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赵允芳，女，江苏丰县人，文学博士。曾在新闻一线行走11年，现供职于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为《传媒观察》（江苏新闻研究所）副主编。已在《上海文学》《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作家》《中国作家》等期刊上发表多篇小说、历史散文及当代文学评论。其中，21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寻根·拔根·扎根——九十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流变》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9年卷），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多篇历史散文、文学评论被转载并获奖。另出版随笔集《变形记》等。

陆游的一生，是纯粹的一生。

他始终如一地眷恋一位才情女子，始终如一地图复一座完整江山。他的爱与哀愁，皆与这二者相关。

只可惜，陆游的一生，是被辜负的一生。

因为母命难违，他被迫与心爱的妻子离异。多情、深情如陆游，既辜负了唐琬，也辜负了自己。唐琬悒悒而终后，陆游一生都在复杂失落的心境中度过。以至于到了晚年，那种负心负疚之痛仍让他辗转难眠，无数次地梦回沈园。

因为力主北伐，他空怀抱负，屡经坎坷。而在晚年，为了支持韩侂胄的“开禧北伐”，他不惜在病困之中为其写下一篇《南园记》，却终因后者所发动的“庆元党禁”而被迁怒，由此饱受“晚节不保”的诟病和曲解。

陆游长寿，一生经历了北宋徽宗、钦宗，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六个皇帝。但所谓寿则多辱。出生于南、北两宋之间的陆游，注定要成为这一段历史的受力点。

1.一个大风雨的早晨

陆游出生的时间和地点，颇富意味。

据《陆游年谱》——

“（陆）宰由寿春赴京师,中途泊舟淮河岸。平旦，大风雨，务观生。”

那是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的十月十七日。

“平旦”：天刚蒙蒙亮。

当时风大雨急，是一个极不平静的早晨。

一只停泊在淮河岸边的客船上，忽地传来一阵新生婴儿的响亮啼哭声，这使一船人骤然陷入了忙乱之中。这是淮南东路转运判官陆宰所乘船只，他正在奉诏进京的路上，受任京西路转运副使一职。因为携家带口，又因为天气原因，从寿春前往帝都开封的途中，满载着家人、家当的小船一路走走停停。这一年，陆宰37岁。刚刚出生的婴儿，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因为是自己宦游途中所得，他为其取名为“游”。陆游成人后，又得字“务观”。

很多人附会，陆游的名、字，乃是陆宰夫妇倾慕秦观秦少游文采而来。但另据清代查慎行的观点，陆游的名和字，当取自《列子•仲尼》篇中的“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句。而秦观字少游，其出处，恐也源自于此。列子为老、庄之间道家学派的重要传承人物，陆氏一门，皆深受道教影响。陆宰家富藏书，其中就包括大量的道家学说，从中寻章摘句给儿子取名字，当在情理之中。

陆游自己也深受道教影响，尽管一生漂泊忧患，却每天练习道家功法。如其“焚香读书户常闭，少年曾预老聃役”，说明他很早就开始接触道家学说。《学道》《道院偶成》等诗，又记录了他在青城山等地的炼丹之举，以及调养气息的养生方式。这些都使他受益匪浅——

“已迫九龄身愈健，熟视万卷眼犹明。”

陆游高寿，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宣和七年十二月，也即陆游出世两个月后，宋徽宗强行禅位给长子赵桓，是为钦宗。钦宗改年号为“靖康”。而此时尚在襁褓中的陆游哪里知道，这个寓意美好的年号，却即将成为赵宋王朝奇耻大辱的代名词，而他自己的一生，也都将在雪耻复国的慷慨激愤中度过。

20岁时，陆游就拥有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豪壮情怀。只可惜，“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他以满腔热血写就的万言平戎策，没人理会，无人赏识。他“学剑四十年”，却是“虏血未沾锷”，徒有“醉胆空满躯”……

陆游一生不平静。他出生时的天气，已然是个预兆。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十一月四日。这一天，也是风雨大作。

诗人此时已退居家乡山阴的一座小山村，他的67岁生日才刚刚过去不久。这一天，他在无边的孤寂中听风观雨，连写二诗抒怀。

其一：

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

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其二：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因为天气原因，诗人这天没有出门，独自待在专门辟出的一间维摩室，在此打坐练功。为避免干扰，静修期间，他不用仆童侍候，一切从简，仅需一床、一杖，方便行止。唯一只狸猫陪伴他。门窗外，四边山林如波涛翻滚，疾风骤雨听来撼天动地。屋内异常地昏暗，湿冷，诗人燃起了溪边捡来的柴火。火苗忽明忽暗，映红了诗人沉思的面庞。暖意袭来，狸猫舒适地蜷缩在诗人怀里打起了瞌睡，不知不觉，诗人也睡着了……

风雨意象，几乎贯穿陆游的一生。

他在晚年，尤喜欢写雨。读他的《剑南诗钞》，处处是雨——

春雨，新雨，久雨，复雨，晴雨……

似乎只要有雨，就能触动他提笔遣怀。但无论自然界的风雨，还是政客们巧施人为的政治风雨，再严酷的环境，都无法浇熄他心头的抗金火焰。以至于在1192年这样一个寒冷的冬日，他虽步入老境，身在孤村，心气却无丝毫的衰败，仍旧强烈渴望着“铁马冰河”的战斗生活。

陆游的这种血性与情怀，后来又成为了一种家传，令人动容！

史载：陆游有七子，孙辈甚众。他的孙子陆元廷闻宋军兵败崖山忧愤而死。曾孙陆传义在崖山兵败后绝食而亡。玄孙陆天骐则在崖山战斗中不屈于元，投海自尽……可以说，陆游族裔的血性，一直忠心伴随着南宋小朝廷，直至覆亡的最后一刻。

正因如此，梁启超一再写诗，赞叹陆游“亘古男儿一放翁”。清代赵翼则认为：“宋诗以苏、陆为两大家，后人震于东坡之名，往往谓苏胜于陆，而不知陆实胜苏也。”周恩来也持此论，认为“宋诗陆游第一，不是苏东坡第一”。他们将“苏陆”并举，其意却并不在于褒贬彼此，而是客观地指出，苏轼虽坎坷跌宕，却无陆游“靖康之耻”的刻骨经历，其诗词文章的情感浓烈与精神内涵也自然有所不同。

2.唐琬并非表妹，陆母绝非无情

沈园，是陆游的伤心地。

这里，是他与唐琬离异后唯一邂逅之处，也是二人永诀之所。沈园一见，二人互诉衷曲的《钗头凤》，从此成为人间绝唱。

“老来多健忘，惟不忘相思。”

“学道当于万事轻，可怜力浅未忘情。”

68岁之时，陆游重游沈园。此时，园主虽已三易其人，但陆游与唐琬的凄美爱情故事，却并没有被忘记。他40年前题在墙上的那阕《钗头凤》，早已被刻在了一块石头上，成为沈园的一部分。睹物思人，压埋在陆游心底里的那份怅然再次汹涌，他情不自禁，赋诗感怀——

“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龛一炷香。”

75岁之时，诗人又一次重返断肠旧地。已是白发飘零的陆游，竟然再一次落泪了。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沈园春水荡漾，诗人伫立桥上，痴想当年他与唐琬在这里临水比肩的恩爱往事，陈年旧伤又一次被生生撕裂。他自知来日无多，但即便化作稽山上的一抔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这是何等的专注与深情！

后世文人由此叹惋他的《沈园》二首，为“绝等伤心之诗”。

逝者已矣，唯生者多悲。

关于唐琬，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她为陆游舅舅的女儿，表兄妹二人自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但据于北山先生《陆游年谱》：“唐氏（唐琬）与其母夫人（陆游母亲唐氏）为姑侄之说，未可轻信。”而随着学界的进一步考证，事实真相已然尘埃落定——

陆游和唐琬之间，并无血缘关系。

那么，一直以来的“姑表说”，到底从何而来？

于北山先生认为：“周密《齐东野语》谓陆游妻系唐闳之女，‘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以姑侄骨肉之亲，非逐之门外，迫其仳离不可，违情悖理，殊属可疑。经反覆探索，始知‘姑侄’说不确，应作‘族姑侄’方符实际。”

他从南宋陈鹄的《耆旧续闻》，到刘克庄的《后村诗话》，直至宋元之际周密的《齐东野语》，详细厘出了一条所谓“姑表说”的出笼脉络：唐琬的父亲为唐闳，曾任郑州通判，为徽宗宣和年间颇有政绩的鸿胪少卿唐翊之子，山阴人氏。按照古人给小辈起名定字的规矩，唐闳的兄弟，也自然皆以“门”来框字命名。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而据陆游族谱记载，陆游母亲出身江陵唐氏，陆游的曾外祖父，则是北宋刚正不阿的著名谏臣唐介。唐介的孙辈们，却皆从“心”字命名，如懋、愿、恕、意、愚等，而并无以“门”字命名之人。由此，陆游和唐琬之间，并非很多人所臆测和惯性沿用的表兄妹关系。

但于北山先生并未就此罢休，他根据陆游《渭南文集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王明清《挥麈录》以及《宋史·宗室世系》《宗室列传》《公主列传》等的记载，进一步考证出周密何以在《齐东野语》中提出了“姑表说”。他认为，误解正是源自人们对刘克庄《后村诗话》中“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的误读。文中的“某氏”，即指唐琬唐氏。“某官”，则是赵士程，也即后来唐琬被逐出陆家后再嫁的第二任丈夫。但刘克庄说得明明白白，是指赵士程与陆家有“中外”，也即所谓姻亲关系。原来，陆游的母家显贵，其姨母瀛国夫人唐氏，是吴越王钱俶后人钱忱的嫡妻、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的儿媳，赵士程则是秦鲁国大长公主的侄孙，是陆游姨夫的表侄子。至此，于北山先生断定是周密在读刘克庄诗话时错会了句意，轻率下笔，最终造成了这一浪漫的误会。

是否表兄妹，并不会影响陆游一生挚爱唐琬这一事实。但这一误读，却使一个人背负了千年的骂名。

这就是陆游的母亲唐氏。

很多人将陆、唐二人的爱情悲剧归因于她，这实在是很不公平。

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姑表说”，不仅为陆游唐琬的凄美爱情凭空涂抹了一层沉重的阴影，同时也使陆游母亲唐氏在历史上的泼蛮恶名，堪比《孔雀东南飞》里驱逐刘兰芝的焦母。至今，仍有太多太多的文章有意无意地沿袭“姑表说”，将陆母塑造成一个不通情理的封建家长，却很少有人从人之常情来寻思：倘是亲姑母，何以会对自己的亲侄女、且后来又成为自己儿媳的唐琬如此冷面无情？

而挥去历史的迷雾，剥离掉这层所谓亲缘关系的陆母唐氏与唐琬之间，也就只剩下较为单纯的婆媳关系了。这有利于我们客观探求导致陆游当年爱情悲剧的真正根源。

关于陆母唐氏，并没有多少史料记载。但一个人的性情品格，还是可以从她的家族背景来做一些大致的了解。这里，就不得不要提到陆母的祖父，唐介。

唐介，字子方，为北宋著名谏臣，和包拯、赵抃、吴长文、欧阳修被誉为“宋廷五凤”。在他身上，也和包拯、赵抃等人一样，同样深刻体现了宋朝独有的“文死谏，武死战”的言官风骨和文化自觉。宋仁宗宠溺张氏，导致她不仅在后宫恣意妄为，还扶持和利用当朝宰相文彦博，插手前朝事务，屡为伯父张尧佐争取要职。对于皇帝眼里的这位尤物，唐介却不识时务，先是婉言劝谏仁宗“断以大义，稍割爱情”，后见无果，干脆来一剂猛药，将张氏背后的利益集团来了个一锅端，指出文彦博正是“因贵妃而得执政”,请求罢免文彦博，意欲从根上拔除张氏势力。宋仁宗大发雷霆，威胁要先罢了唐介的官再说。唐介却不屈不挠，回道：“臣忠愤所激，鼎镬不避，何辞于谪！”终于将文彦博拉下马。唐介因此名动天下，朝臣皆称：“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唐介有二子二孙。陆母唐氏以及瀛国夫人唐氏，都是唐介的孙女。陆游的母亲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受其祖父风骨个性的耳濡目染，胸襟格局自然非一般女子可比。祖父当年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纯正刚烈，对她必有深刻影响。

如果说个人性情的隔代传承仍显得有些飘渺、牵强，陆游母亲对于儿子婚姻的干涉，则与另一个人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联。

这就是陆游的父亲，陆宰。

史载，陆宰虽一介书生，却非常富有民族气节。他目光深远，关注时局，对国家命运始终充满忧患意识。陆游曾在《跋傅给事帖》中，议及父亲当年的交游往来给自己童年留下的深刻印象——

“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

丑裔，即对南侵金兵的蔑称。

陆游出生的这一年冬天，金兵南下，两年后攻占开封。陆宰携家眷返回老家山阴避难。陆宰主战，无论在哪，家里来往最多的，皆是慷慨悲歌之士。耳濡目染之下，小小陆游已对“靖康耻”三字铭记于心。这也是身为父亲的陆宰对陆游最早的爱国主义启蒙。陆游一生饱满的爱国激情，其来有自。

也由此可见，陆宰夫妇绝非心胸狭窄、不可理喻之人，而是心怀家国、心有大义。陆游自幼聪颖过人，很小就展露了文学天赋，又因为绍兴元年其祖父陆佃被追复资政殿学士，父亲陆宰亦起复直秘阁，援例推恩，陆游在7岁时就“荫补登仕郎”，陆宰夫妇对这个儿子自然寄予了厚望。他们先后给陆游请了许多名师传授学业，又请人教习剑术，为的是能将其淬炼成才，文武兼擅，有朝一日能够为国驱使，有所大用。在为陆游择妻的问题上，陆宰夫妇必定没少思虑。他们原本以为，以唐琬之才情和识见，一定对陆游未来的仕宦生涯有所裨益，而绝不是相反。但令他们夫妇没有想到的是，陆游完婚后，却将父母多年的热望搁置一旁，学业懈怠，只整日沉湎于与唐琬的二人世界，躲在小楼成一统，全然淡漠了外部世界的风雨飘摇。

陆游与唐琬完婚于1144年。

这一年，南宋小朝廷的江浙闽一带天灾不断，水害漫漶，溺死者无数。而此前不久，更是人祸连绵——1141年，岳飞含冤而死；1142年，宋金合议，划淮水为界。爱国志士无不激愤难当，视为“靖康耻”后的又一大辱；1143年，岳飞位于钱塘县西的宅院被朝廷收没，作为国子监、太学之用。此事再令当朝正义之士陡生兔死狐悲之意，心头再蒙浓重的阴霾……

1144年，一向有着“杀身翊戴王室”之志的陆宰56岁。仅从年龄上看，他虽算不上老迈，可身体状况已然糟糕。这一年离他去世仅剩4年不到的时间。陆宰此时一定是预感到了什么，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和焦灼。忽略掉这一点，我们将难以理解他对于陆游婚后沉迷小儿女世界的苛责与严厉。

陆宰不怕死。多少年后，陆游以一首《示儿》绝响天下，他所唱出的，也正是父亲陆宰当年的心声！“但悲不见九州同”，陆宰怕的，也正是自己临死都看不到一丝“王师北定”的可能与希望！

陆宰的可贵，却在于他即便绝望，却依然希望。

与金人划淮而治，令陆宰愤恨难平！但陆宰的一生，只能任凭无望的热情空自燃烧。他和许多主战派一样，均受到了太师秦桧的排斥和厌弃，陆宰无奈选择了居家不仕，空有一身的抱负，只能眼睁睁看着残破的江山再遭割辱。他愈加急切地寄希望于后辈的崛起！

从陆宰对陆游从小施予的严格教育来看，他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儿子身上。陆游气猛才强，是他几个儿子当中最有可能实现自己抱负的一个，因此，陆宰也才会对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希望陆游未来能够文经武略、久播朝野，有朝一日，能够等到甚至有能力筹谋到一个与金人畅快一战的历史性时机。但这一切一切的前提，是必须进入朝廷选才的视野，走科举、入仕的主流途径。

可是，为了与唐琬厮守，任性、执拗的陆游甚至不愿意科考远游。

陆游其情其状，以陆宰的脾气性格，必定难以容忍。

据南宋陈鹄《耆旧续闻》记载，唐琬被逐的原因，是所谓“不当母夫人意，出之”。但这个对于家庭门楣影响不算小的决定，绝不可能是唐氏一人所为，而一定是陆宰夫妇反复思量后的慎重决定。

又据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

“放翁少时，二亲教督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陆宰夫妇看来，“惰于学”的后果是严重的。但依人之常情，真正下决心逐妇之前，陆游的母亲唐氏一定多次出面苦心规劝，陆宰也不止一次地对陆游施以雷霆之怒。“数谴妇”之“数”字，让人可以想见其间家庭矛盾是如何步步升级的。可惜陆游年轻气盛，不以为然，并不懂得自己硬碰硬的后果之严重性。而原本尚有一丝转圜可能的婚姻，也终至僵局，无以挽回。

新婚燕尔，陆游缠绵于闺房之乐，原本无可指责。但正是陆宰生命行将烛尽之际的那份期待，过于沉重，过于迫切。而陆游又过于轻率，过于任性，才导致了陆唐悲剧成为必然。

很多年后，陆游自己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他以《示儿》诀别儿孙之际，他一定在那一刻，懂得并原谅了父亲当年的铁腕无情。

唐琬后来再嫁南宋宗室赵士程。后者不仅对唐琬前史毫无芥蒂，且对她用情极为深挚，颇能说明唐琬非同一般的才情魅力。

唐琬生命中的两个男人，一个终其一生都在用诗词讴歌、爱恋她，并让世人从此记住了这样一位有着一双红酥小手、痴情断肠的南宋女子；另一个，却选择了终生沉默，而只以自己温厚的臂膀陪伴、支撑着一位绝等伤心的弱女子。而他似乎并不在意，对方爱不爱自己。他只知道，自己深爱着唐琬。这就足够。

唐琬死后，赵士程终生未再续弦。

这位痴情的赵士程身份贵重。如前所述，他是宋太宗玄孙赵仲湜之子（也即宋太宗的五世孙）、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的侄孙。

他是一位真正的贵族。

唐琬一生，何其不幸。但她又何其有幸呢！

1147年，陆宰为陆游另娶王氏为妻。

1148年，陆宰抱憾离世。

短短几年时间里，陆游经历了娶妻、离异、再娶、丧父……风波不断，挣扎不休，他不可能静下心来读书的。父亲的死，给陆游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并终于使他那颗不平、躁动的心略略平复。陆游开始回归父母眼中的正途，重拾科举。

陆宰到底没能看到陆游走上科场的那一天。唯一的安慰是，陆宰为儿子选定再娶的王氏，为陆氏一门添了一个大胖小子。

1148年，也正是陆宰去世这一年，陆游参加了乡试，主考官陆阜慧眼识才，将他一举选为魁拔。

1153年，28岁的陆游进京，参加了专为官员及恩荫子弟举办的锁厅考试，又被主考官陈子茂取为第一。

接下来，就该是礼部的会试了。

两个第一，足以证明陆游才学超群，本是好事。而按照这个势头，陆游是很可能来个“三甲及第”的。这将大大有助于陆游顺利走上仕途，最大可能地逼近父亲陆宰对儿子未来的理想规划。

谁都没想到的是，陆游在锁厅试拿得第一，已然开罪了当朝权相秦桧。

陆游对此有云：

“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时秦丞相孙以右文殿修撰来就试，直欲首送，阜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既显黜，先生亦几蹈危机。偶秦公薨，遂已。”

原来，这一年，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和陆游一起参加了锁厅试。所谓锁厅试，清代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对“锁厅”专有介绍，解释极为扼要——

“宋现任官应进士试曰锁厅，言锁其官厅而往应试也。虽中，止迁官而不与科第，不中则停现任。”

这次的主考官陈子茂（字阜卿）为两浙转运司转运使，他必是爱才心切，才会对权相秦桧的招呼置之不顾，毅然将秦埙的名次排在了陆游之后。秦桧恼怒之下，欲降罪陈子茂，所幸秦桧很快病逝，没能顾得上。而陆游对陈子茂的知遇之恩自然一生难忘，多年后仍有“冀北当年浩莫分,斯人一顾每空群”的诗句，赞美他有伯乐之能。

但当时对于陆游而言，得罪秦桧的后果是严重的。

据《宋史•陆游传》：

“明年，试礼部，主司复置游前列，桧显黜之，由是为所嫉。”

在礼部试中，为确保孙子秦埙拿第一，秦桧早作准备。担任此次考官的魏师逊、汤思退、郑仲熊等人，皆由他亲自拟定。从宋史这段记载看，主考官在批阅之后，一开始还是忍不住要将陆游置于榜首，也由此可见陆游的真才实学。秦桧自然很不满意，干脆直接指使主考官，硬生生让陆游成了落榜生。

一个“显”字，可见秦桧之急不可耐，可见其赤裸裸。

只可惜，秦桧机关算尽，最后还是没能得逞。

在最后点状元的殿试环节，宋高宗因早对秦桧把持朝政有所不满，再加之“读埙策，觉其所用皆桧、熺语，遂进孝祥为第一，而埙为第三”。也就是说，高宗亲自阅卷时发现，秦埙的策论无非是对其爷爷秦桧、父亲秦熺平时观点的照抄照搬，通篇毫无自己的创见，便当场把原定第二名的张孝祥点为状元，而只给了秦埙一个榜眼的位置，也即第三名。这应当也是高宗看在秦桧的面子上，才勉强予之。

尽管如此，陆游因为才高，横遭秦桧嫉恨而落第，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

直到绍兴三十二年，也就是1162年，宋孝宗赵昚即位后，在任命陆游为枢密院编修官的同时，赐其进士出身，这才还了陆游一个公道。

但以陆游的才学，他的仕途原本可以走得更为畅达，但他偏偏历史性地遇到了南宋最大的奸贼。一生都魂牵梦绕收复中原的陆游，在秦桧辱国当权的时代，注定要成为一个伤心人。

3.修史南唐，意在南宋

陆游一生，心系二“唐”。除了唐琬，还有南唐。

陆游不仅诗才了得，更具非凡的史才。他所撰写的18卷《南唐书》，在当时已经体现出过人的史识。后人对这部史书评价极高，如明代沈士龙比对陆游和马令的南唐史后，指出对于南唐很多大臣的忠逆言行，陆游皆“考补无遗”，“则马之疏漏可见，而陆之史笔足贵矣”。“然以陆视马令书，虽少十余卷，而芟薙稗秽，折衷诸家，殊得史氏家法。”明代胡震亨更是偏爱陆游史笔，认为陆游对马令书中很多重大讹误的校正删翦，“足称此书一大快也”！

但陆游何以会对南唐小国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

陆游之前，已经有多人涉史或专史南唐，如欧阳修、薛居正的新、旧《五代史》，还有胡恢、马令等人专门撰写的南唐史。南唐本为赵宋所灭，因此，很多宋代史家对于南唐本能地会采取一种胜者之姿，对南唐烈祖李昇、元宗李璟、后主李煜也并不给予帝王的“本纪”待遇，而往往采取贬制的方式，列入“载记”“世家”之中，或干脆以“先主书”“嗣主书”“后主书”等，以臣服小国的国主名位来有意贬损。

宋人的这种轻肆，不独针对南唐，对整个五代十国，也都是极为鄙薄的。如欧阳修在其新《五代史》中，评价五代“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宋人甚至以“五季”来蔑称五代，将这些国家仅只视为唐代藩镇割据政权的余绪而非正宗天子王朝。

总之，“五代无道”，是宋人的普遍共识。

唯有陆游，明确肯定了南唐是承袭李唐王朝的正统血脉，他也因此将“三主直称曰‘纪’，不必如马以‘书’字寓贬”。也就是说，陆游堂而皇之地将南唐三主列入“本纪”，这也是他与胡恢、马令等人撰著南唐史的最大不同。

尤为重要的是，陆游重修南唐史，自有他的深刻寄寓。他研究那段历史的兴趣点在于，当年的南唐，堪称一个“地大力强，人才众多，且据长江之险”的“隐然大邦”，但何以竟仅仅存国39年便遭覆亡？

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古人治史，其用意也正在于史为今鉴，避免重蹈覆辙。陆游用心良苦，他特意选取了和南宋境况相似的南唐，其用心用意，显然在于为南宋困局找到一种破解之道。

清代的学者就曾对陆游的用意作此推测：“……得非以南渡偏安，事势相近，有所左袒于其间乎？”

当代亦有学者指出，陆游《南唐书》中，其文末诸多“论曰”，不乏对于得失兴亡、战略战机的精辟解读，但它们“非为南唐而发，乃为南宋而发也”！

正因如此，陆游的《南唐书》，比之胡恢、马令，更多了一份热忱与深痛！

在《元宗本纪》文末，对南唐这一曾经的“隐然大邦”何以成为历史上的短命王朝，陆游“论曰”：“若用得其人，乘闽、楚昏乱，一举而平之，然后东取吴越，南下五岭，成南北之势，中原虽欲睥睨，岂易动哉！不幸诸将失律，贪功轻举，大事弗成，国势遂弱，非始谋之失，所以行之者非也。”

这简直是一部令人热血沸腾的兵书！

“百无聊赖以诗名”。诗人是绝不甘心只做一名诗人的，他做梦都希望自己能跟随将士们纵马杀敌，夺回富庶繁华的汴京，平定中原板荡之局势。

因此，这一段“论曰”，无异于一次激动人心的纸上战斗！亦是陆游对于和自己一样的主战派始终不得其用的一次淋漓批判！

他甚至更为尖锐地“论曰”：

“亡国之君，必先坏其纪纲。”

一个国家的覆亡，总是有某种缘由与征兆的，这其中，纲纪败坏往往是其肇始。南宋时期，内忧外患，上下腐败，党争惨烈，“虽未即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当于是观之”。陆游已然从当年南唐命运，看到了南宋末路。

陆游撰著《南唐书》，其心孤愤，其意深远！

4.南郑光辉岁月

1172年，为宋孝宗乾道八年。

这一年，是陆游人生最为快意豪迈的一年。这一年，是陆游距离收复梦想最近的一年。这一年，也是陆游从高峰跌至低谷、诗风顿然一变的转折点。

据《放翁词编年笺注》：

“枢密使王炎宣抚四川。驻汉中，辟幕府，以（陆游为）左承议郎权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正月，自夔州启行赴南郑。”

乾道八年，正在川东夔州通判任上的陆游，被四川宣抚使王炎招为幕宾，投身军旅，参与征西幕府的各项事务。

正月出发，三月抵达。

一千多里路，且是调任军中，家眷无法随行，陆游单骑启程。

一开始离家，他曾有过短暂的迷惘、孤寂与伤感——

“我行春未动，原野今无花。稚子入旅梦，挽须劝还家。起坐不能寐，愁肠如转车。四方丈夫事，行矣勿咨嗟。”

正月里，春气尚未萌动，道路两旁的景象仍是一派肃杀。一路上，形单影只的陆游对家中情形不免牵挂。就在昨夜梦中，他还梦到稚嫩娇憨的小儿拽着他的胡须，央求爹爹回家转。醒来后，他就再也睡不着了，一个人叹息不已。却转念又想，大丈夫当以四海为家。走吧走吧，不要再愁肠百结、婆婆妈妈。

随着行程渐远，季节已悄然由冬而春。

“春风桃李方漫漫，飞栈凌空又奇观。”

陆游一路饱览春色，渐渐从多愁善感的小儿女情怀完全转向了前方前线，心情也变得日益兴奋而迫切。

“但令身健能强饭，万里只作游山看。”（《饭三折铺铺在乱山中》）

他开始为适应军中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而有意识地调适心情、加强饮食。

“获厕油幕众贤之俊，实轻玉关万里之行。” （《谢王宣抚启》）

油幕，也作“油幙”。是指涂了油的帐幕，用来借指将帅的幕府所在。路远迢迢，一个“轻”字，将陆游的心情表露无遗。他恨不得日夜兼程，早一天抵达宋、金对峙的南郑前线（今陕西汉中）。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

“六十年间万首诗”，“集中十九从军乐”。尽管陆游从军岁月短暂，仅有七个多月，但他的诗篇，甚至达到十之八九的比例，都是在乐此不疲、反复咀嚼自己的这一段火热的军旅生涯。可以说，陆游竭其余生，都在咂摸品味、放大延续这段光辉岁月。

“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

这是诗人后来所作的《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时过经年，南郑军营里的一切仍历历在目。由此也可以想见，当时的每一个场景、细节，他都已反复咀嚼、回味了无数遍。

军中气象，完全不同于大后方。

有宋一朝，马匹都是极为短缺的战略物资，南郑却集结了数万匹优良的战马，足以想见当时马嘶人沸的火热场景。

所谓“列厩”，是指供养战马食用草料的槽厩。从其排列有序的日常管理，可以遥想当年王炎治下的军营，可谓上下一心，秩序井然。大战前夕，大家都憋足了劲儿，精心备战，誓要夺取北伐的胜利。

军中生活并不枯燥。操练之余，各种欢宴娱乐、健身活动甚至称得上丰富多彩。尤其是晚上，华灯绽放，很多人聚在一起博彩，喧哗之声整座楼的人都听得到。长官们则聚在一起，笑谈渴饮。只听营妓的琵琶弦声，急急如冰雹；羊皮羯鼓，声声似急雨。

军人自然更喜欢竞技一类的运动，军中为此特意圈起一块很大的比赛场地，供兵士打球。既能嬉戏放松，又能强身健体。这里的打球，当指天水一朝至为流行的蹴鞠。

打球归打球，娱乐归娱乐，军事上却丝毫不敢懈怠。陆游襄助军务，参与帷幄布局。在其《怀南郑旧游》中，有“南山南畔昔从戎，宾主相期意气中”的回忆，可见他与宣抚使王炎志同道合，投缘相契。多年后，他在老家闲居，见到当年一起共事王炎帐下的周元吉，不禁追怀南郑相从的这段岁月，当即赋诗：

“阅兵金鼓震河渭，纵猎狐兔平山丘。露布捷书天上去，军咨祭酒幄中谋。”

也可见，他们当时的每一天都过得忙碌、充盈。

这一时期，陆游参与过多次阅兵、行猎、急行军等军事行动。

他曾多次亲临大散关——“扬鞭临散关”（《忆昔》），“大散关头北望秦,自期谈笑扫胡尘”(《追忆征西幕中旧事》)，“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等著名的诗句皆是佐证。

大散关，古代四大雄关之一，是关中与汉中（陕南）、巴蜀之间的咽喉要道，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宋金在此多有对峙。

又曾跟着大部队急行军——“踏营渭北夜衔枚”（《忆山南》），“独骑洮河马，涉渭夜衔枚”。衔枚夜行，足见此次急行军气氛之紧张严肃。战争气息扑面而来。

“平川月如霜,万马皆露宿”（《夏夜》），风餐露宿，扎寨安营，在前线军中是常态，但在诗人看来，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他的一首《十月暄甚，人多疾，十六日风雨作，寒气候方少正，作短歌以记之》尤为值得细读——

“昔我从行台，宿师南山旁。仲秋已戒寒，九月常霣霜。入冬即大雪，人马有仆僵。土床炽薪炭，旃毳如胡羌。果蔬悉已冰，熟视不得尝。猎骑荷戈归，争献狐与狼。是时意气快，岂复思江乡……忽焉风雨恶，纵击势莫当。颇疑地撼轴，又恐河决防。和泥补窍穴，乞火燎衣裳。霰雪虽未作，疾疠幸退藏。风炉荠糁美，瓦甑粳饭香。比邻共安健，相与歌虞唐。”

行军途中，临时宿师南山旁。战士们为改善伙食，纷纷纵马打围，归来后争相比耀手中的猎物。瓦罐里煮好的荠菜糙米粥，散发着阵阵热香，早已饥肠辘辘的将士们吃得好不香甜！驻地天气苦寒，又忽地风雨大作，赶紧和泥封堵帐篷四壁的漏风之处，湿透的衣裳则架在篝火上翻烤……虽然条件艰苦，众人的心，却是昂扬乐观的。

有时候条件还要更加恶劣。

“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山荞畲粟杂沙碜，黑黍黄穈如土色……”

天寒地冻，食物粗劣，经常吃不到热汤热饭，陆游的心却始终热腾腾的。他的胸腹日夜鼓荡着战斗的激情，充斥着“盘槊横戈一世雄”的诗意豪情。

真的要感谢渭北急行军中有陆游这样一位诗人，使我们时隔800多年，仍能真切感受到南郑前线那曾经非同寻常的一个个夜晚，感受到一群志趣相投的热血男儿渴望建功立业的豪壮情怀。

南郑之地，已极为逼近敌占区，与金人占据的长安城仅有一山之隔。王炎不止一次率众人实地勘察过前线地形。而陆游每次望着不远处的长安南山，就血流加速。“咸阳不劳三日到，幽州正可一炬空”，他恨不得立即飞身上马，扬鞭北伐，收复秦汉故都。

“安得从王师，汛扫迎皇舆……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螘殊。”

——《观大散关图有感》

据《宋史》，这一时期，“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

对于陆游的建议，王炎很多都采纳了。他在宣抚四川的任期内，一直有条不紊地广积粮、苦练兵，延揽人才，招募忠勇，建立地方武装等等，各项工作无不安排得妥当细致，是一位足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

却无奈，“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

陆游诗句，成了整个南宋一朝恢复志士的命运写照。

乾道八年九月的一天，南郑将士翘首等来一纸公文，却是命王炎卸任还朝，赴都堂治事。这一回，倒并不是朝中的主和派占了上风，要打压主战派。因为接替王炎的，是虞允文。这位赫赫有名的南宋大臣也一样有着光复中原的夙愿。到任四川之后，他继续筹谋北伐事宜。只可惜天不假年，仅仅过了一年多，淳熙元年（1174年），65岁的虞允文便在四川宣抚使任上病卒。至此，轰轰烈烈的征西战备前功尽废，令人惋惜。

但由虞允文取代王炎，确是一次蹊跷的人事变动。

王炎苦心经营北伐已有四年之久，其间建树不凡，后来赴任四川制置使的范成大，就高度评价王炎宣抚四川之功——

“四年西略可万世，孤撑独立扛千钧。”

但问题，正出在这个“孤撑独立扛千钧”上。

这次人事变动的背后，是王炎宣抚四川期间的威望日增。这一点，是孝宗皇帝所不能容忍的。如同当年“岳家军”令金兵闻风丧胆的同时，也让高宗皇帝睡不着觉，是同一个道理。因此，“孤撑独立扛千钧”，范成大诗句本意是夸赞王炎治军有方，为国家栋梁，但在脆弱的赵宋皇帝看来，却不啻于对其皇权的严重威胁。有宋一朝，从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开始，就为后世历代赵宋帝王埋下了警惕手下将领也来上演“黄袍加身”的种子。王炎政治命运的急转直下，在赵宋王朝几乎是一种必然。

更何况，王炎个性很强，他曾经大声嘡嗒，批评“士大夫议论太拘畏”。无所顾忌的性格，在官场上永远都不是优点，反倒很容易惹火上身、招致物议。这从他回到临安后仕途命运急转直下可以看出端倪。淳熙二年，他甚至被人诬告“欺君”。范成大《寄题潭帅王枢使佚老堂》诗里的“危言岌岌愁鬼神”，深意正在于此。王炎这一天大的罪名后来虽被洗雪，但已是身心憔悴，淳熙五年便与世长辞了。可谓凄凉。

王炎离职，幕府星散，对陆游是一次难以想象的重挫。

政治的莫测和人事的复杂，使陆游深切感到此生抱负难酬。他重新又回到那个歌舞升平的成都，但已物是人非，一切恍如隔世。

曾经沸腾的热望，一变而为彻骨的绝望。

他每天借酒浇愁，放浪形骸。又因爱而恨，诗里字句都是愤怒和批判。

这一时期他的《关山月》，同样写到了战马——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前线将士空临边，厩马肥死，弓箭断弦。

而他初至南郑时，“阅马列厩三万匹”，厉兵秣马，只争朝夕。

前后比照，怎不令人扼腕痛惜！

淳熙十三年，陆游61岁。

此前他遭人弹劾，蛰居山阴已然五年。他原本可以忘情，忘掉破碎的山河，拥眼前一池风月。可他偏偏壮心不已，老而弥坚，提笔写下著名的《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瓜洲渡一句，是指隆兴年间，南宋抗金名将张浚在镇江备战北伐期间，时为镇江府通判的陆游与他多有往来，献计献策，还曾受邀登上楼船，参与激动人心的大阅兵。可惜符离之战，宋军大败而归，张浚由此被贬，陆游也因力劝张浚用兵、议论以建康为都城、指责权臣结党营私等等，而被调任建康府通判。因此，瓜洲渡、大散关，都成了诗人心里永远的痛。

愤怒出诗人，是因为愤怒滋生勇气和力度。

5. 陆游打虎

南郑时期，不得不提一件大事：此间，陆游曾有亲手打虎的壮举。

陆游在其《剑南诗稿》中，不乏对自己当年亲手刺虎经历的记载，字里行间，满是自豪。如他写于南郑归来的翌年，也即乾道九年（1173年）的《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而对于当时的情形和细节，他又在《步出万里桥门至江上》中有追加性的描述：“腾身刺猛虎，至今血溅裘。”陆游刺虎时，身上所穿的貂裘溅上了血迹，时隔很久仍依稀可见，洗之不去。陆游在后来的《怀昔》诗中对此事再行追记：“挺剑刺乳虎，血溅貂裘殷。至今传军中，尚媿壮士颜。”可见陆游刺虎已在军中传为美谈，广为人知。淳熙元年（1174年），陆游又在《闻虏乱有感》中写下“前年从军南山南，夜出驰猎常半酣。玄熊苍兕积如阜，赤手曳虎毛毵毵……”老虎被打死后，诗人还帮着众人一起拖拽老虎，和其他猎物堆放在一起。诗人记录了自己对于老虎皮毛的真切触感，极为真实可信。

陆游晚年，对于当年刺虎壮举仍是津津乐道。如其《建安遣兴六首》其六：“刺虎腾身万目前，白袍溅血尚依然。圣时未用徵辽将，虚老龙门一少年。”《三山杜门作歌》也对此事有载：“南沮水边秋射虎，大散关头夜吹角……”

他的《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更是下笔如昨——

“耽耽北山虎，食人不知数。孤儿寡妇雠不报，日落风生行旅惧。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

整首诗，有群像，有特写，有表情，有动作，更有背景气氛的渲染、现场效果的营造，极富画面感。

有意思的是，学界对于陆游刺虎是否真有其事，却至今存疑。

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一介书生，陆游是断不可能完成打虎之举的。且宋人笔记不见记载。

还有人提出，陆游笔下的猎虎诗句并非写真纪实，而是诗人为了夸张渲染前线军中的猎捕场景。

更有观点将诗人笔下之虎解读为金人的虎狼之师，是诗人渴望亲上战场杀敌雪耻的浪漫主义笔法。

钱钟书也对其打虎一事提出质疑：“（陆诗）或说箭射，或说剑刺，或说血溅白袍，或说血溅貂裘，或说在秋，或说在冬……此等简直不像出于一人之手，因此后世师法陆游的诗人也要说：‘一般不信先生处，学射山头射虎时。’”钱钟书文中所引之诗，为清代康熙时人所作。也由此可见，这件事自古一直有争议。

事实上，细观陆游诗作，令人产生疑窦，无非是他关于猎虎的动作用词各不相同，并由此带来所用武器的前后“矛盾”。如既然是“射虎”，那么使用的武器当为弓箭；而“挺剑刺虎”，自然是使剑；“奋戈直前虎人立”，武器此时又变成了曲头横刃的长戈。

那么，到底是陆游在夸张其词，还是真有其事呢？

从现实可能性而言，认为陆游书生弱质而不可能打虎的说法，当首先可以排除。因为，陆游的剑术相当不错。他在《醉歌》中说到自己“学剑四十年”，又在《太息》中有“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之说。

他在《融州寄松纹剑》一诗里，对自己的剑术更是多有夸耀：

“十年学剑勇成癖，腾身一上三千尺。术成欲试酒半酣，直蹑丹梯削青壁。青壁一削平无踪，浩歌却过连花峰。世人仰视那得测，但怪雪刃飞秋空。”

剑勇成癖，可见陆游绝非文弱书生一枚。

也可以想见，一旦情况危急，他是出手很快的。腾身三千尺，虽是夸张，也可见其有不错的轻功。

值得重点说说的，还有陆游佩戴的宝剑。

诗题中说到的融州，即北宋时期设立的融水郡，今为广西融水县，属柳州辖下。融州的松纹剑，又称蟠钢剑等。相传发明者是干将、莫邪，起源久远，为古代著名的宝剑。所谓松纹，即宝剑身上通常铸有龟文、缦理、流水、芙蓉、深渊、高山、大川、流波、冰释等纹样。锋口暗藏锯齿，锋刃坚韧犀利。据说，这种宝剑“惟融人能作之”，“刀成，铦利绝世，一挥能断牛腰”。当地人对这种剑极为珍视，一旦拥有，终身佩戴。汉人如果想要得到一把，“非杀之不能取也”。有宋一朝，松纹剑还曾被作为尚方宝剑，可见其珍贵难得。

陆宰对陆游寄望甚重，从小就请人教习剑术，研读兵书。后来陆游曾写过洋洋万言的《平戎策》，可见其不仅懂得剑术，更懂战略。在南郑军中，陆游襄理军务，与前线将士也少不了切磋。而得到一把别人馈赠的松纹宝剑，自然激起他满腔的豪情，忍不住要在半酣之际炫耀一番自己的武艺了。

另外，自淳熙十五年（1188年）七月开始，陆游还担任了两年多时间的军器少监，掌管兵器的制造等事务，也可见其对兵器是非常熟悉的，否则不会被委以此职。

陆游还因为诗中对于打虎时间秋、冬说法的不一致而遭人诟病。但这也并非诗人表述上的自我矛盾，更不是诗人记忆混乱所为。而是他和老虎遭遇的时节，当为秋末冬初。这时的南郑已十分寒冷，如陆游在《十月暄甚，人多疾。十六日风雨作，寒气候方少正，作短歌以记之》中，对这一时期的天气就有“仲秋已戒寒，九月常霣霜。入冬即大雪，人马有仆僵”的描写。更何况此诗所写的，才只是中秋，可想而知，季秋之冷寒，对于陆游这个浙人而言，已经堪比江南之冬。陆游在离开南郑前线两年后的一首《蒸暑思梁州述怀》诗里，就有“季秋岭谷浩积雪”的说法。

由此可见，陆游刺虎，当为秋末冬初的一个雪天。

既然打虎有其真实性，那么据陆游“刺虎”“奋戈”等的不同表述，有人又提出一种可能性：南郑时期，陆游一共杀了两只老虎，一为剑刺，一为投戈。

第一次，是挺剑刺乳虎。据陆游《怀昔》诗：“扬鞭临散关”“飞雪暗岐山”。时间为“欲暮”之际，天色将黑未黑。此时，天空飞雪。“挺剑刺乳虎，血溅貂裘殷”。这一次是与一只乳虎遭遇，大概事出突然，陆游用的是身上的佩剑，貂裘也来不及脱掉，以至于溅上了斑斑血迹。

另一次，是与北山虎的一次执戈相接。据陆游《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此诗，时且五鼓矣》，这次是“蹴踏山林伐狐兔”，诗人亲自参与了一次有备而来的大规模围猎行动，从骑有30位当地秦人。他们“夜宿沔阳驿，朝饭长木铺”，此行主要目标，是找到吃人无数的北山虎。这天也是一个雪天，大伙儿“雪中痛饮百榼空”。此时喝酒，一是暖身，二是壮胆。“日落风生行旅惧”，也是日落之际。虎行生风，往来行人听到了动静，纷纷骇然四散。陆游却是大叫一声，投袂而起，那声音竟传到了百步以外。“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老虎冲到他的面前，像人一样立起来，仅从身高气势上就足以把人吓得魂飞魄散。陆游却奋戈向前，不惧不退。这是怎样的一种气魄！老虎受伤，血流如注，龇牙怒吼，声震山崖，就连随从的30名秦人都吓得脸色铁青，喘不过气来……

但细细推敲这一种说法，发现无论是剑刺乳虎还是投戈北山虎，两次的时间一为“日暮”，一为“日落”，时间吻合；又都是下雪的天气；这便很容易让人想到，陆游诗中多次提及的刺虎、箭射以及投戈等等，或都指向同一次打虎壮举。老虎很难被一击而亡，而既然是一次众人的围猎，必定有人拿剑，有人持戈，弓箭手更是不可或缺。只不过陆游在此次狩猎中起的是主导作用。

陆游打虎，壮则壮矣，可惜却愈见其无力。

“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他的松纹宝剑上，一滴虏血未沾，反倒是虎血日久未干。

“平日铁石心，忘家思报国。即今冒九死，家国两无益。”

陆游杀敌不成，空有抱负。他愈是夸耀当年的打虎壮举，便愈见其现实处境中的失落悲凉。

6.细雨骑驴一“放翁”

南郑时期的陆游，诗情澎湃、诗风昂扬。朱东润在《陆游传》中说他：“到达南郑以后，陆游的诗变了，他的气概沉雄、轩昂，每一个字都从纸面上直跳起来。”这个“跳”字极为形象、精准。陆游这一时期的诗，的确充满了动感，节奏快，有如一匹待发的战马，奋蹄嘶鸣，跃跃欲试。

“文章憎命达”。老杜此言，却像一个谶语，许多人都走不出这个怪圈的。

陆游也不例外。

陆游诗的伟大，并不在诗人命运的畅达、战士理想的实现，而恰恰在于他在南郑时期，只是“奋蹄”，只是“待发”，只是壮怀激烈，只是“自许长城”。但他终于没能等到纵马疆场、痛快驰骋的那一天。没了现实的寄托和释放的途径，他只好再次转向他的诗歌——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这首《剑门道中遇微雨》仅只四句。但人们对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却并没有充分的认知。

诗人离开大散关后，一路骑驴，向南向西。临近剑门关时，下起了小雨，诗人却风尘仆仆，不歇不息。他的打扮有些儿滑稽，脱下了戎装，换上了棉袍，无奈酒渍一块块一团团，已经变得脏兮兮——想想，那该是怎样一种喝法？一定不是小酌微醺，不是浅斟轻唱，而是闷酒一碗接一碗。诗人想把自己灌醉，却终究明白：一入剑门，收复之梦便要被彻底斩断关外了。

诗人此刻还带着宿醉，骑在驴上，晃晃悠悠、嘟嘟哝哝——

骑驴，没劲。

骑马，真好！

这样一种颓废的样貌，和不久前那个盘槊横戈、衔枚夜行之人，简直判若两样。

“细雨骑驴”，多少人记住了这首诗，是因为这个孤独寂寥的身影和诗意朦胧的画面。但骑驴之人的内心，却并不那么诗意。他只有悲凉、悲苦、悲愤。

他在《书愤》中曾经自许“塞上长城”。他最渴望的，是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投身战场，收复中原。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陆游自小受父辈思想熏染，对自己此生的使命非常清晰、肯定，那就是参与经略中原、博取丈夫功名，“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陆游并非那一时代的个例，很多历史文化名人，都并非文弱书生，他们懂军事，通武略，有血性，敢担当。如辛弃疾就有着“他年要补天西北”的冲天豪气，有着“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誓言呐喊。陆游长辛弃疾15岁，两人不约而同，向岳飞看齐。辛弃疾有《美芹十论》，陆游则有万言《平戎策》，假使历史给予他们机遇，凭此一策一论，足以成就南宋历史上两个了不起的军事家。

但陆游和辛弃疾一样，终于悲哀地发现，自己此生将最终只能落脚为一个诗人。拔剑补天、收复中原，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将注定只是个人的执念和妄想。《剑门道中遇微雨》，也正是陆游经历了瓜洲夜雪、南郑驰骋之后，对个人的命运，第一次有了清醒深刻的参悟和认知。

清代赵翼在其《瓯北诗话》中说：“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

但其实，陆游诗的真正转折点，并非大散关，而是剑门关。

大散关岁月，陆游距自己的政治理想仅只一步之遥，也是其爱国主义情怀的一次大喷发，但并非其诗词成就的最高峰。

清代赵翼对陆游诗风的变化有过一个概论：“（陆诗）少工藻绘，中务宏肆，晚造平淡。”表面看这一论述非常完整，观照了陆游诗歌早年、中期而至晚年的整体风格走向，但实际上，此论却忽略了陆游南郑之后的诗歌面貌。南郑归来的陆诗，既不“宏肆”，也不“平淡”，而是愤怒、沉郁、悲伤。陆游南郑时期的诗词留存无多，但从仅存的作品来看，总体基调是奔放而豪壮的，即所谓“宏肆”，这也十分吻合他这一时期的心情。但唯在其从高峰跌落谷底，经历过那种一脚踏空的瞬间，陆游的诗歌，才因其失落、因其悲切、因其愤慨，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批判张力，成为梁启超眼中的“亘古男儿”。赵翼之所以提出宋诗中“陆实胜苏”，也正是因为陆游笔下张扬着一种愤怒的力量。

回到成都后的陆游，失落、失重感更强，此间写成哲理性很强的《思归引》：

“善泅不如稳乘舟，善骑不如谨持辔。妙於服食不如寡欲，工於揣摩不如省事。在天有命谁得逃，在我无求直差易……”

这是陆游对过去积极进取、价值抱负的一次自我否定。

这首诗的末尾还有：“仕宦真当弃鸡肋”。

这时候的陆游，不仅对自己执戈王前、战死疆场不再有期待，就连置身官场他都厌倦不耐了——“此身不堪阿堵役”，他只把成都当做自己稍作休整的小憩之地。如果不是他很快遇到了范成大，或许他真的就此“轻舠下峡”、“鹿门隐居”去也。

据《宋史•陆游传》：

“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

与陆游同被后世称为“中兴四大家”的范成大，此时正好从广西调至成都,任四川制置使。但还未就任，旋即改任管内（成都路）制置使。陆游为其所邀，担任了安抚司参议官一职。

这是两位大诗人的首次会面，却一见投缘，终生莫逆。

陆游原本豪放不羁，这时因抗金的抱负与个人的事业都受到挫折，更是借酒浇愁，放浪形骸。这下给早就看他不顺眼的主和派抓住了把柄，以“不拘礼法”“燕饮颓放”之名群起弹劾。迫于压力，范成大不得不将陆游免职。陆游索性自号“放翁”，表示蔑视。

陆游至此成“放翁”。

此间，陆游《和范待制秋兴》一诗，吐露了当时的心迹：

“策策桐飘已半空，啼螀渐觉近房栊。一生不作牛衣泣，万事从渠马耳风。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樽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

陆游对于恢复中原的执着，让一些人简直忍无可忍。时为谏议大夫的何澹便跳出来弹劾他，“喜论恢复”，“不合时宜”。在一众投降派的围攻之下，陆游终因所谓“嘲咏风月”，被罢了官。陆游再次离开宵小充斥的官场，回到山阴老家。愤恨之下，他将自家宅院命名为“风月轩”，以示嘲讽。

7.晚年写记惹非议

后世不断有学人诟病陆游，认为他晚年亲近权臣韩侂胄，乃至于晚节不保，甚至批评陆游是一个“巨人与侏儒”“伟大与委琐”“功名与求媚”交织于一身的矛盾体。

而早在《宋史•陆游传》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

“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时议。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

陆游只不过是给一个人新修建的园子写了两篇文章，怎么就成了屈节媚权之人？

问题的关键是，那个园子的主人是韩侂胄。

韩侂胄，字节夫，今河南安阳人，南宋宁宗朝的宰相，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宪圣皇后之甥。所谓“外戚”是也。

对于韩侂胄其人，后人或曰“权相”“奸相”，或曰“抗金名相”。态度和评价，竟迥然不同。

韩侂胄最有影响的作为，可用四个字概括，这就是“开禧北伐”。

作为主战派，韩侂胄的主要政治成就，皆与北伐事宜有关。这其中，他干得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崇岳贬秦”。

宋孝宗时期，虽已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并加谥“武穆”。但秦桧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其屈膝求和路线的拥趸也大量存在。

到了宁宗嘉泰四年，韩侂胄主持朝政后，力主追封岳飞为“鄂王”，高度肯定岳飞的抗金功绩。两年之后，在韩侂胄的进一步推动下，宁宗下令褫夺了秦桧的“申王”爵位，并将他当年获得的“忠献”美谥一改而为“缪丑”。

可谓大快人心！

制词更是痛贬秦桧恶行：“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广为传诵。

韩侂胄此举，一方面沉重打击了朝中原本占据主流的投降势力，一方面极大地调动起了人们抗击金兵的积极性，为其后来的北伐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

开禧元年，也即公元1205年，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取出万两封桩库金，用作军需，开始精心准备北伐事宜。公元1206年5月，韩侂胄敦请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禧北伐”。

伐金诏令一下，民心振奋，举国沸腾。

临安城内，处处可以听到人们的慷慨悲歌，民心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人人摩拳擦掌，准备痛快一战！

韩侂胄执政后，之前被冷落贬斥的主战派人士被一一起用。

此时已届65岁高龄的辛弃疾亦被委以重任，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赋闲多年，困居铅山，本以为此生抗金图复已然无望。他为自己终于等来北伐消息而激动不已！

辛弃疾奋笔疾书，填词多首，称颂韩侂胄——

“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韩琦谥号），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

又有《西江月》：

“堂上谋臣帷幄，边头猛将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此日楼台鼎鼐，他时剑履山河。都人齐和《大风歌》，管领群臣来贺。 ”

当时金国正在发生内乱，辛弃疾敏锐预言“金国必乱必亡”，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战机。他的观点也愈加坚定了韩侂胄收复失地的决心。

这次朝廷正式下诏伐金，曾因“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而慷慨激愤的陆游，自然也大为振奋。他同样对主持北伐的韩侂胄寄予了热望。这时的陆游，已是80多岁的耄耋之人，但他依旧壮怀激烈，情难自禁，以一首《老马行》，畅快淋漓地表达了自己“老骥伏枥”的千里之志——

“老马虺隤依晚照，自计岂堪三品料？玉鞭金络付梦想，瘦稗枯萁空咀噍。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此间，又以“吾侪虽益老，忠义传子孙。征辽诏倘下，从我属橐鞬”的诗句，抒发了诗人准备随时率领儿孙们一起上战场的义气豪情。

可惜，开禧北伐终因将帅乏人，以及朝中乞和势力的暗中作祟，而功亏一篑。

失败的后果是严重的。

此前的“隆兴和议”，金国已然剥夺了南宋的称臣资格，金、宋两国皇帝改以叔、侄相称；开禧北伐失败后，更为屈辱，“叔侄”改为了“伯侄”。另外，增岁币银帛各五万，犒师银三百万两。

在金国的威慑下，韩侂胄被杨皇后、史弥远等朝中投降势力设计槌杀，并被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函首于金”。

南宋又一次以极为丑陋的方式屈膝和金。

这件事在当时引发极大反响，很多大臣纷纷上书，认为函首献金的方式有失国体。太学生也作诗讽刺：“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韩侂胄抗金失败，又惨遭谋害，无疑是个悲剧人物。《宋史》却为何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为“奸恶”？

韩侂胄的历史恶名，也跟四个字有关，这就是“庆元党禁”。

“庆元”是宋宁宗赵扩的年号。因赵扩的父亲光宗有精神疾患，致使朝野不安。从稳固江山大局出发，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联手，策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拥立赵扩登上帝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绍熙内禅”。但在事后的论功行赏中，赵汝愚却提出宗臣与外戚都不应言功。但问题在于，赵汝愚本人虽一再请辞，他最后却还是做了丞相。韩侂胄却仅仅官升一级，被授为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离他期待的节度使一职，差得很远。韩侂冑为此大为恼怒。

赵汝愚升任右丞相后，尊崇理学，推荐朱熹担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朱熹成了帝王师。

正因为朱熹与赵汝愚的这种特殊关系，韩侂胄在政坛上的“崛起”，就是从打压朱熹和理学人士开始的。

朱熹从大局出发，和也曾参与“绍熙内禅”的叶适，一起力劝赵汝愚以厚赏的方式处理好韩侂胄的事情，所谓“处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预政，以防后患”。实质是警惕他生变。但赵汝愚不为所动。二人便预感不妙，认为“祸自此始矣”。

这件事，的确为此后惨烈的党争，埋下了伏笔。

所谓“庆元党禁”，主要表现为韩侂胄所做的两件事：禁绝朱熹理学，以及贬谪宗室赵汝愚。

理学一名道学。因其始兴于宋，又称“宋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纳佛、道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领域影响至为深远。

南宋时期，一直存在着道学与反道学的明争暗斗。“绍熙内禅”之后，由于赵汝愚推重道学，反道学势力自然和韩侂胄拧成了一股绳。不久，韩侂胄即纠集力量，罢黜了朱熹。

朱熹仅只做了46天的帝师。

第二年二月，韩侂胄又指使官员以宗室不宜身居高位，否则不利社稷为由，请求宁宗罢免赵汝愚的右丞相。

赵汝愚在相位上仅只半年，也猝然下台。第二年，便惨死在贬谪的途中。

道学由此被斥为“伪学”，道学家则被打成“逆党”。

而由于“庆元党禁”的扩大化，又使得当时各学派领域几乎都受到了重创。权力之争，最终演变为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浩劫，终结了此前一个时期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

而就在韩侂胄炙手可热之际，陆游曾经受邀，为其新建的一座园子写了两篇文章，一为《南园记》，一为《阅古泉记》。

他正是因此，被人打上了媚权的烙印。

《宋史》在陆游传记的后面评论道：“陆游学广而望隆，晚为韩侂胄著堂记，君子惜之，抑《春秋》责贤者备也。”又如清代王士禛《香祖笔记》：“放翁晚节，以韩侂胄《南园记》为世口实。”

据载，这座南园，为退居于慈福宫的太上皇宋孝宗所赐。韩侂胄将其整修一新，物色写记人选时，一开始找的是杨万里，而非陆游。

杨万里和陆游，同为南宋中兴诗人。诗坛大家周必大，赞誉杨万里，“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扫千军……”以杨万里的非凡才华，写篇小记，只不过是一挥而就的小事。

再者，杨万里也是反对议和的主战派人士，如他曾经批评符离一役的挫败带给朝堂内外的萎靡气象：“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可谓犀利！

而在当时，举国上下都对韩侂胄的北伐计划充满了期待。在这种情势下，为韩氏南园写记，杨万里当欣然为之。

孰料，杨万里却一口回绝。

《宋史》从杨万里的角度，再来讲述此事，自有另一种态度——

“韩侂胄用事,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万里曰：‘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

所谓“许以掖垣”，就是许诺给杨万里以门下、中书省的要职。

一篇《南园记》，竟可换取如此显赫权位？

这让人不得不怀疑，韩侂胄醉翁之意不在酒。

对于在文坛和朝中都颇有声名的杨万里，韩侂胄的此番邀约，无疑是意在拉拢、丰满羽翼。

史载，杨万里“为人刚而褊”。褊，有器量狭小、急躁、固执等意。对于韩氏柄国及其掀起的“庆元党禁”，性情刚直的杨万里不仅看不惯，而且忍无可忍。

据《宋史•杨万里传》：

“侂胄专僭日益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忧国也，凡邸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万里恸哭失声，亟呼纸，书曰：‘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

可见他对韩侂胄成见之深！

杨万里虽也是主战派，但他深知，战事绝不能凭一腔意气，随意开启。对于何时北伐以及如何北伐，他都有着自己的理性判断。如他曾在《与陈应求左相书》中，鲜明地提出了“守而取”的战略，也即先充实国力，而后再图谋恢复。而韩侂胄的北伐之策，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动兵残民”的武断专权之举，最终必将带来危及社稷、祸及民生的严重后果。

而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不幸被杨万里所言中。

文章事小，社稷事大。

杨万里当初拒绝韩侂胄拉拢，自有其犀利深远之处。

但问题就在于，对于韩侂胄同样的邀请，陆游竟然答应了，且连写两篇：《南园记》和《阅古泉记》。甚至又答应他“挂冠复出”。

据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陆放翁》：“（陆游）官已阶中大夫，遂致其仕，誓不复出。韩侂胄固欲其出，公勉为之出。韩喜陆附己，至出所爱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为词，有‘飞上锦裀红绉’之语……”

韩侂胄对陆游答应复出，喜出望外，在宴席上，甚至命他最为宠爱的小妾，为陆游等人又是弹琴又是飞舞，陆游则因此留下了赞美其舞姿的香艳诗词。

此情此景，似乎，正应了朱熹此前所谓“（陆游）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的预言。

既然非议主要源于他为韩侂胄撰写的《南园记》，最简单的办法，还是细读其文本，看看陆游是否有媚权之语、媚上之态。

《南园记》全文约800字，几乎一半的篇幅，是对于园林“天造地设，极湖山之美”的景观介绍。这没什么问题。

从陆游此记可知，园林葺成之后，韩侂胄特意从其曾祖魏忠献王的诗句中，挑选出“和容”“寒碧”“多稼”“矜春”“忘机”等字词，分别为园中的亭台楼阁命名。陆游则从其一众题额中，单独拎出了“许闲”“归耕”二词，提出“则公之志，忠献之志也”。评价韩侂胄，既承袭了功名富贵，更承继了祖辈之志。

魏忠献王，即北宋名臣韩琦。

韩琦一生，“相三朝，立二帝”，堪称一代贤相，被欧阳修誉为“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社稷之臣”。去世后，宋神宗都为他“素服哭苑中”，并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号忠献，赠尚书令，配享宋英宗庙庭，可谓备享哀荣。而其子孙后裔，也地位显赫，如其长子韩忠彦，亦曾官至相位。如今，作为韩琦曾孙的韩侂胄也是大权独揽。

应该说，陆游《南园记》中对于韩氏一族“勤劳王家，勋在社稷”的赞誉，并不为过。而“公之子孙又将嗣公之志而不敢忘，则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虽周之齐、鲁，尚何加哉”这一段文字，与其说是赞美，不如说意在勉励韩氏一门将“忠献之盛”代代传承下去。

陆游在记中，甚至并不讳言社会上对于韩侂胄的一些质疑——

“或曰：‘上方倚公若济大川之舟，公虽欲遂其志，其可得哉？’”

陆游却认为，质疑韩侂胄之人，是因为对于他的不了解。

“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知公之勋业，而不知公之志……”

所谓“公之志”，正是之前所述的“许闲”与“归耕”。

“惟有此志，然后足以当上之倚，而齐忠献之功名。”

陆游的意思是说，从这两个题额的内涵来看，韩侂胄是一个知进退、明得失之人。而这样的人，无疑足当大任。

文末，陆游对于韩侂胄何以请他写记、他何以应允，也做了一番解释。他说，自己本是“老病谢事，居山阴泽中”，在看到韩公派人送来的书信后，自忖自己早已挂冠而去，并无世俗的功利之心，因此所写《南园记》才能“无谀词，无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辞也”。

由此可见，陆游答应撰文，正是出于一片坦荡公心，而非趋炎攀附。

《宋人轶事汇编》认为，陆游此文有“警其满溢勇退之意”，只可惜，“韩不能用其语，遂败”。

《齐东野语》也不赞同陆游媚权一说，认为此文意在勉励权势正炙的韩侂胄懂得进退：“昔陆务观作《南园记》于平原极盛之时，当时勉之，以仰畏退休。”

《鹤林玉露》也认为陆游并无吹捧、过誉之处：“《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之事业，无谀辞。”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陆放翁》甚至提出，陆游文中“公之自处与上之倚公，本自不侔”一句，“盖寓微词也”。

其实，早在当时，周密就在《齐东野语》中为韩侂胄的恶名起了不平之意——

“（韩侂胄）身殒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当未尽然。”

而据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

“侂胄首将入伪境，彼中台谏交章言，侂胄之忠于本国，乃诏谥为忠缪侯，以礼袝葬其祖魏公（韩琦）茔侧。”

这说明就连当时千方百计要致韩侂胄死地的金人，在得到他的首级之后，也以礼厚葬，评价他“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并谥以“忠缪侯”，赞赏其忠心。且毫不掩饰他们对于开禧北伐失败的某种庆幸心理。

到了近现代，史学界也不断有人为韩侂胄鸣不平。

如邓之诚提出：韩侂胄其人其事，“不尽如《宋史》所诋”。种种非议，“不免门户道学之见”。

范文澜也认为：“……因韩侂胄反道学，长期遭到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依南宋《国史》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完全颠倒了历史的是非。”

对于韩侂胄其人，到底是“抗金名相”还是“权奸误国”，至今争议极大。而发生在陆游晚年的这件事，也只能说明他与韩侂胄基于北伐这一共同立场，才有所交集，却并不足以说明他依附韩氏，而至晚节有失。

陆游在韩侂胄推行的“庆元党禁”一事上，态度更是极为鲜明地予以反对，并在当时严酷的党禁环境下，与朱熹始终不渝地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8.世上再无此三翁

陆游当年因“燕饮颓放”遭到弹劾，愤而自号“放翁”。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晚称“晦翁”。

辛弃疾则因长期闲居于江西铅山县的瓢泉，得号“瓢翁”。

三翁都是震古烁今的大家。在当时，他们有着相同的抗金志向，其文化生命多有交集，惺惺相惜，为后人留下很多温暖的故事。

相比陆游与朱熹，辛、朱二人交游要更早一些，也更为深入。

在“庆元党禁”之前，理学、心学、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等，各流派学说激辩论争、互为启发，呈现出一个非常活跃的思想、学术繁荣期。其间，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是一次理学、心学的重要碰撞；而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对后世更是产生深远影响。

辛弃疾和朱熹交游甚多，对其理学思想有着较为充分的了解。在福建任上，辛弃疾还采纳了朱熹的“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的建议，取得可观的政绩。而辛弃疾遭弹劾落官，朱熹则为其斋室题写“克己复礼”“夙兴夜寐”，安慰他隐忍克制，修身养性，勿忘初心。

但辛弃疾力主恢复，渴望建功立业，为事功派，在思想上更趋近陈亮的永康学派。也因此，他与陈亮平时“话头多合”，喝起酒来，又是“高歌饮”，又是“中宵舞”，手舞足蹈，有如孩童。但这丝毫不影响朱、辛之谊。

辛弃疾在诗中称朱熹为“帝王师”。又在《酬朱晦翁》一诗中有“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的诗句，高度评价朱熹成就世所罕见。

二人可谓“相交既久，相见亦深”。

朱熹被罢帝师后，还居建阳考亭。

随着党禁的逐步升级，朱熹不仅被斥为“伪学魁首”，还被反道学人士杀气腾腾地比作春秋时期被孔子施以“君子之诛”并曝尸三日的少正卯，一时间，“斩朱熹以绝伪学”的呼声甚高。

而为了将朱熹逼入少正卯一样的死地，反道学一派，也特意给朱熹罗列了和少正卯之“五恶”相近的所谓“六罪”，即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并奏禀宁宗“请加少正卯之诛，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戒”。

可见朱熹当时处境之险。

很多人慑于党禁的高压态势，纷纷与朱熹划清界限。辛弃疾和陆游却毫不避讳，和朱熹依旧诗书往来。

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党禁正炽之时，朱熹病殁于建阳。

当其时，“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辛弃疾不顾禁令，亲往吊唁，还悲愤难当，提笔写下了《祭朱晦庵文》——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短短16字，却字字铿锵，绝不闪烁畏缩。

他还写有一阕《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以一句“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将朱熹比作西汉扬雄，认为其学说成就，必将如“江河流日夜”，流传后世。

陆游与朱熹，亦是惺惺相惜。

陆游晚年，窘困潦倒。他的《蔬食》《太息》《三山杜门作歌》《贫甚，戏作绝句》等诗中，皆有“今年彻底贫，不复具一肉”、“今年贫彻底，拟卖旧渔矶”的无奈自况，甚至到了“食不足以活妻子”“饥肠雷动寻常事”的境地。朱熹对此深为挂念，冬天特意给他寄去一床可以御寒的“纸被”。

这是一种用旴江藤纤维纸制成的被子，为朱熹所居福建与江西交界处的特产。从陆游“纸被无声白似云”的描述来看，这种纸被有着洁白细腻、轻软温暖等的特点。

陆游收到这个特殊的礼物，大为感动，以《谢朱元晦寄纸被》二首铭记此事——

“木枕藜床席见经，卧看飘雪入窗棂。布衾纸被元相似，只欠高人为作铭。

纸被围身度雪天，白於狐腋软於绵。放翁用处君知否？绝胜蒲团夜坐禅。”

朱熹去世，时年76岁的陆游为之痛惜不已——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

他的祭文也不长，只有35字，却字字真挚，令人动容。

公元1207年，辛弃疾忧愤之中，病逝于铅山。

公元1210年，陆游与世长辞，临终尤有不甘，以《示儿》绝笔。

陆游一生渴盼统一。

但在那样一个时代，注定他的深情无人堪寄，他的热忱无处着落，他的情怀俱被辜负。唯700多年后的清人梁启超懂他——

“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陆游胸中，藏着十万雄兵。他们日夜悲歌，整装待发。只可惜，陆游终其一生，才悲哀地发现，他的“骏马宝刀俱一梦”。而他所有的诗歌，也都成了一首首伤心情歌。 

（节选自《天津文学》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