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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在当下的意义凸显

新时期以来，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化领域，先后经历了标志着核心价值导向的五个关键词。按照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现代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的“走向世界”，20世纪90年代末至世纪之交的“全球化”，新世纪初十余年的“现代性”，然后是最近几年的“本土化”。当然，这五个关键词如果仅仅是作为文化概念或者理论术语，并非是以后者替换前者的面目而出现的。相反，五个关键词事实上也常常同时活跃在同一个时空中。但是，当我们仔细回顾和梳理40年来文化思潮的流变及其理论脉络，当我们重新感受40年来文化脉动的深层价值指向，不难发现，在这些不同的时段，人们关注的理论导向与文化追求的重心却在发生着微妙而切实的转移。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从现代化，到走向世界，到全球化，到现代性，再到本土化，大致可以描述出40年来文化理论与建设的“关键”词的流转脉络。

基于这一描述，我们还可以发现，五个先后被推到“关键”位置的关键词中，前四个其实都与西方文化密切相关。它们或者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或者在价值理性的维度上，不可避免地以西方文化为理论参照或者价值预设。只有近几年凸显出关键性的“本土化”，才旗帜鲜明地与西方文化作了切割。这固然得力于近年来主流文化所倡导的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但真正的根源在于，无论是现代化和走向世界，还是全球化和现代性，都在不同时期显露出自身的理论缺陷或者实践意义上的不足。而这样的根源问题并非从新时期开始，而是早就潜伏于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化运动与思潮之中。

1919年底，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在该文中，他指出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重估一切价值。但他同时强调这种评判的精神实际上有两种表现，即“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可见，所谓评判，所谓重估，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旧学术旧思想旧文化，至于西方学说则基本不在重估之列。

作为该文的副标题，“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被有的学者视为胡适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完整纲领”。这一纲领性的系统主张包含四个层面。认真辨析可见，研究问题的说法仍然较为笼统，它主要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语境中才具有针对性的内涵；而再造文明的说法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惟一目的。这第一个层面和第四个层面只能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和目标，真正具有理论指导和实践价值的主要是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两个层面。整理国故这一方面尽管在胡适那里已经极尽理性和辩证之能事，可是它不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更多的文化先驱者视为改良主义而遭到排挤，而且在五四以后各个时期的文化理论与实践中也从未占据主流。

这也就意味着，胡适所揭橥的新文化建设纲领的各个环节和层面，在实际的文化建设进程中不断被削减，而主要留下了“输入学理”一项。

“本土化”的焦虑及其根源

从五四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1949年到新时期，“输入学理”的意义被知识界不断放大。结果历经百年以后，当下中国的文化理论界，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文学现象，依旧未能探索出一种有效的阐释系统或者理论范式。在此前提下，“本土化”作为晚近凸显出当下价值的关键词，它一方面体现出人们在文化理论建设上的自觉追求，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强烈的文化焦虑的反映。学界或者紧跟西方文化思潮，以流行的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导致研究理论与对象的错位。或者与之相对，试图以本土化建设抵抗西方“影响的焦虑”，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本土范围内的保守性与文化自恋情结，仍未能走出西方的理论陷阱。

当人们谈到“本土化”焦虑的原因时，一般会聚焦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话语的强势介入；二是本土性的失语。但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探讨尚未涉及深层的根源。“本土化”焦虑更本质的根源在于西方话语在介入中国语境时，不仅仅是输入学理，而且输入价值。如果只是如此，也许还不构成最大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要往更深一层挖掘，一方面，输入学理时重心在于概念化的学理，而另一方面，输入价值时重心在于抽象化的价值。

在中国，西方学理的概念化与西方价值的抽象化过程，就意味着无视西方思想与思想产生的语境之间的逻辑关系，人为地切割并剥离西方学理与文化语境之间的有机关联。

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谈启蒙已经过时了。其最重要的学理资源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启蒙辩证法所描述的启蒙从反对神话开始最终自己却成了新的神话，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一观点并非是纯粹理性的演绎。它有两个基本的思想前提，一是西方社会经过了长期的和充分的启蒙运动；二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美社会所追求的文化进步正在走向其对立面，呈现出欺骗人的繁荣假象。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正是在描述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现象的基础上得出了“启蒙辩证法”这一著名的理论命题。而中国本土并没有经过西方18世纪那样充分的启蒙运动，正在成长的现代理性更没有进入异化为理性神话的阶段，仅仅是凭着部分社会现象的貌似就得出中国已经进入“后启蒙”时代的结论，显然是悖谬的和错位的。

可见，切断了西方学理与思想语境的内在关联，将某一种学说概念化，甚至普世化之后，被输入的话语既不能在本土语境中解决本土问题，也不能创造适用的本土价值。如果对西方方法与价值的认同占绝对优势，如果方法论焦虑解决的仅仅是方法本身，而不能有效地使用，那么就既不能充分地建立属于现当代文学学术自身的问题范畴，更不能对文学创作提供切实有益的指导和参照。说得严重一些，这是西方问题对中国问题的一种文学入侵。

“本土化”的误区与“本土化”根基的重建

“本土化”也有一个属于自身的概念家族，也有一系列的文化实践与历史流变，像从现代时期一度被热议的概念。这些概念容易在理论探讨与实践中陷入误区，走向文化的反面。相对而言，带有中性色彩和理性色彩的“本土化”则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也是它终于跃升为当下文化关键词的重要根源。

但是在今天，当本土化的意义凸显之际，基于本土化的焦虑而产生的另一种倾向也值得警惕。那就是，过分从文化立场上强调本土化反而不利于本土化的理性建构。特别是试图以本土化来抵抗全球化、以民族主义排挤西方现代性的“以中反西”文化策略，越容易遮蔽其内在思想理路的中与西二元对立问题，也更容易给文化界以虚妄的鼓舞。这样的“本土化”理论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它的理论意识更多的来自于西方话语的启示，与“西方化”同样缺乏理论的原创性意识，而其严重的文化自恋情结，必然也会导致文化进取心的丧失。

因此，我们必须摆脱理论上的“自我殖民”，超越传统与现代、中与西、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与当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现象着手，把文化建设的重心深植于当下生活的土壤与生命体验的本相，建构契合当下现实问题的原创性文化理论，从根本上改变文化理论缺少“元话语”的局面。也就是说，本土化的建构完全不需要口号式的鼓动，更不需要运动式的喧闹，它真正需要的是集中打牢两个方面的根基，即问题的当下性与理论的原创性。待这两个方面都解决了，理想中的本土化自然就建构起来了。

问题的当下性与理论的原创性

我所说的“问题的当下性”不仅仅是要求发现本土问题，提出本土问题，解决本土问题，更重要的在于这些本土问题必然是针对具体现象的此时此地的新问题，连同提出问题的方式也必然是新的、及物的、启人深思和促人猛醒的。而且，这样的问题在一开始与理论无关，与立场亦无涉。它主要与本土文化的主体——“人”，包括当下文化条件下的人性、个体性、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等息息相关。

从当下问题出发，与从那些未经反思的概念、未经检验的理论出发，完全是不同的两种文化境界。比如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常常被哲学界、美学界与文艺学思潮的理论概念牵着鼻子走。理论界流行什么，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就流行什么。这样就很容易遮蔽真正的本土问题和当下问题。

比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极花》讲述了城市底层女孩蝴蝶被人贩子拐卖到偏远贫穷乡村的故事。蝴蝶面对虐待与强暴，拼死抵抗，待到她生了儿子之后，竟然开始慢慢地适应起这里的生活。以至后来当警察及父母将蝴蝶解救回去后，她却无论如何找不到新生的感觉，终于又重新回到被拐卖的地方。对于这个令人唏嘘的故事，评论界更多关注的是城乡对立问题，正如小说中说的城市像一张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人们更多地忽视了蝴蝶出人意料的选择，蝴蝶悲剧的更深层根源却在于本土文化心理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恰恰隐藏在蝴蝶被解救之后：急于将她嫁人的父母之爱、周围带有异样眼神的那种同情、指指点点的闲议。这些东西较之蝴蝶在丑陋的山村所受到的戕害更甚、更难以令人忍受！

可以这样说，城乡问题，即蝴蝶为什么被贩卖，这一问题并不具备充分的当下性；蝴蝶为什么最终拒绝被解救，才是真正的当下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当下的许多文化评论倾向。然而，恰恰是某些的正义之辞充满了极其可怕的伦理逻辑：受害者有罪，无辜者不洁。当人们众口一词地说一个受害女性被夺去贞操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同时无情地剥夺了她活下去的希望。这说明，在这里，“贞操”这一概念，这种理论话语及其相关的提问方式，完全是荒谬的和违背人性的。

在某种象征意义上，蝴蝶被解救后重回山村的选择，宣告了西方话语对本土问题阐释的无效性。“自由”“解放”“人道主义”这些理论不适合她；回到被囚禁之地，她至少没有不洁之罪，至少可以安心地活下去。

进言之，针对本土语境和当下问题，我们必须探寻原创性的理论和有效阐释路径。这必然包括切实反思现有理论资源，坚决摒弃无效却遮人耳目的话语逻辑，重新建立解决本土问题的有效阐释范式，从而创造符合人性要求和时代内在需求的本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