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被史学研究者称为“比虚构还神奇”的上海，自然不乏历史研究，大到多卷本的通史、通志、辞典，小到一家影院、一条街道、一幢建筑、一份报刊，都有专门的论著，有的还不止一本。近年来还悄然产生了市民田野调查、市民考古计划等等，年轻人们跟在城市规划、建筑专家身后，行走于上海的特色里弄、教堂、邬达克建筑、城市规划建筑群之间，重识历史，丰富经验。

关于城市的书写由来已久。在18世纪的英国，从地志学绘画出发的特纳先生，以精湛的水彩技法描绘了大量英国风景，成为美术史上的经典。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在此与艺术表达发生了精彩的连接。当现代数学崛起，Topology直接被音译为拓扑学，研究几何图形或空间在连续改变形状后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性质。这个性质，也成为现代文艺研究中备受重视的因素。耶鲁学派的文学评论家，约翰·希利斯·米勒教授擅长分析不同文学作品中的地志学元素，从小说里读出作者怎样写一个地方，然后把这个空间意象当做解读一个文学作品最关键的元素。

最为典型的地志学书写就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在这本书里，找不到能认得出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一些短小的章节，被卡尔维诺分类成城市与记忆、城市与欲望、城市与符号、城市与贸易、城市与眼睛、城市与天空、连绵的城市、隐蔽的城市等十一个系列，每个系列包含五个片段，它们互相交替、互相交织，被重新组合在有着某种普遍气氛的章节里。这种组织方式本身就具有十足的地志学意味，令人回味起古老的“七桥问题”“地图着色问题”等拓扑谜题。内容上卡尔维诺希望这本书所唤起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城市的概念，而是展开了一种时而含蓄时而清晰的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卡尔维诺以虚构的城市来实现他一连串的观念，观念成为一个个具体的空间，一个个不存在城市。

与卡尔维诺相反，约翰·伯格的《我们在此相遇》则以一个个真实的城市，去写出某种梦幻般的特质，用这个特质去掌握他生命中的一个人、死的人、活的人、朋友或者情人，同时又写出他和这个人的关系。比如，伯格将已逝的母亲置身于里斯本与自己重逢，一个有美丽瓷砖层层叠叠隐藏着什么的城市，指向母亲生前没有告诉他的秘密；将哀伤而幽默的导师置身于克拉科夫，这个波兰的城市经历过战争的耻辱和忧郁；博尔赫斯出现在日内瓦，见多识广自建迷宫，冷峻之下的宽容，甚至是疲乏的宽容，是人与城的共同气质。城市的历史、气质和人的经历、性格，正如拓扑学中那些可以忽略形状的点，通过伯格在时空中腾挪跌宕的妙笔，呈现出了连续变换后依然保持的某种性质、特质、观念，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精神。

地理与叙事相结合的肌理，被艺术金针精心织造。通感是这金针下的丝线。一针一线无不来自书写者置身于城市之中的感受、思考、分类和整理。

然而，城市拆迁与扩建带来的众多问题，正在破坏社区邻里关系，随之而来的就是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慢慢消融。我们从自己的城市到其他城市旅行，适应的时间越来越短，同样复杂的交通网络、同样密集的便利店、同样高耸呆板的建筑……迷失不仅发生在东京，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具有令人迷失的气质。因为雷同的面貌，城市正在失去“你之所以是你”的理由。日本建筑师芦原义信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疑惑，“大城市的匿名性和无情性反而吸引了年轻人”，如今也摆在我们面前。卡尔维诺为了织造清晰的肌理，擦去了城市的名称，为了表达方便而选择匿名；而真实的大城市们，正在建设中主动获得匿名的身份。追求自我实现真我个性的年轻人，蜂拥涌向匿名化的大城市，生活的复杂性被交通的复杂性所取代，受困于交通和时间成本的年轻人过上了整齐划一的业余生活，最初的梦想渐行渐远。当城市的等高线、等压线趋向规则平缓，人心的感受和期待也趋向近似和雷同。城市书写止步于历史发掘后的感性赞叹、惊呼，当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和文学精神早已发生了根本改变，书写者必须伸出探索的双手。

持续又深入的史学研究与市民饱满的热情和兴趣，成为抵抗城市匿名性的一股力量。正如卡尔维诺所希望的那样，与其重复预言巨大城市的危机和灾难，“不如发现使人们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秘密理由，是能够胜过所有这些危机的理由”。因此，所有的研究与发现，不能停止在被发现的一刻，抵制出土氧化，它们急需被分类、再次分类、多样的分类，集体的、个人的、你我他的……逐渐拼起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每一次分类，都是一次激活的探索。

关于分类，伯格这样建议：你可以发明任何你喜欢的系统。根据年份、颜色、喜好程度、大小、心情。然后在每个大封套上，写下它的名字，还有你建立的分类名称。这会花上不少时间。一张都不能弄错。接着在每个封套里按照顺序放入画作；轻轻地在每张作品后面注记号码。要根据什么顺序呢？我不知道。你会找到的。有些画作看起来就该是最早出现，也总会有最后一幅，不是吗？顺序自然会跑出来的。

分类，呼应着古老的记忆术和今日的拓扑学。分类，建造了空间，读者不再是隔岸的旁观者，而是要进入这个新结构，在里面来回走动，可能迷路，也会找到出口，重新设计最佳路径。因此，城市史才可以不再是冰冷冷的知识、资料、档案，它有了自己的色彩和形状。它在每一种记忆结构里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东西。徐锦江写《愚园路》源于乡愁，希望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思维被了解；史明智写《长乐路》立于观照，希望写出在大城市里实现的梦想。一条马路被分类的次数越多，就获得了越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一个城市的活力，就与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着密切的正相关。上海还有思南路、太原路、新华路、武夷路、复兴路、武康路……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无数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可以去研究和书写。

分类探索着边界，边界反厘整体。开埠前的上海，曾被称为“小苏州”，为何不能更向前一步？同为开埠口岸，上海为何领先其他城市发展？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依靠的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恐怕还要放到区域、国家、世界的视野中去理解。史学者周武说，所谓整体，意在破除学科壁垒；所谓通贯，就是把上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理解。要更完整、立体地呈现上海城市的兴起、发展、困顿与转型，呈现上海城市变迁过程中的变与常以及变中之常、常中之变，呈现上海城市的外在风景和内在精神。

有了坚实的史学研究，上海的城市写作可以自由地走出虚构和幻想的初阶，也会更有力地克制把自我当做本体的泛滥抒情，尊重织体和肌理的内在逻辑。

卡尔菲兹在诗歌《城市》里如此描述：“你不会找到一个新的国度，也不会找到一片新的海岸，这个城市会一直跟随着你。”对我们来说，今天的城市是什么，史学者与文学者之外，广大而深入遍布城市的居民是这个城市最强大的心和肺，呼吸起伏，连绵不断。献给城市的爱情诗，是所有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无差别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