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原本三世同堂幸幸福福的一家，却由于小孙女的被拐而开始厄运连连；当那些人都在命运的安排下一个个离去，只剩下年岁最高的她却独自活着等待。几十年，这等待也就成了一种标志，映衬着这时代洪流中的变，也代表着其中不变的坚守。

所谓鲜花大道，只不过是村子北边一个浅浅的沟渠。沟渠两边的坡上，长着大片大片的野花，渠底长着汹涌茂密的野草。这茂盛的野花野草，和这沟渠一起，一直延伸到北边很远的地方，朝下跌入一条很深的干沟里，蜿蜒着不知去向。

以前，村里许多人家还养羊的时候，人们每天都把羊群赶到这沟渠里来。放羊的多是七八岁最多十几岁的小子。羊吃草，有时也吃花，只是草也吃不尽，花也吃不败。羊把这边的草吃上几天，放羊娃们就把它们赶往沟渠的另一端。吃完另一端，再往前走，直到折回原来的地方。羊吃草的时候，放羊娃们无事可做，便互相追逐打闹。折腾累了，就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折一截青草咬在嘴里，时不时嚼几下，然后狠狠地吐掉，顺手再折一根草放进嘴里继续嚼。草把他们掩映其中，鸟从他们头顶飞过，吃草的羊有时走过来，低着头和他们对视一番，又掉转头不慌不忙地吃自己的草去了。放羊娃们把头扭向左边，左边坡上数不清的野花欢快地摇曳着。放羊娃们把头扭向右边，右边坡上数不清的野花欢快地摇曳着。他们用胳膊肘微微撑起身子，发现自己像是置身于野花的河流里。这种感觉真是奇妙极了，也享受极了。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哪一天，就给这沟渠起了“鲜花大道”这么个名字，仿佛这里是一条车马大道。也许，当初突然给这条沟渠命名的人，并非说的“鲜花大道”，而是别的什么名号，只不过被大家听差了而已。不管怎样，这名字慢慢地就这么叫开了。一说起“鲜花大道”，大家伙都知道说的是村北的那条沟渠。想一想，似乎觉得这名字还真妥帖，似乎它命里注定就该叫这名字。

鲜花大道右边坡上不远的地方，有一棵粗壮的皂角树，四个人才能合抱得住，树冠很大，罩着一片巨大的阴凉。枝叶间，垂悬着数不清的紫得发黑的皂角。阳光从树叶间的缝隙里漏下来，打在皂角上，闪着幽幽的光。风一吹，皂角风铃一样沙沙作响，让人想起沙漠里的驼铃。风若是大一点，就会有皂角被吹落下来，一声清脆之后，安然地躺在树下的草丛里。草地上，已经有许多被风吹落的皂角了。有的新下来的皂角完好无损，有的已经烂掉了，有的被树叶捂在底下，有的上面爬满了蚂蚁，也不知道这些小家伙要用皂角来做什么。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以前，每天都有小孩来树下捡皂角，寻宝似的在草地里猫着腰仔细找。一无所获时，就抬起头朝着皂角树痴痴地望。望而无果，便四下警惕地巡视一番，猴一样灵巧地上了树，迅速摘了一些下来，用衣角撩着，撒开腿兴奋地往家里跑。回了家，找地方把来之不易的皂角放好，才算是松了一口气。那时的皂角是稀罕玩意，可以用来洗衣服或洗头发。整个村子里，就这么一棵皂角树。当时村子里买得起洗衣粉的人家还屈指可数，洗发水更是后来才有的东西。所以，皂角那会儿的珍贵可想而知。现在，多少年过去了，时代早已不是那个时代了。可皂角树还是那棵皂角树，依然每年结满了皂角，只是没人再稀罕了。每年结的皂角，最后的结局都是落了个满地，化作了春泥。

皂角树旁，有一户人家，大门朝南开着，宅子窄窄的一溜，像条巷子似的。说是大门，其实只是两扇不大的小木门罢了，仅容得下木架子车出入。现在木架子车已经无用，靠在西面的土墙上都好些年没动过了，几乎就是一堆朽木。门原本是黑漆刷过的，现在已接近惨白。门轴不灵光了，开关的时候很费劲，发出很大的声响，且关不严实。关不关现在都不紧要，这家里现在也没什么值钱的物件，索性就任它这么白天黑夜地敞着。进了门，两边顺着墙放着好些柴火，乱七八糟地堆着，粗细长短不一，还夹杂着不少的树叶蒿草。两边的土墙，大小的豁口一个连着一个，跟长城上的垛口似的。土墙过去是很厚实的，雨打风吹，这么多年过去，看上去单薄多了，让人想起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再往里走，左手边朝东盖着两间瓦房，最里面，朝南也盖着两间瓦房。总共四间瓦房，看上去都很破旧了。窗户上，好多玻璃都破了，又拿塑料纸给捂上了。墙也是土墙，泥糊的墙皮很多都掉了，露出一排排土坯，能清楚地看见里面混杂的麦糠。房顶上的青瓦，现在已经黑黝黝的了，长满了苔藓和瓦松。屋子里家什不多，都是过去请木匠打的，现在看上去，让人难免有些恍惚。屋子里盘着炕，炕头连着灶，小铁锅挨着炕，大铁锅在外头，旁边是一个黑色的木风箱，拉起来已经很费劲了。

这会儿，这家的老太太正坐在大门口，望着眼前的皂角树，手里拿着个长柄的烟锅，烟锅上吊着个布烟袋，上面绣着几朵花，那是她年轻的时候自己绣的。老太太本来就个儿不高，现在似乎比以前更矮了些。瘦小的身上，穿了一身黑粗布的衣裳，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现在村里没人穿粗布衣裳了，也没人找裁缝做衣服了，都是买现成的。老年人也都不像过去那样，一年四季身上不是穿着灰色就是黑色，现在都穿得五颜六色，花枝招展的，显得年轻。可这老太太身上还是穿的黑粗布衣裳，那黑粗布衣裳穿在她身上，倒也有一份庄重，仿佛她就该穿那样的衣服似的。老太太的脚是缠过的小脚，走起路来有点外八字，慢慢悠悠的，左右摇摆。老太太的头发自然全白了，还不算太稀疏，在后面绾成个扁圆的发髻。脸上手上的皮肤，只是干巴巴的一层皮，乌里透着青，布满了老年斑。右边额头上，长着个挺大的肉瘤子，乌青乌青的，猛地看上去怪吓人的。也不知道是娘胎里带来的，还是后来长出来的，她没跟人说过，也许说过，那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现在没人记得了。老太太现在至少有九十岁了，也可能九十二或者九十三了，问她她也说不确切，反正在村里，数她年龄最大。村里的人都说，看她那身子骨，铁定能活过一百去。

老太太吧嗒吧嗒抽几口烟，好像抽累了似的，缓一会儿，望一会儿皂角树，又把目光挪向不远处的鲜花大道。如今的鲜花大道里，没了吃草的羊，没了放羊娃，野花野草长疯了，一个大人站在里面，从远处都难看出来。以前，她就老这么坐在门前望，望着放羊娃们追逐打闹，望着他们神仙似的舒舒服服地躺在草地上，她就忍不住笑起来。那些放羊娃当中，有她的两个孙子，头发卷曲着，皮肤黝黑，壮实得像头牛，小牛犊，灵巧得像只猴子，打老远她就能从人群中一眼认出他们来。现在，有时恍惚起来，她似乎还能听到他们和一帮放羊娃在鲜花大道里嬉闹的声音，真切极了，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只是被疯长的花草遮掩住了。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她有点记不大清了。有几十年了吧，反正过去很久了。她又闭着眼想了一会，然后眯着眼，伸着细长的脖子继续朝远处张望。鲜花大道南边一里多地的地方，就是村里的大路，大路北边有条小路。沿着那条小路，就能走到她们家来，也能走到鲜花大道去。可惜现在，原先附近住着的十几户人家，都搬到下面的集中点去了，只剩老太太一家还守在坡上。确切地说，只剩她一个人守在坡上，守在这座老旧的宅子里。她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守多久，那是天晓得的事情。现在，上坡来的人很少了，一年到头也没有几个。这里远离人群，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不过这样也好，省得有人打扰她，她也不想打扰到别人。

隔上几个月，村里的干部会匆忙上来给她送点米面油，再给她几百块钱，或者不知道从哪儿给她卸下一堆乱七八糟的柴火，或者煤块子，然后又匆忙离开了。她吃得不多，一袋面粉两个月都吃不完。她自己种点菜，那块菜地是她儿子活着的时候开垦出来的，大约有半亩地的样子，就在鲜花大道边上，皂角树过去不远。她能吃多少菜呢，根本吃不完，很多都被虫子和鸟祸害了，要么自己落在地里烂掉了。钱对她来说，也没用，除了盐，她没什么要买的，身体也没害过什么大病，一般的头疼脑热，自己对付对付就过去了。所以，她很少下下面村子和街道去。每天，吃饭睡觉忙活之余，她都会搬个板凳坐在门前，望着眼前的皂角树，然后望远处的鲜花大道，再望更远处的小路和大路，就这样一直来来回回地望着。她总觉得会有人从南边的那条大路上走过来，走到小路上来，再走过鲜花大道，走到这棵比她还年岁老的皂角树下来。

她等着这一天。

从下面的村子看不到老太太住的房子。只是做饭的时候，能看见烟囱里冒出来的炊烟。上午九十点的时候，村里人看见远处坡上面飘一阵炊烟，大家就知道，是老太太在做早饭呢。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又看见上面飘起了炊烟，大家就知道，是老太太在做午饭呢。晚上，一般是看不见炊烟的，老太太一般晚上不吃饭，一天只吃两顿。也有少数时候，整整一天，只望见上面飘了一次炊烟，人们就想着，老太太可能今天胃口不大好，吃得少。也有可能做了一顿饭，这顿没吃完，下一顿将就着，开水泡着吃了。冬天的时候，坡上的烟飘得勤一些。老太太怕冷，刚过寒露，就烧上炕了。以前烧炕，多用的是软柴，玉米秆呵高粱秆呵，她儿子还往回打蒿草。主要还是靠麦草和麦糠烧炕。夏忙割麦子时，镰要放低一些，尽量擦着地，麦茬就留得少，麦草就收得多，麦草垛就堆得又高又大。扬完场，麦粒和麦糠泾渭分明。麦粒入囤，麦糠挨着麦草垛堆起来，再拿蒿草什么的罩住，上面压几根木头。冬天烧炕时，麦草先烧过，火苗将灭未灭时，再把麦糠填进去，捂在上头暖着，炕就能热很长时间。现在不行了，不说没人烧炕，就是想烧炕，软柴也少了。早些年，收割机代替了镰刀，麦草就少了，每家每户的麦草垛迅速地瘪了下来。麦糠也不见了，都被收割机一股脑儿收了，分不清麦秆和麦糠了。那几年，大家还烧炕，还稀罕麦草，收割机割过了，地里的麦草都要拉回自个家烧炕用。看着地里留着的高高的麦茬，人们都难免有些心疼。后来，大家搬进了集中点，盖起了新房，睡上了席梦思，麦草就迅速从他们的生活里退场了。麦场和麦草垛在村里也难寻踪迹。现在，麦草直接被机器打碎埋进了地里当肥料。前几年，麦草一无用处，反而成了累赘，不少人直接在地里点了烧成灰。后来，上面领导说不文明，污染环境，不让点，谁点罚谁款，还可能抓去蹲大牢，就没人敢轻易点了。再后来，就直接给打碎埋进地里去了，这下大家都省事了。可没了麦草，别人没啥影响，老太太的生活却成了问题，做饭烧炕都成了问题。她是村里的五保户，也是村里最老的寿星，村干部们不能不拿她当回事。除了定期送些米面油，还不定期拉点儿煤块子过去。有时，还让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拉来些硬柴。老太太用不惯煤块子，只是冬天了搭炉子用煤取个暖。做饭烧炕，煤块子就不行了，反正她没办法用煤块子来做饭烧炕。她还是习惯用软柴。

在鲜花大道北边，有一小片槐树林，那是村里仅有的一片树林了，大概有三四亩地那么大。以前村里有好几处树林，槐树杨树楸树，把不大的村子罩得严严实实。一年四季，有不少老头老太太，在树林里捡硬柴。秋天了，每人背个大大的背篓，拿着个耙子，在林子里耙树叶回去烧炕。现在，一代又一代人，开枝散叶，村子变大了，就没多少位置留给树了。只剩下这么一小片槐树林了，也就只有老太太一个人还在捡硬柴耙树叶。这几年，村子里集中规划，完了又家家门前修了水泥路。为了修路，那些长了几辈人的大树都被砍了，为修路让路，多可惜呵，可那是没办法的事。路修好了，宽敞又平整，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晴天满脚土雨天满脚泥了。这新修的路和路两旁新盖的房配套极了。大家看着笔直干净的水泥路，心里别提多敞亮呵。原先为了大树被砍而生的那点惋惜，也很快随风而去。现在，村子里唯一的一棵大树，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棵大树，就是老太太家门前的皂角树了。其实这么说并不准确，现在的情况是，老太太和她们家的皂角树都处在了村子外面。如果在村子里，挡了路，肯定也得被伐掉。据说这棵皂角树，是老太太的太爷爷手里栽下的，现在少说也有二百年的寿数了。一个是村里最老的树，一个是村里最老的人，这倒是有点相依为命的意思。在老太太看来，也确实是这样。很多时候，她看着这棵皂角树，忍不住想，万一哪天她走了，皂角树怎么办？谁给它作伴呢？如果哪天皂角树先她而去了，她怎么办？又有谁给她作伴呢？她虽说是村里的人，现在独居一隅，又好像不属于村里了，就像这棵树一样，被人遗忘了，成了热闹外的一部分。老太太心里明白，惦记这棵树的人，可比惦记她的人多多了。这些年，时不时就有外面收树的人来打问这棵树，一次比一次出的价高，她这辈子压根儿想不到自己可以有机会拥有那么多钱。可是她不需要钱，再多的钱，都不能打动她，她只需要这棵树陪着她。村干部们苦口婆心地劝她，看得出来他们似乎很着急。她也很为难，可她不能，至少她活着的时候不能。倘若哪天她死了，皂角树该是什么样的命运，是继续孤零零在这儿再长上几十年几百年，还是立刻被那些惦记的人挖了，拉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她就不知道了，也管不着了。那也是命吧，是注定的事情，谁也说不准。就像以前他们一家八口人热热闹闹地过日子，结果倒是她这把早就该死了的老骨头活到了最后，活了个冷冷清清，谁能料想到这样的事情呢！

现在，麦草麦糠没了，还好有这么一小片槐树林在，没人再跟她抢着捡树枝耙树叶了。像许多年前一样，她需要这些硬柴和树叶，这是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秋深时，她背着个又大又深的背篓，走进那片槐树林。那些槐树也都长得又高又粗了，网状的树皮被岁月拉伸变形，树枝胡乱地长成不规则的伞状。老太太拿着个细齿耙，仔细地把地上落下的树叶耙成一小堆一小堆，然后再一堆一堆地揽进背篓里。头顶不时有树叶打着旋儿落在她的头上，落在她的背上，落在她的背篓里。有时，她有些累了，便就近靠着一棵老槐树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穿着那身黑色的粗布衣裳，靠着树皮又黑又糙的老槐树，真像是老槐树的一部分。等背篓里装满了落叶，也压得稍微瓷实点了，她就把自己套进背篓里，背起来往回走。从后面看，那一双小脚被草遮住了，只见一个大背篓左右轻轻地摇晃着，缓缓地向前走着。

下面的人，一家家都盖了敞亮的新房，不少人还盖了洋气的楼房。都不睡炕了，和城里人一样，买的席梦思。冬天了，插上电褥子，再点个煤炉子，屋子里暖暖和和的。做饭也不用柴火，柴火做饭还嫌把家里雪白的墙熏黑了，都用的是电磁炉，或者煤气灶，方便省事。烟囱从绝大部分人的生活里消失了，连同炊烟，都仿佛一个世纪前的事情。有时，人们在下面朝坡上这边望过来，看见炊烟从鲜花大道附近袅袅升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像是在远望自己过去的生活。那种生活鲜活如昨，又久远陌生，一时难以辨认。

村里年轻点儿的后生，只知道坡上边住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至于老太太为什么一个人住在那儿不搬下来，他们就不知道了。他们对一个远离他们生活的古怪老人的生活内里，也不感兴趣。他们知道上面那个叫做鲜花大道的地方，只是不知道它的来由。他们很少有人去过那条荒草渠，他们的生活里没有羊要赶到那里去吃草，那里的草有多丰盛，花儿有多香多美，他们都不关心。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哪儿有游戏厅或者网吧，哪里就是他们眼里丰美的“草场”，他们就把自己像一群羊一样迫不及待地赶过去，

上了年纪的人，是知道老太太的。一提起老太太，或者瞥见上面形单影只的炊烟，他们就一阵感慨，或者一声叹息。村里，老太太那一辈人，如今只剩下她一个了。几十年前，老太太还不那么老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当爹当妈的人，都还年轻力壮，许多人的家也都还住在坡上。再往前，老太太还算年轻的时候，也就四十左右的年纪吧，他们一个个还都是屁大的孩子呢，成天往鲜花大道那边跑，放羊，胡闹，捡皂角或者偷皂角。看见老太太了，他们做贼心虚，从树上慌乱地往下撤，撒腿就跑，老太太就在后面喊着，慢——点，慢——点。再后来，在他们孩子手里，也是一样，放羊，胡闹，偷皂角，老太太还是一样在他们身后喊着，慢——点，慢——点。现在，他们搬下来十来年了，孙子都上中学了，儿女媳妇都在城里打工。他们想到老太太的时候，难免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把他们从一个孩子长成一个老人的漫长时光默默地梳理一遍，觉得时光真是个不可思议的玩意。转眼，他们就都老了，可老太太更老了，老到好像不会也不能再老了一样。在老到不能再老的老太太跟前，他们就算不得老了，他们还是孩子，和当年一样。有老太太在前面给他们挡着，他们不敢言老。想到这儿，他们原本慨然的心就松弛了下来，也温热起来。

要说起老太太的故事，那真是一言难尽。先说老头吧，老头是村里唯一的猎人，父母死得早，婚事迟迟没着落。有一年冬天，他出去打猎，赶巧救了被狼截在半道上的一家人。后来，那家人知道他尚未婚娶，打听到他身世可怜，念及救命之恩，也看他老实厚道，就把唯一的女儿嫁给了他。老太太就是这样嫁过来的，那时老头岁数不小了，好像在三十上面了。

老太太嫁过来，好些年没生养，老头脾气好，从不说她，还好言好语地劝她，实在不行就抱一个。老太太不答应，老头越对他好，她越要生出个儿子来，不然她没法过自己这一关。儿子出生那年，老太太的岁数也都三十好几了，同龄人家的孩子好些都十好几岁了。也许是终于了了心愿，也许是命吧，儿子没过周岁呢，老头就突然病死了。从此，老太太过上了孤儿寡母的生活。老太太自然宝贝这个儿子。这儿子长得出奇的黑，也出奇的瘦，嘴出奇的大，可身体不差，从小没怎么闹过病，干力气活也不落人后，还有一股子灵巧劲，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天生的好脾气，对谁都是笑着说话，对老太太自然也是一百个孝顺。长到六岁，老太太就把老头留下的猎枪交给了儿子，教儿子打猎。儿子成为猎人，似乎带着某种遗传基因，她并未教多少，大都是儿子自己摸索的。儿子整日抚摸着那只乌黑发亮的猎枪，眼里的满足显而易见。老太太总觉得儿子一定从猎枪里看到了什么，或者找到了什么。那猎枪就像一根线，他顺着这根线攀呵攀，就能看到老头子所埋藏下的那些种子，就能成为像老头一样的人。

儿子长到二十好几，都过了说媳妇的年龄，可他们光景差，房子还是老头活着时盖下的，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婚事迟迟定不下，一晃就过了三十了。这在农村，可是愁死人的年纪，眼看着就要朝“老光棍”的名号去了。老太太着急，儿子也着急，可谁家父母都希望自己闺女能嫁给好人家过好日子，当婚的姑娘们自个儿也是这个想法。老太太想到她当年嫁过来的缘分，还是一只饿狼带来的，真不是人能测算出来的。如果没有那只突如其来的狼，她现在会在哪儿？老头子会怎么样？这是谁也说不上来的事儿。现在，到了儿子这儿，又好像到了一种注定里头。她儿子也是三十出头的年纪，也是媳妇难觅，可谁又知道属于儿子的那份注定会是什么呢？

又过了两年，眼看着儿子的年龄一天天大了，如若真沦落成“老光棍”，那她怎么给老头交代。后来，实在没法子，别人也是好心，便私底下给老太太说，西边十里外有个寡妇，人长得一般，胖点，不讲究啥，心眼少，能干活，就是带着个尾巴（儿子），就看他们娘俩愿不愿意了。他们娘俩想了好几天，似乎想不出更好的法子，觉得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注定，只能答应了。就这样，这胖寡妇带着个尾巴进了门，成了老太太的儿媳妇。除了带着个尾巴，这胖媳妇让他们无话可说，起早贪黑，地里家里，干啥都舍得出力气。不几年，就给他们家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这四个孩子和他们的爹一样又黑又瘦，也一样乐观灵巧。只有胖媳妇带的那个“尾巴”，始终显得和这个家格格不入，整天心事重重的，不爱说话，也不愿意干活，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谁也别想从他嘴里问出话来。他们家那四个孩子，从小就放羊式地养着，养到五六岁，就买了几只羊让他们跟着别人去放羊。那时的鲜花大道，一天到晚热闹极了。放羊的人说笑，小孩嬉闹，羊儿们咩咩叫。老太太在皂角树下坐着，吧嗒吧嗒地抽几口烟，然后再从烟袋里捏一点烟丝出来，放进烟锅里，用大拇指压几下，再享受地吸几口。不吸烟的时候，她就望着鲜花大道那边笑。看着那些快乐的放羊娃和洁白的羊群，她在心里想：谁给取了“鲜花大道”这么个名字，还真是挺好听。想到这儿，她又笑了，接着又吧嗒吧嗒抽几口烟。烟从她的头顶上飘上来，飘进高大的皂角树，然后飘进无垠的蓝天，被蓝天抱进怀里不见了。

那四个孩子，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像四只分不开的雀儿。要干活了，父母喊一嗓子，他们跟得了令似的噗噜噜飞回家，笑着把分配给他们的活干得漂漂亮亮的，从不让人说第二遍。打猎的时候，这四个孩子跟在他爹身后，他们家的土狗在前面探路。到了打猎的地方，他们一个个禁了声，走路也悄无声息的。枪一响，他们欢呼雀跃地跟在狗后面跳着跑着，抢着要野兔的尾巴当耳套，把最长最好看的野鸡尾羽拔下来扮戏子。当然，晚上回去，吃野味的时候，他们也要争抢一番。不过，争抢归争抢，他们从来不生芥蒂。即使偶尔相互闹了点情绪，一转眼也就过去了，从不在心里搁着攒着。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都是心里不藏事的人。闲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个爬上门前的皂角树，在上面如履平地，还可以把自己倒挂在横长的树干上。他们也经常在皂角树上绑根绳子荡秋千，越荡越高，简直要飞起来，笑声也跟着在空中荡漾。他们都不上学，也不羡慕上学的人，对学校也不向往。倒是那些上学的孩子，看着他们四个那么自由自在，快快乐乐，一个个羡慕得不得了。有人不乐意去学校，对学习厌烦了，就给家长拿那四个孩子作例子：你看他们都不上学，不也一样好好的，比上学还好。家长反驳道：不上学，就得一辈子撅着屁股种地，你愿意？孩子道：种地有啥不好，你们不是也都种地？家长被噎得又气又笑，除了骂一句“不知好歹”，也就说不上什么来了。

村里人见这四个孩子欢喜无忧的样子，都忍不住笑着问一句：这几个孩子怎么什么时候都这么高兴，简直跟他爹一模一样。他们的疑问带着答案，这也是让他们感到困惑又感到羡慕的事情。

后来，政府收了枪，猎人的生涯结束了。猎人没得当，老太太的儿子就养起了蝎子。那些蝎子都是他晚上带着几个孩子在塄坎上挖出来的，积少成多，又盖了间小小的“饲养室”，模拟蝎子的生存环境，让它们繁衍生息，攒够一定数量，再卖给街上的药店。后来，蝎子的事业不知怎的偃旗息鼓了，他们又养起了兔子，白毛红眼的大白兔，可爱极了，也臭极了。老太太的儿子整天带着四个孩子给大白兔们挖草摘树叶，把它们一个个喂得白白胖胖。养得差不多了，可爱的大白兔便被剥了皮卖兔皮，肉留着自己吃。再后来，它们又重新养起了羊，不过是新品种，说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叫什么布尔山羊。那四个孩子整天照看着那几只娇贵的羊，带着它们去鲜花大道，让它们吃新鲜的花花草草，不让它们轻易跟别的土羊接触，怕串种。再后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老太太的儿子当上了村里的电工，整日戴着个脚蹬，在电线杆子上上上下下，把许多破旧不堪的电线缝缝补补。无论在干什么活儿，老太太的儿子和那些孩子，都是欢喜愉悦的，每一天都像是在节日里，每一天都像是一场崭新的游戏，他们参与其中，乐此不疲，似乎永远不会知道何为辛苦悲伤，那些好像被隔绝在了他们的世界之外。在他们的世界里，唯剩最简单的快乐，一切一望即知，清澈见底。

那一年，猎人的大儿子十五了，二女儿十四了，三儿子十二了，四女儿十岁了。几个孩子都比小时候稍微白了些，也稍微壮了些，看上去有一种健康之美，也还是那么爱笑。这四个孩子当中，数小女儿最好看，头发乌黑笔直，长着恰到好处的丹凤眼，嘴巴也大得恰到好处，再配上天生的古铜色皮肤，简直就是现在所说的古典美。当初人们不知道这些，但没有人不说这孩子好看的，都说老太太家养了一只金凤凰。家里的其他人，包括其他三个孩子，都极疼爱这个小的，处处让着她护着她。这最小的，享受着全家人的爱，却也不骄横，该干的活哪样也不会偷懒，对谁也是用心地回应着，懂事极了。

那年秋天，刚刚收了芦苇不久，村子里来了个篾匠，有人说是河南来的，有人说是湖北来的，还有人说是河北来的，反正他说的话，村里人听得不是很明白。每年秋天，都会有外地的篾匠到村里来，谁家需要编席子、背篓、笼、簸箕、筛子都可以找他，把他请到家里来，管上吃住，再供上烟酒，临走时多少给点钱，差不多就是这样。村里每年都要来许多诸如瓦盆匠、木匠、剃头匠、补锅匠、石匠、秤匠等等之类的匠人，把农村生活里一年来的磨损遗漏修修补补，使农村人能应付来年的生活。

篾匠来到了村里，被许多人喊到家里去干活。篾匠干活时，许多大人孩子都喜欢围着看，也包括那四个孩子。他们看着篾匠把苇皮剥干净，然后用苇穿子把芦苇劈成粗细均匀的篾片，再用苇锊子把篾片上的毛刺刮干净，接下来就是碾篾片了。碾篾片之前，要先给篾片喷水。有的篾匠直接用水壶洒，有的直接端碗水，嘴里灌饱了，“噗”的一声喷出一团雾出去，如此反复。用水湿了篾片，得放上一段时间，时间到了，找块平整的地方，用石碾子碾篾片。篾匠站在石碾子上，脚蹬着石碾子来回碾，要碾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算完事。孩子们在地上看着蹬碾子的篾匠，觉得他像极了庙会上划旱船的人，好玩极了。篾片碾好了，按长短宽窄分了类，就开始织席子了。先起头，再编织，织得尺寸足够了，再洒水浸湿，然后拆边，压角，最后收边。一张苇席才算织成了。整个过程，篾匠投入其中，有一种认真的美。围观的人看着，感受着从芦苇到苇席的变化，内心也有一种探知某种秘密的喜悦。

篾匠给这家干着活，别家都一个个过来约篾匠，顺便看看篾匠的手艺。老太太家的胖媳妇已经打过招呼了。她跟篾匠说：我们家就在老皂角树底下。篾匠恍然大悟似的点点头，表示知道那地方，算是给她应下来了。她看着自家的几个孩子也在围观的人群当中，痴迷地看着篾匠织席子，假装不悦地嘟囔了一句“哪儿的热闹都少不了你们四只雀儿”，就扭着大屁股回家去了。那阵子也没啥活干，孩子们平时也省心，所以她没赶着他们回家。隔天，老太太也提着烟袋迈着八字步过来了，她也跟那个篾匠说：我们家就在老皂角树底下，朝南走几步，就能看见。篾匠说：你们家媳妇说过了，误不了你们家，您回去歇着吧。老太太转身往回走的时候，看见自家的四个孙子，也笑着嘟囔了句什么，谁也没听清楚。老太太给烟锅装满了烟丝，点着吸了几口，慢悠悠地朝家走了。

一天下午，大家伙正看篾匠织席子呢，卖货郎蹬着自行车，摇着拨浪鼓来了。看了好几天织席子，许多人也看厌了，转眼就被那拨浪鼓的敲打声吸引了去，在一堆能吃能玩能用的小玩意面前流连忘返。看中了想买的，回家拿钱的拿钱，有能置换的破烂就拿破烂来换，没钱没得换的，就在一旁看新鲜。老太太家的几个孙子也都围在了货郎跟前看新鲜，他们没钱，也没啥破烂可换，看看就让他们很满足。只有他们家老小还在看篾匠织席子，她对货郎的那些小东西兴趣不大，加上那个篾匠老跟她开玩笑，还给她糖吃，说看见她就想起自家的闺女，她就乐意在跟前看他忙活。

那天很晚了，货郎早都摇着拨浪鼓走了。那三个孩子跟着别的孩子在外面玩了一会儿，回到家，老太太的儿子问：老四呢？那三个齐声说：看篾匠织席子呢。老太太的儿子心里咯噔了一下，连忙跑出了门，跑到织席子的那家，篾匠不见踪影，老四也不见踪影。那家人说，天刚擦黑，那个篾匠就急匆匆地走了，饭也没吃。老太太的儿子赶紧叫了村里的许多人找，找遍了村里村外，都没找见篾匠和老四。大家伙又点着火把，沿着去县城的路，翻过一架大深沟，一直找到了县城，还是没有。遍寻无果，他们只好去县里的公安局报案，警察给他们做了登记，让他们回去等消息。这消息一等就是三十年，等得老太太这个白发人，老泪纵横地把一个个都送走了，剩下她孤零零地一个人，守着这棵皂角树，还有这座老房子，老四还是音讯全无，不知死活。

老四刚被拐走的那些年，老太太的儿子带着两个小子几乎找遍了大半个中国。他们在湖北找，在湖南找，在河北找，在河南找，在贵州找，在广西找……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先找一份卖力气的活儿，边干边找他们家老四。找上些天，又到别的地方去找，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找着。他们没有老四的照片，只好一遍遍给别人描述老四的样子，乌黑笔直的头发，好看的丹凤眼和大嘴巴，还有古铜色的皮肤，操着渭北口音。那些人似懂非懂，一阵点头后，又是一阵摇头，然后在一阵无奈叹息中，把他们送往别的地方，他们也只好带着失望去往别处寻找希望。

他们就这样在大半个中国找了十几年，找到壮年的猎人变老了，找到两个小子满脸沧桑，老四依然踪影全无。他们给别人描述了无数遍老四的样子之后，老四的样子在他们心中却悄悄变得模糊难辨了，他们曾经坚定的心跟着怀疑起来。他们想着，十几年的时光过去了，老四怎么还会是当年的模样？可他们只记得老四当年的模样呵，即使只是当年的模样，如今在他们心中已然模糊起来，又何况分别十几年之后的老四？那样的老四究竟离他们有多远？如果真的迎着面走过来，老四肯定已经完全认不得他们，他们也肯定完全认不得老四。老四已经不是老四，是完全陌生的另外一个人了，就像他们一样。

找了十几年，原本乐观的他们，也不抱希望了。老太太的儿子带着两个长大了的小子回到了省城，在工地上打工赚钱。他想着，他带着两个小子，找了老四十几年，虽然没找到，可也算尽力了，老四也不应该怪他们。现在，他们得为自己的生活忙活了。作为父亲，他不能误了两个儿子，他得带着他们赶紧赚钱，拆了旧房盖新房，给他们娶媳妇，然后等着抱孙子。

他们父子三人在城里的工地上盖楼房，在脚手架上钻来爬去。他们本来就像灵巧的猴子，从小上树攀爬比村里的任何人都强许多。现在来到了城里打工，在迷宫似的楼房和复杂的脚手架之间来来去去，对他们来说算不上难。可是，偏偏从楼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一起干活的人都说，他们不应该干这空里的营生，他们虽然干着活，心思却一直在旁处，整日恍恍惚惚的，别人问东他答西，一个出事了，其他人还不换地方，继续在高处一心两用，结果，父子三人，跟传染了似的，接连掉了下去。多惨！这也是命吧，命该如此，没办法的事。

家里的三个男人没了，只剩下两个老太太，和那个已经长大了的尾巴，二女儿已经嫁做人妇了。往昔，那几个雀儿一样的孩子，进来出去都是叽叽喳喳的。有他们在，这个家没有一刻不透着热闹劲儿。现在，白天和黑夜都差不多，仅有的三个人，也都怕弄出一丁点的响动。该干的活，基本都是老了的胖媳妇干，那个“尾巴”顶多给她搭把手。大多数时候，他默不作声地骑在墙头上，也不知道他在看些什么，更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老太太还是整天坐在门前的皂角树下，吧嗒吧嗒抽一会烟，然后望着远处发一会呆。远处的鲜花大道，草丰盛依旧，花也依旧被风吹成海浪，只是放羊的人越来越少了，能出去的都出去打工了，能找到别的门道赚钱的都不愿放羊了。仅剩下几个放羊的，都是腿脚不好，干不了重活或者年纪很大的人。他们放羊的时候，不跑不闹，也不说不笑，只是安静地坐着或躺着，比那些羊还沉默。

不几年，那个上了年岁的胖媳妇也死了，死于心脏病，人们都说她太累了，累死了。老太太说，死得好，死了解脱了，我想死死不了，老不死呵！胖媳妇刚死，那个“尾巴”就不见了，有人说回他原来的村里去了，去找他本家叔伯去了。老太太说，走了好，心一直不在这儿，待在这儿也难受。后来，那个嫁出去的二女儿，被男人家暴失手打死了。这样一来，家里就剩下老太太一个人了。后来，村里集中搬迁，搞新农村，村干部给她申请了帮扶资金，不用她花一分钱，让她也搬到新房子里住，动员了好多次，老太太不去，态度很坚决，只好由着她了。都说人挪活树挪死，可她一把老骨头了，指不定那天就闭眼了，还折腾个什么呵！再说，她在这老房子住惯了，新房子再好，她不认，也合不来。再后来，他们几次三番来，要买老皂角树，她没答应。最后告诉他们，等她死了再说。她不是在说气话，她知道死后的事，由不了她。可只要她活着，她就不能由着他们把皂角树弄到别处去。

村里知道老太太家里事情的人都猜测，老太太之所以不肯搬下来，可能是还等着老四呢。在老太太心里，老四肯定还活着，只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她离家那会都十岁了，啥都明白，啥也都记得，怎么能不知道自己的家住在哪儿。等她哪天找回来了，看见那棵老皂角树了，也就看见家了，知道家一直都在呢。关于老四，村里传言说，她被拐到贵州去了，又说被拐到广西去了。说她被关在了山里的一户人家，还被打断了腿，给那家的傻儿子做了媳妇，还给那傻儿子生了孩子。据说，后来好不容易从那家逃跑了，却又被别家给骗去强做了媳妇，又生了两三个孩子，手被绳子绑着，脚上戴着锁，整日关在门里。后来，时间久了，也不绑不关了，她也认命了，不跑了，也回不来了，觉得自己没脸回来。村里人说得言之凿凿，绘声绘色，不时再添枝加叶一番。可究竟真相如何，谁也不知道。

前些天，村干部又带着几个外地人，去找老太太商量那棵皂角树的事去了，自然还是无果而返，他们笑着留下几百块钱，和一堆牛奶、奶粉、水果之类的东西就匆匆离开了。

第二天，村里去县城的车返回来时，下来一个戴口罩的城里女人，也看不清长相，个子不高不矮，穿着驼色的羊毛大衣，围着条草绿色的围巾，还戴着顶灰色的毛线帽，在街道上徘徊张望了一会儿，后来，踩着高跟鞋，咯噔咯噔朝北边坡上上去了。有人看见那女人上了坡，从大路拐向了小路，朝鲜花大道那边去了。

又过了几天，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在一起闲聊，不知谁突然说好几天没看见坡上的老太太家的烟囱冒烟了，不是病了吧？于是，几个人就一起上了坡，走过大路，走上了小路，走过鲜花大道，还没走到跟前，就看见老太太一个人安坐在皂角树底下，手里的烟锅滑落到了地上，稀疏的白发梳得一丝不苟，头朝前面低垂了下来，像是睡着了。额头上长着的那个肉瘤子，几乎要挨着地了。

待他们走到老太太身旁，叫了几声，全无反应，忙俯身想扶她起来，这才发现，老太太已经咽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