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简介：丁帆，学者。现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1979年以来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百余篇，有《中国乡土小说史》等著作三十余种。

其实，让我更加敬佩章先生的地方，是他品行当中的大度。遥想当年国务院学位办委托南京大学中文系对学科目录进行调整，在征得教育部同意后，将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献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此举不仅引起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两古专业的诟病，更是引起了章先生的强烈反弹。当年讨论学科目录调整时，大家认为是符合教育部缩减专业规模精神的，却没有考虑到传统特色专业的特殊需求，章先生麾下的古籍所当时是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的重镇，拥有强将三十大员，改革首当其冲，我们的疏忽给他们的学科发展与人事安排带来了危机和困难，虽然后来纠正了，大家还是心有愧疚。

在学科组会议上，章先生发脾气了，他慷慨陈词，无情地抨击了这种对重要的传统特色学科忽视的做法，作为一个南大人，且又是学科组秘书，我战战兢兢地记录完章先生的意见，提交给学位办，连续几天都不敢正眼去看先生。然而，最尴尬、也是最麻烦的事情被我遇上了：学科组的许多文件需要每一个委员签字，我思忖了半天还是不敢贸然上前请章先生面签，只见先生坐在大厅的沙发上打盹，我硬着头皮过去，轻轻地唤了一声章先生，他突然抬起头来，叫了我一声丁先生，顿时让我又惊又愧，惊的是前辈称呼晚辈“先生”出乎我意料，受宠若惊；愧的是我们多有冒犯先生之处，先生却对此事毫不介意，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仍然与我和颜悦色、谈笑风生。

再后来，我们为了学科的事情去请教章先生，由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老校友许志英先生出马，请复旦大学年轻的校友王彬彬带队，组成三人团队去拜访章先生，先生仍然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我们，谈吐自如，得体大方，没有一丝前嫌过节之痕。想起这些往事，不由得让人敬佩章先生胸襟大度的为人之道。

更让我不能承受心灵之重的事情是在复旦大学评议章先生增设“古今演变史”专业的会议上的一件小事，它让我一生都觉得亏欠先生的情义太多太多了。那日我的回程火车票是三点多的，饭后我欲直接去车站，章先生非得在宾馆开了钟点房让我休息后再走，司机就在楼下等候，哪知道一个多小时后我下楼时，章先生居然带着一帮研究所的弟子在楼下咖啡厅里边喝咖啡边等着为我送行，顿时，我真的是懵掉了，只觉得汗不敢出，无地自容，像我这样一个晚辈，怎能经得起如此大礼？不要说我，平辈学者都经受不起，惊动一个拖着病体的前辈大师，这让我手足无措，心潮久久不能平静。每每回想起那幅感人的场景，我的脊梁骨上冒出的都是冷汗，再由冷汗变成了热汗与热泪。

的确，章先生是一个讲义气、重情谊的人，亦如吴中杰先生所言：“章培恒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杨西光、王零如此器重他, 当然很使他感激。后来, 在民间舆论上对杨西光在复旦的整人行为和霸道作风多有谴责时, 他却撰文赞扬杨西光的政绩, 也确是他的真情实感。”没有这样的侠肝义胆的“江湖义气”，也许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中就会容易缺钙，生活中也会无趣。或许，坊间流传的章先生许多富有浪漫主义情愫的故事，并非件件靠谱，但是，我却从中看见了先生做人率真的一面和敢于担当的气魄，敢于藐视世俗，独立特行是做人最宝贵的一种性格特质——无情未必大丈夫也！无此性情，就怕连学问都会做得无趣无味。让“此情可待成追忆”者并不见得就一定“高尚”，而当时不惘然者也非道德的叛逆者，人性啊人性，你的名字叫弱者还是强者呢？

章培恒先生

我不知道章培恒先生有无吸烟史，因为自我上个世纪90年代见到他起，就从未见他抽过烟，但是先生饮酒的传说甚多，风闻先生有过不俗的酒量，也听过不少饮酒时的趣闻逸事。不过，在我与章先生的多次同席当中，见过他喝酒，但是没有见到过他豪饮的场景，尤其是他患病以后，也就是呷几口黄酒红酒之类的色酒而已，偶有举杯，也是少许而已。真正见证过章先生豪饮的场面的人，当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那些老同事了。

吴中杰先生对章先生的酒事有一段精彩的描写：“章培恒很有豪情, 喜欢喝酒, 而且酒量不小, 至少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喝醉过。他在二十年前曾发表过一篇文章, 说他酒渴难耐而身边缺钱, 只能买七块钱一瓶的尖庄酒来解馋。以前我在有关曹雪芹研究资料里读到过‘酒渴如狂’ 的描写, 原以为这只是艺术家的夸张之辞, 读了培恒兄的文章, 才知道确有酒渴之事。我问他怎么养成喝酒习惯的? 他说他祖母喜饮, 在他幼小时就常用筷子蘸酒给他尝, 再加上他父亲开有酒坊, 取酒非常方便, 所以他从小就能喝酒。

“改革开放以后, 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渐多，大家一起喝酒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上世纪80 年代初, 中山大学吴宏聪教授到上海开会, 贾植芳先生、培恒兄和我一起请他在复旦招待食堂吃饭, 已经喝过几瓶啤酒了, 培恒兄又去买了两瓶加饭酒, 宏聪先生不知绍兴老酒的后劲足, 初尝之下, 觉得度数不高, 也就放胆大喝起来, 不料喝得大醉, 吐得一塌糊涂。他回广州之后, 贾先生还写信去慰问, 消息泄漏出去, 被吴师母知道了, 就把吴先生狠狠教训了一通。

“但培恒兄说, 吴宏聪先生本来就不会喝酒, 喝醉了没有什么稀奇, 他最得意的是与何满子一起喝酒, 何先生三次败阵, 而何先生在文人学者中是以善饮闻名的。这一次也是吴宏聪先生来沪, 章培恒请客, 何满子先生等作陪, 喝的是绍兴黄酒, 这回宏聪先生有经验了, 不敢多喝, 何满子先生却喝得大醉。何先生不服气, 说他是专喝白酒的, 不能喝黄酒, 所以醉了不能算数。第二次, 他们喝的是竹叶青, 何先生又不行。竹叶青是白酒, 但有些甜味, 何先生说, 他是不喝甜味酒的, 所以也不能算数。第三次是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组请一些专家提意见, 朱维铮带了一斤董酒, 他们请何满子先生一起饭后小酌, 董酒既是白酒, 又无甜味, 应该合何先生胃口的了, 但何先生过来一看, 说: 你们怎么没有菜光喝酒? 没有菜, 我是不能喝酒的。这次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培恒兄洋洋自得。

“我的情况与培恒兄恰恰相反, 我母亲自己不喝酒, 也不让我喝酒, 所以我从小没有酒量。培恒兄觉得我不会喝酒是一大缺点, 他对青年教师说: ‘可惜吴中杰不会喝酒, 他不能做江湖大侠。’ 他声言要培养我的酒量。而且倒真是实行起来, 不断教我喝酒。有几次, 已是深夜了, 他忽然叫人打电话来, 说外地某出版社有朋友来, 要我过去商量出版计划, 我过去一看, 外地出版社朋友确是有好几位在座, 不过不是商量什么出版计划, 而是一起喝酒聊天。但无论他怎么培养, 我的酒量仍旧毫无长进, 这很使他失望。直到后来, 培恒兄生病了, 一喝酒就发病, 所以只好戒酒, 有时朋友聚会, 他看着我们喝酒，自己只好喝清茶或矿泉水。我想, 这要有相当的毅力, 才能克制得住酒瘾, 但也一定是很痛苦之事。不过他倒是坚持住了, 做到了点酒不沾。”

好一个“酒渴者”！好一个“江湖大侠”！只有在酒中才能寻觅到这样的豪杰情趣之语，倒也应了李太白的那个千古名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我想，章先生喝酒的故事肯定很多，因为他的性格就决定了他是一个有豪情的人，吴中杰先生文中说到的中山大学的吴宏聪先生的确是不胜酒力者，上个世纪80年代，我与吴先生喝过酒，他只能算作“酒外汉”，而江湖上盛传何满子先生是“酒仙”，想必他与章培恒先生喝酒时，肯定是不醉不归者。如今想来，我与章先生错过了好多次豪饮的机会，此乃终生遗憾，除了我在先生面前因敬畏的怯懦，皆是因为几次酒席先生坐在那里既不出击，也不回避，不主动敬人酒，也不制止别人敬酒。倒是有两次在复旦开会（一次是“古今演变”学术讨论会，一次是为评审他新设置的“古今演变”学科），却在饭后茶馆聊天时，他叫了红酒或洋酒，一口一口地慢慢品尝，记得其中一次是那个撰写煌煌五卷《日本汉学史》的弟子李庆从日本回来，章先生很高兴，虽然已经病魔缠身，还是喝了酒的，可见他是将情谊置于高位的。

据潘向黎说，与他家为邻的章先生，时常和潘旭澜先生一起喝酒，且红黄白皆饮，啊，想起来了，章先生是绍兴人，黄酒是基因里就带来的酒因子。我想，白酒才是先生的最爱：“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像这样的诗句才配得上先生的豪情与性格。若先生与我痛饮黄龙，不仅是为酒中趣事，更是精神的教诲。痛哉，快哉！幸焉，荣焉！

许多学者将章培恒先生的治学研究方法归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窃以为，先生读书的那个时代流行的就是马列文论，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熏陶，尤其是50年代后期毕达柯夫《文艺学引论》教材的影响。但是，历经多年的方法论的鉴别，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才是一个学者最宝贵之处。我以为，仅先生“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和“打通古今演变”的方法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大的汲取和运用，足以立足于学界百年，因为，人性与批判价值观形成的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而所谓“现当代”是一个正在无限延长的时间段，它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里不断流淌，而非一个重新开掘的河流。所以，这也成为章先生后半生治古今文学史的一个独具慧眼的亮点。

当年，章先生和骆先生的文学史煌煌大著出版，引起了中国古代文学界的热烈讨论，无疑，他的治史观既得到了许多同仁的赞同，同时也受到了一些同仁的质疑，而现当代文学界却无发声，作为一个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人，我却是异常激赏先生的这两个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有独到见地的观点，于是，便与傅元峰在2007年12月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以《激活文学史的经络——简评〈中国文学史新著〉》为名，发表了管窥之见，为了说清楚我们的观点，摘要如下：“《新著》体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学史建设意识。在《增订本序》中，编者阐释了其独特的编纂原则，即‘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尽可能地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整体看来，全书较好地贯彻了这些写作原则。对‘人性’与‘形式’的双重关注，构成这部文学史的基本视点，影响了它的文学分期与文学性质的评判。《新著》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阶段。基于人性与审美的文学性评判，每一阶段不同时期的文学状貌又体现出层次丰富的落差。对人性与个性的文化心理动因及内涵的分析，是《新著》对不同时期文学风格和审美品性进行描述和判断的前提。人性和个性因素构成该书恒定而内在的文学性线索，它与以往单纯以朝代和编年的庸俗时间为线索的文学史不同，体现出独特的史学品格。……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形成了‘中国文学’作为文学母体的收纳格局。在此格局之下，现代文学容易找到历史归属感，并在人性与审美的贯穿之下，回归到中国文学史的长编中去。这有望改变现代文学史区别于古代文学而存在的文学割据现实。长期以来，作为并列的二级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形成了天然的学科壁垒，浑然一体的中国文学被断然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部分。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也因此形成一个尴尬的节点，影响了两个学科的治史者对近代文学的学术指认。针对这种现状，《新著》体现出深刻的弥合意识，编者不仅仅在断代的意义上消除了这个学术盲区，而且也在内在的史学视角上进行了重大调整，向中国现代文学史抛出了一条人性发展的线索。正是由于人性视角的存在，编者能够发现一些文学考古者所不能发现的文学事实。以往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往往和中国文化史、社会变迁史相纠缠，文学考证和作家作品的发掘与阐释倾向于类型化和程式化，尽管理论支撑有所更新，但呈现的总体文学格局依然缺乏变化。《新著》尽力离开纷繁的文化史和社会史主线，搭建文学形式变化与人性发展相因的历史框架，这使它的文学审美意识和人性关怀比此前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都更浓郁。

“《新著》的学术意义绝不止于此。中国文学史，无论是古代文学史还是现代文学史，都有僵化的历史主义的求真思维模式。对于文学的专门史来说，这种一元的治史方式会损害文学存在的丰富性。在此学术背景上，《新著》体现的前沿史学观念弥足珍贵。它不仅改变并丰富了学界对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的认知，也在文学史学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领域有诸多启发。正如编者所意识到的那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断代的古今文学衔接期，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文学的价值判断方面，有薄古厚今、去中趋西的心理定势。‘五四’文学破立的‘革命’特征本身具有历史功利主义的特色，《新著》作为一部文学史，形成了对现代文学基于人性和审美的召唤结构。

“这些都体现出文学史家独到的学术眼光，包含他们在文学史学方面的真知灼见。当下，中国文学史写作者的文学标准往往是缺席的，他们对作品的评判只能是从众的毫无学术个性的随声附和。《新著》编者有清醒的文学史观和明晰的文学评价标准，他们对文学伪经典‘祛魅’，并对被庸俗文学史遮蔽的文学存在有诸多令人振奋的发现。

“《新著》的文学认证有丰盈的人性内涵，记述文学经典有相对比较明朗的文学标准，审美的文学性原则从未缺席。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生长和现代文学的历史归纳方面，《新著》体现出跨学科的学术魄力，提供了难得的对中国文学进行整体认知的路径。这两点决定了《新著》在文学史学研究领域的先锋特质。”

显然，章先生注意到了我们这篇文章，随即打电话给我，请我们就此观点生发开来，再写一篇长文，先生的邀请让我诚惶诚恐，一是自知学识浅薄，害怕这种跨学科的文章写不好会被内行高手诟病；二是觉得尚需查证更多的史料来支撑我们的观点，要投入大量的工作量，一时难以成文，所以就暂时搁置下来了。孰料，没几日，先生又电话告知：已经请《文学评论》的主编胡明先生留下了版面，请务必操觚。那时候我正赴台湾东海大学讲学，百事缠身，由此就一拖再拖，每每想起，实在是愧对章先生和胡明先生了。这么多年来，时常想起这笔文债，寝食难安，让我对先生的厚爱感到深深的内疚。先生驾鹤七年，我们应该还这笔文债了，以此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甚至这个题目也时时萦绕在脑际：《“古今演变”的治史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重释的意义》，这是一个扬长避短的设计，我想，先生天上有知，应该会同意我们这个论断与写作路径的。

章先生的追悼会正值我在外出差，没有能够亲临现场送别，而他的几次追思会和纪念会我都没有去，就是想以文字的形式来表达我的哀思。我以为章先生肯定会对我笑着说：是，是，是。这样最好，这样最好。我也会假装幽默一把：章先生，您生前，我喊您章先生，您走后，我可叫您章大师啦。先生仍然会笑盈盈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在2017年的纪念“章培恒先生与中国文学研究”系列讲座里，有这样一段海报摘要吸引了我：

“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对自己的学术生涯进行了盖棺定论式的总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在陈述自己的为学大义之余，又以传统的临别赠序的方式寄托了当时已成为复旦大学知名教授的蒋天枢的殷切期许。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他的治学精神在千里之外的复旦园，在蒋天枢这一代的学者及其后学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从蒋天枢先生的言传身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20世纪的艰难岁月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仍然薪火相传，如缕不绝。”

“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之典生僻难解，据查，“侮食自矜”四字出自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侮食来王，左言入侍。”《文选注》给这句下注解说：“《汉书·匈奴传》曰：‘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也。”那么这里“侮食”有为觅食而屈膝受侮之意。

而“曲学阿世”的解释应为：曲：弯曲不直；阿：迎合；世：世俗。指歪曲自己的学术，以投世俗之好。例：《史记·儒林列传》：“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陈寅恪先生对学生蒋天枢的评价如此之高，可见文人士子最讲究的就是气节风骨，即便再迂腐，大节不亏，是为守正之本；代代相承，也是应有之义。蒋天枢先生又将这种风骨精神传给再传弟子章培恒，让其在复旦大学中文系里承传。想当年，章先生因展示了自己年轻的风骨，遭致了打击，而“囚首垢面”的他躲进了蒋天枢先生的一统小楼里，并没有“管他春夏与秋冬”，后来的种种行状足以说明章先生未泯的豪情。因为种种原因，恕我不能赘述。但是，也非如那个讲座海报中所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仍然薪火相传，如缕不绝。”

从王国维到陈寅恪，从蒋天枢到章培恒，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从古代文人士子嬗变到现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许多人在大浪淘沙中沉沦了、折戟了，而仅有极少数的人还在坚持着、肩扛着。因为他们相信未来。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过：“我们的时代主要是历史的时代。我们的一切思想，一切问题和对于问题的答复，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从历史土壤中，在历史土壤上发展起来的。人类早已经历过坚信无疑的时代；也许，人类会进入比他们以前经历过的更加坚信不疑的时代；可是，我们的时代，是认识、哲学精神、思考、‘反省’的时代。问题——这便是我们时代最主要的东西。”（《别林斯基选集 第五卷》第503页，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看不到“问题”的时代，是一个违背了历史逻辑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只有陷入哈姆雷特式的哲思诘问之中，人类的人性才能够得以前行与发展：是生还是死？将是我们永远面临的人生难题，这也是文学的难题，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难题。

章先生，您同意我的说法吗？我期待你仍然说出：是，是，是！

在这个暗夜里，我谨以此文悼念章先生，亦是渴望像先生这样老一代的知识分子陪伴我走过人生最后一段精神旅程。

2018年3月31日10时初稿于南京仙林大学城

4月5日清明时节夜雨中于依云溪谷寓中

本文刊于《雨花》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