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几年，华文文学的发展十分突出，一方面，华文作家的分布越来越广，遍及全球，可说是遍地开花了。比如北美，在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的华文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其他城市也有一些华文作家崭露头角。多伦多、温哥华是加拿大华文作家的两大阵地；法文地区的蒙特利尔、魁北克的华文作家也已成气候，如郑南川、薛忆沩等正活跃在文坛。南美华文文学起步较晚，在老作家罗煦仁、袁方、朱彭年等淡出后，现在有女作家林美君、斯碧瑶和一批年轻作家走上文坛，成了南美华文文学的新景观。东南亚华文文学依然鼎盛兴旺，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越南华文文学，老一代作家陈国正、秋梦、刀飞及较年轻的刘为安、赵明、雪萍、李思达、怀雨等笔耕不缀。韩国、日本的华文文学近年来也有了令人瞩目的新发展，朴宰雨、金惠俊等近几年在韩国又掀起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新高潮。日本华文文学在老中青三代华文作家王敏、华纯、姜建强及李长声、弥生、白雪梅、唐辛子、草兵、房雪雪等人不懈努力下，近年在创作和研究上都有显著成就,如陈永和的《光禄寺三号》仍仿照他《一九七九年纪事》套路，用三份遗嘱，将妻、前妻等四位关系人网在一起，形成一桩悬疑奇案，把真实的人性充分展现出来。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华文文学在近年来更是飞速发展，张奥列、刘渭平、李承基、陆扬烈、庄雨、庄伟杰、崖青、王若冰、王岭梅、潘华、胡玫、王晓雨等几代作家各展风采。特别是长篇小说，如刘海鸥的《半壁家园》、曾凡的《麻将岛》、李灵智的《天使人类之间》、抗凝的《金融危机600日》、毕熙燕的《绿卡梦》及《双色眸》等等，一发而不可收。较具代表性的张奥列，以纪实文学著称，也创作小说散文。他的《家在悉尼》《澳洲风流》《悉尼写真》等从中西文化的视角，来观察澳洲华人的生活，“力图在新的语境下，表达一种新的话语”。

遍地开花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说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出版和发表的园地越来越开阔。当然，在国内尤其是大陆出版和发表，仍是大多华文作家的首选，特别是国内知名出版社和文学刊物。作为海外作家，他们的生活所在地，也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文化家园，海外同胞更需要来自同文化传统同语言习俗的同胞所提供的精神食粮。东南亚的华文文学自不必说，大多已融入了当地的主流文学，有自己的文学团体、报刊、出版社，发展蓬勃。现在北美也同样发展迅猛，有各文学社团40多家，自办的报刊、出版机构有200多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全球化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华文文学的网站和新媒体如雨后春笋，影响巨大，给华文文学的传播发展开辟了一个规模空前的途径，这是新时代文学传媒的一个新特色、新飞跃，也是新时代华文文学发展的一个新出路。

群星璀璨，是新时代华文文学的又一特色。如果说遍地开花是华文文学的平面延伸，那么，群星璀璨则是一个个立体的耀眼亮点,布满星空。

首先是“三驾马车”（严歌苓、张翎、虹影）和“陈氏四杰”（陈河、陈谦、陈九、陈瑞琳）各领风骚。2017年，严歌苓、张翎以《芳华》《劳燕》再次震撼文坛，对人性又有了新的探寻。《芳华》抒发了一种追忆年华的情感，提炼出人性中特别纯净的部分，普希金诗云：“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可以看作是《芳华》的初衷。《劳燕》则流露出一种宽恕、包容的仁爱精神。这也是人性中最难能可贵的东西，需要有忏悔、体谅、以德报怨的伟大胸怀和坚韧不拔的持久意志。陈九近年来创作的作品《纽约有个田翠莲》《挫指柔》《纽约第三只眼》引起文坛的关注。他直达人性隐秘深处的微妙文笔、海明威式豁达浪漫的精神气质以及林语堂式幽默讥讽的超然风格以及那京片子卫嘴子的语言腔调，如陈年老酒，韵味深长。

此外，曾晓文的《金尘》独辟蹊径，从一个偷渡蛇头大姐大的出殡大游行入手，把各色移民的人性变异、法律与道德困境和盘托出。无独有偶，二湘《白的粉》也是指向美国社会的“肿瘤”——吸毒问题。作家把道貌岸然的校长人性丧尽、伪善卑劣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发人深思。教育问题是海内外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黄宗之、朱雪梅的《藤校逐梦》就塑造了三个大学生的典型形象，阐释了用平常心态正确面对名校问题，才能走出“追逐”的疯狂怪圈。瑛子的《不一样的太阳》则从正面表现了一种全新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使人耳目一新。

叶周的《丁香公寓》把一个情窦初开的爱情故事放置在特殊历史时期，从人性的角度来反思，感人肺腑又促人醒悟。同样写丁香，董晶的《七瓣丁香》却营造了美好纯净的“无菌室”，写军区医院里一群天真无邪的少男少女，为了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理想走到一起，充满了仁爱、友谊、宽恕、谅解，还表现了新时代的新观念、新思想。董晶、王哲、刘松、杨慰慰、张棠的五人合集《写在玫瑰飘香的地方》书写了各人对人生的不同感受，有怀念有感恩，有反思有忏悔，有情爱有包容。由江岚策划主编的《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在2016、2017两年就出了两期12位女作家的专集，收录了江岚、陈谦、曾晓文、刘瑛、张纯瑛、王海伦、顾月华、陈瑞琳、施玮、虔谦、方丽娜、朵拉的作品。此外，于疆、刘荒田、王性初、薛海翔、宇秀、秋石、陈浩泉、施雨、吕红、张凤、张惠雯、梦凌、华纯、穆紫荆、南希、梅菁、梓樱、蓝蝶儿、唐简、张琴、朱颂瑜、秋尘、家蓉等作家仍活跃在华文文坛。

厚重的历史感在近年的华文作品中十分突出。继王鼎钧的四部回忆录、沈宁的《百世门风》、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之后，戴小华的《忽如归》独辟蹊径地书写了上世纪台湾从“戒严”到“解禁”时期的一段历史，一个家族，一种民族气质，一腔爱国情怀。虔谦怀着浓厚的家族历史情结，披肝沥胆多年，完成了22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二十九甲子——又见洛阳》，讲述从永嘉之乱到大隋统一过程中左氏家族史。作家周励近年来转战南极北极，探索人类探险史，彰显人性的勇敢坚强和大无畏，其探险作品已陆续问世。还有生活在加拿大法语区的郑南川，其新作《窗子里的两个女人》表现了主人公在小天地里的唯美追求，孤独中的种种意外现实和幻觉交错，构成了他光怪陆离的审美情趣。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华文文学出现了新景象，涌现出一批生气勃勃的作家和诗人，老木、余泽民、张执任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善于思辨的捷克新移民老木，近年写出了45万字的长篇小说《新生》。全书以主人公康久的个人生活经历，展现出中国改革开放和捷克私有化变革所引起的社会巨变，将人性和观念的转变写得淋漓尽致。匈牙利的余泽民的长篇小说《纸鱼缸》，把年轻人的青春和历史比作一捅就破的纸鱼缸，通过对新移民青年司徒霁青与匈牙利青年佐兰等人命运的描述，充分表现了时代和国家民族的真实境况，发人深思。另一位匈牙利作家、“老文学”张执任，不仅是一位辛劳勤奋、热情谦逊的文学组织者、活动家，也是一位难得的小说、散文、影视文学的老作家。他的四部温州传奇以大胆革新的故事曾获中国电视剧大奖。

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已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值得充分肯定。不过，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些问题值得研究和思考。

首先，当下撑起海外华文文坛的新移民作家主要是“50后”、“60后”作家，“70后”作家已是凤毛麟角，“80后”更少。再过二三十年，将会是什么局面，海外华文文坛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问题。华文文学的承继和发展的希望只能靠更新一代的移民了。无论如何，我还是坚信,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一支分流，定能生生不息。我们的使命就是为这一代华文文学鼓与呼，同时，也要为下一代华文文学铺路架桥，添砖加瓦。

其次，题材问题即海外华文文学写什么也值得关注。有人说，海外华文文学的题材越写越窄了，应该以写海外华人生活为主，不要老写国内题材。我以为，不应该设下条条框框来限制约束作家对题材的选择，一是要有最熟悉的生活，鲁迅所谓“烂熟于心”；二是要有感悟，所谓“心有灵犀”；三是最有兴趣，大有创作冲动，“不吐不快”。有这三条就可写。题材问题，还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必强求，顺其自然为好。

最后，关于写作技巧问题。我始终坚持巴金的观点：“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谋篇布局、语言文字都要朴实简洁，明快流畅。那种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刻意雕琢、玩文字游戏的雕虫小技不可取，它不仅会喧宾夺主，伤害作品的原旨本意，也显露出其肤浅、淡薄，缺乏深意。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也有这方面的倾向，我以为，不如沉下心来，老老实实去探寻深挖人情人性的无限奥秘。为华人写作，该尊重中国传统的写作、阅读习惯为好，不要食洋不化，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