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说新闻更多地给人们提供关于现实的信息，那么，文学还能提供什么信息？新闻无所谓世界的毁灭，而文学一定要拯救即将毁灭的世界。这便是新闻与文学的区别。

这一问题同时令我思考古代人们是如何看待现实和叙述现实的。在孔子之前，几乎没有什么私人写作，也就是说，一切的写作都属于国家。孔子前后，我们看到有管子著述，有老子五千言。那大概是文人著述的开始，也是私人写作的发端。直到56岁被迫离开鲁国时，孔子才愤而著述《春秋》。今天来看，《春秋》是最早的私人写作之一，它是史，也是文，当然也属于那个时候的新闻，只不过是今天意义上新闻中的通讯、报告文学等。当下所强调的非虚构写作大概与此相同。它开启了中国儒家的文学观、史学观以及新闻观。文学与新闻也一样。文以载道是文学的法，而新闻也是以道义为宗。道才是真理，才是照亮真相之光。

无论是《荷马史诗》还是《浮士德》抑或是《悲惨世界》，西方那些伟大的作家、诗人都在现实中寻找真理本身，最终却都要到诸神或上帝面前才能找到，因为现实仅仅是流动的乱象，是无根的空相，只有被上帝之光照彻之时，一切才会打上真理的光芒，真相才成为其真相。此时，历史才是真实的，黑格尔所强调的绝对真理与历史主义才有意义，历史才会有理性，也才会有伟大的冲动，而人便成为历史中的一分子，人的一切才有意义。这大概是现实主义的哲学背景之一。然而，19世纪的现实主义并非简单的现实主义，它头顶着理想主义的尺规，以上帝精神和人道主义来审视一切。现实主义的两座伟大高峰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托尔斯泰是一个虔诚的东正教教徒，但是他又不简单地拘泥于上帝的教条，他想改造上帝的律法，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有对上帝精神的诸多探讨。但在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中，都处处体现着上帝的怜悯、宽容、牺牲与爱的精神，甚至他觉得这些还不够，还要改革，要让穷人拥有更多更美好的生活。假如没有这样一种被革新了的上帝精神，托尔斯泰就没有了审视现实的尺规与灯塔，那些人生的乱相就没有了评判是非的标准。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是一样，在他看来，如果上帝精神只是一种理性精神，而没有奖善罚恶的现实观照，那么一切就毫无意义，那样的上帝也无需存在，所以他以文学的方式展现了当时西方世界普遍对上帝精神怀疑时的种种情状。他再次说明，现实主义是以伟大的上帝精神观照下的一种文学叙事，是作家代替上帝对人世间一切爱恨情仇的审视。在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笔下，那些人不用再等到末世来临才等待上帝的判决，而是在当时就可以逐一进行审判。所以，19世纪的现实主义才可能成为理想主义的张扬，才成为后世所崇尚的伟大的现实主义高峰。

现代主义是另一种现实的叙述，作家们在尼采的召唤下毁其神社，扔掉诸神的尺规，开始书写人间乱相，于是，人在卡夫卡笔下成为变形的甲壳虫，在加缪笔下成为毫无人情关怀的局外人，在萨特笔下成为人性偶然的相遇，在贝克特笔下成为等待戈多的孤魂野鬼。没有禁忌，就不可能有图腾，现在，一切禁忌都打破了，图腾也便毁去。那时，一切学说都试图证明人自身的伟大，试图在实验室里通过解剖而彻底战胜诸神。古老的一切都在失去，人变成了可以控制的物或工具。所以，人在奥威尔那里成为一种地狱里生活的猛兽，人性被扼杀，自由被剥夺，人真正地处于无思的状态，生活进入无常。

现代主义产生之日，也正是中国学习西方之时。虽然以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为目标，但我们始终学到的只是其形，无法学到其魂。故而最终失去了理想主义的护佑与人道主义的尺规，而使文学叙述留滞于表面的现实，而那些被塑造出来的高大全形象也在暴风雨之夜轰然坍塌。一夜之间，现实被人道主义的光辉重新烛照，于是，新的叙事重新展开。此时，有人仍然以现实主义的名义展开对历史的挖掘、重述和对现实的审视。

但有一部分人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即先锋作家。他们终于觉得自己内心的想法其实也很重要，个体的感受多么真切，而那就是他们认为的真实，那也是现实。于是，他们开始书写内心与个体。但他们口头上与前者为敌，前者也视他们为异类，殊不知，他们只不过是文学的两个面而已，殊途同归。那种《荷马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对于人类来讲，是英雄再生、理想树立、重建家园的必须行动，而那些个人的小情怀、小叛逆、小冲动又是千千万万个个体最为真实的生命写照。如果只有前者，没有后者，那么，现代历史便无法展开，反过来，如果只有后者，没有前者，那么，人类就会失去理想与目标，会陷入无常的现实的泥淖里徘徊不前，看不见前方的灯塔。

那么，到底我们拿什么尺规来审视现实，又以何种传统精神来烛照现实，是值得思考的。假如是中国的传统，那么，道便是那束光，便是照亮现实和审视现实的灯塔。换句话说，只有发现了光，找到了灯塔，现实才真正成为真实的现实，否则，它就是生活的乱象、洞穴里人的影子，是无明者眼里的色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