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说现代化涉及整个社会或者某个个体的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历经战争年代、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后，正行进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的心理结构和诉求等全面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就会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主流脉络。

单就中国散文的现代化历程来看，虽然很多散文作家的文化结构、审美意识、价值观念，甚至生活态度以及对生命的认识也随着这一潮流不断前行，但当他坐下来写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奇怪地发现，这个散文写作者与世俗生活中已经现代化的人，几乎是完全分离的两个人，一下子就不那么现代化了，如此以来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散文的现代化历程变得尤其艰难和缓慢，或者远远落后于其他类型的文学。换句话说，当小说、诗歌、戏剧以启蒙和救亡为突破口，在革命中完成了它们的现代化时，在我们现在已经跨越了工业化社会、走向信息化社会的时候，散文却依旧纠缠在农业社会的思维漩涡里不能自拔，直到如今依然如此，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走的是一条从革命化走向现代化写作实践的必然道路。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一种启蒙的文学，这就要求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创作必然走一条大众化的道路。但是，现代性对于个体的追求与中国文化普及的大众化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它既需要西方文化的移植与滋润，又需要对抗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侵蚀与伤害，其间的难度之大非少数知识分子所能够完成的，但事实恰恰是，从事小说、诗歌、戏剧的诸多作家都完成了这种转变，使得这些问题迈向了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如果我们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作为靶子，能很明显地看到中国现代散文的停滞，看到很多散文作家对于文学现代化的拒斥，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中国散文在百年的进程中，并未像其他文体一样，以大众化的写作路径实现启蒙的目的，它更多的依旧是自说自话，沉迷于自己的小情绪里脱不出来。虽然在“五四”之初，胡适、陈独秀，就尖锐批判传承下来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而钱玄同更是把那些死抱古文不放的旧文人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他们大力提倡平民、写实、求真、通俗的白话文学，力求在文体上除旧布新、思想上变革启蒙，承担着革故鼎新的任务和要求。但是，自周作人率先把散文称为“美文”、王统照把散文称为“纯散文”以来，“五四”一批作家所举起的文体革新的旗帜，对于散文的写作并未起到前沿的示范功能，从而对现代散文的创建和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他们依然把“言志”作为散文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突出个人经验对于散文写作的意义，坚持散文以“自我”为中心，把散文作为个人化的文体，在写作中，大量书写自己个人的好恶，倡导散文风格要冲淡平和，主张散文絮语化、闲适化，这与散文现代化的要求是有很大距离的。

当然，中国百年散文的写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40年的写作，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写作，散文创作领域出现了一批有相当实力的散文作家，在写作中体现着自己个体生命的感受，社会发展带给个体的知性、智性，体现着多元化的文化、价值判断，并衍生出丰富、多样、立体的内涵，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肯定着“人”的尊贵地位，肯定人的丰富需求，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本质深入思考，这就为以抒写心曲、思考人生为特色的散文文体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空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诸多散文作家的创作已明显收缩为一个局部的边缘的现象，有相当数量的散文有创作功利化的倾向，它表明在追求人的启蒙与文化的启蒙之间，散文还是在迷失的幻觉中难以自拔。因此，直到如今，散文写作现代化所要求的作家应该具有的主体意识和读者的主体意识均未完成建设，散文写作进入现代化的力量依旧是虚弱和无序的。于是，散文作家在创作中就必然表现出两种对立的状态，一种是创作中的散漫无状，一种是更多囿于已经僵化的散文创作模式。如此，最终的结果是老一代作家的创作力在日趋下降，中年一代作家在拼命挣扎，新一代作家却没有成长起来，再加上当今的散文作家很多文化修养不深，时代精神虚席，文学写作追求自然就会出现一种平面化、庸常化的倾向，中国散文的现代化道路依旧遥远而漫长。

最后要强调的是，单就散文的“现代化”问题而言，首先必须厘清与之相关的“现代性”这个概念。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现代性是一个结语式的概念，它着眼并立足于与“传统”的区别、对现代化进程及其产生的现代性属性作出的界说。现代性所指向的是一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与行为方式，一种时代的意识与精神，它关涉到的是某一社会的主流性的哲学理念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制度安排与运作方式。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从这些要素来观察中国散文的发展，也能看出，当前的散文写作离中国散文的现代化确实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也存在着诸多思想、价值、观念、文化和审美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