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你在意你人生某一段经历时，那段经历一定给过你什么或者改变过你什么。

——题记

走进乌兰牧骑

年轻时有一个梦，在台上跳舞蹈。曾经七年在乌兰牧骑工作的情景，时不时就入梦，梦里不是演出换服装来不及，就是去往牧区颠簸的车上，晕车的感觉再次袭来。乌兰牧骑，这几个字，她是一个印记，烙上了属于我的青春我的芳华。

可以说每个人的青春都踌躇满志，也都存在过困顿迷茫，有着未尽的遗憾。当思绪让我重温青春过往时，我发现我的青春是令我骄傲的，她那样的洁净、充满了理想和追求。步入社会，让我最先遇见的是别样的环境别样的一群人。1982年，我17岁，从哲里木盟艺术学校第二批舞蹈班毕业，是全校最小的学生。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文化生活匮乏，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出是最受大众欢迎的，特别是基层牧区，能看到乌兰牧骑演出，就像过年一样。各地乌兰牧骑队员多是牧民家庭子女，急需吸纳专业人才充实队伍。我是科尔沁左翼中旗人，当年来自中旗的应届毕业生就我一个，离开父母四年，在老师同学还有父母眼中，我仍然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即将走向工作岗位，我渴望早日回到父母身边，同时也对未来工作岗位充满期待和向往。就这样，我成为了乌兰牧骑队伍中的一员。

在校期间，我无数次地憧憬过在灯光璀璨宽敞明亮的大舞台跳遍各民族舞蹈，接受山呼海啸般的掌声，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情景啊。可是，没有想到，一切都不是我所期许的那样。报到那天，我一个人怯怯地去乌兰牧骑，没看到有人接迎，只见一个院落，大铁门锁着，我从旁边小侧门走进去，看到院子里有一口水井，灰突突的平房被两排白杨树分隔开。原来靠北侧的是几间办公室连着排练室，靠南侧的是乌兰牧骑男女队员们的宿舍。办公条件看上去如此简陋，一时没敢相信这就是我以后工作的地方，它可能是我看到的最简陋的国家单位了。报到后刘海团长让我第二天上班，我悻悻地回到家一言不发，理想与现实之间强烈的落差，让我心灰意冷情绪低落。上班后还没来得及认识老队员便接到通知，近期排练、演出地点是乌兰牧骑排练室，观众是从国外回来省亲的爱国人士和他的夫人及几位旗领导。按照旗政府接待日程，看一场乌兰牧骑演出是一项重要环节。虽然只有几个观众，但还是要经过多次排练，节目也要调整，临时加了好几首科尔沁民歌，诸如《万丽》《韩秀英》《诺恩吉雅》。舞蹈基本都是传统的保留节目：《筷子舞》《彩虹》《驼铃》《安代》等。团里舞蹈队有五个女队员，六个男队员，领导要求我在几天时间内，把女队员表演的舞蹈全部学会，又另安排我替换舞蹈《追鱼》原来的女搭档，扮演小金鱼。艺校毕业巡回演出时，我演的就是这个可爱的小金鱼，这是一个傣族男女双人舞。在艺校时受过多民族舞蹈训练，熟悉每一个动作。一切安排就绪，队员先是练一个多小时的基本功再进入排练。当我换好练功服踏入排练室，像走进一个地下歌舞厅，所有窗户都被封死了，只留一个门进出，白天晚上都需要开着灯。场地还算宽敞，木地板因年久失修，有几处断裂，舞蹈演员练功跑、跳、转一不小心就会受伤，镶在一侧墙上的几片大镜子也有多处用胶布粘贴着裂纹，看到镜中的自己体貌扭曲，根本谈不上对着镜子纠正舞姿。因为没有窗户通风，夏天的闷热可想而知。冬天取暖，自己烧锅炉是带动不起来的。初来乍到的我，再也感受不到学校上课时教室的明亮，也没有了专职钢琴老师的伴奏，一架年久破旧的录音机安放在一个角落里，播放着模糊不清的音乐磁带，而且还时不时地偷停。队员们没有组织的训练，东扔一下胳膊，西压两下腿，再晃晃悠悠转两圈儿，摆几个造型了事，动作做得很不到位，更谈不到规范。这些来自牧区的队员，对基本功训练也不以为然，认为能够快乐地跳跳舞唱唱歌拉拉琴就好，没有意识让自己的技能更提高一步，更具专业水准。队员们几乎都用蒙语交谈，和他们交流起来很困难，内心深处总觉得与他们有距离。我只在一旁默不作声刻板机械地做着动作，也不好意思主动和谁攀谈和指正谁，在这群人当中，我不知道自己是一只白天鹅还是一只丑小鸭。那个年代，只要有一个舞蹈作品在全国比赛获奖，从各省团体到最底层乌兰牧骑，都互相交流学习，传播很快。后来我才得知，那天我取代演出的舞蹈《追鱼》，原来二人是一对夫妻组合，丈夫扮演老渔翁追着妻子扮演的小金鱼，乐在其中，因为我的到来而替换了那位妻子，我担心人家会产生抵触，一直纠结着。

时间很快过去大半年,每天重复相似的日子，总觉得艺术上前途渺茫，空虚、消极，渐渐开始有了不安分的想法。想去外地考学，还执意要参军当女兵。一个时期，我满脑子抑制不住的都是英姿飒爽的女兵形象，像时下看的电影《芳华》的女兵一样。那时，我也把齐腰的长辫高高盘起，白上衣配一条宽松的绿军裤，冬天着一件军大衣，再搭一副军用手套。上下班骑着一辆母亲新给我买的广州产的五羊牌自行车，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小小的县城里，路上看不到几个人，偶尔遇见有人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觉得乌兰牧骑这几个字太土羞于说出口，就说在文工团。好在一直有喜欢读书的习惯，没有办公室，练完功我就一个人躲在乐队或小会议室里看书，写诗，青涩而自恋。能让我一直坚持下来，我应该感谢一个人，是他，给了我坚持下来的信心和勇气。他就是我的班主任。给予我老师、兄长、父亲般的关注,在异地耐心地聆听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向他不断发出书信汇报成长的烦恼。多年后，当我整理物品时，竟然找出几十封老师耐心劝导和用格言警句鼓励我的信件，我早已走出那段迷茫困惑的时光，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可这位老师没等我报答却英年早逝。每每提起乌兰牧骑便会想起恩师。不能不说，是他教我学会如何面对人生，面对生活，是他经常对我说：要友善地与队员们接触，向他们学习，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广大牧民服务。通过日常交往，我渐渐发现，乌兰牧骑队员当中不乏多面手，一个队员可以吹、拉、弹、唱、跳，会作曲会写词，他们非常敬业，为了一首曲子如何配器更好，为了哪个动作更合理，时常会争执得面红耳赤。队员当中有一位外号“老虎哥”的宋连兴老师，就是《芳华》电影里刘峰式人物，也是一个活雷锋。团里所有脏活、累活，外加做道具、布景、灯光，他样样能样样抢在先。

当我和队员们一起去牧区演出一起经历过艰苦条件考验后，才懂得，做一名称职的受广大农牧民欢迎的乌兰牧骑队员，决不仅限于你是不是专业出身，我发现老队员们跳的舞蹈更有味道，更接近生活，更能与牧民们呼应。乌兰牧骑队员的一颗心，首先是属于草原、属于牧民的，要经过喜也歌，悲也歌，忧也舞，乐也舞的洗礼和历练。

两个耳朵眼儿

一个初夏，终于听到一直期待的消息：全体乌兰牧骑队员全天投入排练，准备下乡去几个牧区巡回演出。像一个士兵真正要上战场一样，我既向往又紧张。可是同时，我心里有一个小小的苦恼，因为我没有可以佩戴大耳环的耳朵眼儿……

一直偷偷欣赏每次跳群舞时，女演员们穿着鲜艳绸料的蒙古袍，梳着同样的发辫，戴着同样的头饰，脚上蹬着或红或黑的到膝盖的马靴，特别羡慕她们耳朵上都戴着亮晶晶的大耳环，演出时在灯光的照耀下，随着音乐舞蹈动作的节拍，实在太有韵味了。我的两个耳垂下面空荡荡的，即便和她们一同足之蹈之，总缺少一份律动的美。好几个队员下来也和我说起，女演员哪有不戴耳饰的，会影响舞台效果，特别是蒙古族女性，不佩戴耳环将来怎么穿嫁衣呢？牧区老阿妈都戴着耳环。我想起奶奶的耳朵上的确永远晃动着一对玛瑙耳环。可是，想佩戴大耳环，就要扎耳朵眼儿，这件事让我好多天纠结难以入眠。那时也听说盟里（通辽）医院引进了激光穿耳洞的器械，恐慌于疼痛，几次跃跃欲试，又打消了念头。不过一想到上台唯独我没戴耳环，影响整体画面，和整个团队步调不一致，内心着实不安，几经挣扎，被团里的老队员、贴心姐姐刘淑丽看出来了，她对我说，这点事儿她就能整，保证不疼。

周日，刘姐把我约到乌兰牧骑一个办公室里，笑眯眯地看着我：晶儿，以后你也能戴各式各样的耳环了。她拿出两颗黄豆粒和一根带线的缝衣针，我看到顿时吓得大惊失色，蓦地站了起来。刘姐说：“坐下，没事儿。”她用手指轻捻着我的耳垂，然后用手中两颗黄豆在耳垂上继续轻捻，待我完全放松下来，只听得像小鸡雏破壳而出“扑”的一声，接着另一只耳朵也是同样的感觉。在镜子里我终于看到两个耳垂穿着两条黑线,我终于有了耳朵眼儿了……

大约排练了半个月，一辆蓝色卡车在一个清早停在了乌兰牧骑院里，男队员们往车上搬两个巨大的服装箱和道具箱，还有行李，全部摆好，最后上人，男男女女一个挨一个挤坐在两个大箱子和行李上。这次巡回演出是科左中旗范围内所有嘎查，因为第一次下乡演出，而且二十来天才能返回，母亲把我一个月的工资64元都给了我。汽车在沙土路上颠簸，我和几个女队员因为晕车昏昏欲睡，几个男队员抢着说段子逗乐。到了乌斯吐，我们几个女队员被分配在大队书记家，书记为我们腾出一铺炕。男队员安排妥住处后开始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地场，用铁锹铲出一个能盛下舞蹈、乐队人员和灯光的舞台。当夜幕降临时，一排专用舞台灯光打开后锃明瓦亮，云灯打在天幕上又呈现多彩光芒，这时，我看到振奋人心的壮观场面：天上飞的各类甲虫、蚊子成群地奔舞台而来，村里和邻村的大姑娘、小伙子、男人、女人，带着孩子，成群结队地急忙往亮着灯的地方赶，牧民家的狗们，也兴奋异常地撒着欢儿随着人流跑向舞台四周。之前听队员和我描述过牧区观众特别热情，但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早早穿好服装后，取出团里唯一一款金亮亮的大耳环，它原来不是塑料而是铁制的，当把夸张的耳钩插进还没完全愈合好的耳朵眼儿时，有一种沉坠的胀疼。我们几个女队员跳起欢快的《鄂尔多斯舞》，我感觉着大耳环随着动作左右摇摆，也许是第一次戴耳环，又面对眼前热情的牧民们，近在咫尺，时不时能听到牧民用蒙语亲切地赞美我们：“乌哲，玛奈乌兰牧骑银很依格赛纳（看，我们乌兰牧骑的姑娘真好看），”我完全忘了疼痛。一个节目接连着一个节目，我看到那几个男队员舞蹈更加投入，尽管动作按专业要求不到位，也没什么特殊技巧，原本临时搭建的土台子，简陋而粗糙，他们却跳得激情满怀，尘土飞扬，像一群野马驰骋草原。最前面的牧民观众都被扬了一身一脸的沙土，但他们毫无察觉，仍然直脖瞪眼、美滋滋地看。当歌唱演员孙杰正用蒙语深情地演唱《达那巴拉》时，中途声音忽然异样，她一边清嗓子一边唱，原来一个蚊子从她嘴飞进了嗓子眼儿。下一个节目就是我们四个女队员跳鄂温克族舞蹈《彩虹》。这个舞蹈是我国著名舞蹈家贾作光编排的，几乎所有乌兰牧骑女队员都会跳，四个鄂温克族姑娘穿着四种颜色的服装，头戴四款帽子，迈着优美的舞步，分别从两边走向舞台中间，一字排开。这个舞蹈跳完慢板，中间要求女演员要随着旋律发出欢快而尖细的吆喝声，然后转快板，我旁边庆华姐一向很投入，这一句喊声她总是最大，正当我们一起把“啊”音拉长往上挑时，一条狗直窜到舞台中心面对我们旺旺直叫，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幕，我呆愣在原地，完全忘记了动作。另外几个姐姐们也吓得四处逃散。上来几个男队员把那条狗轰跑，这时，观众和演员都不约而同地笑个不止。

这一次巡回演出结束回来后，我的两个耳朵眼儿一直发炎，母亲用酒精替我挤脓消毒，小半年才养好。此后，这两耳朵也成了“试金耳”，只要不是真金白银耳饰，其他材料的耳环只要戴上就过敏。不过，每一次的乌兰牧骑演出，为了把全部的美好献给牧民观众，我依然毫不犹豫披挂上阵，因为与一件事对我的感动和教育相比，我这两个耳朵眼儿实在不算什么。一个盛夏，我们又接到旗政府下达的演出任务，由28个非洲国家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支援我们科尔沁草原偏远乡镇宝龙山，成立国际医院，我们乌兰牧骑为来自28个国家的友人送去民族歌舞。团里一位大龄女队员刚生下孩子不满百天，和我们一同驱车前往参加演出，当我们走到途中，突遇西辽河发洪水，把柏油路冲断。岸边，看着湍急的水流，我吓得紧紧抱着一个姐姐不放，有人找到绳子让我们抓住下河蹚水到对岸，我们几个女队员哭哭啼啼谁也不敢，这时我看到一位年长的男队员果断地脱下衣裤只剩下一件肥大的花裤衩，有队员笑着大声问是不是把媳妇的穿上了？我们也没心思笑他，只见他上前一把将那位女队员怀里的孩子包好抱在自己结实的臂弯，率先迈入冰凉的河水，大家知道他会游泳，但见他这个架势走到水中心时，担心被冲倒，那个母亲放声大哭起来，一面哭一面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孩子的乳名“毛毛”，像电影中生离死别的场面一样，我们这些女队员也随着他前行的身影放声哭泣。看到他安全顺利抵达对岸，我们才都松了一口气，这时，旗里调来了两个渡河的皮筏子，我们这才一个个战战兢兢地抓住绳索游到岸上，这时天色已晚，当晚七点演出开始。晚饭已经来不及吃，惊魂未定，眼泪还没有擦干，那个母亲匆忙给孩子喂完奶，立刻与我们一起，带着笑容为客人表演节目。我向那位母亲投去敬佩的目光，向那位抱着孩子走进洪水中的男队员投去敬佩的目光，向乌兰牧骑所有队员们投去敬佩的目光，第一次觉得，我们不仅仅是演员更像是战士，我们不仅能忍受饥渴和蚊虫叮咬，忍受严寒酷暑，还能战胜洪水猛兽。这是一支伟大的演出队伍，能成为这样队伍中的一员，我应该感到荣幸和自豪。“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那片草原，就是我们乌兰牧骑——“红色文艺轻骑兵”驰骋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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