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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出土的戴金面具辫发青铜人头像

壹.三星惊现——古蜀文明的高峰

过去，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只讲黄河流域由龙山时代到夏商，20世纪70年代扩展到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长江中下游由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扩展到吴越、荆楚等。而80年代成都平原上的考古发现，使人们的眼界大开——原来，长江上游的蜀地在四千多年以前业已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渡。当然，发展不可能是均衡的，但文明的曙光已经从成都平原放射出来。而这个突破正是从广汉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开始的。

1929年四川广汉市真武宫发现玉石器，1933年正式考古发掘，1980年开始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特别是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的相继发现，使成都平原中心地区一种新的文化“三星堆文化”的面貌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三星堆文化是一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它源自中原青铜文化但又有浓厚自身文化特质。广汉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文物，铜器中除中原文化常见的尊、罍、瓿、壶、盘等，还有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铜像饰，这些铜像饰是中国迄今发现的种类最丰富、体态最高大、年代最久远的青铜群像。包括凸目人面像、跪坐人像、大型带座立人像、小人像、带有金面具的人头像、各式头像、人形神像等，另外还有爬龙柱形器、人面像凤鸟饰、鸟形饰、虎形器、蛇形器、兽面具、神树等等。这些出土文物造型奇幻、神秘怪诞、大气恢宏、内涵丰富，一经发现，即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世界第九大奇迹”，其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可与同时期北纬30度上的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等世界古文明相媲美。

三星堆文化的繁盛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大致反映了四川古史传说中的柏灌、鱼凫两个王朝的历史与文明。根据文献记载，在蒲卑以前统治蜀地的古族是鱼凫。关于鱼凫，史籍记载较少，仅《蜀王本纪》有“蜀之先王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九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以及“鱼凫王猎至湔水，便仙去，今庙祀于湔”等寥寥数语。而鱼凫之前的柏灌、蚕丛等古族，由于历史久远，史迹几乎难以寻觅。对浩渺历史典籍传说的索隐钩沉，再结合重要的考古遗迹遗物的二重证据法，虽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的历史谜题，却是我们无限接近历史真相的最科学、最有效的途径。

《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还有一个名为烛龙或烛阴的大神。烛龙与蚕丛都是蜀人原始宗教中的尊神。烛龙是开辟神话中的天神，蚕丛是祖先崇拜中的祖宗神。蜀人的天神烛龙和祖神蚕丛都是以“纵目”而闻名，蜀人的族名“蜀”又是以目大而著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正是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纵目”“凸目”“大目”等各类铜像饰。在三星堆遗址中，还发现了古城墙，兼有堤防、防御、营建宫室与祭祀神坛等多重功能；信奉以天神、祖灵、神树为中心的“泛萨满教”，以青铜尊、罍和玉石璋、璧、琮为祭器，有政教合一的君主或大祭司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是古蜀族由蒙昧状态走向文明高峰的实物见证，也使古蜀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颗璀璨绚烂的瑰宝。

古城、古国、古文化，作为具有高度文化因素的早期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如同“天外来客”，吸引了无数考古人的苦苦探索。寻根溯源，慎终追远，也是考古人与生俱来的情怀。经过几代考古人苦苦寻觅，在成都平原发现的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和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寻找三星堆文明的源头提供了诸多的蛛丝马迹。接近半个世纪过去，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又何以突然消亡？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古蜀先王的历史如何由神话传说变为信史？太多的谜底需要揭示，其间的路似乎还十分漫长。

贰.金沙光芒——古蜀文明的辉煌

2001年，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位于成都西郊的一个小村庄——金沙村，这个时候还是一大片广阔的农田，零星地点缀着几处农舍，一条古老的摸底河横穿而过。看起来这里和成都平原其他的农村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城市建设的步伐，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个尘封了3000多年的地下宝藏随着现代化机械的轰鸣声悄然打开，无数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贵文物破土而出。随后考古人员立即在此区域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确认这是一处面积近15000平方米的古蜀王国的专用祭祀区。整个金沙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多达6000余件，包括金器200多件、铜器1600多件、玉器2300多件、石器1500多件、漆木器10多件，出土象牙总重量以吨计算，此外还有数以千枚的野猪獠牙、鹿角、数万件的陶器。

“成都发现了又一个三星堆”，2001年春天的成都因此而沸腾了。

金沙遗址的繁盛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大致反映了古蜀蒲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汉晋以后文献记载的传说中，望帝杜宇是蒲卑族最后一个君王。三星堆和金沙引起世人注目和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都是那美轮美奂的蜀文化重器——礼器。但两处的礼器也有明显的区别：三星堆礼器群以青铜器见长，金沙礼器群则以金器和玉器独具特色；另外，金沙的石跪坐人像、石虎等数量众多的石雕像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数以吨计的象牙更是罕见。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相距不过40多公里，在如此狭小的一个区域里出现如此众多的代表着高超技艺和政治权力的遗物，不能不说是古蜀文明史上的奇观。就两地出现的灿烂夺目、极富神秘色彩的遗物判断，它们分别是两个权力中心是不容置疑的。从三星堆到金沙是同一文化内两个中心的转移，其内在动力是文明中心所在地环境的变迁与选择，或者是对更广阔的资源和财富的向往，或者是政权的更替。但这种权力中心的转移并没有使古蜀文明的传统中断或发生转移。历史和考古发掘证明，金沙这一新的文明中心具有更加优越的发展空间。

与三星堆遗址相比，金沙遗址具有明确的规划和不同的功能区域。如果说金沙村是这一新的文明中心的祭祀区（权力中心），而紧邻其北部的黄忠村则是宫殿区和生活区。黄忠村的繁盛时期也在西周，它以丰富、全面的聚落形态种类具有了文明中心的主要内核：窖穴（灰坑）、窑址、墓葬、房址（黄忠村三合花园地点发现5座房址，最大的一座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5座房址布局极有规律，可能为一组建筑，为金沙遗址宫殿区的一部分）等，而金沙村——黄忠村两地直线距离仅700余米，如果将它作为一个大的聚落载体来考察，其完整成熟的功能分区，代表着古蜀文明又一发展高峰。

金沙遗址兴盛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此时恰与三星堆的衰落时间相接踵，可以说金沙直接秉承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三星堆和金沙均为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金沙遗址秉承了三星堆突出“神灵”“祖灵”的传统，也突出了对太阳的尊崇。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厚度仅0.02毫米、重量20克的“太阳神鸟金箔”为一个圆形的图案，由内外两部分图案组成，内圈是顺时针旋转的太阳，太阳的光芒由顺时针旋转的12道镂空的弧形芒线构成，象征着旋动的天体，引导着生命的轮回；外圈是逆时针飞翔的四只神鸟，首尾相接，围绕着太阳逆时针飞翔。这件金箔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日中星鸟”等神话传说故事，体现了古蜀人对太阳及神鸟的强烈崇拜。

对太阳的崇拜其实是远古人类共有的习俗。日出日落、昼夜变化、四季更替，让远古人类直接感受到了太阳的强大力量。从埃及的“霍鲁斯”到古希腊的阿波罗，从印度的“因陀罗”到古玛雅的太阳神庙，无一不是表现着古人对太阳的尊崇。中国古代的先民们还常常将太阳与鸟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太阳鸟就是阳鸟和凤凰，凤凰的“凰”字（即“皇”字）正像太阳鸟的形状，被赋予了美丽辉煌和崇高无上的含义。“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的神话，东方民族的鸟生传说，凤鸣岐山的受命故事，乃至于三皇五帝和秦汉以后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都与太阳和凤凰有着密切的关系。古蜀人虔诚地将黄金——这一人世间唯一拥有太阳光芒的物质，锤炼成“太阳神鸟”的时候，他们也许无法想到在3000多年以后的今天，它将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传遍中华大地。人们在庆幸找到三星堆余脉之时，也似乎找到了成都城市文化的DNA。金沙遗址的发现将成都的建城史由2300年推进到3000年多年。

金沙的玉器也有其独特而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时体现出受到长江中下游早期文化、黄河上中游地区等多种玉器的深刻影响。如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十节玉琮，来自于4000多年的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而这对于3000多年前的金沙人来说已经是一件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董”了！

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张骞在今天的阿富汗地区看到集市上在贩卖产自四川地区的邛竹杖和蜀布。商人们说这些东西是从身毒国买来的。身毒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张骞由此推测：阿富汗离汉朝一万二千里，处于汉朝西南；印度又处于阿富汗东南几千里，有蜀郡的产品，这就说明印度离蜀郡不远了。出使大夏，要是从羌人居住区经过，不仅地势险要，且羌人厌恶；要是稍微向北走，则会被匈奴俘获。而从蜀地前往，应是直道、又没有侵扰者。通过历史考古学者多年的研究和考证，这条通路的诸多证据已经显现在了我们面前，它就是“蜀身毒道”，也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前身。

如果今天我们站在欧亚文明体系来看，三星堆和金沙并非偏远之地，它反而处在这个中西文化或者中外文明交流的前沿了。

高耸的大山、艰难的路途似乎从未阻止过蜀人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与往来，古蜀人以无比坚定的信念和力量与周围乃至世界的文明进行了深刻交流、互动和影响，古蜀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一样，成为辉煌的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叁.马家余响——古蜀文明的交融

开明氏是秦灭巴蜀以前统治蜀地的最后一个王族，统治时间从春秋时期到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止。

《蜀王本纪》曰：“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至蜀，复生，蜀王以为相。时王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鳖灵决王山，民得陆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帝自以德薄，不如鳖灵，委国授鳖灵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奇帝”。

《后汉书》载“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杜宇号曰望帝，自以为德薄不如鳖令，以其国禅之。号曰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

此类记载，传说的成分较多，但也不乏可信之处。种种迹象表明，开明氏不是蜀地的土著，他是由楚地入川，因治水有功，取代古蜀蒲卑族最后一个君王杜宇而成为蜀地最后一代统治者。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弱肉强食。“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旅，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这是《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的秦将司马错给秦惠文王灭蜀的建议。为了应对新的政治环境和“国际局势变化”，偏安一隅的古蜀王朝的政权体制必须做出大的调适。三星堆和金沙时期的神权政体衰微，代之的是至高无上的军事政权。

在新的形势下，三星堆和金沙那种因神权政治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事的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已经无暇顾及，青铜原料主要用于制造兵器和实用器。这一转变自然引起了全社会整体观念的转变。保家卫国成为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是全社会的凝聚力所在。此时，对人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神权政治时期。所以这一时期，作为仪式用具的青铜器物逐渐减少或绝迹，玉器只余少量装饰品。戈、矛、剑、钺等兵器和斤、凿、锯、鍪等实用器物比较多。

20世纪80年代在成都市新都区马家公社发现的木椁墓，墓主被认为是开明九世至十一世中之一世。在其腰坑内出土了180多件青铜器，其中的出土的有鼎（“邵之食鼎”铭文鼎）、敦、壶、豆、罍、釜、甗、盘、匜等青铜容器，无不具有同时期楚文化的因素。而三星堆和金沙时期那些极具自身文化特质的遗物已经几无痕迹，代之而起的是戈、矛、剑、钺、刀、锯、凿、斤、雕刀等巴蜀兵器和实用青铜工具。

古蜀文明在夏商周时期曾辉煌上千年，它北与中原进行双向交流，东化荆楚，西涵“藏彝走廊”，南通南中、东南亚并与西亚交往。但在短促的强光闪烁之后似乎很快消融，到了西周末期至春秋时期突然黯淡失色。战国时期引进了巴文明，形成了巴蜀文化发展的又一个峰点，可是以新都蜀王墓、涪陵巴王墓、商业街船棺葬等考古发现为代表，那些能代表古蜀文明自身文化特质的美轮美奂的遗物似乎中断，已不能与同时期东周列国本族文化的发达情况相提并论了。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古蜀文化体系逐渐被西北来的秦文化与东南来的楚文化所涵化，消融在中华大文化区之内。秦汉以后的蜀文化只是一种广义的地方性文化，它有继承古蜀传统，保持固有文化面貌的一面，但它与其他地方性文化之间，已由“大异小同”演化为“大同小异”，失去了特质。当然古蜀文明的余响甚为久远，这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