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马里奥·加尔巴斯·略萨在他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的末尾谈到了他对文学批评的意见，他先是肯定了文学评论“可以成为深入了解作家内心世界和创作方法的极为有用的向导”，但笔锋随即一转，又说“无论什么成功的小说还是诗歌总会有某个因素或者领域是理性批评分析无法捕捉到的”，因为写作除了批评依赖的理性和智慧之外，还有“以决定性的方式参加进来的直觉、敏感、猜测、甚至偶然性，它们总会躲开文学评论研究最严密的网眼”。略萨的这个看法大概道出了不少作家面对批评时的隐秘心声。这里所隐含的最有意味也最值得追问的地方，并不在于创作者的自矜和对于批评的不信态度，而是批评被从创作的序列里排除好像成了一个自明的事情：因为批评不是创作，所以也就不需要“直觉、敏感、猜测、偶然”这些智性之外的要素。

真是这样吗？

我想，倘若王迅看到这句话一定是不赞成的，事实上，可以在他的批评文字中找到一段现成的针对性的回答，在论麦家小说的专著《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中，他说：“我以为，如果批评主体自觉充当真正独立的精神个体，并把批评活动置于互动多向的审美运动中，对作者及其文本不仅给以理性观照，而且辅之以深层的‘精神交流’，批评家或许能洞见另一番天地。”可见，批评对于王迅而言，绝非一份依附创作的寄生的营生，他从对作品的细读入手，让批评自身获得了一种生长，照拂被批评的对象，并可以使“自我显身”；面对要解析的作品，他总是像李健吾说的那样“倾全灵魂以赴之”。也因此，他那些观察深透、思绪清朗的文字既有着扎实的学院训练后应有的理论密度，又映现着自己细腻纤敏的心灵世界，彰显出他别致的审美颖悟力。从事批评活动的十余年来，他不但迅速成长为广西文学界青年批评家的领军人物，在全国范围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其对近年中篇小说创作全局性的概览和评述，成为业内人士观照年度创作的重要参考，而他对残雪、麦家和东西等几位小说家的专论也获得了批评界较高的赞誉。

那么，王迅到底是如何在批评实践中贯彻其将思辨的智性和精神的交流熔于一炉的批评观念的呢？我想具体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讨论：其一，为文学史证言的自觉；其二，重建批评家“立法者”的身份意识。

一

前文已论，《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是王迅讨论麦家的专著，这本书的副题就是“麦家小说论”，但是翻看这本书便发现，与一般的作家论不同的地方在于，王迅几乎在每一章都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探讨新世纪重要的文学思潮和现象，并对相关联的新时期文学的很多话题作了回应。换言之，他没有因为讨论麦家就将其独标一格，一味做新批评式的条分缕析，而是始终将其纳入一个复合性的文学场域中，来发掘和呈现麦家的写作对新世纪文学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虽然，他在书中说：“对麦家及其小说的文学史定位，目前仍不甚明朗。”但他所做的工作，正是尝试在文学史上给出定位。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他所钟爱的俄国批评家德·斯·米尔斯基的私淑弟子，赋史的意愿很强烈。王迅认为，相比于批评的失语，更可怕的是“批评立场的错位与批评观念的抱残守缺”，因为后者会让很多探索性的文本长期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就像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这些现代文学史上曾经的缺席者的遭际。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在使用学界既有的概念和范畴时格外小心，以免对麦家异质性很强的文本削足适履，而更多的是细心甄别其小说里的“创造性因素”，将其视为新世纪小说文体变革的“重要推力”，并在一个相对纵深的脉络里给予考察、定位。

坦白说，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王迅书中关于麦家创作的结论，但是我认同他推导阐释的逻辑流程，也很认可他在文学史的谱系中去衡量评判异质性作家和文本的视野。事实上，在韦勒克和沃伦合作的《文学理论》中早就有过必要的提醒：不包含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文学批评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批评家倘若满足于无视所有文学史上的关系，便会常常发生判断的错误”。这是非常重要的批评准则，却恰恰被很多新锐的批评家忽略。而王迅始终坚持“论从史出”的批评伦理，他的每一具体论述展开前，几乎都会有一个语境还原或对论题作线索考察的环节。比如，在《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的第一章中，他先对新文学从雅俗对立、分流再到互渗合一的趋势作了一番梳理，以此作为考察麦家小说借重悬疑和侦探这样俗文学叙事外壳的前提；又如，第三章《叙事诗学分析》中，他在讨论麦家小说的叙事结构和策略问题时，对先锋、虚构等相关关键词构造的“观念秩序”做了必要的辨析，把他人评价“麦家的写作深受先锋文学思潮的影响”这样过于含混又大而化之的说法逐一落在实处，体现出论者扎实的实证工夫。

在麦家和残雪的研究之外，王迅近年倾力于对当下各种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的追踪，在我看来，这其实也隐含着他为将来新世纪文学史的书写来提供证言的自觉。在现当代学科中，素来有“做现代文学的瞧不起做当代文学的，做当代文学的瞧不起做台港文学的，做台港文学瞧不起做网络文学的”这样鄙视链的调侃说法，戏谑归戏谑，但其中未必不体现国人“隔代论史”的思维定势，当下文学因其“正在进行时”的性质，似乎只宜作评，而不能入史，其审美经验的典范意义要有待后来人筛选整理。但不要忘了，在经典的诠释中，同代人的见证视角同样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就是佛克马和易布思所谓的“批评干预”，“经典包括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固然不乏像陶潜这样时人评价与后人评价相差甚远的例子，但即便如此，钟嵘的《诗品》等还是为后来人考察陶潜的接受史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照。又比如，1935年青年出版家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如果没有赵家璧的发动，没有鲁迅、胡适、茅盾、朱自清诸人的参与，我们今天也就没有机缘看到这套为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留下重要时代见证的书系，而它同时也成为我们观照早期新文学经典的重要依赖。王迅不辞辛苦地写作年度中篇创作综述也当作如是观，这并不是拔高，他的筛选尺度、论述角度和“叩问气度”显现了其观照新世纪中篇小说潜在经典性的认知动机，与各种各样的选本一样，为其参与和见证的文学时代提供了典律构建的“初级样本”。我想，一定会有后来人感念王迅这种披沙拣金的阅读，感念他的洞察和评述。

二

从代际上看，王迅属于70后批评家，他工作后又考研考博师从浙江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吴秀明先生，所以他的批评整体还是学院派批评的路子。我们知道，学院批评的兴起与上个世纪90年代文学秩序和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它是对1980年代张扬主体精神的批评立场和“信口开河”式的印象批评风格的反拨，其价值和局限都在这个反拨的背景中隐含着。批评的学理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批判意识的衰减，批评家的身份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对于公共话题的介入态度大幅回调，对于思潮性的文学现象宏观把握和微观切入的能力也在弱化，像1980年代的批评与“重写文学史”、先锋文学、寻根文学还有人文主义精神大讨论之间那种紧密的呼应和支援关系已不复可见。再者，理论解析或者考据成癖导致批评者审美感受的钝化，批评的个性和悟性都因而受损。对学院批评这些内部的问题，王迅是有深刻自觉的，在一个访谈中，他犀利地指出了学院批评的弊端“就在于逻辑大于形象，理性压制感性，思想遮蔽性灵，一句话，就是只有僵硬的文本解析，而批评家自身的主体形象处于缺席状态”。而他规避这种刻板批评的方式就是重建批评家“立法者”的身份意识。

王迅有一篇写于2015年的短文《知识分子:亟待强化的批评视野》，这篇文章我以为可以作为其批评观的一个总纲，在文中，他如是写道：“ 在这里,‘知识分子’的概念当然不是就知识之有无或多寡而言的，而是指向一种批判立场，一种对垒姿态，一种人文情怀,抑或如萨义德在评价罗素时所说的‘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在批评视阈中，这个概念可纳入观照作家与批评家表现的双重视角。”而纵观他的批评，我们会发现他格外强调“大胸襟大视野大格局”，强调独立、公正和边缘的批评站位，强调批评中的精神和终极维度，以及“灵魂”的介入。这些听起来像老调重弹的话，真正贯彻到批评实践中是非常艰难的。

在王迅的批评文字中，给予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黑暗写作”这一概念的阐述和开掘。在王迅看来，所谓“黑暗写作”首先是指“在黑暗中写作”的写作范式，因为坚持这一立场的作家“拒绝对世界的群体性解释”，“黑暗”便成为他们精神立场的象征，是“灵魂搏斗所展开的异质空间的隐喻”；由此，王迅将“黑暗写作”指向一种逼近“形而上的终极之境”，以照亮“存在”为宗旨。他进而比较了麦家和残雪两种“黑暗写作”的不同：麦家的黑暗写作中有一种玄思的冥想气质，他“潜伏于黑暗是为了照亮黑暗”，他“执拗地探索，与未明之物发生碰撞，产生刺眼的火花”；而“残雪对‘内心黑暗’的开掘，有别于那种以表现阴暗心理为能事的底层叙事”，“她将自己浸泡在无边的黑暗中，力图用黑色的眼睛捕捉自我灵魂深处的风景”，去洞穿“陈腐的现实”。

我记得在鲁院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王迅在发言中认为残雪是先锋写作浪潮发源迄今成就最高的小说家。我当时听了之后暗自诧异，他这种笃定的判断从何而来？而在集中阅读了他的批评文字后，我找到了答案。残雪曾把自己的写作命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王迅则说过“批评是灵魂之舞”，这恰恰说明他的批评其实也很符合那种“黑暗写作”的极限气质，也因此，他让批评真正具有了一种久违的批判气质，而这种批判又绝不等同于酷评之类的肃杀和冷嘲，他那些带着心灵体温的文字从来都关联疼痛与尊严，他对批评对象有多么同情的理解，也就有多么深入的拷问，而他的拷问有多深入，其反省和思考也就有多强劲。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有过这样的强调：“批评家所创造的不仅是用来判断和理解艺术的价值观念，而且他们还在书写中体现了那些处于现在之中的过程和实际情况，凭借它们，艺术和书写才具有了意义。”这大约便是处于暗中的批评对创作的一种“照亮”吧。我想，王迅兄对这段话一定是心有戚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