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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人语

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从《收获》《十月》《当代》的创刊出版到影视剧本的创作热潮；从手抄本、铅印本到网络文学盛行。改革开放40年来，国人文学阅读的变迁与文学创作的变革，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剧烈，都要壮丽。在这些现象身后，是改革带来的政通人和，是作家们向改革先锋致敬的热忱与向民族内心追寻的情怀。回首40年文学变革之路，寻找改革痕迹与寻根之旅的历程，就是追忆改革的丰功伟业，回忆往昔峥嵘岁月。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考察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与社会变迁，简便的方式就是阅读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作品，如果群体作品大多呈现奋发向上又不乏冷静理性的面貌，这个时代也注定是个不断奋进的时代。1977年，刘心武小说《班主任》发表，1978年卢新华《伤痕》刊发，作为向上一个时代的告别，中国作家开始将目光投向未来。

奋发意志，投身改革，同时又努力转身，寻找民族心灵的根基，这种看似矛盾，实则互为依靠的两种趋势，成为40年来几代作家的共同追求，也成为时代主题。40年来，记录改革痕迹与回首寻根之旅，构筑起中国作家和中国读者的精神家园。

开拓者的故事

改革给中国人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富足，更有精神领域的丰富。个体思想和生活空间扩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需求日益多样化。

1978年以前，文学刊物并不多，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收获》《当代》《十月》《中国作家》《钟山》《花城》《大家》等文学刊物大增，作为新的文学作品的土壤，滋养着刚刚蓬勃发展的阅读空间。

1979年，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刊登，乔光朴——一位站在改革潮头，不畏艰险的改革家形象从字里行间站立起来。作品一经刊登，便成为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获得当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面对百废待兴的工厂，“乔光朴没抬眼皮，用平稳的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口吻说：‘别人不说我先说，请局党委考虑，让我到重型电机厂去。’”这不仅是乔光朴，更是那个时代改革家的生动写照。改革路上必然苦难重重，面对曾诬告自己的人，乔厂长并不忌讳，仍旧用人以才，而后公正教育“但不许你再鼓吹那一套，而且每干一件事总要先发表一通理论。我生平最讨厌编造真理的人”，字字铿锵。小说结尾“乔光朴毫不客气，喝了一口水，把脸稍微一侧，用很有点裘派的味道唱起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俨然一位包公立在读者眼前，站在改革潮头的斗士形象跃然纸上。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的痕迹就从没脱离读者的主流视线。张洁《沉重的翅膀》，也在描述重工业工厂的故事，是重工业起飞伊始的写照；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透视乡村改革现状，《开拓者》《燕赵悲歌》，改革者前赴后继，在一个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中牺牲着自我，燃烧着青春。作家把他们的形象描绘在文字中，在中国文学历史进程中，留下改革先锋的足迹。

向心灵深处的反思

时光流转，改革故事在文学史上踏雪留痕。可作家们的视野与读者的期待并不止于此，他们更希望探知我们的民族将如何行走，走向何方。他们探知未来的方式，便是回首往昔，从民族的根本与源头找答案。

1985，回乡知青史铁生发表了小说《命若琴弦》，同年发表的还有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爸爸爸》。

《命若琴弦》中，一老一少一对盲人师徒，四处演奏糊口。但是他们一直怀揣着一个秘密：老瞎子的师傅曾将治愈眼睛的药方塞到他的琴里，弹断一千根琴弦当做药引子。日积月累，当第一千根琴弦终于断开的时候，秘密却无情地被揭开：

“那张他保存了五十年的药方原来是一张无字的白纸。他不信，请了多少识字而又诚实的人帮他看，人人都说那果真是一张无字的白纸。”“老瞎子的心弦断了，准确地说，是有一端空无所系了。一根琴弦需要两个点才能拉紧。心弦也要两个点——一头是追求，一头是目的——你才能在中间这紧绷的过程上弹响心曲。”

社会的变迁不也正如此，不论现实如何残酷，一头是追求、一头是目的，中间的琴弦才能紧绷弹响心曲。垂死之际，让老瞎子忽然觉醒的，已不是自己的身世，而是徒弟的命运，是未来的希望。

后人这样评价，“在寻根问题上，作者表达了见解，根和寻根是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是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命若琴弦》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80年代的文学寻根之旅，并没有合上大幕。余华《活着》，关照了人的整个一生，从颠沛流离到笃定生活，陈忠实《白鹿原》，视角透视到一个大家族的近百年历史中，追问我们从何而来，向何方而去。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直言，“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寻根”的作家们试图从传统文化心理、性格上推进“反思文学”的深化，并发掘、重构民族文化精神。

汪曾祺、阿城、郑义、史铁生、王安忆、张承志，冯骥才……“反思”深入到属于事物“本源”意义的趋向，探索历史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之间的关系。文学批评家李庆西表示，他们的主要意图，是在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以获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

冲破藩篱前行

1995年，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发表。此时，是否要将某一作品或某位作家位列“寻根文学”似乎已不重要，“根”与“寻根”的外延都在不断扩大。寻根的探索，已深入作家心灵。

《穆斯林的葬礼》中，一面是因打碎玉器留下学徒而放弃朝圣之旅的韩子奇，一面是梁家两位性格迥异的姐妹：姐姐梁君璧笃信宗教，心中只有信仰与家庭，而一生没有爱情，她的思想“单纯”，认为爱情是恶心的东西；妹妹梁冰玉，却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新女性，上过大学，向往纯真的爱情，也因爱情伤过心，经历的两段感情，使她畏惧，最后将自己的心交给姐夫韩子奇。

一面是极度保守，一面渴望冲破藩篱。这正是社会变革中，每个单位、每个社区、每个家庭中两种面目的真实写照。

市场经济大潮涌动，中国作家们似乎并不满足于前几十年的成绩，继续在改革和寻根的路上追寻。王朔《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大话社会变革前沿的生活与经历，《废都》《白鹿原》等“陕军东征”，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信念与理想融通。贾平凹《废都》，莫言《红高粱》，仍在坚持着寻根的使命。此时，稿费已不像过去那样丰厚，因此出现了作家“下海”现象，影视剧本，以及以严肃文学为底本，进行影视化改编的风气盛行，却不乏严肃文学的内蕴。文学，以另一种面貌延续改革与寻根的使命。

上世纪90年代末，河南作家二月河的康雍乾“帝王三部曲”，一改新中国成立以来姚雪垠奠定的古典小说写作范式，将祖孙三代三位帝王描写为充满气魄的改革家，借古人故事赞颂当今的改革斗士。有趣的是，其中两部都被改编为影视剧，而且多次播放，脍炙人口，至今不衰。其所寻之根，以及所歌颂的改革魄力，在历史的语境中得到完美融合。

《白鹿原》数次登上银屏，《走西口》《闯关东》，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寻根旅程。《亮剑》中的李云龙，《潜伏》中的余则成，俨然乔厂长的又一次化身。所寻之“根”，已拓展至广袤的中国历史中；而改革家的步伐也不限于工业，不限于上世纪70年代。所寻之根，值得被铭记，改革的魄力，值得被肯定。改革与寻根的两条主线，继续弹奏着政和安乐的治世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