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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家眼中，阿西斯可以与欧洲文学史上的巨人们并驾齐驱。茨威格称他作巴西的狄更斯，艾伦·金斯堡则将他比作卡夫卡，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他是劳伦斯·斯特恩的苗裔，今年去世的作家菲利普·罗斯则将他视作贝克特的前身。从爱伦坡、契诃夫、乔伊斯，到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还有卡尔维诺，都被当作过阿西斯的参照。

巴西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是谁？在一篇最近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中，美国作家本杰明·莫泽（Benjamin Moser）将这一桂冠“授予”了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1839.6.21—1908.9.29）。这并非他的一家之言，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也将阿西斯称作“拉丁美洲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甚至将他誉为“有史以来黑人文学的顶峰”。在英文世界，如同海伦·考德威尔（Helen Caldwell）所 说 ：“对 我们而言，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名字已经不再陌生。” （Helen Caldwell. Machado de Assis: The Brazilian Master and His Nove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p.3）其作品英译本已有六种，以阿西斯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也至少有三种。

比起其他南美洲作家，阿西斯在中国还算不上闻名，但其多部作品也已有中译本问世，如1992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 《幻灭三部曲》（翁怡兰等译。其中两种有单行译本，孙成敖译《金卡斯·博尔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李均报译 《沉默先生》，外文出版社，2001年）与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精神病医生》（李均报译）等。

在巴西人看来，阿西斯早已成为了一种国家象征，他留着长胡子的照片被印在各种纪念邮票和明信片上，城市里也有以他命名的街道。但相比于死后的殊荣，阿西斯的人间生活就未免显得淡而无味：除去玫瑰帝国勋章骑士、巴西文学学院（Academia Brasileira de Letras）创始人的身份，他不过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公务员，曾就职于农业部、贸易部和工业部，他和一家人住在普通社区里，干着枯燥乏味的工作，甚至几乎从未离开过他出生的城市。

平凡的一生让他在民众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形象：他是个好丈夫 （同时也是好情人）、好公仆，没有不良嗜好，工作之余就泡在书店里。他还是巴西文学学院的创立者，于公于私，都显得无可挑剔。但如果将这个完美市民的形象与他的作品稍作对照，就未免使人生疑，因为他作品的语调并不像他本人那样温良恭俭，而是意外地反讽且顽劣；身为文学巨子的他，也罕有 “匕首投枪”之作——阿西斯对于巴西社会中的种种不公少有口诛笔伐，甚至常常有意回避。那么，阿西斯是怎样走上神坛的？其作品的伟大之处又在哪里呢？

从“劣等人”到国家的象征

阿西斯出生于巴西独立的17年后。甫自葡萄牙殖民者手中获得解放的文人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本质问题：“这个国家需要怎样的文学？”树立本土意识成为了当时文人的首选。诗人贡萨耳维 斯 · 迪 亚 士 （Gon觭alves Dias）就曾出版过印第安史诗和图皮语字典，小说家乔塞·德·阿 伦 卡尔 （Joséde Alencar）则将印第安人——尤其是女性——置于新神话学的核心位置。这种对本土意识的强调在提升国民自信的同时，也无疑加重了外界对巴西的刻板印象。在19世纪的欧洲人看来，巴西依旧是一片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热带天堂，是热情好客原始人的幸福家园。

和强调本土意识的作家相比，阿西斯显得 “相当无聊”：他笔下的巴西既不原始，也不热情，而是和现代欧洲相略无二致（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他在国外影响甚微）。对民间歌谣和乡土意识毫无兴趣的他，把眼光聚焦在里约热内卢境内富有的文化偶像身上，这无疑也为他招来了一些骂声。在他死后两个月，就有人在报纸上撰文攻击他的作品甚至人格，因为他并没有拿出黑人作家“应有”的样子去严厉地批判社会问题（Helen Caldwell.同书，p.8）。毕竟，巴西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蓄奴国，也是整个美洲最后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废奴法令生效的那一年（1888年），阿西斯已经快50岁了。

阿西斯从不愿向人坦言自己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他的母亲是白人，靠替人洗衣服为生，在阿西斯9岁那年就撒手人寰。他的父亲是一名黑白混血的粉刷匠，爷爷则是一名被解放的黑奴。他还有一位黑白混血的继母，她对阿西斯视如己出，但据说阿西斯并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

这样的身世在巴西其实并不罕见，多数巴西人都是混血。而且阿西斯的家庭在当时已经算不上赤贫，他的父母都识字，而且已经摆脱了奴隶的出身，可以算作工人阶级了。在莫泽看来，阿西斯的自卑感与他和上流社会的交往不无关联。在当时的上流社会，跨肤色的混血并不多见，这显然使从青年时代就混迹其中的阿西斯有些尴尬。好在他还是得到了各色人等的青眼，一位神父教会了他拉丁文，法文则是由一位移民面包师教会的。17岁那年，他开始在一家印刷店打工，从而结交了一批知识分子，很快他就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并在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小圈子里得到了不错的反响，小说处女作《复 活 》（Resurrection，1872）也正式确立了他在批评界的良好声誉。

而除了他自身的境遇，时代的学术风潮也让身处知识界的阿西斯感到左支右绌。在“科学种族主义”（包括它的近亲——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尘上的那段年月里，知识分子们一心扑在奴隶制的“宝贵遗产”上废寝忘食。他们认为种族应当独立发展，异族通婚则会导致种族劣化。带有种族偏见的伪科学让一心期盼现代化的巴西人民陷入了绝望：这个拥有着不可逆转的异族通婚率的国家，注定将永远低人一等。

阿西斯在死后被巴西官方 “供上神坛”，不仅因为他杰出的作品，也因为他的黑人血统。以巴西社会学家吉尔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1933 年 出版的《主与仆》（The Masters and the Slaves）为 首 ，一 系列著述使得混血身份在巴西摆脱了污名。随着这一思潮的兴起，阿西斯的黑人血统，这个让他终生感到恐惧和耻辱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了整个国家的光荣。20世纪初，在美国“三K党 ”（Ku Klux Klan） 死灰复燃之时，巴西却以它对种族的宽容态度展示了这个国家的包容与多元。这一主张被一些学者称作“种族民 主 ”（racial democracy），而巴西之前残忍的奴隶制度则似乎被选择性地遗忘了。

对巴西官方来说，将一个混血儿奉为巴西最伟大的作家毋宁是推行新政的上上策，阿西斯当是这个宝座的不二之选，尽管他本人可能会为此感到难堪。

温和的批判者

在批评家眼中，阿西斯可以与欧洲文学史上的巨人们并驾齐驱。茨威格称他作巴西的狄更斯，艾伦·金斯堡则将他比作卡夫卡，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他是劳伦斯·斯特恩的苗裔，今年去世的作家菲利普·罗斯则将他视作贝克特的前身。从爱伦坡、契诃夫、乔伊斯，到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还有卡尔维诺，都被当作过阿西斯的参照。批评家帕鲁尔·塞加 尔 （Parul Sehgal）在 最 近 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中，则将阿西斯比作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

作为巨匠级别的作家，阿西斯的文风却并不晦涩，而是和他画像上的神情一样朴质。他的葡萄牙语甚至没有沾染时代的风气，既没有浪漫主义的矫揉造作，也没有神话学辞典中常见的本土化语汇。但是，在质朴冷静的文风之外，他的作品又带着一种让译者无从下手的怪异感——大量的反语和诙谐的笔触令他的本意难以揣度。而马哈雷特·胡尔·科斯塔 （Margaret Jull Costa）与罗宾·帕特森（Robin Patterson）还是英勇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二人翻译的英文版 《马查多·德·阿西斯小说集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Machado de Assis）已在今年 6月12日由赖福瑞特出版公司出版。这本1000多页的书收录了阿西斯一生中的中短篇佳作，将阿西斯40余年写作生涯中的风格嬗变清晰地呈献给了读者。

莫泽认为，阿西斯头两部小说集包含了所有典型的19世纪小说要素：马车中的惊鸿一瞥，冷若冰霜的少女，以及改变人生的巨额遗产。作品中有像奥勃罗莫夫一样的年轻人，被困在自己温暖的床上；也有那些每天做SPA、读法国小说、盼望嫁给富家子弟来偿还债务的贵族小姐。阿西斯的早期小说多围绕婚姻与贵族女性，在情节上并没有多大的亮点，语言也偶尔落入烂俗，但他强烈的讽刺性和自我意识已经初露锋芒。帕鲁尔指明，这些特征与当时小说的受众有关，阿西斯早期作品的预设读者，恰恰是故事里那些有钱有闲的上层女性，这些作品的题材无疑是在迎合读者的趣味。

第二部小说集《午夜传奇 》（Histórias da meia-noite,1873）与第三部小说集《散乱 的 文 件 》[Papéis avulsos,1882；李均报译作 《零散的纸张》（《精神病医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有关此书译名，朋友韩女士为译者提供了重要参考意见，特此致谢]之间相隔的九年奠定了阿西斯文学巨匠的地位。在这期间，他的长篇代表作《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 》（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1881） 问 世 ，风格也脱胎换骨，由温存的罗曼史作者摇身一变为刻毒的讽刺家——他就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纽约时报》记者拉里·罗特（Larry Rother）在一篇旧文中指出，阿西斯的风格转向和他40岁之后癫痫症状的加重相关，疾病改变了他体察世界的方式。

《精神病医生》（O Alienista）是第三部小说集中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作品中，读者看到的不再是被抛弃的情人、千方百计骗取遗产的浪荡子，而是一位从葡萄牙留学归来的 “大学问家”——西蒙·巴卡马尔特（Sim觔o Bacamarte）。 这位冷静的科学家惊奇地发现，在他居住的小城伊塔瓜依，哪怕是看上去最正常的居民，都或多或少地有些疯魔。很快，在他的回春妙手之下，差不多整个城镇的居民都住进了他建立的精神病院“绿房子”。最终，他推导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越是外表顺从、道德高尚的人就越疯狂、越危险。在一番深刻的自我剖析之后，他将自己关进了精神病院，七个月后，一命呜呼。

阿西斯的文字之所以有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善于面无表情地说反话。曾将《精神病医生》搬上银幕的巴西导演佩雷拉·多斯·桑托斯（Pereira dos Santos）就 将 他 比作“语言的巫师”。阿西斯的叙事永远间接而迂曲，他对政治和道德的表述也是如此：早期作品在迎合上流社会趣味的同时，也将这一群体的肤浅、贪婪与懒惰暴露无遗。如此看来，批评家们对阿西斯“漠视社会现实”的指控或许是一桩错案，因为阿西斯的社会批判是绝对含蓄的。《字典》（ 出自小说集 Páginas recolhidas,1899）可谓典型的阿西斯式政治讽刺。故事中的独裁者自幼“绝顶”，于是强迫全国人民一起剃光头，理由显而易见：“道德的一致要从头抓起！”

如果日常生活是一种病态，那么阿西斯肯定知道将大众锁进医院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含蓄的社会批判让他的作品往往带有怀疑主义色彩。阿西斯笔下的一个人物坦言：“这或许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我们别无选择。如果你没有下决心要改变它，那就只能承受这一切，在这个社会里照常生活。”《金卡斯·博尔巴》的英译者格里高利·拉巴萨（Gregory Rabassa）将它视为阿西斯反理想主义的宣言。莫泽也认为，这说明了阿西斯选择去接受这个既成的社会，而不是去追逐它理想中的样子。而拉里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阿西斯之所以要展示那些甘心屈服于不合理社会的现代人，恰恰是要揭露他们的虚伪。

那么阿西斯能否算作“现实主义”作家呢？虽然许多简介将“现实主义作家”冠于阿西斯的名字之上，但阿西斯专家、《唐·卡斯穆罗》的英译者约翰·格莱登 （John Gledson）却将 《阿西斯的现实主义骗局 》（The Deceptive Realism of Machado de Assis,1984）当作专著的标题，莫泽与帕鲁尔也认为阿西斯具有 “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与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相比，自然描写是缺席的，在他的书中看不到巴西的壮丽风光和迷人天候，对莫里哀与歌德的征引却俯拾即是。一位朋友曾建议他在小说里多插入一些自然描写，但他写了不到十行就厌倦了。他这样回复那位朋友：“我对自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人。

阿西斯向世人证明，比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更能够孕育世界主义。这个足不出户的人通过阅读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而他对欧洲文学的信手拈来，更是改变了世界对巴西“原始而热情”的刻板印象。尽管巴西人努力了几个世纪来营造祖国的“异域情调”，阿西斯的博学与深刻则证明，巴西始终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马查多·德·阿西斯告诉我们，四海之内的人间喜剧并没有什么不同，在人与社会的冲突中，社会往往是最终赢家。而他的作品和人生也证明了，社会的胜利没有看上去那样令人窒息。外在的顺从或许恰好可以保护内在的自由。也许正如那位精神病医生所说，看起来最顺从的人，也最疯狂。

(本文编译和成稿参考Benjam in Moser于 2018年 7月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He’s One of Brazil’s Greatest W riters.Why Isn’t Machado de Assis More Widely Read？ ”、Parul Sehgal于2018年6月6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A Master Storyteller From 19th-Century Brazil, Heir to the Greats and Entirely Sui Generis”以及 Larry Rohter于2008年 9月 12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 “After a Century, a Literary Reputation Finally Blo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