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已有的中国内地学者所撰写的“香港文学史”，无一例外都是香港“新文学史”，这些“香港文学史”沿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旧文学对立的框架，却没有注意到香港的特殊性。

“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既有可能互相对抗，也有协成互补的机会。如果简单借用“新文学”观点，就很难把‘香港文学’的状况表达清楚。

作为一门学科的香港文学史的建立，首先应该加强对于一手报刊史料的研究。

内地学界对于香港本地的香港文学研究情况，一直不甚了了。内地出版的一本“学术研究指南”《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在指导人们研究香港文学的时候，不无眼光地指出：“讲香港文学研究，应包括香港本土对它的研究。”强调香港文学研究应该包括香港本身，虽然是常识，然而是正确的看法。不过接下来，该书又言之凿凿地说：香港文学研究“始于1979年。在此之前，香港本土学人，注意它的甚少，当然谈不上研究”。也就是说，该书认为，香港文学研究是1979从内地开始的。这种看法，在内地是有代表性的。其实香港本地的一些学者对此也未必清楚。1979年创刊的《八方》，第一期就在讨论“香港有没有文学”，这无疑支持了内地学者的上述看法，没有文学，何来研究？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文学研究就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几年前，我在港大孔安道图书馆，偶然发现一大本油印讲义资料，这才了解早在70年代中期港大就对香港文学有过详细的讲授。那是在1975年7-8月暑期，香港大学学生会和文社在港大开设了“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课程轮流讲授，并且编写讲义，剪贴报刊，举行师生座谈。第一讲由黄俊东主讲，题为“三四十年代香港文坛的回想”，这一讲由西文和中文的香港史背景一直讲到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学，报刊方面涉及到《生活日报》《大风》《大公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文艺阵地》《野草》乃至于沦陷时期由叶灵凤编辑的《新东亚》杂志等。第二讲由戴天主讲，题为“五十年代香港文艺的发展情况”，介绍的报刊有《人人文学》《海澜》《文艺新潮》，还提到《文坛》《文学世界》《文艺新地》《蕉风》等。第三讲题为“六十年代文学发展之一”，该讲主要介绍了左翼文学，介绍《文艺伴侣》《海光世纪》《海洋文艺》《文艺世纪》等报刊。第四讲题为“六十年代文学发展之二”，讲者是蔡炎培、许定铭和吴萱仁，介绍了《新思潮》《好望角》《浅水湾》新刊物，以及创建社和文社的活动。第五讲由罗卡主讲“《中国学生周报》的回顾”。第六讲题为“六十年代香港文坛概况的分析”，主讲人是胡菊人，侧重讲了香港与台湾、与欧美及与内地的互动关系。第七讲题为“香港70～75年文坛概况”，由也斯主讲，讨论介绍了《盘古》《七十年代月刊》《海洋文艺》《南北极》等刊物。这次系列讲座的主讲者都是知名作家、学者和编辑，由他们来梳理香港文学脉络无疑具有亲和感。当然，由于各讲分离，在系统性方面显得还不够，在史料上也有参差的地方。此次讲座的最大特点，是从报刊的线索介绍香港各阶段的文学，就对于报刊的掌握程度而言，它们可以说超过了内地迄今为止所有的香港文学史。

三个月以后，1975年10月，也斯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选修部又开设“二十年来香港文学”课程，“该课程评价香港二十年来的作家作品，由50年代的力匡、齐恒、余怀、马朗、刘以鬯、利瓦伊陵、杨际光、萧铜、何达……直至70年代的新作者，目的在整理、发掘及讨论香港本地的文学”。也斯是学者兼作家，对于香港文学有相当研究，相信此次讨论可以弥补港大“学习班”所缺乏的系统性。

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早在1955年，李文就在亚洲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中国自由文艺》，其中第二章系统论述了50年代的香港作家东方既白、赵滋蕃、易文、张爱玲、沙千梦、徐速、黄思聘、徐訏等人。1961年，罗香林在中国学社出版了《香港与中国文化之交流》一书，其中第六章题目为“中国文学在香港之演进及其影响”。不过，无论自由主义还是中国文化，其涉及对象主要都是南来香港的内地作家。

香港文学的主体，是伴随着香港本土年轻一代的成长而出现的。1959年7月17—18日（365—366期）的《中国学生周报》就连载了两期署名“残樵”的文章《香港是文艺沙漠吗》。60年代中期以后，以吴平接替盛紫娟主持《中国学生周报》文艺版为标志，香港本地作家的创作开始繁盛。1971年11月5日，《中国学生周报》第1007期发表《甚么样的文化？》，全文刊载“崇基学院创校二十周年‘香港文化座谈会’”的内容。1972年9月1日，《中国学生周报》举行“香港文学问题讨论”专栏，共计发表了8篇文章，作者包括洪清田、漫健骝、古苍梧、黄俊东和也斯等人。

在港大“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和香港中文大学“二十年来香港文学”课程后，1976年1月23日，《大拇指》第14期刊出了一个香港文学研究专辑，专辑包括6篇评论香港文学的论文，其中包括：梁国颐的《从〈蚀〉看利瓦伊陵的小说技艺》、莫美芳的《寻觅与缅怀——谈新人小说中的三篇小说》、少如的《由绿骑士说起》、伟的《文学、历史》、卢尔德仪的《康同与吴汉魂——试谈王敬羲的一篇小说》、何福仁的《评介三首诗——梁秉钧的〈茶〉》、李国威的《昙花》、康夫的《爱情故事》〉。评论对象涉及利瓦伊陵、林琵琶、昆南、亦舒、绿骑士、刘以鬯、王敬羲、梁秉钧、李国威和康夫，论述的范围相当广泛。

1978年的素叶出版社和1980年的《素叶文学》，是香港文学的高峰。它既出版了多种香港文学经典作品，如西西的《我城》《哨鹿》《春望》、也斯的《剪纸》、马博良的《焚琴的浪子》、吴煦斌的小说集《牛》、戴天的《渡渡这种鸟》、古苍梧的诗集《铜莲》、钟玲玲的《我的灿烂》、何福仁的诗集《龙的访问》、淮远的散文集《鹦鹉千秋》、康夫的诗集《基督的颂歌》等，也出版了多种文学评论作品，如郑树森的《奥菲尔斯的变奏》《艺文缀语》、董桥的《在马克思的胡须中和胡须外》、何福仁与西西的对话集《时间的话题》等。《素叶文学》除发表作品外，也刊登香港文学评论。值得一提的是，也斯在《素叶文学》第5期上发表了《从缅怀的声音里逐渐响现了现代的声音——试谈马朗早期诗作》一文，文中，也斯经由阅读《文艺新潮》《好望角》等报刊，将马朗、利瓦伊陵、昆南、叶维廉、戴天、李英豪等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与当下沟通起来。从这篇论文的精湛，大致可以推断也斯几年前开设的“二十年来香港文学”课程的水平。《素叶文学》第2期最后刊登了中大文社编的“主要文艺杂志年表初编”，这个年表刊载了自1938—1981年香港文学的期刊名称。尽管这个目录并不完整，特别是1949年前的刊物较少，然而它应该是最早的对于香港文艺杂志的目录整理，也是香港文学史奠定的标志。

中国内地对于香港文学的关注，最早在1979年，在时间上恰恰接续了香港文学的高峰。但出人意料的是，内地学界却错过了“素叶”，而把关注点主要放在了香港左翼作家身上。

在评论方式上，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也是与香港左翼相配合的。1980年内地出版的第一本《香港小说选》，后记中有一段非常简要的评价，“这里收入了30位香港作家的48篇作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的形形色色的描写，反映了摩天高楼大厦背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酸和痛苦；同时，揭露和鞭笞了香港上层社会那些权贵们的虚伪和丑恶。这些作品题材新颖、情节生动，另开生面，独具一格，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这一段思想和艺术点评，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模式。

卢玮銮认为，由于史料缺乏，香港文学暂时不宜写史，她甚至提出：“由于香港文学这门研究仍十分稚嫩，既无充足的第一手材料，甚至连一个较完整的年表或大事记都还没有，就急于编写《香港文学史》，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内地第一部《香港文学史》是1990年出版的谢常青的《香港新文学简史》，该书只写到1949年之前，显然就是一部香港左翼文学史。其后又陆续出现了潘亚暾主编的《台港文学导论》（1990）、潘亚暾汪义生合著的《香港文学概论》（1993）、王剑丛《香港文学史》（1995）、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1998）、袁良骏《香港小说史》（1999）。这些文学史著作，应该说越来越完善，不过来自香港学者的从写作方法和史料角度的批评却至今不断。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是与“九七”回归相配合的，因此香港文学史的撰写出版在“九七”前后达到高潮。其后随着香港回归，学界对香港文学兴趣逐渐下降，不但著作很少，研究论文也年年下降。

《小说香港》一书面世于2003年，离香港回归已经过去6年，这个时候回顾香港文学史的研究，会更加清醒一些。笔者希望从理论与方法的角度，对历史书写本身进行思考和反省。内地的香港文学史撰写为什么会出现同一种模式？内地与香港对于香港文学史的叙述为何不同？香港本地人的叙述是否就能代表“历史真相”？英国殖民主义是否也是一种话语讲述？《小说香港》的上半部分为“历史想象”，主要分析香港不同类型历史书写方式，观察香港的文化身份的流动。下半部分“本土经验”，则希望摆脱批判现实主义的模式，思考作为一种新的主体的当代香港文学的发展动力，那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香港的城市化过程。如果说乡土文学、现代主义是对都市化的抵触，那么新派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通俗文学则本身就是商业化的产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都市性及其反省其实是香港文学的命脉所在。

1997年算得上是一个分水岭，此前的香港文学研究以内地为代表，而在其后，香港学界开始发力，这其中最具贡献的是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主编的一系列“数据选”、“作品选”和“年表”，其中包括《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1998）、《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1998）、《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1945～1949）》（1999）、《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与南来文人作品选（1945～1949）》（1999）、《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2000）等。卢玮銮等人还大量整理了香港文学报刊，促成了“香港文学数据库”，使得大量的香港文学报刊原文及目录面世。这些基础工作，无疑是研究香港文学史的必要准备。近来引人瞩目的则是陈国球主编的12卷《香港文学大系》，这套“大系”的出现，标志着香港文学经典结构的建立。

《小说香港》完成后，有人劝我不必再研究香港文学了。我对香港文学却不能释怀，觉得现在正是研究香港文学的好时机。

让我高兴的是，香港学者的研究与我的研究出现了遥相呼应。在《小说香港》中，我曾指出：已有的中国内地学者所撰写的“香港文学史”，无一例外都是香港“新文学史”，这些“香港文学史”沿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旧文学对立的框架，却没有注意到香港的特殊性，“在内地，旧文化象征着千年来封建保守势力，而在香港它却是抗拒殖民文化教化的母土文化的象征，具有民族认同的积极作用。在大陆，白话新文学是针对具有千年传统的强大的旧文学的革命，在香港旧文学的力量本来就微乎其微，何来革命？如果说，在大陆文言白话之争乃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那么同为中国文化的文言白话在香港乃是同盟的关系，这里的文化对立是英文与中文。”可惜，这种质疑一直并无反响。最近在《香港文学大系》中，我却看到了精彩的说法。陈国球在“大系·总序”中专辟一节，标题是：香港文学大系是“文学大系”而非“新文学大系”。他解释说：“‘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既有可能互相对抗，也有协成互补的机会……如果简单借用在中国内地也不无疑问的独尊‘新文学’观点，就很难把‘香港文学’的状况表达清楚。”负责编辑“大系·旧体文学卷”的学者程中山断言：从1843年至1949年，中国传统文学是“百年香港文学的主流”，已有的香港文学史仅仅书写新文学，是荒谬的，“近三十多年来，香港文学主流研究者，对百年香港旧体文学大多视而不见，或更排斥诋毁，制造一部部以偏概全的《香港文学史》，至为可惜”。

在研究方向上，我与卢玮銮、陈国球等人的看法也相近，即不着急撰写香港文学史，而首先应该加强对于一手报刊史料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香港文学史的建立，当然应该从报刊入手，可惜的是，内地学者一直没有这样的条件，而香港学者从事香港文学研究的也不多，重视报刊整理的学者更少。近年以来，我主要从事香港报刊文学史的研究，一旦实际进入一手报刊，我立刻发现文学史种种说法都变得似是而非起来。下面仅以香港早期文学的问题略加举例说明。

在1995年第1期《今天》的“香港文化专辑”上，刘以鬯先生发表了《香港文学的起点》一文，提出香港文学的起点应该追溯到1874年《循环日报》的创建。这一说法的根据，来自于忻平的《王韬评传》中的一段有关王韬在创建《循环日报》时增设副刊的话。我找到忻平的《王韬评传》，发现忻平本人并未见过《循环日报》，他的有关说法，引自于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再查阅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找到所引段落，才发现出了问题。

戈公振的原文是：“光绪三十年，增加篇幅，分为庄谐二部，附以歌谣曲本，字句加圈点，阅者一目了然。”忻平居然漏掉了“光绪三十年”这个时间点，也就是说，戈公振所说的《循环日报》创立副刊是在1904年。王韬在1884年就离开香港，1897年就去世了。这就是说，忻平所谓王韬创办副刊的说法，完全就是一个史料错漏。笔者在大英图书馆查阅数据的时候，曾经专门看过《循环日报》胶片，可以佐证。刘以鬯的这一观点现在被文学史广泛采用，需要纠正过来。

1928年8月创刊的《伴侣》，被认为是“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笔者通过多地查找《伴侣》原刊，才发现侣伦的诸多被文学史沿袭的说法也很有问题。侣伦说，《伴侣》是香港的第一本“新文艺杂志”，“纯文艺性质的杂志”，“侧重刊登创作小说，其次是翻译小说，此外还有杂文、闲话、山歌、国内文化消息等项目”。事实上，《伴侣》英文名为Illustrated Family Magazine，是一个标准家庭生活类刊物，主要刊登生活类杂文，文学很少，直到第7期开始才变成以文学为主要内容，可惜时间不长就没了。《伴侣》也并非由什么文人团体主办，据第1期封底，《伴侣》系由中华广告公司主办，地点在香港大道中六号四楼。

1924年8月面世的《小说星期刊》，一向被我们视为香港的鸳鸯蝴蝶派刊物而加以批判，事实上这是一个综合性刊物，有通俗小说、古典诗文、白话文学、地方剧趣等多种栏目。仅以白话小说而言，《小说星期刊》刊载的白话小说就有短篇小说60篇，中篇小说4篇，长篇小说两篇。再看，《伴侣》共计发表短篇小说14篇，长篇小说两篇，翻译小说5篇。从数量上看，《小说星期刊》发表的白话小说数倍于《伴侣》，并且，《小说星期刊》还发表了香港最早的“小小说”和新诗。

如此看来，香港早期文学的基本框架，显然还需要我们重新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