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大变局中的社会现实与文学“使命”

经过40年的文学实践之后，人们再次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现实主义上。我们有理由期待，经过对不同艺术资源的整合熔铸之后，一种生动地表现出中国文学传统、适应现代审美要求、能够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资源、情感引领、审美范式的文学将会出现。

段崇轩：新时期以来的40年文学历史，与改革开放相伴相随。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参与社会变革，引领精神潮流，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期；而到90年代之后的多元化时期文学，虽然在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有诸多进步，但在整体上滑向了社会边缘，难以扣准时代脉搏，难以引导民众精神，自然也不能走进广大读者的心灵。社会现实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存在，它有主流、支流、暗流、逆流，一个时代的文学应把这种多元互动的形态真实而深刻地表现出来。但我们当下的文学，表现更多的是支流、暗流等。譬如日常的、世俗的琐碎生活，譬如情感的、内心的精神困境等等，所谓“小时代”“小人物”。而处于社会中心的那些重大事件、改革、实践等，我们却往往无力把握，难以表现；或者社会进程中的深层矛盾、人性道德中的重要变异，我们总是视而不见，或浅尝辄止。这不能不说是目前现实主义文学的严重匮乏。

文学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常识。但现在的文学一味追求娱乐功能，淡化审美功能，解构教育功能，就走向了一种歧途。其实在现代社会，更应该强调、凸显文学的启蒙、教育功能。这是文学所独有的，其他社会科学没有的，也是文学真正的价值所在。文学不应该变为装点太平的工具，也不应该变为供人娱乐的“游戏”；而应当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引擎，引领民族精神前行的火炬。这是它不能推卸的使命。现实主义文学在看取和表现社会、人生时，有两个方面格外重要。第一个是要努力表现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匈牙利哲学家、文论家卢卡契在20世纪前期提出“总体性”文学思想。他认为小说要反映现实、历史和世界的“总体性”，小说的内在结构与大千世界的深层构成是相似的、对应的，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总体性”文体。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支流、暗流等，都应当在文学中得到全面、恰当的体现。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现实，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混沌的状态，作家就是要努力辨清主流与支流、规律与方向，进而在文学中真实、有力地表现出来。第二个是要勇于揭示社会人生中的深层矛盾。文学要发现揭示矛盾，引导社会和人生，这是从鲁迅开始，几代现实主义作家的精神传统。但这种精神传统现在正在渐渐流失。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封建迷信、腐败问题等随处可见，它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我们的文学作品在这方面的表现还很薄弱、浮浅。在我们的精神领域里，奴性意识、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以及民粹主义、阿Q精神等愈演愈烈，它瓦解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和道德，侵蚀着人们的人性与灵魂，我们的文学作品在这方面的揭示还很稀少、软弱。现实主义文学开发的领域永远是广阔的。

杜学文：现在有一种情况，有一些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缺乏感应，甚而完全不知道不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是怎么回事，或者对中国的变革表现出回避的态度。他们的作品往往是自我满足的文字表达。这样的作品我们不能说它不是文学，但却不是目前我们期待的文学。我们期待着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表现，要表现出在这一独特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所发生的变化。对这一使命，目前来看我们的文学做得仍然不够。无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宏阔性、深广度还是生活其中的人物之典型性、个性化，都表现不够。这当然是需要我们的文学进一步努力的。但是，文学还不能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真实生动的表现，还应当为这个时代提供思想资源、精神引领与审美范式。文学不能被动地跟在生活之后进行表现，而是应该成为对生活具有敏锐感觉的先知先觉者，引领者与开拓者，对时代生活的发展方向、必然趋势有着敏锐的揭示与表现。

我们并不是说文学必须为社会提供解决问题的政治策略、经济方案、文化手段。尽管文学与这些内容难以绝对区分。我们强调的是文学应当在自己的描写中表现出特定历史文化时期人的源自民族文化又直面现实的价值选择与精神追求。这种选择与追求并不是单纯依靠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描写来表现的。甚至可能是通过对小人物、小事件的描写来表现的。关键是这种描写是不是表达出来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涵，是不是通过对人物、细节、语言等的描写来勾画出时代变迁的某种必然，并因此而激发出每一个读者推动这种变革的精神力量。这样的文艺，便如鲁迅所说的，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傅书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几千年来中国从不曾有过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青年作家对此未必有着清醒而自觉的认识。中西方历时性的演化形态、矛盾冲突等等，在新时代的中国是共时性地呈现着。而新时代的中国，亦已成为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位置的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文化大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与共识。在如此背景下走进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革，正实实在在地使当今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人生观念，无可逃避地发生着从未有过的深刻变化；不同利益群体、代际之间的人生形态及观念的裂变、冲突、革新，其规模、力度，也是空前未有过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历史质变期的时代尤其如此。犹如中国传统社会顶峰时代的盛唐出现了唐代诗歌，中国社会从农耕经济转向商业经济的宋代出现了宋词，西方人文复兴时代出现了莎士比亚，西方资本主义时代出现了巴尔扎克一样，在新时代的中国，也正呼唤着新的文学高峰的出现。

杨矗：今天的社会现实有哪些实质性的巨变？我认为大致可提炼出以下几条：1、现实高度“虚拟化”；2、生活极度“均质化”；3、人和现实的关系空前“疏离化”、“非真化”；4、人性历史性地“庸俗化”；5、文学前所未有地被“小场域化”；6、人们对文学需要的“杂文学化”。置身如此大变、如此新异、如此陌生的社会现实，人们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文学了？不是，应该说对文学的要求更高，希望文学还能像以往那样成为帮助人们更好认识和把握现实的“镜子”、“教科书”和“指路明灯”。具体而言可说有三大要求。一是希望文学能更近距离地切近现实，关注当下，聚焦社会热点问题，能为最广大的百姓代言，这便是近年来一些“非虚构文学”写作热起来的原因。二是希望文学对现实的覆盖面更大，介入性更强，或者说更欢迎“杂文学”或“跨体性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口径大、尺度宽、兼容性强，能够最大幅面地与已高度虚拟化的社会现实相对接，这也是西方后现代文学中“跨体类型”兴盛的原因，如卡尔维诺的“百科全书式”写作即是。三是希望文学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新哲学”，成为人们理解“神秘现实”除宗教以外更好的主流形式。原因在于，一方面“虚拟化世界”有神秘性，另一方面随着量子科学、宇宙学的发展，科学把世界本来的“神秘性”、深邃玄奇性更大尺度地推在了人们面前，人们想更好地认识它、把握它，可科学是有一说一，无法满足人们“超越性”、“想象性”的诠释欲望，而只有文学的方式更为洽适一些，这便是科幻文学引起关注的原因。而面对以上需求，今天更多的文学作品却基本是远离或完全缺席的，因而可以说文学的“多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自身造成的。

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在今天

段崇轩：现实主义是中国根深蒂固、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它依然存在、生生不息，但却发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变化。它分而化之，有的取法革命现实主义而成为主流文学，有的汲纳通俗文学而变为大众文学，有的坚守五四文学精神而成为精英文学。这最后一种文学我们常常称为严肃文学、纯文学，是更能代表中国文学艺术高度和发展路向的。但坚守这一创作思潮和方法的作家，他们手里的现实主义也是各有千秋的，融合了许多新的思想和艺术元素。譬如贾平凹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小说的写法，形成一种具有古典主义神韵的现实主义模式；譬如莫言借鉴了西方魔幻主义方法以及民间传说，构成了一种现代现实主义套路；譬如王安忆在经典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感悟探索，开拓出一条新经典小说途径；还有韩少功、苏童、毕飞宇等，他们都是兼容并蓄、独辟蹊径，成为立足文学长河中的优秀作家的。

傅书华：经典现实主义在新时代的中国之所以特别重要并应该成为文学主流，我觉得有这样两个原因。第一，社会结构与文学结构有着基本上的同一性、同构性，当西方社会因为资本经济的力量，导致社会结构从伦理及行政作为组织方式转化为基本上以经济作为组织方式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应运而生，这种西方曾经的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在新时代的中国，也成为了社会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内容，因之，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亦有着广阔的现实空间。第二，对资本经济破坏性的批判，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当今中国出现的贫富悬殊、权力腐败、全民性的价值动荡，也无不因资本经济的出现而发生，因之，批判现实主义在当今中国，有着强大的现实生命力。

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今中国，我觉得，还有三点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与研究。第一，如何看待经典现实主义文学与其他现实主义文学形态的融合，这种融合有可能生成新的与新时代更为吻合的文学形态。但我却更担心，由于中国其他形态现实主义传统力量的强大或新潮文学形态的诱人，在这种融合中，反而使原本在中国文学土壤上就十分贫乏的经典现实主义，难以健全。不是说要复制中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经典现实主义，而是要使其在新的时代，有着更高层次的提升。第二，经典现实主义的价值立足点，是站在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立场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一立场，对于中国青年作家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第三，感性与理性的倾斜，是经典现实主义作家创作中最为常见的现象，由此，有了恩格斯、列宁所论述的巴尔扎克现象、托尔斯泰现象，但当今中国作家，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鲜活的感性局囿于先验的理性框架之中，虽然这先验的理性框架所贴的标签或新潮或规范，五花八门，并不一致。

杨矗：当我们讨论文学的“现实主义”时首先就要注意区分“文学的现实性”和作为流派和风格类型的“现实主义”，同时还要注意区分“现实主义”的经典和非经典形态，因为其“非经典形态”，已不同程度地不纯粹了，即它已不光是“现实主义”的，可能同时还可以被看成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什么主义、风格的了，或是“现实主义”与其他什么“主义”的“混杂物”、“拼装性变体”。

杜学文：今天现实主义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审美自身发展变化的要求。中国新文学从上世纪初形成以来，已经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史。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在打破旧文学格局的同时建立新的文学审美范式。对旧文学的革命，我们依靠的思想与艺术资源主要是中国传统审美中属于民间审美的资源，以及在上世纪初即已大量传入中国的国外创作资源。但是，我们注意到在一个时期内，这些资源在形成新的文学审美范式方面还需要经过一个不断实践、纠正的过程。比如，强调语言的白话特色，民间语言自然是最具有活力的。而拓展形成新的文学样式，采用新的表现手法，外来创作思潮的影响更大。白话文与突破传统的表现手法的融合，成为新文学的样板。但是这其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新文学基本上是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中传播，还难以被更多的民众所接受。这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急需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随着中国命运的变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人物与典型是现实主义的核心要素

段崇轩：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多元化时期。有“高原”缺“高峰”，似乎成为对这一时期的一种评判和共识。个中原因自然十分复杂，但有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物形象和典型形象的淡化、沉陷。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大量鲜活、独特、感动读者的人物形象，暗示着文学出现了某种深层问题和危机。当下的社会和文学，已然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但在人物观念和人物形象塑造上，还存在诸多误区、困惑，严重制约，阻碍着人物和典型形象的创造。今天的文学要突破瓶颈、走出困局，就要深入地研究、探索文学和人物的关系、人物观念的变迁、怎样塑造新的人物和典型等诸多问题，重新建构人物理论，进而用理论引导创作的发展。

杨矗：“典型”在经典现实主义那里其本质规定是明确的，它应是指具有突出个性特征同时又能深刻反映一个时代的本质的“标准人物”、“样板人物”，或它既是单纯的又是丰富的，既是“一”又是“多”，或者说是一个“小宇宙性”的复杂又统一的“整体”。但受不同时代的“科学范型”的影响，它也必然具有不同的“历史规定”，比如在经典现实主义时代，它主要是指一种类似于原子、单子性的“实体性人物”，一般都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确定性，或曰“自主性”，即使如马恩所强调的“对环境的辩证关联”，而这种“复杂关联”也总是“确定的”、有章可循或可以“认识的”，因为它从始至终都受稳定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所制约，其“性格”即使是“发展的、变化的”，也仍然有明确的“逻辑链条”可以被“抽绎”出来。而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存在论”（其“存在”由不确定的网状境域构成）和“虚拟的互联网”时代，它就可能是一种“非实体化”的“网格纽结”；或是正在变化、构成着的具有偶然性的隐秘世界的某种代表性、症候性“符号”，如后现代文学中的“格里高尔”（卡夫卡《变形记》）、“布卢姆”（乔伊斯《尤利西斯》）等，但这些“人物”已不好再以“典型”名之了，尽管它也具有后现代的某种“典型性”，这是因为“典型概念”已被经典现实主义“占用”了，其特定的“语境色彩”和“认识论属性”又太过狭隘和强烈。这也许正是今天许多富有强烈“现实性”的文学在“人物塑造”时所面临的来自理论和观念方面的“困境”，即很难确定其笔下“人物”的“理论归属”，导致人物的“理论身份意识”比较模糊；同时也是不少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比较含糊、混乱的地方，严重者表现为：一意孤行地频频“错误套用”经典现实主义的“典型概念”于当下文学中“新的人物”而不自知。

傅书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马恩文论的经典论述之一，“每一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但如果我们从发展逻辑上考察，经典现实主义发生于将“个人”置于一切神圣价值尺度社会变革之上的以雨果《九三年》等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之后 ，那么，“每个人都是典型”，正体现了马恩对不同于其他“个人”的“这一个”“个人”的重视，而每一个“这一个”“个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个人”，其原因又是如恩格斯所说的是社会、历史“总的合力”作用下的结果，这社会、历史的诸多要素无法作理性的说明，所以，只能用抽象的“力”来概括。如是，每一个人都是不同于他人的“个人”，造成其命运的典型环境亦有别于其他“个人”的典型环境，之所以如此，又是用既定理念所无法加以说明的。如此，形成了马恩极为推崇“莎士比亚化”而非观念化的“席勒化”，这其中，则深隐着马恩对每一个“个人”都高度重视的博大的人道、人性情怀。将之与今天中国文坛相映照，我们会发现，建立于强大的“意象造型观”传统基础上的“观念性”的“席勒化”写作，在今日中国文坛，仍然如日中天，“莎士比亚化”则尚在遥远的“他处”。各种各样的“类型化”人物仍然层出不穷，“这一个”则既稀亦少。

杜学文：关于典型人物，我以为这是一个被长期忽视了的问题。甚至可以质疑，我们的文学是不是仍然具备塑造典型人物的能力？这样的话有点危言耸听，但如果我们梳理一下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还是很困难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理论引导不够，并不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一方面也反映出创作方面的问题——塑造典型人物的能力问题。

这种能力首先表现在作家的情怀与格局方面。就是说创作者认为什么样的人物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因而是应该具有代表性的。这种选择对作家来说是一种考验。当然事实上作家并不认为某一人物具有代表性，但实际上这一人物形象在与社会见面后却产生了广泛影响，人们发现他其实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的。这就是作家不自觉的选择与社会生活本质的一种暗合。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仍然期待作家能够自觉地发现生活中能够代表社会本质某一方面的典型人物，并把他塑造出来。

还有一个属于能力方面的问题是，能不能够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用典型生动的细节把这些特征表现出来。这就需要作家深入细致地观察、体验生活，发现人物原型身上具有的个性特征。但问题是在目前流行的创作中，人物多为“概念化”的符号，而不是鲜活生动的人物。很多人是从概念出发来写人物的，不是从性格出发写人物。这样的人物确实会苍白、干瘪、乏力，缺乏温度。

山西现实主义面临“变法”

段崇轩：在全国文学格局中，山西的现实主义文学既有其典型性，也有其特殊性。山西的当代文学，其实是从1942年革命解放区就开始了，赵树理和“西李马胡孙”以及他们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化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这条道路被视为共和国的文学“正道”。但新时期之后的40年中，这条道路并没有“顺流而下”，不断壮大，而是在继承其精神的基础上，发生了两次“变奏”。一次是七八十年代的“晋军崛起”作家，汲取五四启蒙思想和西方现代派文学方法，丰富和扩展了山西现实主义文学的“航道”。代表性的作家有柯云路、成一、李锐以及后来的吕新等。另一次是90年代之后，一批新锐作家努力融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为一体，表现当下的社会人生状态，把山西的现实主义文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这后一次文学变革中，涌现了一批出色的年轻作家，如葛水平、李骏虎、王保忠、杨遥、李燕蓉等，已成为全国的活跃作家。两次文学变革，都汲纳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艺术和方法。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冲突交融、互相激荡，才有了山西文学的波澜起伏、长足发展。但我们也要看到，山西文学现在进入了一个探寻期、平缓期。新锐作家功底不厚、创新不足，还没有达到前辈作家的思想和艺术高度。文学各文体得到了全面发展，但作为传统的小说优势滑向式微，削弱了山西在全国文坛的重要位置。山西文学面临着困难，也面临着“变法”。

杨矗：确实，山西曾经是“文学大省”，有过流派性的辉煌，也有过群体性的不菲佳绩，而且也是现实主义文学土壤比较肥厚的地方。但是，山西过去的“现实主义”并不严格合于经典现实主义的“规矩”，它曾经以不好不坏的、最具大多数意义的“中间人物”塑造见长，尤其是在“环境描写方面”比较“残缺”。后起“文学晋军”，却另有“文学家数”，除早期的李向南、孙旺泉等还依稀可见传统“典型人物”的“形貌”外，后来的更多的“人物形象”更是难以再用“典型人物”统而名之，其中，偏于“象征化”者有，如李锐的小说人物；偏于“碎片化”者有，如吕新的小说人物，即使如成一笔下的晋商人物，其性格之生动、复杂都足称见棱见角，但却难称是那个时代的“人格性化身”，同以往的“典型”仍难完全合辙。

山西文学比较薄弱的地方仍在它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补课任务的未完成”上，这应是制约它的“现实主义变法”的最大瓶颈。而我认为，一是文学的“非虚构化”，二是文学的“杂文学化”或“跨体化”，三是文学人物的“网状关联性塑造”，或曰“非实体化”追求，同时适当兼容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些“可用遗产”，正是“后现代现实性文学”应着力追求的目标。我们早该清醒的是：“现实主义”无论如何已是一种历史性的称谓，它要“重生”，必得先“脱胎换骨”，而永远不变的是其内在蕴含的文学的“现实性”、“现实精神”或曰“现实关切”、“现实担当”。

傅书华：“变法”是必需的，关键是如何变法。我提出三点供参考。第一，要打破文学创作的封闭格局，从中国思想界汲取新鲜的营养。山西60岁以上的作家，如寓真、周宗奇、陈为人、张石山、毕星星、赵瑜正因此而成功地进行了“晚年变法”，并因此使自身的非虚构写作获得丰硕的成果，成为国内文坛的一支劲旅。但除了鲁顺民、聂还贵等极少数人，山西的中青年作家对此似乎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第二，熟悉新的经济形态所造成的社会病态生活并对之给予批判。山西众多高层权力者的腐败、煤老板等经济暴发户的恶行、底层小人物的病态人生等等，在国内颇具典型性；周朴园这样的“好人”、陈白露这样的女性，觉新这样的牺牲者，在山西的今天，也时时可见，但所有这些，却鲜见于山西小说家笔下，更谈不到“这一个”。第三，立足于个体感性生命以观照、批判社会现实。山西多位女性作家以此为黄土地的山西增添了鲜活的绿色，如葛水平、小岸、陈年等的小说，并给了山西的小说创作以新的可能。

杜学文：直至今天，我们对赵树理及山药蛋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贡献仍然研究不够，认识不够。甚至从某种意义讲，我们只是强调或讨论了他们表面的一些东西，而蕴含在这些表面现象之后的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东西却涉及较少。因而，简单地说继承与改变都有些唐突。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又不能回避。所以我认为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

我们需要继承或者强化的，一是赵树理等人的家国情怀，使命感，他们对社会底层民众的情感认同及其自觉性。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作家很少有能与之比肩的。二是他们观察社会人生的价值尺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在赵树理这一代作家中才开始出现了觉醒了的中国普通民众。这些泥里水里刨食的农民开始有了自觉意识，开始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统一起来。而中国人的觉醒又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宏大的事业。这是历史的事实。三是赵树理等人从事创作的纯粹性。就是他们创作就是创作，不是为了成名，不是为了获取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确立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更不是为了获奖。如果说有目的的话，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能够帮助工作，改造现实。这一点在当下的文学界尤其应该大力倡导。四是赵树理等人的创作手法。比如他们是能够三言两语就把一个人写活的作家，是能够设计出引人入胜的叙述模式的作家。他们也很少直奔主题，总是在自己的叙述中透露出对社会文化的稔熟，强调生动的叙述与描写。他们对中国民间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使现代汉语保持了鲜活的表现力、生命力。

在经过40年的文学实践之后，人们再次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现实主义上。我们有理由期待，经过对不同艺术资源的整合熔铸之后，一种生动地表现出中国文学传统、适应现代审美要求、能够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资源、情感引领、审美范式的文学将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