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一天，年轻女作家小夏有些忐忑地叫住我说：“陶老师，昨天下午，我在龙山公园遇到一个人，那人五十来岁，穿一身军队的迷彩服，眼神好像不大对劲，嘴里嘟嘟囔囔的，也不知说啥，后来他唱起军歌，嗓门挺大。别人问他话，他也不搭理。我老觉得，那人像您一个老战友……”

我摆摆手，示意她不要说了。小夏像做了什么错事，头一低，拎上包跑掉了。

下午，我从市文联大楼溜出来，没坐车，步行沿着喧闹的街道，朝龙山走去。马路对面有一个壮阔、整齐的院落，那是原军区机关所在地。军区大院和市文联相隔不远，里面有我的老战友，以前我常进去，现在听说改换了门庭，变成某某战区了，因为老战友退休，我有半年多没迈进这个大院了，所以具体情况我也不得而知。

原军区大院过去不远，就是龙山公园。龙山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制高点，山上郁郁葱葱，满山遍野都是松林和白杨，市民们喜欢到这个地方来遛弯锻炼，这里每天都人气旺盛，歌声喊声不断。我沿着青石板铺就的台阶，朝山上走去。快爬到半山腰时，就听到前方的松林里，有个熟悉的嗓门在吼歌。路边树下有几个老头老太在交头接耳议论什么。

不用说，就是他了。

其实，小夏对我讲的时候，我就猜到是他。

他叫李和平，我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曾经是军区宣传部长，大校军衔，现在变成了老百姓，而且是老百姓眼里的异类……

1982年春夏之交，原84军政治部在军直教导队举办了一个新闻报道培训班，前来学习的都是各基层单位的年轻干部，每团一到两个名额，学员须有一定的文字功底，热爱新闻报道工作，上级殷切希望这些苗子日后能够成为各单位的新闻骨干。

我本是A师政治部宣传科电影组的放映员，彼时刚从军区步兵学校毕业回来，还没有任命职务，依惯例我得下连当排长带兵。而我想留在师部，当电影组长也行，在师部文化站当个干事也行，图个轻松自在。听说军里要办这么个学习班，就去找宣传科长磨叽，终于争取到一个名额，盘算着先混过三个月再说。

欢天喜地到教导队报到，房间里已经有一人先我而至。此人中等个头，面相白净，吐字清晰，文质彬彬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军中秀才。果然他自我介绍说，他名叫李和平，B师步兵三团宣传股副连职干事，兼职新闻报道工作，已经有数十篇稿件被军报、军区报社等新闻单位刊用。

一个房间住三个人，另一位当天迟迟未露面，第二天上午才匆匆赶来，学习班已经开课，他少上了半节课。此人一进教室我就料到，他是我们同一个宿舍的。看上去他有一米八的个头，身板笔挺，浓眉方脸，面相忠厚，稍显木讷，有个标准的军人模样。午饭后回到宿舍，这位名叫张无私的后到者介绍说，他是安徽人，C师警卫营一连的排长，本来是他们连副指导员来学习，可是昨天正要来报到，突然接到电报，老婆早产，副指导员赶回河北老家了，营里请示师里后，临时把他派来顶替。他搓着大手，坦率地说：“我是来充数，咱干别的还行，就是玩笔杆子不灵。”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无私不是谦虚。

四十七个同学里面，若论文笔，李和平似乎是最棒的，他个人也自信满满，一副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样子，除了我内心有些不大服气外，其他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噢，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龙城人，打小就热爱文艺，琴棋书画吹拉弹唱都会两下子，尤其爱好写诗，上高中时就在《龙城青年》杂志上发表诗作，曾在学校引起过不小的轰动，高中毕业特招入伍，被选到A师电影组工作——电影组的几个放映员个顶个都是小能人，没有两把刷子是进不来的。入伍后，我写诗的热情不减，前前后后在军区报纸上发表过十几首短诗，在师里也算挣到了一点名气，有一件事为证：我名叫陶鲁，特喜欢聂鲁达的诗，不知从何时起，有人给我起了个绰号——陶鲁达——把我跟大诗人聂鲁达联系到一起，对此，我不仅不反感，反而沾沾自喜，暗暗得意，做梦都想当中国的聂鲁达。正因为有这些特长，我被师里推荐上军校提了干。写诗，当诗人，在那个年代，用如今的话说，那叫高大上、帅、酷！不像现在，你说某某是诗人，那跟讽刺挖苦他差不多。在那时，我一个有点名气的诗人，跟他们这些搞新闻报道的人相比，谁高谁低，还用说吗？在本人眼里，新闻报道，无非是写点豆腐块、萝卜条，要文笔没文笔，要才华无才华，有什么值得显摆？

当然，我并不是有意贬低李和平们，我只是内心自我感觉良好。半月后，三人混熟了。一个月后，三人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李和平知晓了我的成色，在我面前不再托大，他与我，就算是惺惺相惜，彼此佩服吧，关系迅速推进。至于张无私，他永远是那么谦恭，脸上挂着善意而自卑的微笑，把扫地、拖地、打开水、擦窗户之类的杂活，全包了。轮到我和李和平出公差，比如帮厨什么的，他也是抢着去。他说自己来这里纯粹受罪，他以后也不可能搞报道写稿子。“唯一的收获是，认识了你们两个大才子。”他由衷地说。

说心里话，我和李和平没怎么把张无私放眼里。那时的部队，像他这样老实巴交的人很多，你看不出他有多大前程。有一天，李和平揶揄道：“无私呀，你都有哪些拿手的？亮一下给我们瞧瞧嘛。”张无私吭吭哧哧想了半天，竟然冒出一句：“我喝酒可以。”

这话把李和平和我逗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几天之后，培训班搞了一次聚餐，大伙把目标对准我和李和平这两个所谓的大才子，轮番过来敬酒，我二人都不胜酒力，很快缴械投降，洋相频出，要不是张无私站出来保驾，我二人是下不来台的，结果就是，他当场把自己灌醉，几乎不醒人事。我和李和平把他架回房间，他一边走一边吐，搞脏了我们的鞋和裤腿。其实他的酒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也就半斤多的样子，只不过是他人实在，敢喝，不要命罢了。

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发现，我们脏了的鞋子和裤子，都被他连夜洗涮清理干净。这让我二人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

培训班临近结束时，我心血来潮，突然冒出个念头，说：“和平、无私，咱们仿效桃园三结义，搞个军营三结义，好不好？”

张无私积极响应。李和平略一犹豫，最终点了点头。我们都笑了，笑得特别开心。

三人都是1958年出生，1977年入伍，李和平月份最大，张无私次之，我最小。我总结说：“古有刘关张，今有李张陶，哥仨以后就是铁杆兄弟了！”

说起来，我们三人性格迥异，文雅老成的李和平确实有点像刘备；忠厚能干、相貌堂堂的张无私蛮像关羽；我虽爱好诗文，本应儒雅一些，但我为人做事粗粗拉拉，大大咧咧，缺乏心机，性格使然，倒更像张飞。

散伙的前一天，李和平作为老大，主动到营区门口的小饭馆置办了一桌酒饭，既是庆祝兄弟结义，也是为了告别。喝到高兴处，“苟富贵，勿相忘”之类的话，重复了无数遍。酒足饭饱，觉得还不尽兴，便冒雨跑到一块庄稼地里，手挽手吼起《战友之歌》——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你来自边疆，

他来自内地，

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

我们相约，五年后，到军部聚齐。军部所在地阳城，是一个繁华的地级市，交通便利，生活条件优越，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地方，基层的兄弟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军部，感觉那地方就跟天堂一般。

五年不到，我和李和平实现了当初的志向，先后调到了军部。

李和平最先调过来。从培训班回到团里不到一年，他就因为上稿多，成绩卓著，先是被B师宣传科要了去。三年后，军宣传处又盯上了他，想调他过去当教育干事，也就是说，不再让他搞报道，而让他改行写公文材料。

这时候的李和平，相当春风得意，据说不光是军宣传处看上了他，干部处也在考查他，他炙手可热，面前的路子很宽。大凡脑袋清醒点的人都知道，干部处是管干部的，职能相当于地方的组织部，是最有实权的部门，能迈进去，近水楼台，好事落不下，想不上去都难，厉害呀！应该毫不犹豫去干部处。

但是，李和平却出人意料地选择到宣传处报到。他的理由是，到干部处当干事，只能填填表格打打电话，他的文字功夫会荒废掉；到宣传处才有用武之地，至于改行写材料，他不但不怕，反而很乐意接受新的挑战。

多少年之后，提起这件事，张无私感慨道：“清高害了他，他错过了人生最好的机会之一。”又说：“光会耍笔杆儿顶什么用？会办事才顶用，来干部部门，才能够多交朋友多办事。”而我记得，张无私曾经很羡慕我们这类耍笔杆子的秀才，看来人的世界观是不断变化的。

我是踩着李和平的脚后跟来军部的。在A师当了四年多的电影组长，我厌倦了，烦了，想换个环境。当然，这一时期我发表的诗歌也越来越多，属于狗掀门帘，不时地露一小手，混成了本军乃至军区的文化小名人。恰逢军宣传处下属的文化站缺人，我稍一用力，就调了过去——那个年月，会写点文艺作品还是挺招人喜欢的，不像现在，你得藏着掖着，生怕别人知道笑话你。

就这样，李和平和我都成了军宣传处的人，不同的是，他在机关，我在下属单位。

年底，就在我们都认为张无私拖了后腿时，有一天，他给我和李和平分别打电话，说他马上要过来。

后来了解到，张无私调到阳城，颇有戏剧性。此前他在C师司令部军务科当队务参谋，不显山不露水，这个岗位能混个科长就算不错，更难有往上级机关调动的机会。

但是，他抓住了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

军里杨政委带工作组下到C师搞调研，每天杨政委的座车都数次经过营门口，他总是见一个青年军官站在警卫战士身旁，此人身材高大，相貌不凡，目光专注，腰板笔挺，敬礼的动作刚劲有力，一点不比仪仗兵差。遇到的次数多了，杨政委就问同车的C师领导，这人是谁。师领导看首长很欣赏这人，自然垫了不少好话。

据说，杨政委离开C师那天，凝视着一如既往顶着北风站在营门口、身上落满了积雪的张无私说，在军部，我就没见哪个人动作有他好，把他调军务处吧。

就这样，张无私赶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前，来军部报了到。

在向张无私表示祝贺之后，李和平却又对他颇有微词：“就凭会敬个礼，就能调到军部？这也太那个了！”

唯有我清楚，为了练好敬礼这个动作，张无私下了多大功夫。有一年我去C师找他玩，房间里找不到，有人告诉我，他在操场上练呢。外面下着雨夹雪，我以为他练习踢正步，到了操场发现，他在练习敬礼。天气寒冷，呼气成冰，虽然他原地不动，却是浑身热气腾腾。我问他：“你怎么不练正步？”

他说：“练正步有什么用？我又不到天安门阅兵。你们笔头子硬有饭吃，我会什么？我得想点自己的招。”

“你练个敬礼，顶屁用！”我不屑一顾。

他咧嘴笑笑，憨憨地说：“管他有用没用，先练好一门功再说，等到有用时再学，就赶不上趟了。”

果然让他赶上了一回。看来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话一点没错。

不管怎么说，三兄弟齐聚军部，可喜可贺。

而这时候，我们84军经过整编，番号变成了第84集团军。

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接踵而来——有一天，张无私给我打电话说，他马上要调整到司令部办公室，给政委当秘书。

杨政委选他做秘书，在机关曾经引起不小的轰动，很多人想不明白，就连我们的老大李和平也想不通——你看吧，他不能写不能画，嘴皮子也笨，着急上火时还有一点点结巴，他凭什么到首长身边？或者换句话说，杨政委看上他哪一点了？

起初我也是有点懵。但我相信首长不会随便用人，首长自有首长用人的原则，首长一定是高明的。渐渐地，我想通了一点：张无私缺点是不少，但是优点也不少啊！我对李和平说：“你瞧，无私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嘴巴严实，心也细致，杨政委看中的，也许就是这个吧？”

李和平轻哼一声：“我更愿相信傻人有傻福。”

他刚当上政委秘书那一阵，很多人等着看他笑话，看他怎么出洋相。作为兄弟，我与和平也着实为他担心。有一天，我们凑到一起喝酒，我把担心说了出来。他便讲了两件事情给我们听。

其一是，跟上首长，应酬多了，为了提高自己的酒量，更好地为首长保驾护航，每天晚上临睡前，只要身体允许，他都要空腹喝上大半瓶，然后倒头睡觉，这样练了一阵，酒量已大有进步，喝一瓶不在话下，喝两瓶也不至于出洋相。本来他就实在，酒风好，即使喝倒，也从不耍奸使滑，所以政委已经好几次在重要场合夸奖他说，酒品即人品，你们都要向无私看齐。

其二是，首长就餐时，他十分注意观察——菜上来，首长爱吃哪一口，盘子里的菜，哪一种剩的多。以后再陪首长参加宴请时，他心中有数，首长爱吃的菜，多给他布一点；不爱吃的，不给他夹。为此，政委对他很满意。

听到这里，我算放心了。和平微微一笑说：“侍候人，真不简单哪！我是干不来，打死也干不来。还是安心写自己的破文章吧。”

我知道和平打内心里是不大瞧得起无私的，一直瞧不起。本来我二人与无私走的是不同的道路。路是路，桥是桥，各走各的道，世界很丰富的，这都正常，只要兄弟情谊永远在，就可以了。

给杨政委当秘书的头两年，张无私可谓风光一时。军里主要是杨政委说了算，他这个秘书自然跟着吃香。他很快调了正营，本来他职务比李和平慢一级，现在竟然跑到了和平的前面，更是把我远远甩在后头。我当然不在乎这个，只要多给我一点自由，让我多写点诗，我可以什么都不在乎——诗人嘛，就得有超然物外的禀性。

但李和平是在乎的。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在乎。

一天，谈到无私坐直升飞机一般的进步，和平说了这么一句话：“一时之功在于力，一世之功在于德。”显然，他话里有话，对无私是有看法的。

凭良心说，无私并没有因为是首长身边人而张狂，尾巴夹得还算紧。但是因为他调级够快，扶摇直上，把同龄人压在身下，因此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不一般。他再谦虚也是假的。

张无私风光的时候，也正是李和平最难熬的时光。

和平搞新闻报道，相当成功，集团军数得着，但是让他另起炉灶，转而写公文材料，起初他认为没有什么能难住他，不过是下这张床上那张床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

头两年，他写的材料一直不过关，从处长到政治部主任，再到副政委、政委，都对他甩过脸子，领导原本想把他作为材料大王培养的，后来发现，他似乎不是那块料，充其量是个平庸的写手，难成大器，处长都有了让他重搞新闻报道的想法。

他为此失眠、焦虑，到后来简直快把他逼疯了。他嘴上不服气，心里开始怀疑人生，难道自己这辈子只能写豆腐块萝卜条，驾驭不了大材料？这时候，他撂挑子脱军装转业的心思都有了。

我和无私劝他坚持，绝不能退缩，尤其不能改当新闻干事。无私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真改回去，别人立马看扁了你，会认为你除了写报道，别的啥也干不了。”

我们都清楚，当初他乐意改行，就是担心领导认为他路子太窄。光靠写报道，想当个处长都困难，更遑论往上走。在政工部门，尤其是在宣传部门工作，材料为王，那些能够驾驭大材料的人，才是唱主角的，领导真正看重的是这种人。搞新闻报道，不过是雕虫小技，锦上添花，顶多算敲边鼓而已。也正因为如此，调来军部时他才不惧另起炉灶——如果能够华丽转身，在领导眼里，他就成了可堪大用的“全才”。

这个时候，怎么能够退缩？我和无私为他的前途着想，拼命给他打气助威。还好，硬着牙又熬过了一阵，他给王军长写的一份讲话稿，破天荒获得了军长首肯，军长还在小范围内表扬了他几句。这层窗户纸一旦捅开，他就可以甩掉包袱，轻装前进了。

从此，他找回了自信。那个曾经妙笔生花的笔杆子李和平，终于又杀回来了！

作为兄弟，我和无私都很为他高兴。无事闲聊时，他洋洋得意把写材料的法门透露给我们。我主搞文艺创作，无私当秘书，现在的秘书都不亲自写稿，所以他也无须担心我们把他的窍门“偷”去。

依他的经验，写材料主要注意四点，一是跟，笔端的事尽量往上级精神和首长指示上面靠；二是新，观点论点一定要别出心裁，要新颖，不能人云亦云；三是抄，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会抄不会抄，平时多积攒收集好的材料、文章，以备抄用；四是编，要学会做无米之炊，料不够，靠拼凑，不会拔高的写手，不是好写手，就好比不会兑水的调酒师，不是好的调酒师……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和平成了军里不可或缺的人物，凡是重要的公文材料、首长讲话等等，领导都会点名让他参与进来。由此看来，他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对于和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写材料”，无私却有他的看法，一次，他忍不住对我唠叨：“和平光闷头干活哪行，得多交朋友，不能上炕只认老婆，下炕只认得鞋，上班只认材料。不然，领导把讲话稿念完一扔，谁还记得你？”

他的意思是，和平这样下去，会成为书呆子，光会写材料还不行，得多几条路子，那样才能走得远。

世上什么最公平？要我说，天最公平——给你点甜头，马上再给你个苦头尝尝。

这不，张无私遇到麻烦了。

麻烦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先说第一个。他作为随员，跟随杨政委去军区开会，住进军区一所。要进会场了，政委脱下便服，换上缀有少将牌牌的军装，这都没问题。但是问题紧接着来了——政委伸手取军帽，顿时愣了！

一旁的张无私等人，惊愕地看到，政委那顶将军帽的黑色塑料帽檐，不知何时折断了！此刻提在政委手里，帽檐耷拉下来，像大鸟折断的一根翅膀，十分刺目。

首长的军服，原本盛在一个特制的小皮箱里，每次外出，都由秘书负责保管。后来人们回忆，可能是他们乘火车从阳城来龙城的路上，小皮箱不小心被一个大箱子压住，压折了政委的将军帽檐。

不论怎么说，不管什么原因，这都是秘书的重大失职。张无私心乱如麻，大气也不敢出。

问题是，马上要进会场，政委的帽子却不能戴了，几个随员都是校官，校官的帽子与将官的帽子差别很大，无法替换。人们为此急得团团转。

要不是随行的干部处陈处长想了个办法，政委可真要出情况了——不戴帽子，会场上见到军区首长，连个礼都不能敬。

在这紧要的关头，干部处陈处长想起招待所斜对面是军区司令部的干休所，干休所里有一位刚退下来的老将军，陈处长认识他，于是陈处长顾不上打电话，百米冲刺一般跑去了老将军家，借来一顶大檐帽，才把事情圆过去。

本来这事过去就算了，偏偏有好事者瞎琢磨胡分析——帽子呢，戴在老百姓头上叫冠，戴在大官头上叫冕。冠，很平常，甚至连猴子都可以戴；冕就不同了，那可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将军帽，绝不是一般的帽子，折了，断了，不吉利啊，预示着什么？预示着杨政委的仕途，到头了！

话传来传去，总有传到杨政委耳朵的那一天。于是在张无私眼里，政委的脸子，越来越不好看。

无私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抽空跑来找我减压。我安慰他：“人有错手，马有失蹄，这很正常。谁没有一点点失误呢？要相信首长大人大量，不会计较的。”

真让我说对了，这事并没有影响到无私。

但是不久，第二个麻烦来了。

麻烦出在北京。张无私等人跟随杨政委到北京开会——看来一离开营区，就容易出幺蛾子。

会议期间，杨政委想上街转转，并且决定不带随从，独自行动，不要车，坐出租。无私当然不干，保护首长安全是他最重要的职责，让首长一个人坐出租车外出，万一路上遇到情况，出点事咋办？所以他坚决不同意，死缠着政委不放，一块出了宾馆，执意陪同。政委拗不过他，苦笑一下，只得点头。

杨政委吩咐司机拉他去通州——那时候还叫通县，并且自言自语打哈哈说，去看一个老熟人。至于什么样的老熟人，政委只字未露，无私也不便问。到了通县的一个小区门口，下车后政委让无私先回，不要等他，他自己想办法回宾馆。无私嘴上答应了。政委进了小区之后，他没挪地方，蹲在路边看人修理自行车，一直等到政委四个小时后露面，他迎上来，竟然吓了政委一跳。

还好，看上去政委心情蛮不错，并没有责怪他。政委只是轻描淡写地提醒道，来通县，最好不要对外人讲。

不就是去趟通县吗？无私并未当回事，很快忘到脑后。回到阳城军部后，有一天，政委夫人李阿姨与他闲聊，无意中说，她有个熟人在通县，老头子去北京开会，一去那么多天，也不知道抽个空去看看人家。无私急忙解释道：去了，阿姨，政委确实去了，在通县待了四个小时呢！

闻听此言，李阿姨愣了半天，脸色由白变绿，两手都在哆嗦。

后来无私才知晓，事情牵扯到一个叫于小凡的人。于小凡曾经是军部的打字员，北京女兵，号称84军一枝花。在我们三个调来军部之前，她已经退伍回通县了，所以我们都没见过她，只是偶尔听人提起过，她复员后好像在邮电部门工作。

那几天，政委家里内战不断，政委脸上还被划了一道指印。无私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预感到，这个秘书当到头了。

不久，无私给调整到政治部干部处当干事。前面说过，干部处是最令人羡慕的单位，按说这个安排还算不错。

和平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无私差不多给废了。”我不解：“怎么废了？那么好的单位，多少人进不去。”

和平深刻地分析说，单位是不错，可你看看他分管什么？不管任免，不管调配，让他管老干部，显然把他边缘化了。最要命的是，杨政委还有五年才到点，政委不走，他别想翻身，人生好时候能有几个五年？识相点的话，他最好早点向后转，再待下去没啥意思了。

和平的分析把我吓了一跳，冷静想想，他说的没错，无私以后很难有机会了。

一个周末，我二人把情绪低落的无私拽出营区，拉到街上散心，陪他喝酒。我们用苍白的语言劝他想开点，不当那个破秘书更好，伴君如伴虎，世界上最难办的事就是侍候人，换个环境，重打锣鼓另开张，凭自己本事，照样能干好，不是吗？

无私表现得很平静，平静得甚至有点吓人。他诚恳地检讨自己，说帽檐事件也好，通县事件也好，都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走到这一步，不能怪首长，要怪只能怪自己粗心，不慎重，不成熟，不老练，太毛糙。当秘书的没能保护好首长，给首长添那么大麻烦，造成那么大后果，他很痛心，很后悔。都说吃一堑长一智，但愿以后还能有机会补救……

那天怕他喝多，我只带去一瓶酒，而且大部分让我和和平抢着喝了。和平近来状态极好，已经有人视他为全集团军最棒的笔杆子，多年难得一遇，他最困难的时候过去，最好的时候到来，甚至有传言说，下一步他要破格当副处长，所以他扬眉吐气，意气风发，抢着说话，抢着喝酒。酒桌上，他提出，愿手把手教无私写材料，保证不出两年，把他带出来，让他成为干部处最好的写手。和平拍着无私的膀子说：“有了金刚钻，能觅瓷器活，到那时候，谁还能不用你？谁还敢忽略你？你一定会东山再起的。”

看我们俩脸红脖子粗，要醉的样子，无私反而安慰起我们，说：“人这一生总有几个坎，邓小平主席还三起三落呢，毛主席也落难过，对不对？关键是不能服输啊，如果服输，那可就真输了。”

他又说：“人生如棋，赢也罢输也罢，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不会太在意。今天输的，明天我要想办法赢回来，到老了时，你们会发现，我是赢的一方。”

无私一番话，把我和和平说愣了。老天爷，感情他不需要我们劝，他内心蛮强大的，好像并不是装的，看来在首长身边几年，他确实进步很大。如此说来，受点折腾，值了。

都以为无私会是第一个向后转的，结果呢，第一个向后转的，是我。

在一个地方搞业余文学创作，时间长了，有了点小名气，难免就翘尾巴，到末了，领导一定烦死你。

有一天，宣传处长热情地对我说：“陶大诗人，你怎么不想想办法调军区创作室，那地方更能发挥你的长处呀。”

这分明是下逐客令了。不错，军区是有个创作室，养了十几个专业作家、画家，我很想去，我家是龙城的，正好可以调回家乡，一举两得。

创作室主任老韩是个老诗人。同行是冤家，写好了，他防你；写不好，他瞧不上你，反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折腾好一阵，眼看快办成的时候，杀出一匹黑马，85集团军一个业余女诗人捷足先登过去了。那好吧，我只剩下华山一条路——此处不要爷，自有爷去处，往后转，回龙城！

年底，我确定转业。离开部队的头天晚上，和平、无私大张旗鼓为我饯行，我们喝了很多酒，都醉了，还流了泪。喝到最后，扯起嗓子吼歌，反反复复唱《战友之歌》。那晚我们说了很多话，仿佛要把未来大半辈子要说的话说尽，到最后，话都记不住了，只记住一件事：我提出，给他二人三年时间，三年后，希望二人都能调到军区机关去，兄弟三人到龙城相会。机关大，庙堂就大，当和尚的，好混日子。

然而，这个愿望终归没能实现。

大约有两年时间，我与和平、无私没再见面，我们只是电话里偶尔聊两句，聊的都是不痛不痒的话题。离得远了，感情也许会变浓，但是可聊的话题，似乎越来越少。

当初转业安排时，有两个单位可供我挑选，一是税务局，我妻子的表舅在那当局长，可以安排我当局办公室副主任，这种单位福利待遇好，有社会地位，转业干部打破头想挤进去；二是电视台，龙城电视台的书记与我家沾点亲戚关系，可以通过他帮我在台文艺部谋一个小职务，电视台也算是个蛮不错的平台，肯折腾的话，名利双收是能够做到的。但是，我孤傲成性，最大的臭脾性恰恰是不愿求人。况且我是个颇有点名气的诗人、作家协会的会员，视写作为生命，靠笔杆子安身立命足矣，我凭什么非要靠关系低声下气找饭碗呢？

最后，我义无反顾、拼了命一般不可阻挡地进入市文联，当了创作员，这个岗位没有转业干部跟我争，因此进来得很顺利——不能进军区的创作室，我回地方上当专业作家，也算是了却我一个心愿吧。

文联当然是清水衙门，没什么油水，用我老婆的话说，全世界最差的单位就是它，猪不理狗不闻，苍蝇都绕着你飞，无人待见。由于非要进这个“破单位”，我老婆三个月都没怎么搭理我。

以前我在部队，我们两地分居，感情还好，现在住到一起，关系反而变糟，这让我不由怀念起在部队的光棍生活。文联工作唯一的好处是不用坐班，但我不愿意在家看老婆脸色，每天都去单位，周末也不落，早出晚归，名义上抓紧搞创作，实际上也没写出多少有分量的东西——以前搞业余写作，新作不断，真当了专业作家，有了大把时间，反而激情骤减，作品量变少，质也没见提高，真他妈邪性！想出本诗集，出版社早就定了稿，却以订数不足为借口，迟迟不开印，责编提出让我包销三千本，首先我老婆就不同意，说只要把书拉回来，她立马就卖到废品站去。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入错了行。

李和平当上了副处长，我妻子不知道怎么听说了，对我又是一顿讥讽，说人家李和平写文章，为做官，能做官，做了官；你写那破东西，图个啥？换回什么了？今年过去一半了，那点小稿费，也就能买三筐苹果；同事问我，你挣多少外快，吓得我头都不敢抬，转身就溜……

对此，我真是烦不胜烦，晚上都不想回家了。

这天下午三点多，我靠在椅子上打盹，一个传呼吓了我一跳，低头拨弄一下BP机，看到一行新留言：“陶鲁达，我在你单位门口，速下来。”后面并没有署名。起初我以为是什么人搞恶作剧，换个姿势继续打盹——突然意识到， 本市无人知道我这个外号，呼我的，一定是老部队的人，脑子立马清醒，急忙披上衣服下楼。

大门口果然有个身影站在那里朝这边张望，手里提着一个旅行包——没想到竟然是张无私！他怎么突然跑来了？连个招呼都不打，给我搞突然袭击吗？我顾不上想别的，拔腿跑过去，与他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激动得眼泪都快下来了，好久没这么开心，仿佛他是专门来给我送快乐的。

本想请无私到我办公室坐坐，看一眼我战斗的地方，却又想到办公条件那么不好，破桌子破椅子破门破窗户，墙上都是地图，漏雨造成的，索性不请他进去了，直接带他去了附近的一个茶室，打算先泡壶茶喝，傍黑再就近找个饭馆请他好好喝一顿。

两年不见，无私变化不大，还是那么精干。不像我，脱下军装，感觉突然间变老了，腰都有点弯了。以前电话里听和平说起过，无私在干部处半死不活地混日子，随时可能会步我的后尘向后转。但是此刻看上去，他心情蛮不错，像是藏有什么喜事，却又不便唐突问他。

坐下后，他说领导派他送几个老干部的档案过来，昨天半夜坐上的火车，今天中午到的，下午一上班就去了军区老干部处，很快把事情办妥，出了军区大院，抬眼看到文联的牌子，一下想起我在这里工作，便就近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给我打传呼。

他没有谈自己当前的处境，只说到和平干得风生水起，军区宣传部早就盯上他，想调他过来，军里不放人，和平本人也不着急过来，想趁热打铁，当上处长再说。我提醒道：“不要忘了咱们当初的约定，你们两个将来都要过来。”他淡淡一笑说：“争取吧。”

无私可能看出我有点颓废，给我打气说：“陶鲁，到了新单位，得有个新气象，你得好好干，给自己定个目标，争取五十岁前当上文联主席。”我诺诺称是，心里发虚。他又说：“你写的东西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我觉得比和平写的东西有味道，他写的那些材料，都是应景的，到底有什么用，鬼才知道。”

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无私抬腕看看表说，他得走了。他说走就走，如此神秘，饭也不吃，像做地下工作，令我感到很吃惊。我坚决不同意，说什么也要留他住一晚。他这才透露说，此次出来，他主要目的是去北京办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不方便请假去北京，便借来龙城出差的机会，迂回到北京去，六点半的火车，票已买好，明天晚上之前必须赶回阳城军部。至于什么事，现在不能说，事情办成了，一定告诉我；事情办不成，就没必要说了。

看我发愣，他又补充说：“这个行程目前只有咱俩知道，我连老婆都瞒着。”我明白他的意思，事不秘则废，怕我告诉和平，于是再三表示不会向任何人说起。

我陪他到外面打车，想到他连晚饭都没吃上，赶紧跑到一个水果摊那儿，买了一网兜水果塞给他，他没推辞，默默接过。临上车前，他说了一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男人到世上来，不是混饭吃的，而是来争口气。”

无私坐上出租车，很快消失了。我感觉眼窝里湿叽叽的，想必那是泪。一时没搞清他说这句话是给我打气，还是自我打气？

张无私正迎来他生命中的重大转折。许久以后，我才陆陆续续知道他两年来的一些真情实况。

他名义上负责老干部工作，实则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每年军里会有一些到龄的干部离退休，他帮助办办手续，移交一下完事。另外，阳城南郊有一个干休所，住有一百多户离休干部，这个干休所编制不在军里，而是直属于军区政治部，军里只负责就近代管。所里编有所长、政委和数十个工作人员，所里的具体事务不需要他管，遇有情况，他只负责上传下达；八一、春节两个节假日陪同领导象征性地走访一下；再就是哪位老干部去世，他协助所里张罗一下后事。都是一些程式化的事项，不需要费多少脑筋。

龙城干休所的老干部，都是早早退下来的师、团级，年龄最大的九十二，小的也有七十多。更高级别的老干部都去了龙城或者其他大城市安置，由于此处没有重要的老干部，加上建所较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就落成了，每家都是面积不大的简易平房，因此这个干休所条件差不说，主要的是冷冷清清，平时少有人光顾。

有人觉得，老干部退下来，时间一久，没啥用处了。张无私可不这么认为，离开杨政委之后，他的“资源”就是这些老干部了，他相信这些老干部里面，一定会有“金子”的，因此，有空他就去南郊干休所“摸情况”。当然，发现哪位老首长家里有困难，需要帮助，他自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映，积极协调，尽量给人家解决，都是老革命，老了老了，更应当尽心尽力照顾好他们。

果然就摸到了一位。

这位老首长名叫林法五，七十五岁，是名老八路，老家是阳城本地，离休后叶落归根，从外省移交过来安置的。前些年，有传言说，北京总部的一位大首长，战争年代曾当过林老的部下——这位大首长威名赫赫，不便直呼其名，就称他为C首长吧。有一段时间，经常有人从龙城，甚至从北京赶来看望林老，84集团军近水楼台，看探望他的人更多。奇怪的是，林老对来人一概否认他与C首长的关系，只说二人抗战期间在一个团待过不假，但不是一个连队，二人素无交往，他不熟悉C，C也不可能熟悉他。他说：“这都过去多少年了？半个世纪了！我倒想认识认识他，可能吗？你们谁帮我引见引见？”

碰壁的人一多，无人再上门，林老渐渐被人遗忘了。

张无私不信这个“邪”，无风不起浪，他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认真查了林老的档案副本（主本在军区干部部），查到林老抗战时期的经历主要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三团工作，分别担任过该团三连战士、三连排长、二连连长、一营副营长、该团副参谋长。紧接着他去查C首长的革命经历，当然无法查档案，只能从各种出版物上去寻找。军里有个小图书馆，他从一本书籍上查到，C首长抗战期间也曾在三团工作，分别担任战士、班长、副排长等职务，但这个结果于事无补，因为林法五早就说过，他与C确曾在一个团待过，这已无须证明。

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有资料能证明林法五与C在同一个时间段、同一个连队有过交集。

大约半年时间里，张无私成了阳城图书馆的常客。苍天不负有心人，就在他查无可查就要放弃时，从一本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六几年出版的《星火燎原》上，看到曾担任过三团团长的一位著名战将写的回忆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让他跳了起来——某次战斗中，他命令排长林法五率领战士C某某去炸鬼子的一个碉堡！

自此，张无私终于松了一口长气。

干休所的所长告诉张无私，林老是个怪人，几乎不和任何人来往，包括住在一个院里的老干部们。他有一双儿女，但都不在身边，儿子在深圳，女儿在南京，都非军人；他老伴身体不好，很少出门，老太太见了人也不大吭声，像个哑巴。每家的小院里都有一小块空地，勤快点的，就种些菜和花什么的，林家的小院啥也不种，常年荒芜着，稀稀拉拉冒出一些杂草。

张无私说：“老人最好有点爱好，有利于健康长寿。”

所长说：“林老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如果说爱好，只有一个——打太极拳。”

张无私专门抽出两个月的业余时间，练习打太极拳，本来他身形好，有打军体拳的基础，对各种动作领悟快，这回又经当地一位名师的指点，水平提高很快，两个月后，名师夸奖他说，你可以去参加比赛了。

一天凌晨，他精神抖擞地去了“赛场”——南郊的小清河边。河边一片空地上，氤氲水汽笼罩下，已经有一个精瘦的老头在聚精会神地打拳。他在一旁观察了一会，老头的拳打得并不怎么样，但动作认真，心无旁骛，一副完全入定的样子。他选一个地方，不看老头，同样入定一般，一招一式丝毫不含糊地打自己的拳。

一连打了七个早晨，二人各打各的，并不搭话。老头收身走了之后，他急忙收拾衣物，骑自行车赶回单位，有时顾不上吃早饭，直接去办公室，换上军装按时上班，饿了啃一块干面包。

第八天早晨，老头打着打着，停了下来，饶有兴味地看他打。他目不斜视打完一轮，收势，面不红心不跳，冲老头笑笑。老头也冲他笑笑，说：“你比我打得好。”他说：“打拳打的是心情，心情好，比啥都好。”这是教他的那位名师说过的话。

老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往老头这边靠了靠，不再说话，定定神，重新开打。老头居然跟着他的节奏，在他侧后方打了起来。从这以后，二人每天早晨都在这里碰面，一起打拳，但很少说话。

老头从未问过他是哪个单位，干什么的。他也从不问老头任何问题。他想老头一定猜出他是个军人——只有军人和军人站到一起，才这么和谐吧？

这种无声的交往持续了大约三个月。这年的八一建军节那天，他跟随政治部副主任到干休所慰问走访，走进林法五家时，老头一眼看到穿军装的他，张开缺牙的嘴，极为开心地笑了。

这以后，他以军里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干事身份，再来林老家里，就显得很正常了。林老家里的陈设十分简陋，见不到一件值钱的东西，一套布面沙发用了二十年都不止，一坐上陷进去半个屁股，吓人一跳。这里不像一个正师职离休干部的家，而像一个下岗老工人的家，太寒酸了，让他感到心酸。

下了一场大雨，林老家的房子进了水，整修房子时，他一直在场守着，爬上爬下，搞得一身泥水，比干活的工人都卖力。他不是刻意表现，而是打心眼里敬佩林老这样的老军人，林老革命一辈子，三次负伤，老部下如今在北京身居高位，而他默默无闻，对生活的要求如此之低；再想起自己当秘书时，经常出入首长们的家，看到的都是豪华和排场……一时他拿不准，哪个是自己的榜样呢？

破沙发进了水，他劝林老借机丢掉，换新的。老头让人抬到外面晒晒，想接着用。他咬咬牙，照着老沙发的样子，从商场里买了一套新的，运了来。老头脸红了，说：“我不是没钱，我的钱花不完，只是从小到老，节俭惯了。”他以为老头会让他把东西运走，但老头没那么做，爽快地收下了，可是钱必须自己付。

他与林老前后交往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老头没收过他一块钱的礼，就连老人过生日那天，他送去一个蛋糕，临走时老头竟然送还他一瓶酒，非要让他带回去喝。他彻底服气，知道自己的事情永远说不出口了。

早晨到小清河边打拳的日子仍在继续，直到有一天，打完一轮后，老头说，今天就打到这。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来这儿打拳。他愣在那里。老头说，他和老伴要到深圳投奔儿子，儿子靠自己的本事发了财，买了别墅，非要老两口过去住，这一去，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他脑袋嗡嗡地响，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头说：“年轻人，需要我做点啥？”

他欲言又止。对这样的老人，他虽然有要求，但是张不开嘴呀。老头拉他在河边坐下，对他讲起一个人——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人。老头说，以前他不承认北京的小C是他老部下，是因为自个帮不了那么多蜂拥而至的人，再说，想通过这种途径往上爬，很不合适。

“你也是这个想法吗？”老头目光炯炯望着他，似乎要把他的心事看穿。

他困难地摇摇头，说：“我不是，我不是……”

“不是就好。小伙子，谢谢你陪伴我。”老头轻松地一笑，站起来，穿上衣服。

他眼冒金星，感到面前有一根线，这根线颤动着，似乎马上要断掉。他咬咬牙，追上老头，喘着粗气说：“林老，我不求升职，只想调走，到军区去，就为换个单位重新开始……”

老头停下步子，拍拍他肩膀，示意他不要紧张。他憨憨地一笑，抹抹脑门上的汗珠。老头再次拉他坐下，讲起他和C的过去，说1942年，小C家的房子被鬼子点火烧了，是他动员他参加了八路军，头一回上战场，小C吓尿了裤子，打了两仗，就啥也不怕了。抗战后期，小C随大部队去了东北，从此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面，但他相信小C不会忘记他。新中国成立后，小C官越当越大，他从未找过他，没给他添任何麻烦。

“他快退了吧？现在找还赶趟。老林麻烦小C一次，我想，他会很高兴。”老头咬咬嘴唇，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像小孩子一样冲他腼腆地笑笑。

他差一点晕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