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时我蜗居在一个小城，除了年轻一无所有。绝望凛冽如霜，世界被罩上了玻璃。一个20岁的年轻人，想起死亡，最舍不下的是母亲。村里有孩子出生，人们前去祝贺，村里有人离世，人们也去帮忙。那时我想，生与死，不过是热闹一场。

当我不合时宜地思考生与死时，我做出一个决定：既然死亡无法避免，那就找一件事情做一辈子。做什么不要紧，重要的是出类拔萃。那是一个寻找“自己”的过程。多年以后，我看到一个行为艺术叫《寻人启事》，突然想到了那时的自己。我是一个宿命论者，这不是消极的想法，而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是为了做某件事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一个没有成型的泥坯，任由命运塑造。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泥瓦匠、木匠、汽修店老板、保安、吉他手、包工头……但我偏偏成了一个写作者。命中注定。

我并不算一个特别坚韧的人。当我在无意之中写完第一个短篇小说，并投向一家杂志社，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和写作纠缠这么多年。即使我连续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那时我仍然想，不过是多了一点谈资而已。但是后来，这种想法又改变了——我能不能将小说当成我一生的追求？我想了两天，决定就这么干下去。这至少是15年前的事了。

身处异乡，我在写作中回望故乡、童年和亲人。他们涌向我的笔头，我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现实主义写作者。那时我读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司汤达、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从他们的作品中读到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然而，我也渐渐明白，他们这些人，像一座座高峰，横在我们前行的路上，要翻越是困难的，很多时候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背景。幸好文学不是与时俱进的事业，不是GDP，数千年前的那一套东西，在今天依然实用。庄子在今天依然伟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今天依然是高峰。今天的文学，不是源，是流，小支流。源是传统，流是现代。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我想在小支流里也有深邃激荡的世界。

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我的写作是停滞的。就像一个人迷了路，并不着急，而是停下来看起了路边风景。我基本上没写，而是阅读、看电影和听音乐。赫尔佐格、安东尼奥尼、托纳多雷、波兰斯基、库布里克、费里尼、黑泽明、蒂姆·波顿、北野武、小津安二郎、李沧东……当我走进这些人的电影世界，我觉得这样的观赏比前行更加重要，阅读比写作更重要。

那时我已经很少跟人谈文学，因为我知道很多论调其实是偏离文学的。文学被简单地量化了，获奖和发表，是最直接的体现。我们有太多赤裸裸的功利之心。这是中国文学的命，也是中国作家的命。在巨大的现实漩涡里，初心早已被雨打风吹。理想和现实的撞击，是鸡蛋碰石头。但是，我愿意将心里的这颗鸡蛋守护好，温暖它，也许某天就能孵出一只小鸡。我知道这很难，可能每一个作家在年轻时都说过豪气干云的话，最后都在现实面前折戟沉沙。但我想试试。

一个人心里憋着劲，虽然我沉默，但我并不服气。2013年，我突然想写了，状态好了起来。《狮子山》《四零一》《百发百中》《观音会》等作品就是那时候的产物。我泥沙俱下地写，不管不顾，不吐不快。这期间，有评论家认为我是“直面现实”的书写。这对我来说，不是鼓励，倒像是警钟。这是在提醒我，似乎和现实贴得太紧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对我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翻开我们的文学杂志就能看到。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出现过一大批紧贴时代的作品，有些已经被淡忘了。我个人对那种刻意紧贴时代的现实主义也是持怀疑态度的，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投机的写作。

我们从传统中来，但又必须面对当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文学的轻盈和灵动，文学的想象和繁复。我们面对现实这只庞然大物，往往无从下手。现实生活过山车一样从我们面前闪过，我们眼花缭乱。所以，我想，那种临摹现实，提供某种社会学参考的文学已经过去了；那种猎奇式的写作已经过去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就该有它的尊严。这个尊严就是，有些东西只能通过文字去实现，而不是通过影像、照片、新闻等其他形式。文学的尊严是复杂、暧昧的，是看山不是山，是这个时代的太阳底下无新事，却有意味无穷尽。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其变化之快，其摧枯拉朽的力量，是前所未有的。飓风刮过，巨浪滔天，身处其中的我们，是什么样的？基本常识是，文学关注的是人，是某个时代背景下的人；不是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人物，而是人的精神常态。因为只有常态才是永恒。说到底，文学是要面向未来，经历时间考验的。我们关注这个时代，更要关注人和日常生活。那些跨越千年的作品，无一不是人类共同的心灵史。

现实不光是生活背景，也是一种现代心理。现实就摆在那里，想绕也未必真的能够绕过去。如果写作是飞翔，那现实就是大地，要完成飞翔，需要借助大地的力量。于是，我想取一味现实的药引子，去完成一次御风而行的飞翔。我们的背景是当下，我们的焦点是人。这未必是大时代大背景的史诗，也许是市井小民的一天甚至一个小时。

至于创作之外的东西，全部归功于文学的恩赐。这是文学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