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 读

从起屋造房的木匠到给人合木（做棺材）的木匠，杨烑的人生大起大落。合木的工作虽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种，但在众人眼里仍是晦气不堪的职业，自己也成了暗色地带中的特殊人物。一年又一年的合木生涯，他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父老亲朋，待到大家都接受并给予几分尊重时，火葬的推行又直接摧毁了合木职业。纵观一生，似乎都在潦倒之中。横看村人，喜乐哀怒都归于沉寂。见多了生老病死，经历了妻离子亡，这个以合木为生的人再没有生的喜，也不再有死的惑了。为自己合木送行，成为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一

我叫杨烑。木易杨，火兆烑。杨是姓，烑是名。也许因为姓杨，天生玩木头玩得顺手，虽然我的身份是个农民，但我的职业一直是个木匠。以前人家叫我小杨师傅时是，现在叫我老杨师傅了也是。四十年来，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我立于岸头岿然不动，从未改变，一直是个大料木匠。何谓大料木匠？在我们猫庄这一带是指专门起屋和合木的木匠，是相对于打牙床、桌椅、凳子、洗脸架等等小料木匠而言的。大料木匠的活儿使用大锯、斧头，抡圆膀子干，大劈大砍，大开大阖，多用整根原木木料，至少也是锯成对开、四开，最多八开的木料。小料木匠也称细工木匠，他们打造的是小物件，讲究的是精雕细刻，需要描图、镂空、锉花、车柱等等复杂的工序，这个我是做不来的，也从没做过，因为我没有学过做小料活儿。我只能做大料活儿，因为我学的是这个。我的师傅是做这个的，他也从没有做过小料活儿，哪怕是给家里做一张桌子或凳子，甚至给孩子们做一个陀螺或一把玩具手枪，他也没有。我倒是做过一次，是我刚刚出师的那年，也就是我结婚的第二年，老婆彭二妹怀孕四个月时，她让我做一个摇篮，只成雏形，最终没有做成功。做好底座和栏杆后，正准备组装的那天，彭二妹邀我去葫芦镇赶场，上午出门时我把料件放在坪场上，等傍晚回来，看到那里堆着一堆散乱的木板和折断的木柱，阶沿上放着一架完好的跟我原本要制作的差不多大小的崭新的散发着油漆味儿的木摇篮，我就一切都明白了。师傅来了我家，砸烂了我正制作的摇篮，作为补偿，他给我从乡场上买了一架成品回来。师傅姓向，大名叫向乃祺，是我的亲舅舅，也是我们猫庄方圆百里最有名的大料木匠，在他去世之前，我们猫庄几十里之内所有的木屋不是他亲手起的，就是他的徒弟们起的；在他活着时，那些布匠、漆匠、弹匠、铁匠、补锅匠、小料木匠就像织布机上的梭子一样来来往往地穿行在猫庄一带几十个村寨的山路上，但几乎没有一个外面的起屋木匠敢来我们猫庄附近揽活儿，他们都晓得，只要向师傅还活着，这活儿给他们做他们也是不敢做的。师傅曾经不止一次地给我和师兄弟们说过，大料木匠是不能做小料活儿的，我们不跟人家比细工，人家那雕功镂功锉功，我们是没有的；同理，你让他们起栋屋试试，只要吹场大风或下场小雪就会让屋子塌掉。他们敢起屋吗？哪怕是给自己家起一座猪圈或牛栏？这叫各有所长，也有所短，拿自己的短处跟人家的长处相比，硬要去较这个劲，只会自取其辱。木摇篮被砸之后，我就再没碰过小料活儿了。师傅死后，我们猫庄一带农村里基本上再没有人起木屋了，都建砖房，他的那些徒弟们纷纷转行，有去做泥瓦匠的，有去做油漆匠的，更多的人则进城去打工了，去我们酉北城，州城，或到广东浙江等沿海的大城市，他们大多也是进家具厂做木工师傅，不仅能混到饱饭吃，有些人还赚了大钱，出去几年后就回来修了两层或三层的砖楼。也曾有在沿海城市混得好的师兄邀我去他做工的家具厂，但我没有动心。我喜欢做大料木匠，我喜欢走乡串寨，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喜欢背井离乡，更不喜欢抛妻别子，没人请我起屋之后，我就去四村八寨合木。这一做我又做了三十年，一直做到现在老了，再没人请我了。

我最遗憾，也是我这一生中最具挫败感的是，我做大料木匠四十年，从未真正独立地起过一栋木屋，别说一正两厢、五柱八挂的大屋，就连一栋三柱四挂的小屋或三柱两挂的人字屋也没独立起过。这也是这些年来我很少跟人提及我曾是起屋木匠的原因。跟师傅做学徒时我一直给他做助手，打下手，出师后我也曾揽到过几次活儿，但每一次都是师傅不放心，最后还是我们一起做，从设计屋型到木料加工，一直到树屋和上梁，其中的每一根墨线，每一个孔眼和木栓，每一根柱子每一块排方，以及挑方、斗拱、地脚方等等，都是在他老人家的指导下，甚至是他亲自动手的情形下完成的，我仍然只是他的助手和下手。谁让他不仅仅是我的师傅，还是我的亲舅舅呢，他对我总是比对别的徒弟要多关照一些，也更不放心一些。师傅是个好人，更是一个好木匠，只可惜他死得早了一点，才六十刚刚出头。他死时跟一般农村人比起来根本还不显老，死之前他面容饱满红润，身体健硕，胸脯和手臂上的肌肉鼓起来像一只只大老鼠在窜动，以他的身体状况，如果不出意外再多活十年二十年是稳稳当当的。但有时我又想，师傅其实也死得其时，死得其所，他要是再多活十年二十年，甚至只要再多活三五年，眼见着自己亲手起的木屋一栋栋地被拆掉，被一幢幢拔地而起的砖楼取而代之，眼见着自己身强力壮却找不到活儿干，眼见着徒弟们纷纷转行，甚至去做他最不能容忍的小料活儿，以他的脾气说不定会被活活地气死，就是不被气死，也会郁闷死。这就是他死得其时。说他死得其所，因为他是死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的，就像一个士兵战死在沙场上，一位教师累死在讲台上，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

师傅就是死在他起的屋上。那天我们是在给猫庄十里外的小寨吴有发家树屋，这是一栋五柱八挂的大木屋。从吴有发家备足木料后，我和师傅背着家什行头进他家新屋场那天算起，我们做了一年多近四百个日子才终于迎来了树屋的这一天。吴有发是小寨的村长，这天他找来了几乎全村所有的青壮年劳力来帮忙树屋，有三四十个人，加上看热闹的妇女和小孩，整个屋场上就像赶场一样热闹，人多力量大，树屋时我和师傅几乎没有插手，就站在旁边指挥，他们铆足力气，一阵风似的就把四副排扇树起来了。一切都非常顺利，跟我和师傅预计的一样，不等太阳从对面的鸡公山上露脸，整栋屋的骨架已经矗立起来了。这是一栋占据两百多平方米的大屋，二十根柱子，三十二根挂子擎天竖起，直指苍穹，非常壮观、雄伟，所有的柱子和木方也连接得非常紧密，整座屋架坚固结实，十二级台风也吹不散架的架势。问题出在树完屋后上梁时，当时我正在屋架上拴木栓，二十根柱子，三十二块排方，有四扇排架，总共要拴一百零八个木栓，这活儿是在屋架和挑方上爬上爬下，师傅年纪大了，得我一个人做，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那年我才三十岁左右，正是年轻力壮手脚利索的年纪，我可以像杂技演员走钢丝绳一样，踩着一块排方从一扇排架走到另一扇排架去。正当我小心翼翼地走在堂屋上方的一块排方上时，我看到下面有几个人抬着木梁进了堂屋摆放祭祀品的大桌子前。在我们猫庄，甚至整个武陵山区一带，上梁是树屋最重要的一个仪式。就像树屋要看日子，上梁更要看时辰，时辰一到，仪式就要举行。举行的仪式最先是木匠师傅祭祖师爷鲁班，然后是屋的主人祭祀祖先，再之后就把沾上鸡冠血的公鸡毛粘贴于木梁两端，由两个人扛着木梁爬木梯和排方登上屋架中柱的顶端，把木梁放于中柱顶端的窠臼里。之后上梁的两人骑于木梁之上撒梁粑粑让大家抢。上完梁，整栋屋的起屋木工活儿就算彻底完工了，木匠师傅可以把斧头竖起放进背笼里去了，只等主人结账后走人。至于以后的上木檩，钉檩条，装板壁，都不是起屋木匠的活儿，那是装屋木匠的活儿了。当然，装屋我和师傅也能做，但师傅不屑于做这个活儿，我们跟吴有发谈的只是起屋，不包括上檩子、装板壁。上梁也是有讲究的，抬木梁必须左主人右师傅，木梁的左端由屋主自己抬上去，若是屋主年迈乏力，也可由儿子抬，没有儿子或儿子尚小就得由侄子代劳，这活儿就像是老人时抱灵牌一样，只能是最亲的人或自己家族的人，女婿之类的是不能代劳的，木梁的右端则要由起屋的木匠来抬，哪一个木匠，这个倒没什么讲究，师傅也行，徒弟也行。那年吴有发才三十七八岁，正是身强力壮的年纪，当时我在屋架上，也许是因为时辰到了吧，师傅没有喊我下来，他自己抬起了右端的木梁往木梯旁走去。那年师傅已过六十，早几年他就不抬梁了，由我或一起做工的其他的徒弟去抬，等我想喊一声说我下来抬梁时，吴有发已经一步跨上了木梯，接着师傅也跨上了另一架木梯。那根梁是干杉木的，又大又长，但不算太重，我看到师傅抬起也不显得费力，他一步步爬木梯时既没有蹒跚，更没打趔趄，因此我就没有顺着已经到达的侧柱溜下去接替师傅。正当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木栓勾下头去时，听到“嘭”的一声巨响，伸头一看，师傅一头栽倒了下去，随同他一起掉下去的还有他扛在肩上的那根木梁。我看到木梯折断了，师傅应该是从第五或第六级梯阶上跌下去的。这架木梯总共十二级，很容易就能看到是从正中折断的。当时我吓坏了，急忙从侧柱上溜下去，等我到了师傅跌倒的地方已经有帮忙树屋的小寨人扶起了他。吴有发也从木梯上下来了，刚才师傅跌下来时，他丢开了肩上的木梁，因此他没有摔倒下来。大家围着师傅问他伤着哪里了没有，师傅呆呆的，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问他，不作声，就是呆呆地站着，像是一下子不认识了我们似的。我上前去查看他有没有伤，这才发现他的左耳后方擦掉了一大块皮，露出渗出细密得如同汗水般血水的头皮，红得鲜艳夺目。我估计应该是木梁落地后弹跳起来时撞击的。我摇着师傅的身子大声喊他，似乎一下子把他喊醒了，他用手捂住蹭破皮的头部，连声说没事，没事的。他又吩咐我赶快和吴有发去上梁。有人重新搬来了一架木梯架上，我就放开师傅让别人扶着，和吴有发抬木梁去上梁。

上完梁，吃了圆满饭，吴有发给我们结了账，我和师傅就回了猫庄。从小寨到猫庄也就是十来里路，我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我们还没走到一半路，还没有翻过大牯岭坳口，师傅就走不动了，说他头疼得厉害。我再次查看了他的左后脑，发现擦破皮的地方肿起了一寸多高，颜色已经由艳若红花变成乌紫乌紫的了。师傅给我说，从木梯上跌下来后他就疼得受不了，怕主人家“兆头”不好，只好硬撑着。确实，我们猫庄一带无论做喜事还是丧事都很讲究“兆头”，出了事故，都是“兆头”不好，主人家至少会有一年的心理阴影，这还是这一年中没触霉头。要是出了事，肯定要怪闹“兆头”的人，师傅做了一辈子木匠，起了几百栋屋，从没出过一次任何“兆头”，他不想年过六十了反而“晚节”不保。很显然，这确实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一个凶兆，这个“兆头”没有应在吴有发家，当晚就应在了师傅自己身上了。很多年过去之后，有时我还禁不住回想那天的情景，非常诡异的是，我记得那架木梯正是上梁前三天师傅用木梁的边料做的，看起来确实很结实牢靠，三天来，大人小孩都曾爬上爬下过，它怎么就在上梁时折断了呢？我想，这正应了一句“冥冥中自有天意”的话，师傅是个起屋木匠，一辈子只干这个活儿，他也得死在这个活儿上头。这是宿命，除此再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那天，我把师傅从大牯坳背回家后，我说要找辆手扶拖拉机送他去葫芦镇人民医院，师傅不肯去，他让我帮他擦了一些自己用白酒泡的伤药，就睡下了。到半夜时，师母，也就是我的舅娘，拍打我家的大门喊醒了睡得正香的我，她说师傅快不行了，得赶快送医院去。师傅家离我家不到两百米远，我刚走上他家坪场就听到屋里师傅大声的呻吟声，他疼得满床打滚，到他床前后，我看到他头肿得就像被一群马蜂蜇过一样，有一只大冬瓜那么大，脸也膨胀得如同一只洗脸盆，五官完全变形了，几乎看不到鼻子和眼睛。我吓坏了，急忙去喊猫庄拖拉机手赵三佬送师傅去葫芦镇医院。很不幸，师傅没有熬到葫芦镇，手扶拖拉机才开到离葫芦镇还有三里多路的西溪村分岔路口时，他就落气了。上车后我就一直抱着师傅，师傅是死在我的怀里的。其实，师傅死时很平静，很安详，上车后他就没有呻吟了，他的一双深陷于肿起的眼睑里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亮晶晶的，却又是很呆痴地望着黑沉沉的天空。这个印象我一直很深刻，直到现在还没有磨灭。我一直抱着师傅的头，他在发高烧，刚上车时他的头颅很烫，我就像怀里抱着一个小火炉一样。坐在敞篷的车厢里，四面冷风吹拂，师傅的头颅就渐渐地凉了下去。拖拉机翻过枫木坳后，我感觉到师傅的头颅凉丝丝的，没有一点热气了，我摇着他的头喊了他几声，他也没有一点反应，我顿时心里一沉，知道师傅已经走了。那年我三十岁，却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死亡，它对我的震撼至今仍说不清楚道不明白。说得清道得明的是师傅之死使我从一个起屋木匠变成了一个合木木匠，之后整整三十年都是。整整三十年，我一直只合木，再没做过别的什么活儿。

合木即打棺材。

我们猫庄一带人把棺材称作“木”。

师傅死了，自然需要木来入殓。在我们猫庄一带，很多人一到六十岁就会准备好木，备在家里，等百年归寿时用。师傅也满六十岁了，但他还没有准备木，一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体好；二则是因为他自己是个大料木匠，自己还干得动时，请别的木匠来合木，颜面上过不去，他想自己动手给自己合一副木。他把木料准备好后却迟迟没有动手。把师傅的遗体拉回猫庄，抬进屋后，我就去青石寨请专门合木的罗木匠。青石寨离我们猫庄有七八里路，罗木匠是我们猫庄方圆几十里唯一一个合木木匠。我敲开罗木匠家大门时天都还没亮，是他儿子开的门，他告诉我罗木匠十天前就去世了。我问他会不会合木？他呛了我句，谁会学打棺材呀！我又问他罗木匠有徒弟吗？他说，不晓得！说完，“砰”地一声关了大门。我只好怏怏地回了猫庄。到了猫庄，天色已经大亮了，很多猫庄人都来师傅家帮忙了。有人已经把师傅生前准备合木的木料搬到了坪场上，支好了木马，等罗木匠一来就可以开工。没有等到罗木匠来，谁也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找合木木匠。于是大家就围着我七嘴八舌要主意，有人进屋去拿来师傅的斧子、锯子、刨子往我手里塞，说你来做吧，你来做吧。又说，你不做就没人来做了。于是我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成了一个合木木匠。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合过木，师傅也没教过我怎样合木，但合木的尺寸，工序我是知道的。师傅生前跟罗木匠是好友，他来猫庄合木或者我们碰巧一起在某一个寨子里做工，他们会经常在一起闲嗑，摆龙门阵，有时也拌嘴、逗趣，我就在旁边听他们说话，给他们端茶递水。有时，罗木匠也会把斧子或墨斗往我手里一塞，让我替他干一阵子活儿。他和师傅坐在大门槛上一边扯闲话，一边给我报尺寸和讲要领。合木这个活儿，说白了，就是个体力活儿，其技术性跟起屋是没办法比的，当然跟那些细料活儿更不具可比性，就是把十来根原木锯开，嵌成底、壁、盖，组合成一口棺材，底要平，壁要圆，盖要斜，主要是用斧头砍，用刨子打磨光滑。我合的第一副木虽然花了三天时间（晚上也干到大半夜），不仅像模像样，而且猫庄人都说我比罗木匠合得不差。合完木，我坐在木马上黯然神伤，我想要是师傅还在世，他会怎么评价我给他合的木呢？他会是一副不屑的嘲讽的表情，还是会用他一贯的漫不经心的口吻表扬我说，嗨，小烑子，干得蛮像回事儿了，我得躺进去试试合不合身。一会儿后，师傅就真的躺进去了，至于合不合身，他老人家是再也作不出评价了。合身也罢，不合身也罢，他都得躺进去，然后埋进地里。我们猫庄人确实对我合的第一副木评价不低，最直接最有效的证明就是他们开始请我去合木，工钱跟罗木匠一个价。这个价比我跟师傅一起起屋的工价还要一天高出八毛钱。我做合木木匠，一方面，师傅死后，再没人请我起屋，我没有活儿干了，另一方面，我从农业社时起就一直跟着师傅做木匠，作为一种副业，每年只要给生产队里交一定数额的现金，包产到户之后，请我们起屋的人家更多，忙都忙不过来，我家里虽然有好几亩田，十多亩地，但我并不懂得怎么从事生产，别说拿犁拿耙，就是哪个时令栽什么菜育什么苗，我都不甚了然。除了去做合木木匠，我别无选择。人总得要活下去，不仅自己要活下去，一家人也要活下去；再一方面，人也总是要死的，死后总得要装木下葬，既然罗木匠死后猫庄四村八寨已经没有合木木匠，这个活儿就只能由我来做了，不管我愿意不愿意，都有人来求我做，来拉我做，不做就得得罪人。一个地方总得有一个合木木匠，就像这个地方总得要有一个起屋木匠，也要有一个媒婆，一个接生婆一样，你有能力做这个事，既是众人之福祉，也是自己的责任，不做即是推卸责任，不做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啊！尽管一开始我并不喜欢，也不愿意做一个合木木匠，但我没有办法推卸，只得去做。我没想到，这一做，就做了整整三十年之久。

我做合木木匠三十年，我的所有的亲人、长辈、邻居、熟人、朋友，猫庄方圆二三十里之内村寨的绝大多数老人的木都是我合的，那些已经埋入地下或还放在地面之上的木至少不下千副了。想一想，有那么多人，不管他们情不情愿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睡的是我合的木，我就觉得这一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就心安。今年，我已经满六十岁了，按照猫庄人的惯例，我得给自己合一副木了。一年前，我就备好了合木的木料，十八根，全是六尺长、直径两尺以上的水桐木料。若在三四十年前要找这么大这么齐整的水桐木料也许并不是件难事情，但现在要找到就非常难了，哪怕有钱也买不到，究其因，水桐木木质紧密，放干后不开裂，埋入地下也不易腐朽，最关键是它质量轻，一根同样大小的干水桐木只有干杉木的一半重，还没有干柏木的三分之一重。这些年来，我们猫庄一带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老人后，连抬丧的青壮年都找不齐，以前流行的柏木、杉木棺材都是十六个人抬，现在能勉强凑齐八个人就不错了。这些年来，猫庄一带的老人都尽量用水桐木合木，没有的买，实在买不到只能用杉木，然后花钱从葫芦镇上请人来抬丧。我这十八根水桐木料是我一个非常好的叫胡长顺的朋友送给我的，他没要我一分钱，条件是我用心地给他合一副木。合的木也是水桐木的，当然是不收他工钱喽。水桐木什么都好，唯一的缺点就是“绵”，一斧头劈下去，若是力道太大又没找对角度的话，能够把斧头弹起很高，磕到自己的额头上来。一般说来，合一副水桐木的料比杉木和柏木料要多费两到三个工，几十年前是两三块钱一个工，现在是两百块钱一个工，仅仅就是合木的工钱就要多出五六百块。不过，反正是我自己给自己合木，反正猫庄一带该合木的不该合木只要想合的这两年来我给他们都合了木，再没有人会请我合木了。葫芦镇镇政府正在推行火葬，今后猫庄一带人死后不仅要火化，还要装入一个叫骨灰盒的小匣子里埋入到统一的公墓里，人们已经不需要合木了，我——杨烑，杨师傅，肯定是猫庄的最后一个合木木匠了，我给自己合的这副木也肯定是我做合木木匠三十年来合的最后一副木，我早就已经很闲很闲，无所事事，就是多十个工二十个工甚至三十个工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怕费工。说实话，我现在担心的是我给自己合的这副木，到时自己能不能睡上，这可就说不准了。

二

我做大料木匠整整四十年，从二十岁一直做到六十岁。前十年跟着师傅到处起屋，后三十年我一个人走村串寨合木。算起来，我这一生，跟着师傅一起起了不下五十栋屋，独自合了不下千副木。起一栋屋，仅柱子、挂子和檩子就要一两百根木料，合一副木，一般要六尺长短的十二根木头，若是木头小则需要十六根或二十四根。经过我手劈、削、锯、刨、打孔，组装成屋架或木的原木应该不下三万根之多。三万根木头还原成枝叶茂盛的树木，不说那是一片参天蔽日的森林，至少也能覆盖几山几岭，若是单株排列起来，可以连绵百里不止吧。五十栋木屋若起在一片平地上，在猫庄一带能算得上是一个大寨子了，上千副木若下葬在一处，怕是要占据整整一面山坡吧，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墓园了。只是我们猫庄一带的风俗都是择风水散葬的，从没有一个墓园，那些木散落在几十座上百座大山的树林里或台地上，并不显得气势恢宏或苍凉沉郁。我是个粗人，没有耐心干细工活儿，也干不好那类活儿，我只喜欢做使大力出大汗的活，我觉得做一个大料木匠挺好的。我喜欢用斧头劈、砍、削木料，喜欢用锯子锯、刨子刨木板，我喜欢闻柏木、杉木、桐木等各种木料散发出来的清新的带着树脂味儿的微微的香气。我喜欢汗水从我额头、面颊滴落，开沟似的沿着胳膊、胸膛和脊背流下来的感觉，等到晚上冲个凉水澡或洗个热水澡，那真是无比的惬意。一觉睡下去，第二天什么时候天亮的也不知道。年轻时如此，现在年老了也一样。早在十年前很多木匠都鸟枪换炮，用上了电动锯子、刨子，钻孔机，打磨轮等等现代化工具，但我不喜欢这些高科技的玩意儿，我曾经用过一次电动锯子，它粗笨，一点不灵巧，用起来也不顺手，开关一开，马达的嗡鸣声像一条条虫子一样往我耳孔里钻，震得我的手臂簌簌发抖，我更受不了随着锯齿转动，木屑粉末飞溅，像有人不断地抓沙子往脸上扔，打得整张脸生疼生疼的，木屑粉末也直往嘴巴、鼻孔和眼睛里钻，令人非常不舒服。我只锯了三截木板，耳朵里全是嗡嗡的回声，手臂被马达震麻了，整张脸也木了，鼻孔嘴巴里全是粉末，眼眶四周红得像鸡屁股一般。跟手工拉锯的感觉简直是云泥之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拉锯一推一扯，一进一退，张弛有度，轻松和谐。再说，拉扯锯子发出的沙沙沙的声音，那是悦耳的乐音，平静、舒缓，像流水一样。记得上初中时物理老师告诉过我们，再大的水流声都不是噪音，哪怕是轰然作响的瀑布，而一切的机器发出的声音都是噪音，它们尖锐，嘈杂、喧嚣，只要超过一定分贝，就会令人烦躁不安。我受不了电动工具的噪音。也许，若是真要我改用电动工具，三天下来，要么我会完全适应，要么我会发疯。可问题是我再不会去试它，三分钟我都受不了，我怎么会有耐心去忍耐三天呢？这一点我跟我的好朋友胡长顺一样的固执。胡长顺是个舀纸匠，几十年来就用土法造纸，也是从未改变过，从未想过要用机器生产纸张。事实上我们都是高中生，都不是一个反对现代科技和现代生产工具的老顽固，几十年来，我们也跟随着时代听收音机，看电视，坐机动车辆出行，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你拒绝也没用，它说涌来就涌来了，你要么被它裹挟着向前进，要么被它打翻在地止步不前。我既是前者又是后者，我有时随水流舟，有时又逆水行舟，我只是坚持自己的习惯，什么工具用起来顺手，舒服，就用什么而已。就像坐车能快捷地到达目的地，我就坐车（事实上我有晕车的毛病）；我用手工工具能让我更专注地干活儿，而且干起来顺手，自己也舒服，我就用它们干活。至于效率，我倒是从没有考虑过。我就是一个合木木匠，我合一副木最多六七天，最少只要三四天。我的工作主要是对木料大削大劈，大截大合，即使我换电动工具，使用频率也不高，只能裁一下前后挡板的木板和嵌内壁的木条，一天用不上三分钟，合整副木节省不了一个工。再说，我现在根本没有必要换工具了，因为我已经再没有活儿干了。合完自己这副木，我就能一天挨一天地等死了。

我做大料木匠整整四十年，前十年跟着师傅起屋，后三十年我一个人合木，说起来挺有意思的，在我们猫庄一带合木也叫做起屋，起地屋或起天堂屋。这意思是地上的木屋是供活人居住的，地下的木是供死人居住的。事实上也真是这么回事，木屋的木梁上画的是太极图，木的后挡板上也是画的太极图，一模一样的图案。区别只是木梁的太极图是红黑二色图案，木上的是黑白二色图案。猫庄人都相信人死后是要上天堂的，无论好人还是坏人，没有人觉得自己会下地狱，他们相信木虽然是埋入地下的，但会随同人的灵魂一同飞升入天堂，他们相信屋只是人在大地上的临时居所，木才是人的永恒的住处。据我所知猫庄没有一个人信教，没有一个人是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教徒，他们对人死亡之后的想象只是源于一种最朴素最原始的信仰，这信仰传了几千年上万年，一辈一辈的人都深信不疑，就像相信玉皇大帝真实存在，相信月宫里真有每晚在砍桂花树的吴刚和寂寞的嫦娥一样。不仅那些没有文化的老公公老太太们信，就连教书先生谢家旺也信。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过，地上的屋是人的这副俗世臭皮囊的住处，地下的木才是人的灵魂的永恒居所。我还笑话他作为人民教师不好好教书育人，尽想些高深玄奥毫无用处的东西。记得有一年秋天，我给谢家旺老娘谢胡氏合木时，他天天都在跟我讨论这个玄奥的问题，他说人不可能永远住在地上的屋里，但却会永远地居住在地下的屋里，因为人总是要死的，活着只有几十年最多一百年光景，但死却是永恒的。他还说，地上的屋是可以换来换去的，小屋可以换大屋，木屋可以换砖屋，地下的屋谁能换呢？实在要换，那也是别人替你换的，毕竟这种折腾自己替先人换屋的人不多吧？

谢家旺愿意跟我讨论这些，是因为我是他的学生，小学时他代过我两年语文课，他也知道我上过高中，知道我喜欢看点《三国演义》《说岳全传》《七侠五义》之类的书籍，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我是个木讷的、沉默寡言的人，知道我不会真正地跟他讨论问题，更不会反对他的观点。他知道我只会听。那时我还年轻，才三十多岁，没有经历多少世事沧桑，悲欢离合，那时我也才刚刚开始合木。给师傅合的是第一副木，给他老娘谢胡氏合的是第二副木。那时我对合木这个活儿都心存抵触，很不情愿被谢家旺硬拉来干活儿。他老娘已经病重在床，挨不过几天了，我几乎是被他硬拉死拽来他家合木的。虽然我嘴上不反对他，心里却对他的这一套说辞很是不屑，觉得牵强附会，甚至滑稽可笑。我读过书上过学，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知道人死如灯灭，所谓的灵魂，就像鬼魂一样，我认为是不存在的，那是人们臆想出来的形而上的东西罢了。我从来都不相信。后来谢家旺老娘谢胡氏奇迹般地挨过了那场重病，又旺旺地活了好些年，一直活到八十八岁米寿那年才去世。倒是谢家旺走在了他老娘的前面，第二年他就走了，睡了我合的那副木。世事难料啊！谢家旺到死都不会想到那副木会是他自己睡了。他死得很突然。他老婆王凤菊说，头天夜里他说有点头疼，吃了几片安定，第二天就没醒过来了。谢家旺死时我没在猫庄，而是在距猫庄七八里的芭茅寨给我姑父合木，他的葬礼我没有参加。事实上我当时也并不知道他去世了，等我回猫庄后才晓得，那天他刚好下葬了。谢家旺到死也不会想到他那一次硬拉死拽，让我一生都与合木这个活儿脱不了干系了。当年我并不想干合木这个活计，如果当初我坚决不答应谢家旺给他老娘合那口木的话，我现在就不是干这个活儿的。那么会干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也许在做泥瓦匠，也许是做花匠，也许会在沿海的哪个城市里的一家工厂做家具，谁说得准呢？因为给谢家旺的老娘合了木，那么彭德明请我给他老爹去合木我就也得去，亲戚寨邻们谁请都得去，渐渐地陌生人也来请了，于是我就成了猫庄一带唯一一个接替罗木匠的合木木匠了。

福兮？祸兮？真是一言难尽。

说到底，当年我答应或者说无力反抗谢家旺，给他老娘合木，是因为我对谢家旺这个人很敬重，要是没有这份敬重，他怎么请得动我去给他老娘合木？我是坚决不会去的。不说我自己不想干这个活儿，我老婆彭二妹也不准我干这个活儿。但谢家旺来请我了，我就不能不动，不去对不住他，也对不住我对他的敬重。这倒不是说他帮过我什么大忙，我欠了他多深的人情。除了小学时他代过我两年语文课，我从未跟他借过一文钱，我老婆也不是他给我介绍或做媒的，我的一儿一女还没到启蒙时他就退休了。除了两年师生之谊，我不欠他什么，但我敬重他这个人。在猫庄，我只敬重两个人，一个是我师傅，另一个就是谢家旺。谢家旺在猫庄村小教了一辈子书，猫庄一茬一茬的孩子都要从他的手上小学毕业，再进入初中或高中，幸运的再升入大学。不论他教得好与坏，但他对每一个孩子都一视同仁，视若己出，不管你是支书、村长的娃，还是拖欠着学费的穷人家的娃。包产到户以后的很多年，猫庄村小只有谢家旺一个老师，那年月猫庄人大多数都穷，娃的学费都是拖着欠着，要等卖掉农副产品后才能交，谢家旺收不上的学费，区教委就扣他的工资，欠多少扣多少，谢家旺每到年末就一家一家去收拖欠的学费。他有一个习惯，哪家他一年都只去一次，当场收到的不说，收不到的说好日期自己送他家去，逾期没送，他也不会再上第二次门去取。他在猫庄教书几十年从未有一个娃因为交不上学费而辍学，他的口头禅是：有钱没钱，书都要读，多识一个字就能少吃一点亏。那年我给他老娘合木时还说到这个事，他告诉我几十年来他填的学费不下一万块钱，到他退休时至少还有三千块钱没有收回来，他也没有再去收过。猫庄人都说他是一个好人，对他的尊敬可以说比我师傅还要高很多，平时需要人帮忙什么的，只要他开口，别人再忙也不会拒绝。那天他来我家，要我去给他老娘合木，我还没开口我老婆彭二妹就一口回绝了他。她说我家杨烑又不是合木木匠，他是个起屋木匠，你找别人去呀。谢家旺说能找到别人我就不来找他了，边说边把我的斧子锯子刨子墨斗往背笼里装，装好后自己背上，不由分说地拉住我的手臂往堂屋外拽。我就只好跟着他出去。其实我也可以反抗、挣扎，甩脱他的手，不跟他去，但我做不到。我师傅说过，永远不要让一个好人伤心，更不要让一个好人失望，因为这世界上好人太少了。谢家旺就是一个好人，我不能看着他老娘快要死了他却到处找不到给老娘合木的木匠。那个时候我们猫庄人的禁忌很多，跟别人家借木被认为会带来不吉利，没有人肯借的，那时别说葫芦镇，就是酉北县城也不一定有棺材铺，买木很难买到。我不能看着谢家旺六神无主，急得发疯。这不是我的为人，我也做不到这么绝情寡义。我老婆彭二妹，也不好生生地阻拦我，因为拽我的那个人是谢家旺。现在，谢家旺已经死了很多年了，用我们猫庄的话说他的白骨都可以打鼓了。他是一个好人，灵魂早已飞升到他自己所说的那个天堂了吧？愿我给他老娘合的他睡了的那副木，在天堂里也是华美大厦，愿天堂里没有头痛，也没有安定片。

谢家旺死后不到一两年时间，时代的滚滚洪流就席卷到了猫庄。首先是很多年轻人外出去打工，他们先是去广东沿海一带，广州、汕头、东莞、惠州，接着又是一拨拨地去江浙一带的宁波、温州、苏州等等地方。仿佛一夜之间，村村寨寨就空空荡荡了，就像来了一场无声无息的飓风，一下子把年轻人全吹走了，吹到很远很远的看不到的地方去了。那几年，村子空了，人也闲了，很多田地都抛荒了，最忙碌的却是管我们猫庄片区的葫芦镇邮政所邮递员小彭，他的帆布邮政包来时跟他矮胖的身子一样，永远都是圆鼓鼓的，塞满了平信、挂号信、航空信和汇款单据，他每三天一次穿梭在猫庄一带村寨的山路上，是老人们翘首以待的绿衣天使，也是唯一能每隔几天就能固定见到的一个年轻人的身影。他把邮政包里的那些像雪花一样从外面的天空里飘落而来的汇款单据又像雪花一样地撒入到各家各户的老人们手里。这些雪花在老人们的手里短暂停留后，不等融化，又飘回到葫芦镇邮政所，落入柜员张秀丽的手里，换成一叠叠红红绿绿的钞票。这些钞票到了这些老人们的手上，于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拆旧屋，建砖楼。那几年，我们猫庄一阵风似的兴起扒倒旧木房，在原址上盖砖楼，每个村寨皆如此。有些根本就不是旧屋，才起十来年不到，有些甚至还是才起两三年的新屋。像小寨的吴有发家，也不到五六年时间，柱子、排方、板壁都是新崭崭的，刷上去的桐油还是红彤彤的，没有变色，更没有发黑，吴有发这狗日的连眼皮也不眨一下说拆就拆掉了。那可是五柱八挂的大屋啊！是我和师傅起的最大的一栋屋，也是花时最久的一栋屋。我们花了整整十四个月起它，狗日的吴有发只花了半个早晨就放倒了它。

那几年里，我们猫庄这样百十户人家的中等寨子就扒掉了十多栋木屋起了砖楼，我走到哪个寨子里去合木，都能听到那里在摧枯拉朽似的拆木屋，一排排的屋架轰轰隆隆地倒下，很多屋都是我和师傅起的。人家拆屋我从来不去，连看也不看一眼，可是那轰然作响的声音我却躲不掉，每倒下一排屋架就会砸得我心里疼痛一阵。这阵疼痛还没有过去，那一排屋架倒地的声音又传了过来。起一栋屋从开始备木料算起至少要一年半载，拆一栋屋只要半个早晨，连把整个骨架运走得干干净净也只要小半天时间足够了。我想幸亏师傅早死了那么几年，要是他没死，看到自己亲手起的屋一栋栋地倒下，他不知会怎样的痛心疾首，他会发疯的，他要朝天骂娘的，我敢肯定。他怕是连拿斧头去砍人的心思都会有的。最可惜的还不是吴有发家的那栋大屋，那栋屋虽然大，虽然是建在半山腰的，师傅和我也用了最大的心血去建的，建得确实气势不凡，远远看去龙盘虎踞，雄伟壮观，但那栋屋只能算师傅和我的得意之作，并不是最杰出的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我和师傅合作起的杰作无疑是我的朋友胡长顺家的那栋吊脚楼。

胡长顺不是我们猫庄人，他家在距猫庄十来里的葫芦镇不远的一条峡谷里，叫做西溪村。那是一条非常美丽的峡谷，西溪村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寨子，峡谷中央有一条潺潺流淌的溪河，溪水是从几十里外的一座大山的山洞里流来的，一年四季清亮洁净，且不断流。溪水两边是坡地，散乱而有序地建着十多栋房屋，房屋一律皆木屋，青瓦黑壁，古朴宁静，屋旁是田地，夏天绿油油的，秋天一片金黄，一到冬天，那里的雪总是比别的地方来得早，白茫茫的一片。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个村庄，可惜现在好景不再，村子里再没有一栋木屋了，也没有多少树木了。早在十年之前，一到秋末，溪水就断了流，大而丑陋的卵石常年裸露在风中，像众多冤死者永不瞑目的眼睛。胡长顺家不在坡地上，是西溪唯一一家建在溪河岸边的木屋，屋后是片青葱翠绿的树林和竹篁，屋前是一个很大的坪场，坪场外就是溪河。在坪场和溪河之间高坎的半中央有一个狭长的，宽约六七尺的台地，台地上建有两座约几平方米的竹棚，那是他们家的舀纸作坊。只要不是下雨天，他们家坪场上、阶沿上、屋檐下，到处都晾晒着自造的土纸，一片金黄，就像他们家从没有四季变换，永远都是丰收的初秋季节似的。胡长顺家因为舀纸，包产到户后很是赚钱。他们家原只是一栋中等的五柱四挂的木屋，是从他爷爷手上传下来的，胡长顺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妹妹，那栋四间房的木屋不够住，手里有钱后他父亲胡天明就请我们师徒去给他家起两间厢房屋，把旧房扩建成一正两厢的大屋。我和师傅到了他家，一看地形，他们家临溪，前面清水后面绿树，东面的屋基又比正房屋基低了好几尺，填起来要几十方土，师傅就建议胡天明西厢房建成普通的厢房屋，东厢房不如建个大吊脚楼，外廊用栏杆围，又可以晾纸。胡天明想了整整两天，第三天早晨天不亮就跑来猫庄敲师傅家的大门，只说一句话，向师傅，就按你讲的搞，背行头家什去我家吧，长顺娘去买酒肉了，晚上哥俩好好呷几口酒。那时我还是没有出师的徒弟，所有设计都是师傅的功劳，他确实用了心，把吊脚建得檐牙高啄，飞脊翘角，像一只栖息在树梢上展翅欲飞的大鸟似的。建成后师傅和胡天明都非常满意。我们自己满意还不算，这个吊脚楼建成三年后，有一天胡天明专门跑到猫庄来找师傅，说州城要建一座民俗博物园，他们来人想买走他家的那栋吊脚楼。师傅问，出多少钱？胡天明伸出一个巴掌，又加了一根食指。师傅说，六千，不卖。胡天明嚷嚷道，六万！那个时候大米才四角八一斤，肉也不到两块钱一斤，六万块钱可以连原材料带木匠工钱起三十栋胡天明家那样的吊脚楼，听到胡天明报出这个价只差惊得我和师傅的下巴骨脱臼。就是六万这个天价，胡天明也没有卖掉它。他们家那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不缺钱。不过，现在你去西溪，再也见不到那栋我和师傅起的最得意的吊脚楼了，现在你只能去找三十多年前的《中国民俗》《摄影画刊》《湘西风情》这些老杂志一睹它的风采。那时候有很多州内甚至省内的摄影记者去西溪拍过那栋吊脚楼，他们中有些人把发表照片的杂志送给了胡长顺，胡长顺也给我看过，但我记不清它们登在哪一年哪一期了。

斗转星移，世事难料，想不到没过几年，胡天明还是拆了它，拆得义无反顾，拆得毫不心慈手软。不仅拆了吊脚楼，一正一厢都拆了。胡天明在原址上建了一座两层的四四方方像碉堡一样的砖楼。拆屋的那天我正好在西溪刘大勇家合木，刘大勇家和胡长顺家只隔了那条溪河，他家的地势比胡家高出好几米，但我硬是没有出来看一眼那一正两厢的大屋是怎么倒塌掉的。因为先天我来西溪时就看到他家揭了瓦撬了檩条下了檩子，只剩一副空空的屋架了。知道是要拆屋了。那天刘大勇帮忙去拆屋了，他回来告诉我，吊脚楼和西厢房的屋架放倒后，排方从柱子里抽不出来，夹得死死的，只好用斧头劈开柱子。胡家原想把它们卖出去，现在只能当柴禾烧。听刘大勇说完后我的眼圈红了，晚上睡觉时，我想起了师傅，想起我跟他起这栋吊脚楼时的许多事情，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发现枕头还是湿的。那是我三十岁之后为数不多的一次流泪。胡长顺家的砖楼修好之后，只过了两年，他爹胡天明就去世了，他的木也是我合的。他是在砖楼的天台上收纸时，一张纸没拿稳，被风吹得飘起来，他去抓，不小心摔下了楼，跌坏了腿和内脏，瘫了。瘫了半年，我给他合完木后没有两个月就走了。在给他合木时，胡长顺给我讲那年他家要修砖楼，拆旧屋他是坚决反对的，他说他爹修砖楼仅仅就是为了那个屋顶的天台每天能多晒两三百斤纸，他当时的建议是保存旧屋另建砖楼，但他爹是个蛮横又固执的人，他没有办法阻止。他给我说，多好的吊脚楼和厢房啊，拆屋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你信吗？我当然信。因为我还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我也哭了。

那年我三十九岁，胡长顺比我大两岁，四十一岁，我们都是中年汉子了。就因为这一句话，我跟他所有的恩怨一笔勾销，就因为这一句话，我认定了他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

我跟胡长顺很早以前就认识，我们是中学同学，那时我们都在葫芦镇七中上学，他在高八班，我在高九班。那时我们就常在一起玩，关系比较要好，他家离葫芦镇近，只有几里路，他带我去他家吃过好几次饭。他爹胡天明和他娘向春桃也都很喜欢我，据胡长顺后来告诉我，他爹娘曾经还想把他妹妹胡长梅嫁给我。这点我还真不知道，不过胡长梅长得还真是漂亮，若当初胡长顺给我透露了这个信息，我就有勇气请媒人去他们家提亲了，很可能现在跟胡长梅老夫老妻厮守一起。当年我没有勇气啊，可惜这个消息晚来了好多年。当年胡家是富户，我们家是贫户，门不当户不对，我怕媒人被胡长顺轰出来，自讨没趣。自从包产到户之后，胡长顺家两三年内就快速地发家致富起来，原因是他们家有一门祖传的手艺——舀纸。这在我们猫庄一带，就像以前的罗木匠，现在的我本人杨木匠合木——独一无二。舀纸，就是土法造纸，纯手工造纸，就是用竹子、稻草、秸秆、树皮、藤根等原料造纸。舀纸有很多道工序，浸泡、漂洗、踩浆、洗浆、舀纸、揭纸、晒纸，工序非常复杂，好处是只要一座竹棚，一口两平方米的化浆池，一个台面，一张竹帘，单人就可以操作。一个人可以控制一个作坊，完成所有的工序。我们猫庄人把胡长顺家造出的这种纸叫做土纸或者草纸，意思是用土方法造的纸或用杂草造出来的纸，酉北市内的人把它叫做火纸或香纸，这是根据它的用途叫的，这种土纸只有一种用途——就是在祭祀时烧掉，一缕青烟后化为灰烬。酉北人香和纸不分家，总是连起来一起叫，其实香是香，纸是纸。除了祭祀外，这种纸就不能做任何用途了，连擦屁股都不行，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粉末，会让人屁眼不舒服。说是祭祀用纸，这种土纸用量最大的地方还不在于清明扫墓，冬至上坟，年三十送亮等祭祀活动，而在于死人办丧事时烧纸。我们猫庄一带，甚至酉北乃至整个武陵山区一带的民俗，死人都要做道场，要烧香烧纸，别人来吊唁，也要送香送纸。一场道场短则三天五天，长则达七天九天，所有的道场中都会有烧包袱的仪式，一次性要烧好几十个上百个包袱。猫庄人相信这种纸在阳间里烧成灰后就变成了阴间里的钱币，如“十王进贡”“小鬼让路”就是烧包袱给阎王和小鬼们行贿，还有也得给所有的死去的亲戚朋友们烧包袱，打点他们，让他们照顾好刚刚离开阳间到了阴间的亲人。包袱里包的就是这种土纸，压得很紧，打成包，一包轻则三四斤，重则达十来斤，有的富裕人家老人，一次性就要烧掉几百斤纸。一场葬礼下来，富裕人家起码要烧掉半吨或一吨纸，贫穷些的人家也要烧掉好几百斤纸。三四十年前，酉北全境几乎没有造纸厂，像胡长顺家这样的舀纸作坊也不多，据我所知在我们猫庄一带，就胡长顺家这一家，别无分厂，因此猫庄一带的人要用土纸，都是去他家买，就是葫芦镇的供销社和一些村寨的代销店，也是去他家进货。自从包产到户后，别人家单干种田地，他们家是单干舀纸。他们家人人能舀纸，最多时他们家有五个小竹棚作坊，在溪河边的台地上一字排开，他爹娘，他姐姐和妹妹，他老婆，当然他自己更不用说了，都能舀纸。那时候他们家一年能生产好几万斤土纸，不说日进斗金，年入万元是不会少的。我记得胡天明曾经连续参加过几届县里的万元户表彰大会，好几年内胡天明都是葫芦镇发家致富的三个能人之一。另两人，一个是在酉水河上跑运输的苟三强，一个在老街码头上开旅社的王大麻子。

说实话，舀纸是非常辛苦的活儿，甚至不比我们做大料木匠的活儿轻松，生产出一张土纸据说有四十六道工序，工人在几平方米的四面透风的小竹棚里工作，日晒风吹（雨天要歇工），胡天明四十多岁时脸皮就又糙又皱像一张麻布，手掌皴裂得像松树皮似的，胡长顺到了四十岁时也跟他爹一个样了。他们家挣的是辛苦钱。胡长顺老婆周小芬就曾经跟我抱怨过多次，说他们家一家人都很苦，每天起早贪黑，日晒风吹。她还跟我开玩笑说，早知这么辛苦，不如不嫁胡长顺嫁你，你在外做工，我只要在家里缝缝补补，你看看我这张脸，糙得像个老太婆了，再看看你家彭二妹的脸，还嫩葱得掐得出水来。我说我老婆那是懒呀！周小芬说的也不全是开玩笑的话，她是只差一点点就嫁给我了，我们已经订过亲，后来她们家悔了亲。否则，她现在就是我老婆。这也就是我和胡长顺的怨点，因为她，我们两人好多年没有往来，直到胡天明快死前胡长顺请我去他家合木，我们才重新交往。

我是和师傅给胡长顺家起吊脚楼和厢房那年认识周小芬的。记得那是夏天，一连三天上午我在胡长顺家坪场上锯木料，看到溪河对岸刘大勇家灶房外的阶沿上时常出现一个身姿婀娜的女子，穿着一身水红色的确良上衣，翠绿色的裤子，看样子是个姑娘。我来西溪做工已经四个多月了，刘大勇家我也去过无数次，他家只有两个瘦得像竹竿似的儿子，没有大姑娘。那个姑娘看起来很勤快，她每次进出不是抱柴禾，就是提着木桶去喂猪，或是端着木盆给鸡鸭撒食。一天好像都没停过。说不清为什么，第三天后我突然对这个女孩子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继而这好感就变成了一种冲动，我想去看看她是谁。那年我二十二岁，还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定亲，有这个想法很正常。那几天刚刚发过一场山洪，溪水暴涨了两三尺，流得汹涌，淹没了溪河中的跳岩，我又不会游泳，过不去。好在两天后洪水就退了，且变清变亮，这天清早开工时我看到溪河里的跳岩露了出来，我想午饭后是不是去刘大勇家转转？我没想到还未到中午，那个姑娘就提着篮子来溪边洗菜。我看着她蹲下去，掏出菜叶搁在一块光洁的石头上，她也看到了我。一会儿后，我看到她突然站起来，听到了她喊我，师傅你忙不忙？她说她姨家猪圈门被猪拱坏了，条子猪快要跑出来了，她姨父赶场去了，叫我帮忙去修整下。我当然乐意去。于是我就提着斧头踩着跳岩过了溪河，跟她一起去刘大勇家屋后的猪圈。处近了看这个女孩子，真是漂亮，不仅身材健康饱满，还有一张银盘似的白净的脸，她笑起来脸上满是红晕，浅浅的羞涩浮在弯弯的眉毛和大大的眼睛里。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猪圈的门被猪拱歪了，露出一个很大的空隙，我只用一根大木棍削了一个木楔子重新塞上，只花了几分钟就把它弄正，我一边做这些，一边跟这姑娘没话找话说，短短几分钟里，我知道了她叫周小芬，十八岁，是芭茅寨人，刘大勇是她姨夫，她姨在山上放牛时摔伤了腿，动不了，她娘让她过来服侍姨母并帮她家里做些洗衣做饭喂猪的杂事。周小芬没上过多少学，但她性格开朗、活泼，说话大大方方，做事也很敏捷利索。真是个好姑娘！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

后来几天，我在工余时就常去刘大勇家跟周小芬说话，黄昏时也一起去溪河上面一个深潭里洗澡。我们那时很保守，当然都是穿着外衣外裤泡在水里。有时胡长顺也跟着我们一起去。有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人还跑到葫芦镇看了一场电影，我现在还记得片名叫《刘三姐》。长话短说，那年我在胡长顺家一做完工，回到猫庄的第一件事就让我娘请媒人去芭茅寨提亲，周小芬同意了，他们家也同意了。按猫庄一带的风俗，提亲成功后我家马上就送了开口酒和谢肯肉。那年中秋节前后，帮她家收了三天稻子，掰了一天玉米棒子。芭茅寨离猫庄不过七八里路，我要是没出去做工，隔几天就会去看她一次。我们两家说好了，等过年后拜一次年，就合八字，看日子，元宵节之后一有合适的日子就结婚。那年十月初，我和师傅去了三十里外的龙车湖给一户人家起屋，直到快过年的腊月二十七才回猫庄。回家后一放下背笼，我就去灶房里拿菜刀，准备割灶架上的腊肉作为手行（礼物）去周小芬家，娘一把捉住我的手，跟我说周家悔婚了，十月底就把我们家送的东西都折成钱退回来了。娘说的我不信。我非要跑到芭茅寨去问问周小芬。我一口气跑到芭茅寨时天都黑了，离周家还有几十米时就见到她家大门外的屋檐下亮着明晃晃的一百瓦的电灯泡，灯光照着柱子上红艳艳的对联和阶沿上、坪场里的爆竹屑。我知道周小芬已经结婚了，不是昨天就是前天才刚刚办完婚礼。她家只有一个正在读书的弟弟，除了她出嫁不可能办红喜事。回去后我大病了一场，但那时我不知道她嫁给了谁，嫁到了哪个寨子。

第二年春天，有一天我去葫芦镇赶场，刚走到往西溪去的分岔路口时，看到周小芬和胡长顺手牵着手从西溪走过来，我才知道她嫁的是胡长顺。胡长顺也看到我，老远就喊我，等他们走近了一些，我认出了那个姑娘竟然是周小芬，她很不好意思地抽出了被胡长顺握着的手，拐过头去。当我认出周小芬时，我的脸就绿了，胡长顺肯定没有看出我不对劲，还得意地给我介绍说，这是我老婆，去年腊月结的婚，你也认识她的。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斜看着我，眉毛挑起，他不可能不知道我跟周小芬定了婚，我未婚妻被他抢走，他不介绍还好，这一介绍反而是对我的挑衅和侮辱。因此他的话刚一说完，鼻梁就塌了，鼻孔和嘴角也流血了——被我一老拳砸的。胡长顺长得瘦弱，打架他不是我的对手，周小芬赶快扑过来抱着我，哭着说，别打了，不怪他，要怪你就怪我吧。周小芬一哭，第二拳我就砸不下去了。她用身子护着胡长顺，我砸不到他，要砸只能砸在周小芬背上，我就下不了手。于是我推开周小芬，大步往场上走去。

三个月后，我跟青石寨的彭二妹定了亲，当年九月，我就结婚了。之后有好几年我跟胡长顺没有来往。大约结婚四五年后，有一次师傅给西溪村的一户人家起屋，喊我一起去，我想了想没去。我不愿意看到胡长顺和周小芬，师傅也没有强求，喊了他的另一个徒弟帮忙。说来奇怪，那几年里我也从未碰到过胡长顺和周小芬，连在葫芦镇上赶场时老远也没有看到过一眼。我再一次见到他们是在十年之后了，那年我给刘大勇合木，也就是他们家拆旧屋建砖楼时，我在刘大勇家做了五天工，只是远远地看到胡长顺几眼，我从没过那条溪河去他们家，他也没有来过溪河对岸，所以我们没有正式打过照面。周小芬倒是到她姨家来了好几次，她告诉我当年悔亲是因为他爹娘图胡家丰厚的彩礼钱，当年他们家穷，他弟弟又读大学，爹娘就逼她悔亲，嫁给胡长顺。那次我没想到，她竟然认识我老婆彭二妹，说出了那番彭二妹比她嫩葱许多的话来，着实是让我惊讶不已，也深受感动。这至少说明她还关心着我，打听着我的情况。

我真正面对面与胡长顺再次相遇，是他主动来了我家，请我给他父亲胡天明合木。那天上午，我在山上砍柴去了，家里也没人，他像只苦斑鸠一样蹲在我家的阶沿上等我。我背着一大捆柴禾回来了，他赶紧站起身来喊我，当时我背着重运子，佝腰驼背，听人喊我，抬头一看是他，愣了一下，没有应他，径直地往屋侧走去。他跟了过来。我倒柴时“哗啦”一下，柴块落地直往他脚边弹去，他赶忙后退了几步。我码柴时他才嗫嚅着说，我爹不行了，要请你去一趟家里，给他合副木。我面无表情地说，你请别人合呀，找我干吗？他说，你不是不晓得，方圆几十里就你一个合木木匠，再找谁去？我说，那你去县城买一副吧。他说，我爹喊我请你，说能睡上向师傅的徒弟合的木，他死时眼睛闭得紧些。我无话可说了，回头就去家里找斧头和锯子等家什，跟着他去西溪。我当然不能拒绝他，说那些话只不过是故意刺他一下。我既然干了合木这一行，就得遵守这一行的行规，不管是恩人还是仇人，富人还是穷人，人家只要没喊你做白工，给你付工钱，你都得去。一般来说，在我们猫庄一带合木这个活儿，就是再穷的人家请你，也不会跟你赊账，更不会拖欠工钱，斧头一竖就给你兑清。合木木匠上门取账会被认为不祥。我再恨胡长顺，那个夺“妻”之恨也过去很多年了，我得遵守行规，履行一个匠人的责任和义务。

到了西溪，周小芬每天都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西溪离葫芦镇近，她每天都去买新鲜的猪肉、排骨，隔天还买一只鸡或鸭（他们家要晒纸，从不养鸡鸭），酒也是瓶装的竹叶青。周小芬是想用这种方式补偿她的歉疚。其实那几年是他们家最艰难的时候，两年前他们家建砖楼，积蓄花得差不多了，老爹摔伤后住院又花了一大笔钱，雪上加霜的是那两年政府在搞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死人不准做道场，他们家的纸一张也卖不出去，堆在屋里头发霉腐烂了。这事我记得很清楚，我娘就是那年上半年去世的，丧事办得冷冷清清的，没有做道场，也没有烧包袱，猫庄一带所有做道士先生的人都被集中到葫芦镇上的学习班学习去了。我给周小芬讲没必要开这么好的伙食，远近谁不晓得我杨木匠不是个挑嘴的匠人，只要有粗茶淡饭，能吃饱就行。胡长顺在镇医院里服侍他爹，但天天回来吃饭，再给他爹送饭。若是他姐姐和妹妹服侍，他就在溪边的竹棚里舀纸。有一次，我忍不住刺他，说纸都没有人买了，你还天天舀个屁呀！他淡然一笑，说虽然现在纸卖不出去，但工作还得继续做，我就是做这个的嘛。有天晚上，我们喝了半瓶酒，他就给我讲当年他曾试图阻止父亲拆旧屋建砖楼，没成功，父亲现在也后悔了，砖屋有天台，能多晒些纸，但砖楼潮湿，一到雨天，地板和四壁都水渍渍的，会浸湿堆放的好多层纸，纸就发潮发霉，每年都要烂掉上千斤纸。然后他就说了那句话：多好的一座吊脚楼，拆了真是可惜！就是劝不住我爹，我和周小芬都劝不住他。拆掉的那晚我都哭了，胡长顺看了我一眼，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信不信由你。

那一句话说得我只差眼泪都出来了。胡长顺让周小芬去房里找出那些摄影家送给他的拍有吊脚楼的照片的旧杂志给我看，并送了其中的一本给我，我记得叫做《中国摄影家》，我带回了猫庄的家里，前几年我还翻出来看过，现在却不知道弄到哪去了，再也找不到了。

我平时并不好酒，既没有酒瘾，也没有酒量，那晚我喝醉了，躺在胡长顺家砖屋冰冷的房间的床铺上，就着五瓦的昏暗的电灯光翻看那本他送的登有他家吊脚楼照片的杂志，我的眼睛再一次湿润了，那一刻我跟他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我又想起了谢家旺的话，想起他说的地上的屋和地下的屋的那套理论，我在心里算了一下，就这一两年来，猫庄一带拆木屋建砖屋的不下百栋，很多都是才起十年八年的新屋。我跟师傅起的木屋至少拆掉二十多栋了，快占一半了，我想再过几年，我们起的那些屋就会一栋不剩，全会变成碉堡一样的砖楼。猫庄老话说，十年树人，百年树屋，意思是培养一个人才要花十年工夫，起一栋屋是要住上百年的。现在不足十年就被摧枯拉朽地扒掉了。我并不反对建砖楼，相比木屋而言，砖楼确实更坚固结实，也干净卫生一些，我反对的是一有钱就烧包，一窝蜂似的跟风扒掉木屋建砖楼。此时此刻，我对谢家旺的理论有了模糊的理解，他说的不错，地上的屋真的是不永恒的，只是速朽的，地上根本就没有永恒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是速朽的，有很多东西人们甚至还等不及它朽烂就扒拉掉，就丢弃掉，更换新的替代品。譬如把木屋换成砖楼，譬如把碾子换成打米机，总有一天，换来的东西又会被另外的替代品换掉。那么地下的屋就是永恒的吗？如果真有天堂，天堂就平静安宁，一点波澜不兴吗？我不知道。那晚，我冷得浑身哆嗦，心里却一遍遍地祝愿谢家旺、我师傅，还有我娘，祝愿所有的那些睡在我合的木里已经埋入地下的人们的灵魂已经升入天堂，在那里他们都住华美大厦，无病无灾，安宁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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