猾的安田根本不给他机会。为了防止朱宝臣和他耍滑头，他请他全家搬进城里——当然名为请，实为强制——这一招相当厉害！而且他下令没有他的批准，朱宝臣不能出城半步。这一来，朱宝臣便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由。即便想逃走，这么一大家子，也几乎没有可能。“你这是干什么呢？”有一次朱宝臣向安田抱怨道，“看来你是一点也不相信我。”

“老朋友，你想多了。”安田打着哈哈，向他解释说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如今抗日分子十分猖獗，朱会长的人身安全大大的重要。”

对于这样明显的托词，双方都心知肚明。据七叔朱世恩说，朱宝臣曾对他说过，他低估了安田，没想到这家伙一肚子鬼点子。朱宝臣全家进城后，住在城隍庙后街一个僻静的巷道内，那是一处大宅子。这处宅子是民国二十五年朱宝臣当选为五湖商会会长后置办的。那段时间他经常要去商会主事，而朱家圩离城太远，住客栈又诸多不便，于是他便置办下了这处住宅。朱宝臣搬进这处宅子后，开始安田还不放心，派人暗中监视。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安田对他的监视才慢慢放松了，后来干脆把监视的人也全撤了。

这事就发生在朱宝臣出任维持会长半年后，日本驻华东占领军参谋长松崎将军要来五湖视事，安田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朱宝臣接到通知，让他明天出席欢迎仪式，并在会上致辞。可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前一天下午，朱宝臣从马上摔下来陷入昏迷。安田闻报，立即带着日本军医赶到朱宅。这时候，朱宝臣躺在床上已经不省人事，而且他的双腿也被摔断了。经过日本军医的诊断为粉碎性骨折。从事后了解的情况看，这次事故的发生完全是一次意外。当时朱宝臣出门散心。他隔三岔五便要骑马在城里转一转。在一个下坡处，不知从哪陡地蹿出一条狗来，使马受了惊。朱宝臣猝不及防，一下子从马上摔下来，并沿着坡道向下滚了十几米。据尾随监视的特务报告，这一下，摔得不轻，当时朱宝臣便倒在地上不动弹了。后来安田去看望他时，见到他的脸上到处都是青紫的血瘀，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

这件事让安田非常扫兴。第二天的欢迎仪式朱宝臣只能缺席了，更麻烦的是，他的腿由于接骨没接好的原因，竟然造成了严重的伤残，再也无法站立了。从那时起，他便再也不出门了。一些朋友来家里看望，发现他变得十分消沉，常常借酒浇愁。有时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即便见客也是如此，弄得客人十分尴尬，家里人不得不费劲做出解释。后来，他干脆闭门谢客，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打发时光，他又重新开始了他年轻时曾经学过的微雕艺术。据家里人说，他每天都要长时间地待在画室中，不停地雕呀刻呀，有时候连吃饭的时候也不出来，让人把饭送进画室，草草地吃几口，又继续工作。他还经常把他的老师萧三先生请到家里来进行指导，切磋技艺。只有这时候，他的心情才会稍稍好起来。据萧三先生说，他进步很快，他的作品如果拿到市场上已经能够卖出不错的价钱。但是，朱宝臣对钱不感兴趣，他从来也没有卖过一件作品。不过，他的二儿子朱光涛由于受到他的影响，解放后成了省内著名的微雕专家，那已是后话。

安田来看过朱宝臣两次。他对朱宝臣的现状感到极度失望，但对他提出“让贤”的想法置之不理。他说你只管好好养病，一切不用你多操心。朱宝臣知道他们是想利用他的名声，尽管他已成了废物。既然话不投机，朱宝臣也不想多说什么，他坐在椅子上专心致志地工作起来，不再搭理安田。安田感到无趣，便参观起他的画室，对他的微雕技艺也不无惊奇。“没想到啊，老伙计，”他故作亲热地说，“你还有这一手啊？”可朱宝臣专注于手上的活计，根本不接他的话。安田讨了个没趣，他提出希望朱宝臣能否送他一个作品，出钱买也行。但朱宝臣却委婉地回绝了。“这都是习作，实在拿不出手。”他说，“如果安田先生看得起，等有了成熟的作品，定当奉送。”

安田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怏怏离去。后来他又来过一次，并专门带了日本军医来为朱宝臣检查病情，但结果同样令他失望。从日本军医的诊断结论看，朱宝臣的病并非装出来的。他的腿伤相当严重，因为摔伤的部位在膝盖骨，导致粉碎性破裂，就目前的医学条件根本无法治愈。这个结果当然不是安田希望看到的，但至少有一点他可以对朱宝臣放心了。回去后不久，他便下令撤了对朱宝臣的监视。

那段时间，我姑父已在组织的安排下参加了新四军。在皖南根据地经过一段培训后，他被派到五湖敌工站工作。回到五湖后，他才知道朱宝臣当了维持会会长，这让他感到奇耻大辱。他写了一封信让人带给朱宝臣，对他强烈谴责，并希望他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否则他将彻底断绝与他的关系。这件事后来不知怎么让敌工站站长老谢知道了，他对我姑父做出严厉批评，并责成他深刻检查。老谢说，不经组织同意，你不能与敌伪分子有任何接触。姑父解释说，这事和组织没有关系，朱宝臣是我二叔，我只是想做他工作，劝他不再助纣为虐。“那也不行，”老谢用非常严肃的口气说，“你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对组织负责。”

老谢是个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老同志。他看上去貌不惊人，身材矮小，皮肤又黑又粗，满脸皱纹，说话也土里土气的，与当地的农民毫无二致。老谢也是五湖人，名叫谢培昌，站里的人都叫他老谢。老谢曾参加过皖西六霍起义和五次反围剿，并在李克农同志的除奸队工作过。我姑父对他十分敬重，虽然心里感到委屈，但还是表示接受组织的批评，并保证从今往后不再与朱宝臣有任何联系。许多年后，姑父回想起这事才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写信的事并没有告诉其他人，那么老谢又是怎么知道的呢？不过当时他并没有多想。

我姑父到敌工站工作前后三年多，该站直属于新四军七师领导，后皖江军区成立后又归属于皖江军区领导。直到解放战争开始后，他才调回七师工作，并随大部队南下。不过，在敌工站工作的经历是他最引以为自豪的。他向我讲得最多的也是这一段经历。特别是有一次他进城与一个情报员接头，搞到了日军的密码，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受到组织的嘉奖。这个情报员代号叫九条。“九条？”我一听便笑了，“这不是麻将中的一张牌吗？”我姑父说没错。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们坐在客厅里，姑父一边抽烟一边回忆往事，阳光从窗外照射在他的脸上。屋里烟雾缭绕，姑父脸上的表情满是得意。他对我说，这个情报员经常给我们传递一些重要情报。我们多次袭击鬼子据点，在龙河上拦截日军的运输船队，包括除掉叛变投敌的原五湖县委书记金大洪，这些都得益于九条提供的情报。但九条究竟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却没有人知道，除了站长老谢之外。“这家伙一直很神秘。”姑父对我说，直到有一次老谢交给他一项任务，他才弄清了他的身份。

那是一九四三年夏季，姑父说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夏至刚过，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老谢突然把他叫去了，让他马上进城一趟。我姑父问什么任务，老谢说柴胡出事了。柴胡是我们敌工站的一个内线，他曾在日本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他的真名叫蔡冠英，柴胡是他的代号，这是五湖当地盛产的一味草药，其功用是清热镇痛，用于治疗寒热。抗战爆发后，蔡冠英打入日军内部，成了一名翻译官。我姑父曾进城与他接过头。他是一个举止很稳健的人，看上去文质彬彬，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胸前坠着一条显示身份和地位的亮闪闪的表链，这是当时一种很时兴的装扮。柴胡是河北保定人，说话时操着一口标准的京腔，声音悦耳柔和。“他的身份暴露了。”老谢在说这话时，神情显得十分严峻。但是具体情况他知道的也不多。“这消息是九条传出来的。”老谢接着又说。

“九条？”

我姑父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九条并不是敌工站的人，他只是我们的一个情报员。按照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规定，他和柴胡之间不可能发生联系。

老谢看出了我姑父的疑惑，他对我姑父说，最近组织上交给柴胡一项重要任务，为了确保任务完成，他把九条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他，当然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能与九条进行联系。“现在的情况很不乐观，”老谢分析说，“也许很糟，否则柴胡不会去找九条。”我姑父问柴胡现在何处，老谢说他也不清楚。“那我进城与谁联系？”我姑父问。

“九条会来找你。”

接下去，老谢向我姑父交代了接头地点和方式，一再叮嘱要谨慎行事。“你要万分小心，”他说，“听说城里正在到处搜捕柴胡。”他还说，之所以派你去是考虑你对五湖的联络点比较熟悉。我姑父说没问题，我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我姑父便进了城。他在我们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落下脚，当天下午便来到了接头地点。这是城隍庙旁边的一个茶馆。茶馆名叫一壶春，这是一家老字号的茶馆，如今这个字号的茶馆仍在经营，不过地点已迁至五湖市中心四牌楼附近，名称也改为一壶春茶业集团。该集团老板姓张，据说就是原先那家一壶春茶馆创始人的后人。当他得知我姑父的故事后，便以商业敏锐找到我姑父对他进行采访报道。后来，他还专门请人把这个故事改编成快板书，在一壶春茶楼里表演，据说很受茶客们欢迎。不过，我姑父却对此不以为然。有一次，那个张总张老板请我姑父去听过一次，我姑父当时就坐不住了，“简直太离奇了！”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说。

事实上，接头的过程波澜不惊，非常平静，根本没有快板书上说的那样一波三折，刀光剑影。唯一谈得上意外的是，我姑父进了茶馆坐下后不久便遇上了一个熟人。这是他此刻最不愿意见到的。“你知道那人是谁吗？”我姑父问我。

“谁？”

“二冲子。”

我姑父将烧到手指头的烟蒂扔进烟缸里，接着又点了一支。我迫不及待地问他，二冲子也看见你了吗？“可不是。”我姑父深深吸了一口烟，从嘴里吐着大团烟雾，“我想低头避开他，已经来不及了。”二冲子这时也看见他了。四目相对，二冲子的目光好像躲闪了一下，“他大概也没想到碰见我，”我姑父说，“他愣了一下才上前向我打招呼。”

“嘘——”我姑父向他做了噤声的手势，接着四下看了看。二冲子心领神会，便压低嗓门说：“大少爷，你怎么在这里？”

我姑父编了个理由，应付了一下，然后交代他不要对人说看见他了。“我明白。”二冲子连连点头。

“包括他。”我姑父把手扬了一下，又特别补充了一句。他说的“他”自然是指朱宝臣。自从与朱宝臣闹翻了，他便不再叫他二叔了，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想多提。二冲子说大少爷放心，我谁也不会说。他一边应着，一边朝桌上瞅。我姑父说你有事去忙吧，我在等一个朋友。“那好。”二冲子说，他就不打扰了。他还说他也是来会朋友的。说完便离开了。

可是过了没一会儿，二冲子又转回来了。我姑父有些不高兴了，你怎么又来了？说着皱起眉头。二冲子满脸歉意地说，他想打听一件事。

“什么事？”我姑父问。

二冲子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又朝桌上瞅了一眼。桌上摆着一个茶壶和三个茶盏。茶壶摆在中间，而三只茶盏成三角形排列在茶壶的周边。外人或许不会注意，但这就是接头的暗号。“我没想到是大少爷。”二冲子后来对我姑父说，因此当他第一次看到桌上的暗号时，并没有贸然行动。“说不定是一种巧合呢？”他当时这样想，直到转了一圈之后，没有发现符合接头条件的其他人，他才想到来接头的可能就是我姑父。于是，他重新转了回来，径直在我姑父对面坐下来，尔后取过一只杯子用帽子盖住，然后又端起茶壶在另外两只杯里注上茶，一只推到我姑父面前，一只放在自己面前。当他做完这些后，我姑父惊讶地瞪起了眼睛。他也没想到前来接头的人竟会是二冲子。就在他愣神的当口，二冲子说话了：

“大姨让我带信来，说麦子就要开镰了。”

“是吗，”我姑父反应过来了，马上接道，“今年的收成还好吗？”

“凑合吧。”

“够交租了吗？”

“差不离吧。”

对上暗号后，我姑父不胜惊喜地四下看看。他根本没想到二冲子就是九条。“这事他知道吗？”他压低声音问二冲子。这个“他”指的仍然是朱宝臣。“怎么会呢？”二冲子说，他的口气很干脆，说明朱宝臣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好！干得好！”我姑父说。他知道二冲子是朱宝臣最信任的人，老谢既然把他争取过来了，这实在是太有价值了，难怪他能弄到那么多重要的情报。“这个老谢啊，”我姑父当时在心里想，“你干吗要一直对我守口如瓶？难道是因为我与朱家的关系，怕我走漏了风声？”不过，转念一想，很快又理解了，地下工作有铁的纪律，需要严格保密，老谢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当天接上头后，二冲子并没有马上把情报交给他，因为他并没有把情报带在身上，这样做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次日上午十点，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在东山公园碰了面。不过，这一次二冲子以情况有变为由，又一次改变了交接情报的地点，不仅如此，交接的时间也向后延迟了三天。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我姑父的意外。他说我冒着风险进城来，你却一变再变，究竟搞啥名堂？二冲子连忙解释说，大少爷你可别多想，这样做是为了情报的安全，也是为了大少爷你的安全。“少废话！”我姑父一下子恼了，他说我的安全不要你考虑，“你给我说实话，究竟出了什么事？”二冲子连忙说，眼下查得太紧，这情报你根本带不出去。“我带不出去，你就能带出去吗？”我姑父反驳道。二冲子说我会想办法。“啥办法？”我姑父责问道，“这是柴胡的意思吗？”二冲子不置可否。我姑父更恼了，他说你究竟打什么主意，要是误了事，你就死定了，我们不会饶过你。

当天下午，我姑父便出城回到了敌工站。由于没有完成任务，他颇感沮丧，但老谢听完他的汇报后，并没有责备他。他指示我姑父说，就按九条说的办。他还告诉我姑父，刚接到情报，柴胡同志已经牺牲了。至于怎么牺牲的，老谢并没有多说。

三天后，我姑父按照二冲子说的地点，来到了萧家圩村头的一家小饭馆里，二冲子已经等在那里了。当时正午的阳光照射下来，把小饭馆门前的青石板照得明晃晃的。二冲子把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水烟筒交给我姑父，便转身离去了。这个水烟筒是当地人常用的，用竹筒制作而成，有碗口粗细，一尺五寸长短，底部有节可装水。你走在五湖的大街小巷，或乡村的场前屋外，到处可见抽这种水烟筒的男人女人，因而丝毫也不稀奇。我姑父把这个水烟筒带回来交给了老谢。“我操他妈的，终于让他搞到了！”老谢满面红光，兴奋地骂了一句脏话。在剖开的水烟筒里藏着一卷纸，上边抄满了数字。这是一本日军使用的电报密码。皖江军区首长很快下达了嘉奖令，我姑父还被记了大功。这份密码太重要了！从此，我军掌握了充分的主动，日军的扫荡屡屡扑空，被动挨打，而我军神出鬼没，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直到一九四四年冬季，日军重新改换了密码。据说，柴胡为了获得这份密码，下了不小的功夫。他常常借着去司令部或电报室办事的机会，一点点地记下密码，经过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才把所有的密码完整地记录下来，而且这件事做得极为机密，直到柴胡暴露后，日军也蒙在鼓里，不知道密码走漏的情况。“其实，功劳完全是柴胡的，还有九条。”我姑父坦诚地表示，他并没有做什么，但老谢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我姑父的功劳还是很大的，两次冒着危险取回情报，功不可没。在向军区报功时，他也极力夸赞我姑父。“说实在的，”姑父一再对我说，“我真没干什么。”尽管如此，他对这段经历还是很得意的。

12

很长时间里，我姑父一直认为九条就是二冲子。他这样认为当然是有理由的。自从柴胡牺牲后，九条便成了敌工站重要的情报来源。我姑父后来又多次与二冲子接头，从没怀疑过他的九条身份，而且二冲子自己也不否认。不过在我姑父的印象中，二冲子变化很大。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鲁莽冲动，而是行事老到，细致周密。“战争让他变得成熟起来。”我姑父这样评价说。从各方面搜集到的资料看，在抗战期间，二冲子向敌工站传递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包括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军攻打五湖城时送来的那份标注详细的城区防御图。据我姑父回忆，自打那次交接电报密码之后，二冲子便主动提出，把接头地点改在城外，虽然从安全角度说，在城外接头的风险要比在城里小得多，但这只是对敌工站的人员来说，相反对二冲子来说，风险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大了。不过，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二冲子从来没有失过手。他是如何把情报从防守严密的城内带出来的，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包括我姑父在内。

不幸的是，二冲子后来遇害了。那是我军即将攻打五湖的前夜，二冲子在帮助我军运送武器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折磨。据伪警察局长朱双喜交代，凡是能用的刑具几乎都用尽了，鞭打、水烫、老虎凳、辣椒水，还有火烙、狗咬，二冲子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他什么都没说，包括我军即将攻打五湖的计划，除了承认自己就是九条外。最后日军把他拖到城隍庙前的大戏楼前杀害了。

二冲子被捕后，朱宝臣开始受到了日军的怀疑。安田亲自对他进行了多次讯问，但朱宝臣坚称自己对二冲子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安田试图撬开二冲子的嘴巴，从他那里找到缺口，抓到朱宝臣的把柄，但却一无所获。后来，安田一怒之下，把朱宝臣投入了监狱。好在此后没多久，我军便攻下了五湖城，朱宝臣这才逃了出来，从此回到朱家圩隐居起来。

二冲子死后，九条的活动便完全中止了，这似乎进一步印证了二冲子就是九条的说法。因此敌工站的人，包括我姑父在内，都认为二冲子就是九条确定无疑。直到二〇一四年，五湖新四军研究会出版了一本关于纪念五湖新四军专刊时，才首次披露出真正的九条不是二冲子，而是朱宝臣。披露这个消息的是一位退休的将军。他名叫秦卓，抗战期间在皖江军区任敌工部部长。后来他随大军南下，长期在福建工作。五湖新四军研究会下边有一本名叫《铁流》的杂志，杂志的编辑为了编辑专刊辗转找到了秦卓将军，并专程去福建采访了他。他在回忆敌工部工作时，谈到了这件事。“真正的九条不是那个死去的，而是那个当会长的。”他说，不过由于年代久远，他已记不住具体名字，当记者向他提到二冲子时，他才想起来了。“没错，”他说，“我记得是叫什么冲子，还有那个会长，你说叫什么呢？”

“朱宝臣。”

“对，就是这个名字，”秦卓肯定地说，他还补充道，“这人抗战前是五湖商会的会长，后来当了维持会长。”

这些都和朱宝臣的情况完全吻合。秦卓还告诉记者，二冲子实际上是朱宝臣的手下，他是按朱宝臣的指令行事。不过，这人很勇敢也很可靠。“是条硬汉子。”秦卓说，他直到临死都不肯交代出朱宝臣，也没有暴露敌工站的任何情况，包括我军即将攻打五湖的计划。他还谈到了九条传递电报密码的事，这在当时被列为高度机密。关于九条的身份也只有他和老谢知道。“这都是为了安全，”他强调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在这篇采访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九条传递情报的方法。据秦卓将军介绍，朱宝臣擅长微雕。每有重要情报，他都事先将情报写在一张仅有一毫米见方的纸片上，然后揉成团，用蜡封好，塞进牙套内带出城去；到了城外再照原样放大，之后交给敌工站的同志。“这办法太绝了，日本人哪里会想到？”秦卓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赞叹之情溢于言表。他的话也进一步证实了朱宝臣就是九条的说法，因为二冲子是不会微雕的。

纪念专刊出版后，这篇采访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朱宝臣这个名字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据七叔朱世恩回忆说，二爷被软禁在城里后，为了不与日本人合作，便唱了一出苦肉计。所谓骑马摔伤腿都是他一手导演出来的。不过他的腿盖骨破碎倒是真的，“那是他逼着二冲子干的。”朱世恩说，二冲子开始还下不了手，他便急得大喊，你要是不动手，那就是想害我。二冲子后来没办法了，只好按他说的做。动手的时候，朱宝臣把朱世恩和小三子都赶了出去，屋里只留了他和二冲子。据孙三伯说，他和七叔关上门来到屋外，没多久便听见屋里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等他们跑进去时，只见朱宝臣疼得在床上打滚，头上汗珠滚滚而下。二冲子在一边紧紧地抱着他。那一棍子打得又准又狠，直接打在了膝盖骨上。“这也是二爷要他这么干的。”孙三伯对我说，因为打在其他地方，很快就会恢复，而打碎了膝盖骨，腿便彻底废了。“他是豁出去了，宁可废了自己，也不给小鬼子当走狗。”

七叔和孙三伯在讲述这段往事时都非常动情。“二爷真是了不起，他可是一个有血性的男人！”他们都这样表示。我也被深深打动了。

在撰写朱宝臣传记时，为了掌握更多的史料，我走访了凡是能找到的认识或知道朱宝臣以及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包括专程去福建拜访了秦卓将军。有一个疑惑一直没有解开，那就是朱宝臣用微雕技术传递情报，这当然是很高明的做法，问题是情报送出城去还要重新放大，这个工作由谁来完成呢？当时并没有显微镜和放大镜这些工具，重新放大需要使用小孔成像法，这项专门技术只有业内人士才掌握，而朱宝臣被困在城里显然不可能去完成这项工作。秦老将军也回答不了这一问题。他说这些具体做法他并不清楚。“我也管不了那么细，”他说，“老谢也许知道。”不过老谢早在解放战争时期牺牲了，这个问题一时没有找到答案。

直到二〇一六年，有一次朱光涛（朱宝臣的二儿子，当时已成为有名的微雕家）举办微雕作品展，邀我出席。在展览会上，我遇见了萧逸云，他就是当年给朱宝臣当老师的萧三先生的后人，如今是一位知名的国画家。闲聊中他提到他爷爷萧三和朱宝臣之间的关系，包括一些逸闻轶事，其中就有他把朱宝臣带出来的情报重新放大的事。我一听便如获至宝，请他详细谈谈。他说这都是小时候听家里人说的，那时候朱宝臣每次都通过他的一个手下把情报缩微后藏在牙套里带出来，之后由我爷爷重新进行放大，交给组织上的人。“听我父亲说，”萧逸云对我讲，“那个手下为了藏情报还特地拔了一颗牙，并做了一个空心牙套。”

我问这个手下的外号是不是叫二冲子，萧逸云无法确定。他说：“也许吧，这个我倒没在意。”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每次都是这个固定的人来。“听我父亲说，他是朱宝臣的亲信。”

“这就对了！”我当时高兴得一拍桌子，由此想到我姑父说的，二冲子每次与他接头的地点都在萧家圩附近，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在调查中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那就是朱宝臣利用微雕技术传递情况，是从传递电报密码开始的。在这之前，都是由敌工站派人进城取情报。听我姑父说，他那次进城与九条接头原先也是说好在城里交接情报的，可第二天二冲子突然改变了主意，提出把交接的地点改在城外。当时我姑父还很不高兴。二冲子为什么要突然改变计划？这会不会与我姑父有关呢？我想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为当朱宝臣得知前来传递情报的是我姑父时，他不能不感到担心，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完成这个任务风险极大。如果耀明再次被捕，谁也无法救他了。这就逼着朱宝臣不得不采取一个更安全的办法，即利用微雕技术把情报送出去。事实上，据我姑父说，这个情报推迟三天后才送出去，似乎也证明了它是一个临时决定。当然，这个推测并没有得到证实。因为无论是七叔，还是孙三伯都不知道这件事，也没听二冲子说过，他们甚至连我姑父与二冲子干的事也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我仍认为这事从逻辑上能够说得通，这也符合朱宝臣一贯对我姑父的态度。

不过，我姑父对这些并不了解。解放后，朱宝臣曾被判处十年徒刑。我去五湖档案馆查找过有关资料，从当年对朱宝臣的判决书上看，他的主要罪状就是在日伪期间担任伪维持会长，这是他被定为汉奸的铁证。朱宝臣也为自己申辩过，并陈述了自己代号九条，秘密为我党敌工站工作的经历，但他的话无法得到证实。因为当年在敌工站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姑父，都认为九条是二冲子，而且他早已遇害了。朱宝臣不服，他说这事老谢知道，你们可以去问他。但老谢也在解放战争期间牺牲了，死无对证。负责审讯他的公安人员认为朱宝臣很不老实。“你少给我们滑头！”他训斥道，并警告他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朱宝臣感到无辜极了。组织上也曾找过我姑父，向他了解情况。“我只能实话实说。”姑父对我说，他向组织坦陈了自己的看法。“你认为朱宝臣可能是九条吗？”局长找他谈话时问他。他表示否认。至于老谢是否知道朱宝臣就是九条，他也表示不清楚。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朱宝臣划清界限，他还主动向局长说明，他曾问过二冲子，他与地下组织联系的事朱宝臣是否知道，二冲子的回答是不知道。

我姑父的证词对朱宝臣相当不利。判决下达后，朱宝臣曾提出想再见我姑父一面，也被我姑父一口拒绝了。据七叔朱世恩说，这让朱宝臣非常伤心，甚至比坐牢还让他难过。“这都是命啊，”他对七叔说，“看来他还在记恨我。”说完这话之后，朱宝臣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那模样显得无比沮丧和悲伤。

朱宝臣死于一九六九年，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关于他的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自杀而死，一说是心脏病发作。有文章称，他是在一次批斗后，回到牛棚。等到第二天早上看守人员进屋催他起床，才发现他的身体早已僵硬了。

二〇一六年秋，我开始撰写关于朱宝臣的传记，在那期间我又去了姑父那里一趟，向他核实一些情况。我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他，当他得知朱宝臣就是九条时，姑父沉默了好久。我问他现在是不是有些后悔呢，姑父不说话，一口一口地猛吸烟斗，大团大团的烟雾从嘴里鼻腔里喷吐出来，屋子里烟雾缭绕。姑父的烟瘾很大，牙齿和手指头都被烟熏得焦黄。直到一支烟吸完了，他才摇了摇头说，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当时只能这么做，我不能欺骗组织。”他这样对我说。我很想知道，如果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他还会不会这样对待朱宝臣时，姑父听了我的话，脸上出现了若有所思的表情。许久，他才低低地咕哝了一句：

“也许吧。”

13

二〇一七年，春节刚过。就在我改完朱宝臣的传记，即将交付出版社时，有一天突然接到朱博打来电话，说他又找到一条新的史料，说不定我会感兴趣。接到电话后，我立即赶了过去。这是一篇关于河南信阳土匪洪老末的回忆，原载《豫鄂皖剿匪纪实》，标题为《匪首洪老末覆灭记》。文章署名为魏天福口述，陈德英记录，讲述了洪老末的一生以及被剿灭的过程。文中讲到了洪老末干过的几桩大案，其中有一件是他化名李冠欣，在五湖炸死保安团白大麻子的事情。看到这篇文章，我不禁喜出望外，连忙与河南的朋友联系，颇费周折，辗转找到了魏天福。魏天福如今已经七十多岁了，在信阳乡间务农。他说有关洪老末的事都是听家中老人说的，我问他洪老末为何要去五湖炸白大麻子，他说是他的一个把兄弟请他去报仇的，听说白大麻子杀了他们家的人。至于这个把兄弟姓啥名谁，魏天福也不清楚。不过，在谈到洪老末早年经历时，魏天福无意中露了一句，说他曾在段祺瑞的参战军中任过排长。他的话让我心中一动。我马上想到朱宝臣的姐夫，也就是朱家的大姑老爷陆鹏山也曾在参战军任职，职务是中尉连长。“会不会是他请他来的？”我对朱博说。

“有这个可能吧。”朱博说，“但这也是推测，无法定论。”

尽管如此，那个来无踪去无影的李老板的真实身份终于弄清了，这也算是一个可喜的发现吧,附录于此，聊备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