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杜拉斯和萨冈可以说是法国当代最出名的两个女作家。杜拉斯比萨冈大21岁，1954年，当萨冈出版处女作《你好，忧伤》时，杜拉斯已大名鼎鼎，《抵御太平洋的堤坝》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坛上的地位。她除写作之外，还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和社会活动，报刊上满是她的文章，可谓是风光无限。所以，当一文不名的18岁女孩萨冈面对她时，心里除了崇敬，更多是胆怯。

萨冈第一次遇到杜拉斯是在伽利玛出版社门口。杜拉斯的丈夫马斯科罗是那里的审读员，她的书也是在那里出的。但那天不知为什么，她没有进去，而是待在停在门口的车中。也许是以为没人看见她或能认出她来，她一副疲态，竟然打起盹来。但萨冈“从红色的唇膏和菩萨般的眼皮上认出是谁来了”“玛格丽特就那样睡着了，一张被淹死的年轻女人那样光亮的脸，让人不敢打搅”。

萨冈是去那儿找她的朋友弗洛朗丝的。弗洛朗丝比萨冈大两岁，20岁就能进伽利玛这家法国最著名的文学出版社工作，不能不说她沾了老子的光。她父亲马尔罗是著名作家，获得过龚古尔奖，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戴高乐将军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后来担任法国文化部部长近十年。有了这层关系，热爱文学的弗洛朗丝在法国文坛当然就如鱼得水，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当时，杜拉斯住在圣伯努瓦街5号，一些文坛好友常在她家聚会，被人叫做是“圣伯努瓦街帮”。当萨冈把在门口瞥见杜拉斯的事告诉弗洛朗丝时，弗洛朗丝便问她想不想去杜拉斯家做客，萨冈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到了那天，弗洛朗斯就带着她的好友去了圣伯努瓦街5号杜拉斯家。

根据惯例，她们带了一瓶红酒去。一进门，就看见墙上挂着一把张开着大剪刀，客厅里堆满了书籍、报纸和各地收集来种种东西，杜拉斯的儿子乌塔正坐在地毯上玩。杜拉斯穿着围裙从厨房里迎出来，发现两个女生有些拘束，便跟她们攀谈起来，介绍她做的菜，尤其是越南炒鸡蛋。晚餐没有牛排，因为她不知道晚宴有多少人来，而且，“每次做牛排都是一场悲剧”。不知是小气还是真话。

当晚客人的名字都如雷贯耳：格诺、巴塔耶、卡尔维诺、蓬热、布朗肖等，这些人，萨冈以前只是听说，现在见到真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刻，她太崇拜和羡慕杜拉斯了：“假如能像科莱特和杜拉斯那样被人喜欢，这就是一个女作家的生活，那人们愿为之付出一切，她想，值得为之努力”。

在餐桌上，大家谈的更多是政治。萨冈不太感兴趣，她还太年轻。杜拉斯发现两个女孩被冷落了，便主动问她们一些问题。弗洛朗丝说：她的朋友写了一本小说，下星期就要出版了。18岁的少女出书，应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这是什么地方？巴黎文坛的中心的中心，名人都在这儿呢！“餐桌上的谈话停了下来，大家都盯着她看”，然而，萨冈感到的不是羡慕和敬佩，“她忍受着大家的嘲笑、假惺惺的尊重或是惊讶，或者更糟，冷漠”。谁也不把这个小女孩写的书当一回事。有人问：“在哪家出版社出的？”这个问题的杀伤性太强了，“巴黎式的问题，就像一个陷阱，言外之义是：‘你算老几？’”

但大家毕竟都是有教养的人，还是纷纷祝贺了一下这个陌生女孩，然后谈其他问题去了。

谁也想不到的是，那天晚上“坐在桌角、害羞地缩在椅子里的女孩，很快就要在全世界出名了。虽然她还被一面之交的同行们看不起，但她很快就将比围坐在那张桌前吃饭的所有人都出名”。一个星期后，萨冈的《你好，忧伤》出版，首印4500册，几周就售空了，后来印数不断增加，达到了84万册，不仅成为法国战后的第一部畅销书，而且被译成了20余种语言，仅在美国就售出了100万册，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在全世界的销售量更是超过了500万册，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和出版现象。

相比起来，大姐杜拉斯头上的光环有些黯淡了，虽然书还在出，但没有新的超越；电影拍了很多，艺术探索固然宝贵，但由于太小众，喝彩的人少，让她缺乏成就感，加上此时她被法共开除，显得有些心灰意冷。直到1984年，《情人》的出版才让她扳回一局，重获辉煌，但这时，离萨冈的成功已经整整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