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丁帆近照

作者简介：丁帆，学者。现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1979年以来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百余篇，有《中国乡土小说史》等著作三十余种。

一位哲人说过：“若要作圣贤，先要作豪杰！”然而，达到这样的做人标准，恐怕在中国当代史上是鲜见的，只能说，在知识分子群里，无论是在逆境还是顺境中，尚有一批人坚守着做人的道德底线。他们虽然没有慷慨赴死的豪言壮举，却有着人格坚守的信仰。

或许，像章培恒先生那样的人，就是这样一群人中的翘楚。一直想为先生写点文字，但是，总怕写不好，好在“山高水长”专栏为我提供了一个斗胆书写的平台，如有写得不到之处，尚祈复旦同仁们指教。

2011年6月7日是章培恒先生逝世的日子，岁月倥偬，时光翩跹，如今他已经离开我们七个年头了，但其音容笑貌时时萦绕在我的眼前。我常寻思，先生让我久久不能释怀的原因是什么呢？概括出来，皆为慕其性格使然，他做人与行文全无“海派”风格，倒是颇有绍兴人的沉稳运筹与内敛果敢，也带有燕赵慷慨之士的江湖侠义性格。他的豪爽侠义、刚直不阿、独思异想和幽默风趣的秉性，让我逐渐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用一句俗话来说，章先生是一个不会装佯装蒜的人，一个从来都不以大道理压迫人的人，一个不按常规套路出牌的人，一个充满着江湖义气的人，一个有着浪漫情愫的人，一个“有癖”的人，恰恰就不是那种“纯粹的人”，所以，其“高尚”与否的评判也就因人因时而异了。这样一个真实的，甚至有点乖张的人，让我敬重一生。

章培恒先生

与章培恒先生相识是在二十六年前的北京京西宾馆，只见那时的他一头曲卷着的头发，不大的眼睛藏在金丝眼镜后面，有一种漫不经心的倦意，尤其是一坐在沙发里，便习惯地用手撑在面颊上，一副似睡未睡、似醒不醒的模样，俄而睁开眼睛看世界，也是冷冷的，让人觉得他是那种凡事得过且过、与世无争、冷若冰霜、无趣无味的人，似乎只能敬而远之。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中文学科组成员如今有许多人已经作古了，与我有私交的前辈学者并不多，其中大多数人除了工作关系外，平时接触往来甚少，所以，只能记得他们在会上的种种言行（仅此也足以将那些年会上会下的花絮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而对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状却并不了解。但是，章培恒先生就不同了，我们除了每年在各种会议上见面外，私下亦有交往，从陌生到熟悉，从有过节到心心相印，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动着我，其中有几件事情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初见章培恒先生，只见他金丝眼镜里眯缝着的眼睛常常有扑朔迷离状，只有遇到特殊语境和突发事件时，他的眼睛里才会放出逼人的光芒来。记得那次中文学科讨论一批一级学科博士点时，一位分管司长坐镇中文学科组，当时他言明：因某省高校并校，须得优先照顾批准学科点。谁知话音刚落，就马上遭到中文学科组的一些老先生们毫不客气地反驳，章先生与另一位先生说：儿子还没有生，就先给房子，这是什么道理？！此时坐在章先生对面的我，突然看到先前还半倚半躺在大椅子里似乎还在打盹的他，兀地坐起身来，其困顿迷离的眼睛突然发出光来，逼仄而跅弢不羁地望过去，先徐后疾、先抑后扬地抨击了这种不合理的评审规章和现象。章先生挺起胸膛做人的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日后在学术圈内和写作领域里做人行事的一面镜子。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曲学阿世”是为人不齿的道理，虽然在这个时代已经鲜有倡扬，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学者，也是要有勇气的，谁都知道，有时讲真话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然而，骨气还是要有的：其骨，虽不能肩起那巨大的闸门，仍须有担当；其气，即便是宛若游丝，也要掷地有声。

我以为，认识章先生应该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师曾华鹏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时的同学。上个世纪50年代初，章先生与曾华鹏、范伯群、施昌东四位学生深得贾植芳先生的宠爱，贾先生经常与他们探讨学问并进行学术选题的指导，当这四位风华正茂的学子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纵横驰骋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将他们卷入了漩涡。在波涛汹涌的风吹浪打里，每个人的表现却是不同的。我无意臧否故人，也同意那只是每个人不同的观念使然的结果，但是，我仍从中看见一个人内在的思想品格和性格特质，无疑，章先生在狂风暴雨中突显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肩骨，虽然瘦小，还不足以扛起那扇巨大的闸门，但是，那种知识分子稀缺的“豪杰”气质却是令人敬佩的。

由于胡风集团案的牵连，章培恒先生在历史命运的汪洋大海里不得以改变了学术方向，1956年以后让他做蒋天枢教授的助教和学生，于是他就专攻中国古代文学去了。从此，中国现代文学痛失了一位有着卓然独立风格的先贤，用章先生的话来说：我原来也是搞现代文学的！试想，倘若不是那场运动，章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道路上会走多远呢？我深信，以先生的思想、才气、秉性、聪慧和气度，一定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举大纛的领军人物。在他的晚年，其所独创的“古今演变”的二级学科是有大格局气象的手笔，那年，当我们在复旦大学起草增设“古今演变”学科的报告时，就握笔凝思：与其说章先生打通古今之举是打破文学学科壁垒的大手笔，不如说是先生完成了他一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不灭的情结。显然，那天章先生十分开心，他也破了因病不能喝酒的例，豪爽地饮了酒。

其实，章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批评，这一点吴中杰先生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记章培恒先生》（原文最初发表在《上海文学》2005年第9期）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他写过一篇文章, 批评《文艺月报》上对于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这篇文章没有投出去, 但却把内容告诉给老同学王幸祥。王幸祥很欣赏章培恒的见解, 回到他工作的新文艺出版社之后, 就把这事讲给社里的一位编辑听, 这位编辑的革命警惕性很高, 马上写了一篇《感情问题及其他》来批判这篇没有发表的文章, 而且还以此为书名, 赶出了一本书, 并在附记中进行政治上纲。出版社又把这材料转到复旦来, 当然也成为章培恒的一条罪状。”

由此可见，章先生在介入中国当代文学时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眼光。我想，以章先生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思想，以及幽默的文学才华，他一定可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卓越的批评家。

章先生似乎并不是那种须在自己研究领域里建构大理论框架的学者，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将自己定位于大师的位置，但是，他的真知灼见却时常是振聋发聩的。从胡风案中挣脱出来以后，他师从蒋天枢先生治古典文学，吴中杰先生对其行状有着一段精彩的素描：“仍旧‘囚首垢面’而读诗书。那时他胡子不常刮, 头发也不常理, 属于鲁迅所说的‘ 长毛党’一类, 显得很老态, 我们同辈青年教师戏称他为‘章培老’, 或‘培老’, 他也似应非应, 一笑置之。”这种“囚首垢面”之行状仅仅是为了发奋读书吗？我却从他的面目中看到了另外的深意。

无疑，章先生日后在古代文学领域里卓著的成就也许全依赖1950年代中期大量阅读古典文献打下的扎实基础，但是，化创痛为奋发仅仅是表象，骨子里的那股豪气仍在，用在其学术研究上，固然气韵依旧也。倘若这个“囚首垢面”之人驰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疆场上，那肯定会在中国的文坛上主演一幕幕精彩的大剧，无论悲剧或是喜剧，即便是像堂吉诃德那样与风车作战的讽刺喜剧，也是会轰动震惊中国文学舞台的，当然也会载入史册。命也，运也！天生英才必有用，章先生放在哪里都有用，就是做官还缺少那种逢迎的圆滑，亦如吴中杰先生所言：“不过, 在我们这辈人中, 人生道路是很难自己选择的。我曾对培恒兄说:‘如果没有1955年的事, 你大概会沿着总支书记、党委副书记这条阶梯一路上去,现在说不定当上什么大官了, 但却做不成学问, 成不了学者。’ 他说: ‘这也未必。后来那么多的政治运动, 凭我这种脾气, 肯定不能过关, 总有一次要跌跤的。如果1955年不跌倒, 说不定以后会跌得更惨。’ 这话说得不无道理, 看来, 他也只能走学者这条路。” 似乎是学者之路淹没了他仕途上的“辉煌”，却拯救了他的生活之路，但是，他的精神之路却是一生未变的，骨子里的那一口豪气也是常在的。

那一年在扬州，传说曾华鹏先生要调回母校，我们将信将疑，也不敢问曾先生消息确实否，直到传言灰飞烟灭，才从曾先生嘴里知道上海的人事关系难办，这一点后来在吴中杰先生的《海上学人》一书中得到了印证。在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记章培恒先生》中，才知道这原来是章培恒先生在主政复旦大学中文系时学科建设的一盘大棋：“还有一次, 章培恒忽然问我:‘你与范伯群、曾华鹏关系怎么样, 能相处吗? ’我说:‘他们是我师兄, 关系一向很好。你有什么事?’他说:‘ 我想把他们二位调到复旦来, 再把你调到现代文学教研组, 加上这个组原有的潘旭澜, 你们四个人合作搞一个学科点, 再培养几名青年教师, 力量就很强了。’我一听, 连声叫好, 催他赶快办。培恒兄也是说干就干, 但是事情却并不顺利, 最后是卡在人事处, 曾、范二位没有能调进来, 这个计划又流产了。”窃以为，如果当时这个计划实现了，不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学科的丰收，更重要的是，将圆了章先生青年时代的那个一直耿耿于怀的现代文学情结大梦，那么，复旦大学中文系不仅具有强大的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科，而且还将拥有一支当时在全国独占鳌头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队伍，可惜那时的人事制度不助复旦大学中文系也。但是，从这个动议之中，我们可以看出章先生在学科建设思路里显现出来的雄才大略、行事风格和气魄。

章先生是一个十分好玩有趣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十分严肃认真的人。一开始接触，你会有敬畏有余而亲近不易的感觉。一俟聊到兴之所至时，先生的幽默和风趣就会让你从他敞开的胸怀中，感到由衷的贴心亲热。你看章先生是多么坦诚，多么地接地气，他做学问、搞教育，从事文学欣赏，均不端出一副做学问的面目和架子来。写文章，从不取高头讲章的方法；讲课演说，从不谈高大上的理论，总是在比喻的句式与话语里，从深入浅出的故事中说出深刻的哲理。比如他反对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你看他演讲的题目就会在发笑中感悟到他的深刻——《我们反正是玩玩，得了愉快也就行了——关于文学鉴赏》：“在好多场合我们会听到一个流行的说法，给作家、教师很高的评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据我所知，这个说法最早是斯大林提出的。但我想，这个说法本身就有点问题。人的‘灵魂’或者‘精神’本身就是灵动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一个合理的社会、一种合理的教育制度，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个性，使人的个性不受限制地发展。”很有趣的是，章先生用堂吉诃德作比喻，讽喻了那种“寓教于文”的观念：“总的来说，我们是为了鉴赏而去读作品的，是为了愉快而去读作品的，我们不是为了接受教育，我们也讨厌那种把自己当作教育人的人去写作品的作家。而我们通过阅读感受到愉快以后，也许同时会对我们的现实生活起一点好的作用，使我们知道怎样做人。”（原载于《人文通识讲演录·文学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这就是章先生富有个性的独立特行的体现，其实许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如此发表意见者甚少。“怎样做人”才是人文学科的价值核心内容，无此义项，一切学术与创作皆枉然。

章先生所有的观点都是有内涵的，先生是熟读过马恩文艺理论著作的，他的文章常常汲取的是批判哲学的精华，而非那种将马克思理论庸俗化、实用化的软体知识分子见风使舵之论。在2017年的“章培恒先生与中国文学研究”系列纪念讲座里，卲毅平先生在“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摘要中说：“章先生曾反复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经典著作，并将经典理论与文学史论述融为一体，这充分表现出章培恒先生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深刻领会。受其老师蒋天枢先生严守汉学规范、重视实证研究等学术方法的熏陶，章先生亦形成了无征不信、无征不立的治学态度，并完成了大量的考据文章，对后来之人产生很大影响。”无关“中马”还是“西马”，章先生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与那种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背道而驰的，因为他首先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置放在人性高度上的，是置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的，唯有此，它才能解释得了我们这个异化了的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才能穿越历史的时空，让学问与生活得以在人类永恒！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职能，也是必须遵守的共同法则，否则，你就会永远生活在“高尚”的假象之中，陷入那种无趣而卑微的泥淖之中。

有人认为章培恒先生是一个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家和批评家，我以为先生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固然受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风潮的影响，但是他更多的是保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中的核心内涵，即社会发展历史顺应人性的内涵，以及批判怀疑的价值立场。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过：“我们的时代主要是历史的时代。我们的一切思想，一切问题和对于问题的答复，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从历史土壤中，在历史土壤上发展起来的。人类早已经历过坚信无疑的时代；也许，人类会进入比他们以前经历过的更加坚信不疑的时代；可是，我们的时代，是认识、哲学精神、思考、‘反省’的时代。问题——这便是我们时代最主要的东西。”（《别林斯基选集第五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看不到“问题”的时代，是一个违背了历史逻辑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只有陷入哈姆雷特式的哲思诘问之中，人类人性才能够得以前行与发展：是生还是死？将是我们永远面临的人生难题，这也是文学的难题，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难题。

人非圣贤，但应有豪杰气。

望着这些远去大师的背影，在21世纪的以后80年的日子里，我们守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