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土化”这个概念是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前提决定了我们强调文学的本土化，就不仅是为了“坚守”本土，对本土进行封闭式的定位，更是力图在本土与非本土的交融互动中进行开放式讨论。近年来，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曾几何时，“先锋小说”、“身体写作”等文学形态跨越重洋，带来了创作上的繁荣景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命题也一度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但随着本土与非本土交流、碰撞、融合的不断深入，我们愈发意识到两者很难截然分开。这种跨文化“影响的焦虑”不仅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一度被忽略的文学本土化，同时也加剧了文学本土化实践的难度。如何应对全球化语境下复杂的“本土化”挑战，将之转换为中国文学发展道路上的新机遇，这是当下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今天为什么谈文学本土化

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的本土化，本来就是应有之义，中国也是如此。但为何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呢？随着跨文化交流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语境，中国本土文学遭到了全球化文学浪潮的严峻挑战，构建文学本土化的本土价值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诉求。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大陆的跨文化研究愈发引人注目，海外汉学的研究思路、理念、方法给大陆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是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人提出是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对于这个说法，我们不能简单认同，唐弢在大陆“发现”不了张爱玲，反而是夏志清在美国“发现”了张爱玲，难道历史是这样不合常理吗？实际上，张爱玲的《金锁记》一出现，傅雷就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说小说是作者“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上个世纪40年代，唐弢和张爱玲同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谁还不知道谁呢？唐弢认为张爱玲、钱锺书等人“不是海外什么人的发现”。唐弢没有把张爱玲写入文学史，必然有自己政治、社会、文学等各方面的考量。脱离历史语境去看问题，也就无法回到我们的文学现场，理清我们的文学脉络，也就会提出像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那样的观点。但是无论如何，唐弢等人没有将张爱玲写进文学史，这毕竟是一种局限，不仅是历史的局限，也是包括唐弢在内的文学史家的局限。唐弢曾对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做出过反思，“我们的文学史没有论述甚至提及这些作家，尽管有种种不同原因，却还是很大的疏漏和错误”。唐弢和夏志清两人分属的本土、非本土的立场与语境截然不同，但是二者的差异性正说明了一个事实：本土“化”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这其中必然会经历本土与非本土对立、碰撞、融合的阵痛。而中国文学正是在这种阵痛中，不断弥补疏漏与错误，修正与更新本土文学的内涵与边界。

早在上个世纪，面对非本土文学的进入，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无论郁达夫受到外国文学影响有多深，《沉沦》之所以能够激起中国读者的共鸣，正是因为郁达夫笔下主人公的思想根系扎根于中国这片土壤，浸淫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与修养。郁达夫笔下的中国底色与异域风情相交融，最终成就了独具一格的郁氏小说风格。本土“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学与非本土文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本土文学不断发现、整合、提炼自我特质，在他者的参照下进行文学内部的构建与重塑,最终丰富我们的本土文学风格，提高本土文学品质，促进人类精神层面的深层次沟通与理解。

何为文学的本土体验

从文学的传播来看，经典文学作品的影响是可以穿越时空的，是超越一时一地的。但是从文学创作的层面来看，文学创作又是一个高度个性化的过程，有人说莫言借鉴了马尔克斯。没有马尔克斯，莫言就没有自己的文学资源吗？莫言说过：“我如果无法深入进只能供我生长的土壤，我的根就无法发达、蓬松。如果继续迷恋长翅膀老头、坐床单升天之类细节，我就死了。”没有马尔克斯，莫言也能写出属于他自己的作品，来自于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无法照搬到中国的土地上。同时莫言还说过，“我们无法去步马尔克斯的后尘，但向老祖父蒲松龄学点什么却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莫言从本土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书写出了这片苦难中国土地上孕育的乡野传奇与史诗。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浸染了属于自己的本土体验，本土的历史、文化、生活体验永远是文学作品的生命之源。在本土土壤上天然而自由地生长出来的莫言小说，并不是出自于对马尔克斯刻意的模仿，东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不期而遇，共同构筑了世界文学中充满魅力的魔幻风景。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很难想象没有马尔克斯的影响，莫言能否将红高粱里的乡野传奇化作整个民族的史诗，能否将高密儿女蓬勃的生命力与人性深处的“酒神”精神相勾连。没有马尔克斯等人的影响，莫言很难成为世界的莫言，可能只会是中国的莫言。

优秀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层面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大家可以共同欣赏的基础。但是，在文学全球化交流不断深入的今天，本土体验中的文化隔阂也无法消除。中国文学在国外始终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根据《中华读书报》对中国文学在美国图书市场2008至2010年销售情况的分析，美国出版翻译的中文作品共29种，其中来自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仅19种。但这仅仅是中国文学的问题吗？西方的话剧、芭蕾在中国至今都很艰难。同样是话剧，中国人艺版的《洋麻将》与外国的版本相差很远，北京人艺演员的基本功、技巧都不错，但是始终无法达到别人的高度。同样的，外国人怎么模仿都无法演好京剧，无法掌握京剧的精髓。当年梅兰芳远赴美国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真的是因为他们懂得发生在古老中国土地上的传奇故事吗，他们真的可以领会京剧中所蕴含的传统美学神韵吗？沈从文认为梅兰芳在美国能够受欢迎，主要是因其身上所代表的“东方趣味”迎合了美国人对于中国风的想象。美国人诧异的是梅兰芳“美得如同一个中国古代花瓶或毛毯”。所以说，每个人都在从自己的本土出发，理解非本土化的文化。但是不同国家的文学互相交流和借鉴，并不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本土性。曹禺话剧充满了浓厚的西方现代戏剧元素，郭沫若诗歌中跳跃着他不羁与自由的浪漫精神，张爱玲小说对人物心理入木三分的纯熟刻画，都扩展了文学的表现尺度，但我们能说这不是中国本土的作品吗？只要作品的文学底蕴与精神属于本土，无论采用何种表现手法与技巧，都立足于本土，终究要回到本土的立场上解读。

文学本土化的实践困境

文学本土化是一种具体的实践，建立在创作者的日常生活体验之上，而这种生活体验必然打上了深刻的本土文化烙印。但是，一旦从本土出发，文学最终所达到的高度就绝不限于本土。鲁迅的《阿Q正传》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这个农民身上浓缩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国民劣根性，可以说是最本土的体验了，但是鲁迅对人性弱点鞭辟入里的分析，触及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完全可以放在世界文学的层面去讨论。如果我们不把本土化与非本土化作为一种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而是着眼于文学本土化的实践历程：“坚守”本土，“超越”本土以及“对接”世界。我们思考的路径就会大大扩宽。

首先，如何“坚守”本土。20世纪80年代，以韩少功、阿城为代表的作家、评论家将目光转向本土的民族美学，投身于寻根本土文学传统的浪潮。但是寻根文学“寻根”传统并不是将传统奉为圭臬，而是在传统文化的观照下发出了现代人的精神拷问，书写的是现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追寻的是个人与民族的宿命与未来。“坚守”本土并不意味着要回到一个僵化的、不变的本土，而是敏感地关注到本土性的鲜活与发展，并且将这种鲜活和发展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物上，落实到具体的生活场景、文学意象和文学情感中。

其次，如何“超越”本土。新时期的先锋小说曾自觉地追求对本土的“超越”，力图借助西方的叙事方法革新中国文学。如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书写了一个少年成长时期的朦胧爱恋，其中渗入了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心理分析。作家在叙事方面的探索显示了文学形式上的“超越”，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小说主人公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黑孩”、“菊子”，写的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超越本土，绝不能把文学的外在形式作为超越的尺度。而要从文学的内在切入，深入本土的传统积淀、人格构成，文化心理，挖掘根植于本土精神的故事内核与深层底蕴。

最后，如何“对接”世界。如果失去了全球性的参照，地域性自身的价值也就无从谈起，尤其是新世纪之交以来，网络媒体的发达，信息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本土性已经越来越在全球性的观照之下呈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们各自不同的东西，更要看到它们相互依存的关系，它们在依存中发展，在发展中显示各自的特色。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孔子学院，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都能看到孔子的雕像，那么我们的文化交流就卓有成效了吗？问题就在于，这种文化交流很多时候都是浅层的、表面化的。与世界对接，绝不是和世界文学的表象对接，而是要达到深层次的共鸣与交融。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一个三省交界的边陲小镇，在全球的版图上只是渺小的一隅。而就是在这小小的天地中，沈从文书写了他对原始生命力的迷恋，寄托了他田园牧歌式的幻梦，诠释了人性中永恒的美丽与哀愁。优秀的本土作品超越时空，反映着人类某些共通的人性。

总的来说，浸润着本土体验、运用本土的视角、立足于本土传统的文学作品，才是中国本土精神的体现，这也是中国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底气。而能把本土体验作为创作根源与本色的作品，也必然沟通了世界文学的脉络，与永恒的人性与命运血肉相连。也惟有如此，中国文学才能保持自我独立性，精准地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带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走向世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