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皖中独立师第三团在白马山区陷入重围，与上级的通信中断。在此危急时候，军队在战斗中缴获一架敌方电台，“我”父亲又打听到附近有青城电报局的一名发报员，名叫李安本，于是巧妙地将他“骗”上山。一开始李安本并不情愿为新四军工作，经过一番血与火的考验，他终于成长为一名忠实的新四军战士，利用高超的通信技术屡立奇功。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母亲，献给所有的新四军通信兵老战士

1

吃晚饭时，传达室送来了电报。父亲打开来，盯着电报纸看了好一会儿，才轻轻说了一句：“老李不行了。”老李叫李安本，“他是我师傅，”父亲总是这样说。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和父亲曾在新四军皖中独立师第三团共过事。那是一段算是战友、又不是战友的奇特的经历。

接到电报第二天，我便随父亲去了青城。那是1985年，我还在上大学，正赶上寒假，便随父亲一起去了。我们赶到时，李安本已陷入昏迷，第二天上午便去世了。几天后举行了追悼会。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多是父亲的老上级、老战友，他们都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其中包括从南京前来的顾少宾将军。他是原新四军皖中独立师第三团团长，解放后曾在南京军区任职，是追悼会上职务最高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去世竟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自然惊动了青城市的领导。追悼会开得很隆重，但父亲却感叹道，老李落实政策，没享几天清福就走了。言语中充满了惋惜之情。

李安本（我叫他李伯）生前我曾见过几次，有两次是随我父亲去的。后来，为了帮助父亲编写《新四军通信兵史料》，我又去找过李伯一次，向他请教有关电台方面的知识。那时，李伯尚未落实政策，还住在乡下。1983年前后，在我父亲等老战友的努力下，组织上恢复了他的抗战老兵待遇，这时他已患上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他对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了，包括他的子女，何况我的父亲？不过，尽管如此，我父亲每次去青城，还是要去看他，陪他坐一会儿，说一会儿话。当然，这种谈话毫无意义，完全是一种感情上的寄托。

就在他去世前一年，我还陪父亲去看过他一次。当时，李伯住在一家养老院里（这也是我父亲找当地民政部门设法解决的）。乍一看上去，他和以前并无太大的变化，除了胖了一些。他原先是个又黑又瘦的小老头，不知是用药的原因，还是失去了记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缘故，现在却胖了一圈，反倒比以前富态了不少。看得出来，他的子女对他照顾不错，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人也打理得干干净净，尽管满脸褶皱，身体却很硬朗，根本不像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他一见我们便伸手要烟。“他是个大烟鬼子！”父亲对我说过，“过去一天能抽两包烟。”父亲每次去看他都要带上几条好烟。不过，随着年龄增大，医生不让他多抽。因此，他的子女们便对他严格控制，定量供应，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发五支烟，绝不再多。可他没一会儿就抽完了，便四处找烟。但养老院的人事先都得到过交代，谁也不会给他，他便急得四处乱转。有一次，他在地上捡烟头被发现，家人便对他的看管更严了。

我们到来后，他便冲我们嘻嘻笑着，手里做着夹烟的动作，缺了门牙的口腔中发出哧哧的声音，那目光中充满了祈盼和渴望。父亲看着他那副可怜怜巴巴的样子，忍不住便掏了一支烟给他。他竟像孩子似的笑了，双手握住烟卷，点燃后，三口两口便抽完了。那个贪婪的劲儿让我惊叹不已，忍俊不禁。

据他儿子介绍，李伯除了不认人、不记事外，身体各项指标都很好，而且食欲旺盛，嘴特别馋。尤其是肥肉，吃起来没个完。只要看见别人吃东西，他就会眼巴巴地站在一边瞅，拉都拉不走。“那个馋劲，好像八百年没吃过东西，”他儿媳妇笑着说，“外人不了解，还以为我们怎么虐待他哩！”但医生交代了，不能让他多吃，否则消化不了，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家里人不得不把吃的东西藏起来，按照定量给他吃。据医生说，这种病就是这样，由于大脑部分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导致行为能力大大降低，包括生理机能也经常处于无意识状态，实在让人悲哀。

2

关于李伯的故事，我并不陌生，因为父亲不止一次和我讲过。当年，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听起来也让人啼笑皆非，难以置信。“他们骗了我！”李安本曾经抱怨说，我父亲对此也不否认，如果说这也算“骗”的话。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皖中独立师也接到命令，立即冲破封锁线，向江北集结。3月初，部队开始行动，但在繁昌一带遭到日、伪军和国民党的重兵围追阻截。师长决定第三团掩护主力突围。团长顾少宾下令不惜流完最后一滴血，也要保证完成任务。战斗打得异常艰苦，五天后终于接到师部的电报，大部队已突破重围，令第三团迅速摆脱敌军，向芜湖方向突进，与大部队会合。但是，此时敌伪军一万多人已形成合围，敌众我寡，向东突进已无可能。于是，团长顾少宾下令向南迂回，带领残部三百余人进入白马山区，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这个决定完全正确，”父亲对我说，“敌军十几倍于我们，硬拼肯定不是办法。”

团长顾少宾那时才三十出头，但已是身经百战。他是红小鬼出身，14岁时就随父兄参加了著名的六霍起义，之后又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他把部队带进白马山区，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于隐藏，使部队暂时脱离了危险。但糟糕的是，在撤退中，我们的电台被打坏了，电报员也牺牲了。“这事麻烦大了！”父亲对我说，没有电台就等于是聋子、瞎子，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上级也没有我们的消息，以为我们团全部牺牲了。据后来师部电台的同志说，我们团失联后，新四军总部和师首长都非常焦急，下令各部电台没日没夜地连续呼叫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丝毫回音，这才做出了最坏的判断。

白马山区由许多山岭构成，地形复杂。往北、向西几百里，都是莽莽苍苍的大森林，人迹罕至；南边老爷岭、仙女峰一带是国民党的防区，而东边的丘陵地带，包括青城市在内，则由日军和伪军驻防。第三团进入白马山区后，顾团长多次派人下山寻找当地组织，都毫无头绪。“当时青城地下党全被破坏了，”父亲说，“就在我们退往白马山前不久，由于叛徒出卖，青城地下党遭到毁灭性打击，彻底瘫痪。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后来了解到的。”

据我父亲说，他们在白马山困了五个多月，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不过，虽然条件艰苦，但部队凭借山林的掩护，与敌巧妙周旋，生存下来。当地百姓听说新四军回来了，都很兴奋，暗中给我们送衣送粮，传递情报。敌伪军恼羞成怒，他们一边加紧清剿，一边对私下“通共”的百姓实施残酷的镇压。泥埠桥附近的上渡口村，由于村民卖粮给我们，竟然遭到了屠村的血腥报复。全村老少妇孺百余口无一幸免。他们还把死去的村民开膛破肚，吊在桥头两边的大道上示众，一连数日。当时正值夏季，腐烂的尸体臭味弥漫至几里开外。“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我父亲几十年后对我讲起这事还悲愤难抑。“这帮王八蛋，简直丧尽天良！”

当时，青城敌伪军中最嚣张的是赵九的部队。赵九外号九混子，原是青帮“万”字辈的头目，手下门徒众多，后因犯了案子上山当土匪，拉起队伍，成了当地一霸。清共时，他投靠国民党新编四十九师，积极剿共，后与师长闹翻，又带队投靠了日本人，被任命为青城保安旅旅长。上渡口村血案就是他一手炮制的。

“这个王八犊子！”顾团长听了报告，气得一拳砸在树上，手背上顿时鲜血淋漓。卫生员见了上前要替他包扎，却被他猛地推开了。“去，去把老杨找来！”他大声吼道。

老杨是团参谋长。部队突围时，政委和其他团干部都牺牲了，只剩下他和顾团长两人。“老杨啊，”团长一见他便说，“这个赵九太可恶了！你说怎么办？老百姓可是在看着咱们哩！”

老杨明白他的意思。他也早憋了一肚子火，二话没说便脱口而出。“打！”他说，“打这小狗日的！”

3

一个多月后，我们得到情报，赵九丈母娘过寿。这个丈母娘是赵九最宠爱的五姨太的母亲，家住赤沙镇，赵九要带五姨太前来贺寿。赤沙镇有一个伪军据点，平时驻扎着一个排的伪军。寿诞这一天，为了确保安全，保安旅又增派了一个连前来护卫。尽管如此，但赤沙镇远离青城市，一旦打起来，青城的敌人短时间很难增援。顾团长当即决定采取行动。按他的部署，一营从东边攻入镇子，二营在镇外负责实施包抄，三营作为预备队，负责接应。据我父亲说，第三团突围后虽然牺牲很大，但对外仍号称三个营的建制，实际上每营不过一百多号人，只能相当于过去的一个连。不过，这个兵力足以解决赤沙镇的伪军。“要么不打，要打就打个漂亮！”顾团长在出发前说，“决不能让赵九这个王八犊子跑了！”战士们躲在山林中，憋屈了小半年，早就窝了一肚子火，于是都嗷嗷叫地说等着瞧吧，这回非扒了赵九的皮。

当天晚上的战斗极为顺利。不到一个小时，一个连的伪军就被消灭了，炮楼也被端掉，但在清点战场时，却没有发现赵九的踪影，原来那天赵九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前来。大家虽有些遗憾，但这一仗却打出了我军的威风，老百姓欢欣鼓舞，见面时都暗中伸出四个手指示意，意思是新四军回来了，看怎么收拾这帮家伙。一些敌伪军闻讯也深感恐惧，不得不有所收敛，平时都龟缩在炮楼和军营里不敢露头。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一仗还从炮楼里缴获了一部电台。

缴获电台的是一营的老彭。他原是三连二班的班长，安徽阜南人，从小习武，做过刀客，平时身后总是背着一把大刀。“那刀长三尺、宽两寸，”我父亲用手比划了一下说，“足有十来斤重，别人拿着都费劲，可在老彭手里却是小菜一碟，使起来快如闪电，力大无比。”那天，他第一个冲进炮楼，挥起大刀，所到之处，血光闪烁，尸体躺倒一片。他第一个发现电台，知道这是个宝贝，便兴冲冲地抱了回来，老远就冲着团长喊看我找到了什么。团长正在窝棚前听取汇报，抬头一看也叫了起来：“我的天啦，这是什么？”参谋长老杨也跳了起来，一迭声地喊：“电台！嚯，电台啊，哪来的电台？”

老彭得意地说是他缴获来的，老杨说没坏吧，老彭说坏不坏不知道，不过，我可一样也没拉下，全搬来了。说着，一挥手，跟在他后边的几个战士，有的扛着干电池，有的抬着手摇发电机，忽啦啦摆下一大片。老彭过去曾在团部当过警卫员，团部的报务员和他是老乡，平时聒蛋时和他聒过一些关于电台的知识，因此对于这些嘀嘀哒哒的玩意儿略知一二。“好啊！”老杨当胸杵了他一拳，“你小子这回立了大功！”他兴奋地说。

团长也很高兴，看着地上的无线器材，说这下好了，马上可以和上级联系了。“人呢？”他看了老彭一眼，“把人带过来！”

“啥人啊？”

“电报员啊！”

这一问，老彭忽然叫了起来。“哎哟，糟了！”他一拍脑袋。当时光顾着搬机器了，把这茬儿给忘了。至于电报员哪儿去了？要么跑了，要么早成了刀下之鬼。众人听他这样一说，刚才的高兴劲儿顿时凉了半截。没有电报员，这东西就是一堆废铁，一钱不值。

不过，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第二天，团长和参谋长把侦察排长黄二虎找来商量，能否弄个舌头回来。“可这谈何容易？”我父亲说，“敌人报务员大多窝在家中，很少露头，而且电报室是机要重地，警卫森严。”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个人开始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他就是李安本。

4

发现李安本是我父亲的功劳。“这事得感谢你爹啊！”顾将军（即第三团原团长顾少宾）对我说，有一次我随父亲去南京看他，说起这事他便用手指着我父亲哈哈大笑，语气中满是赞扬。我父亲也甚是得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天，团长和参谋长找黄二虎商量时，我父亲就在一边。我父亲参军前，曾在安徽省立大学（即今天的安徽大学前身）就读，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新四军，当时才21岁，在团里任文化教员。部队突围后，他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杜参谋筹集粮食。一天，他去油嘴坊筹粮，无意中得知邻村桃花坞有一个人在青城电报局供职，每两个月回来探家一次。我父亲一听便留了心，回来时路过桃花坞便顺便打听了一下，果然不错。“这人名叫李安本，而且就是干这个的！”我父亲说着做了一个拍电报的动作，嘴里还嘀嘀哒哒来了两下。他当即把自己的想法与老彭一说，老彭立马一拍大腿，叫了一声好。“你小子，到底是喝过墨水的，脑子就是快啊！ ”

说来也巧了，就在我父亲他们离村时，李安本回来了。据我父亲说，原本他们是想报告团长后再作决定，可现在来不及了。如果错过机会，说不定又得等上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干吧！”老彭说，没啥大不了的。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你别看这家伙，大字不识几个，”我父亲说，“但满脑子戏文，还一套一套的。”之后的事便变得简单了，用我父亲的话说是略施小计，但按李伯的讲法，则是我父亲骗了他。

李安本家住在村子东头。我父亲找到他时，他刚到家不久，正在树阴下休息。他长得很瘦，皮肤黑黑的，修顶，脑门光溜溜的，脑壳周围留了一圈稀拉拉的头发。乍看上去显得年纪不小，实际上才三十来岁。一双金鱼眼朝外鼓着，显得很突出。由于天气热，他脱了长衫，敞着怀，躺在凉椅上，跷着二郎腿，一边喝茶抽烟，一边摇着蒲扇。嘴里还轻轻地哼着戏文：

奴本是清白家婚姻早定，

十六岁结丝罗两下成亲。

在他身边的小板凳上，除了摆放着茶壶，还摆着一块象征身份的怀表，表链沿着板凳的边沿拖了下来。我父亲走过去叫了他一声，他撩起眼皮，鼓起金鱼眼瞟了我父亲一下，眼一闭又唱了起来：

我丈夫爱习武英雄情性，

他去到玉门关远远从军。

……

瞧他那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父亲心里想，这家伙谱还不小！屁大的官不是，倒还拽得像根麻花似的。不过，当时只能忍着，直到他唱完了这段，端起茶壶喝茶时，我父亲才又叫了一声。

“什么事？”他显得颇不耐烦。我父亲按照事先想好的理由，正要向他说明来意，他却打断了我父亲的话。

“你小子哪来的？”

他一听就知道我父亲不是本地人。我父亲告诉他，他是油坊嘴孙六公家的侄子，从外地来投亲的。“这些都是事先想好的。”我父亲对我说。孙六公是村里的保长，他在当地是开油坊的，李安本一听态度略有好转。我父亲接着便说明来意，说是家父的收音机坏了，孙六公让我来请您帮着修一修。“六公说了，”我父亲忽悠道，“要说这收音机，方圆几十里也就是贺先生懂的。”李安本听了这话便面露得意之色，端起茶壶咕咕地吸了两口，又哼哼叽叽地磨蹭了一会儿，这才开口道：“哦，东西呢？拿我看看。”

“在家里哩，”我父亲说，“还要劳烦贺大哥辛苦跑一趟。”

“什么？”李安本一听脸就挂了下来。“什么狗屁玩意，我可没那闲工夫！”

我父亲连忙赔着笑脸说，这收音机是家父的宝贝疙瘩，一刻也不肯离手，实在没办法。我父亲这样说倒也合乎情理，因为收音机在当时极为金贵，除了有钱人家一般人买不起。为了说服他，我父亲掏出一块银元在石头上敲了敲，然后摆在他身边的小板凳上。可李安本连眼皮都没撩一下，便摆起手说：“去去去，你们爱修不修！大热天的我可不想找这个罪受。”说着，扔掉手中的烟头，随手又卷了一根烟点着了。我父亲注意他的手指头焦黄焦黄的，知道这家伙烟瘾不小，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包拆开的三金牌香烟。“这烟是南洋兄弟烟厂生产的，” 父亲对我说，“是我们打赤沙镇炮楼时缴获的，属高档烟卷，带嘴的那种。”我父亲带了几包在身边，是买粮时用的。

“来来，抽根烟，”我父亲刚掏出烟卷，就发现李安本的眼睛一亮，随即口气便发生变化。

“什么牌子的？”

“三金牌。”

李安本咂了一下嘴：“我说的是收音机。”

我父亲答曰地球牌。

“哦哦，美国货，”他一边点着烟，一边很内行地说，“超外差式长短波的，这收音机不错啊。”说着，又朝烟卷盒努努嘴：“还有吗？”

我父亲又掏出一包。他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你行啊，”说着站起来，说了声走吧，伸手便把两包烟揣进了裤兜里。

出了村不久，李安本便发现上当了，但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他惊慌地叫起来。到了这时候，我父亲也明人不说暗话了，向他亮了底牌。“哎哟，是四老爷（指新四军）啊，”李安本哭唧唧地说，又是作揖，又是告饶。“天地良心，我可没干过坏事，在电报局也就是混口饭吃。”我父亲知道他误解了，便解释说，你别怕，我们不是抓你，就是请你帮个忙。“什么忙？”李安本说着，脸上堆起讨好的笑容，“只要我能帮的，我一定帮，这没的说的，你们放了我吧。”我父亲说，你跟我们走一趟，到时就知道了。可李安本一听说要上山，又担心起来，说什么也不肯走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可是上有老下有小。老彭有些不耐烦了，掏出枪来顶住他的脑门子说，你啰嗦个啥？走不走？再不走可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一伸手把他拎了起来。

“这小子吓坏了，”许多年后，顾将军对我讲起那天的情景仍然忍俊不禁。“他被带到我面前，”顾将军说，“浑身上下一个劲地筛糠，就像打摆子似的。直到我向他说明了意图，他才稍稍放松下来。”

“我能抽根烟吗？”这之后他开口道，刚才一路上光顾着害怕了，他这个嗜烟如命的人居然连抽烟都忘了。“抽吧，”顾团长说，还掏出自己的烟递给他。李安本一连抽了两根，立即来了精神。“好了，”他说，“你们的电台在哪里？让我看看。”

杜参谋说：“军用的，你会吗？”

李安本的金鱼眼睛向上一鼓：

“你说呢？”

那神情颇为不屑。顾团长挥挥手，把他带进了团部——那是一个简易的茅草棚。电台就放在那里。李安本走过去掸了一眼，便说：“这是美国货，哈特莱线路，”他拨弄了几下发报机，嘴里咕哝了一句，“货色不错。”接着又看收报机，“这是三回路再生机，赫芝式天线——这东西哪来的？”

“缴来的。”

“保安旅的？”

“你怎么知道？”我父亲说。

“日本人不用这个，这是原先国民党的装备。”他显得很内行。我父亲一听有门，连忙问他会用吗？他的金鱼眼又是一鼓：

“你说呢？”

瞧他那模样，我父亲又好气又好笑。就在十几分钟前，他还像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吓得差点没尿了，一转眼便又牛皮哄哄起来。“这小子就这德性！”我父亲笑着对我说。

5

不过，李安本的能力确实没话说，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想。不仅收发报样样娴熟，而且机务上也有一套。电台出个小毛病，他捣鼓几下就能捣鼓好。据我父亲说，后来他们团与江北联系上了，军部几个老报务员都说，你们哪来的这个高手，年轻点的报务员根本接不了他的招。据说，一般好的报务员每分钟发报120码，收报140码，但李安本每分钟发报达到180码，收报达到200码以上，而且手法娴熟，干巴利脆，点划清楚。像比较容易混淆的4和6，还有英文的L和C，都拍发得极为准确。总部报务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飞锤。年轻的报务员一听飞锤上机，都很紧张，因为稍微慢一点，他就要求换手。“他的手法太快了！”有个报务员后来对我父亲说，“每次收他的报都要收出一身汗。有些年轻的顶不住了，只好找老的来替换。”

李安本哪来这么好的技术，而且对军用电台也如此熟悉？起先大家并没在意，包括团长在内。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第三团从繁昌突围后，电台虽然被打坏了，但密码本却由杜参谋带了出来。当晚，顾团长便起草了一份致师部的电稿，由杜参谋转译加密后交由李安本发送。

“OK，”李安本当时便打保票说，“我保证发出去，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发出去后你们得放我回去。”

“这个当然，”我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当天夜里，第一次发报开始了。团长、参谋长、杜参谋和我父亲全都围在电台旁，看着李安本发报，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急迫。李安本戴上耳机，熟练地调试了一下发报机，接过杜参谋递上来的加密电码，说行了，把呼号给我吧。

“呼号？”杜参谋一愣，“啥呼号？”

李安本金鱼眼向上一鼓：“呼号就是呼号，你说啥呼号？”

杜参谋说，这个他还不清楚，报务员牺牲时也没说。“那就发不了了。”李安本把耳机一摘，转身出了窝棚。我父亲连忙追了出来，问他怎么了，他说你们不相信我，还找我来干什么？我父亲说没有啊，“那为何不把呼号给我？”他说。

原来，他是误解了。经过解释，他才明白呼号只有报务员掌握，而其他人确实不知道。李安本听了神情有所好转，但他告诉我父亲，发报必须有呼号。“就像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他解释说，“每部电台也有一个名字。它是用来识别身份的，这个名字就是呼号，而且这个呼号是不重复的，所以你才能在茫茫天际中数以万计的电磁波中找到它。”

“没有不行吗？”

“你说呢？”他的眼睛又是一鼓。

我父亲把李安本带到团长面前，听了他的详述，顾团长问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李安本摇了摇头。

参谋长老杨有些泄气，说忙活了半天白忙了。顾团长显然也有些沮丧，但他并没有表露出来。他对李安本说，老乡，让你辛苦了，现在时间不早了，你抓紧休息一下，明天就派人送你下山。说着，把自己的休息的窝棚让给了李安本。老彭这时走过来，手里端着一个碗，碗里有两个煮鸡蛋。“你小子面子大了！”他说，“这是团长犒劳你的。”

李安本伸手抓过鸡蛋——那鸡蛋还热乎着——在地上一叩，便剥了蛋壳塞进嘴里。晚上的野菜粥难以下咽，他没吃几口，肚子早饿了，见到鸡蛋便狼吞虎咽起来。“好吃，”他连声说着，由于吃得太猛，一下噎住了，我父亲把水壶递过去让他慢慢吃，没人和他抢。他喝了两口水，脸憋得通红，等到一口气刚喘上来，又忙不迭地剥起第二个鸡蛋往嘴里塞。“你们怎不吃？”他一边吃，一边抬头来看着我父亲和老彭。“我们可没这个福分，”老彭说，“这可是山上剩下来的最后两个鸡蛋了，连伤病员都没捞到吃，倒便宜你了。”

李安本听了这话，愣了一下。他看着我父亲，那眼神似乎在求证。我父亲说，快吃吧，吃了好睡觉。

第二天一早，李安本起来后，对我父亲说，我想见团长。“什么事？”我父亲问。“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他说。

“什么办法？”

“盲发。”

“盲发？”

“是的。”

我父亲把他带到团长面前，李安本把盲发的原理向团长做了简要的说明。他说，这是一种特殊或紧急情况使用的通讯手段。“如果有呼号，”他进一步解释说，“电台与电台之间是点对点发送，而盲发则是把自己电码公开播送出去，所有的电台都可以收到，包括敌人。”

“你是说，这可能使我们暴露？”团长说。

“对，”李安本说。

“那我们的上级一定能收到吗？”

李安本说，这要看你们上级的电台是不是一直在监听。“如果是的话，”他说，“肯定会收到。”

团长听后沉吟了一下，李安本似乎看出了他的担忧。“虽然敌台也能收到，”他进一步解释说，“不过他们并不一定能破译电报的内容，除非他们掌握了你们的密码。”

“我明白了，”团长听后一挥手，令人马上找来参谋长。两人稍作商量便做出了决定。“发吧，”他说，“这个险可以冒一冒。”随后便重新拟了一个简单的电稿，内容大意是：“第三团呼叫师部，请回复。详情等恢复联系后再详报。”电稿用密码转译后，立即交由李安本发送。此后，整整一天，窝棚里“嘀嘀哒哒”的电报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大家都知道，这声音就是希望，就是盼头，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李安本显得很卖力，每隔一段时间就发送一次，并随时监听。连吃饭时都戴着耳机，生怕误了接收。团长看他辛苦，下令炊事班搞好伙食。当时山上条件艰苦，官兵们主要以野菜为主，每顿饭只放很少的粮食，而且一天只吃两顿饭，包括团领导在内。但炊事班按照团长的指示，保证李安本一日三餐顿顿净米饭，还有野兔或野鸡供其佐餐。这些野味都是团长让人打来的。团长还动员警卫员把他保存的一条烟也拿出来送给李安本。这烟是警卫员专为团长和参谋长留的。

从白天到深夜，十几个小时过去了，李安本一直不停地发报、监听，但却没有上级的半点回音。到了半夜，实在顶不住了，这才睡了过去。第二天醒来，他又继续拍发、监听。电池用完了，便用手摇发电机充电。在他的指导下，团里专门派了两个战士负责此事。应该说，李安本表现得相当卖力。当然，他这样做也有私心。“我想早点交差，早点回家。”李伯后来对我说。然而，一天又过去了，仍然没有上级的任何回音。李安本也有些泄气了，不知哪里出了问题。不过，他敢肯定，问题不是出在他这边。“这个我有把握，”他说。他还告诉我父亲他们，他在报头上加了三个A，表示万万火急，如果你们上级收到的话，会第一时间回复，决不可能耽搁。至于问题出在何处，他也闹不明白。

虽然与上级的联系没有成功，这令我父亲他们很感失望，但失望之余却有意外收获。那就是两天来李安本在监听中居然获得了不少敌伪军电台之间相互联络的信息。“这太重要了！”我父亲告诉我，当时敌人并未发现我们已有电台(赤沙镇之战后，炮楼被炸毁，敌人并未意识到电台已落入我军之手)，通报相当大意，密码也简单，尤其是伪军，有时为了图省事干脆用明码联络。从敌伪军的通讯中，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那就是赤沙镇之战后，敌伪军调集了大批部队，从芜湖、繁昌增派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和两个团的伪军，加上青城原有的兵力，总数达到九千余人，打算近期对白马山区进行清剿，彻底消灭第三团。更让人震惊的是，驻扎老爷岭、仙女峰的国民党驻军居然也与敌伪军有电报来往。这意味着我军将两边受敌。

获知这一情报后，团长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为了粉碎敌伪军的清剿计划，他决定把全团化整为零，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与此同时，让杜参谋和我父亲督促李安本继续与上级联络，并随时监听敌台的动向。

然而，就在这当口，李安本说什么也不干了。

6

“我得回去了，”第四天早上，他一起床就对我父亲说。“这连头带尾都五天了，我再不回去，家里该急死了！”

他说的倒是实情，但他如果一走，所有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了。团长让杜参谋和我父亲做做他工作。可谈话并不投机，不论我父亲他们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他说，我该干的都干了，你们也看到了，可联络不上，这也不能怪我。“没希望了，”他一边摇头一边说，“如果你们上级在监听，早就收到了。”

“这不可能！”杜参谋有些火了，“你少说丧气话！”

“我说的是事实，这都第五天了。”

“只要坚持，就一定能成功。”

李安本眼睛一鼓，叫了起来：“你们不能说话不算话！”

“我们说什么了？”杜参谋更恼火了，“找你来就是干这事的，任务没完成，你就休想走！”

杜参谋一发火，李安本也有些害怕了。他哭丧着脸说：“那要永远联络不上呢？”

“这不可能！”

眼看事情闹僵了，这时团长走了过来。他对杜参谋说：“老杜别发火，有话平心静气说。”接着，在李安本对面坐下来，和他拉起家常，问他今年多大了。李安本说他是民国二年生人，属牛。“那我大你三岁，”团长说，“我是属狗的，叫你一声老弟吧。老弟啊，小日本侵略咱中国，坏事干尽，上渡口杀了多少人？你都看到了。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咱们都是中国人，现在我们遇到了难处，被困在了白马山区，你不帮我们谁还帮我们？”李安本听着，苦着脸不吱声。团长接着说，我们不会让你白干，我们会付你报酬。说着，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卷法币摆在李安本面前。

“这不是钱的事，”李安本瞥了一眼那卷钱，嘴里咕哝着说。

“不是钱，那是什么？”杜参谋有些不耐烦了。这时，参谋长老杨走了进来，他双手捧着帽子，往团长面前一放，说：“就剩这么多了，我全搜罗来了。”我父亲伸头一看，帽子里装有五六盒香烟，有整包的，也有拆过包的，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烟卷。“喏，拿去抽吧，”团长把帽子往李安本面前一推。这是他下令从全团官兵那里收上来的。李安本有些感动，他说团长你留着抽吧。“不用，我有这个哩，”团长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干烟叶，撕下一块，捏巴了几下，又撕了一块旧烟盒的包装纸，三下两下便卷好一支烟。

“还有，这事我们欠考虑，”他一边点着火，一边对李安本说，“忘了通知你家里，我马上就派人下山去办这件事。”

李安本闷着头抽烟，抽完了一支烟，才抬起头来说：“那好，咱们说个天数吧，总不能没完没了。”

杜参谋在一边听不下去了：“你小子不识抬举，和我们团长，还讨价还价……”他的话没说完，团长便一抬手把他打断了。

“三天吧，”他想了一下说，“你再帮我们三天。”

“好，说话算话！”李安本脸上有了笑意，他站起身，瞅了一眼那卷法币：“那这钱……”

“这是给你的，拿去吧。”团长笑着说。

“那好，多谢长官！”他哈了哈腰，把钱揣进怀里。“我会好好干。”说完转身走向电台。杜参谋鄙夷地看着他的背影，嘴里小声骂道：“什么玩意！”

团长离开时，我父亲跟出来，说三天是不是太短了？要是还联络不上怎么办？团长说还能怎么办？我们不能强迫人家。这时，杜参谋也跟了过来，他说非常时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父亲也表示赞同，但团长手一摆：“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当天下午，按照团长的指示，派老彭带着一名战士下山去给李安本家送信，事先编好理由，说是电报局有急务，李安本回青城了，让家里不要着急。老彭他们上午9点多钟就下山了，可直到晚饭时还没有回来。按照路程推算，他们早该回来了。团长有些担心，又派了几个人下山去查看。到了半夜，他们终于回来了，只见老彭浑身是血，和他一起下山的战士早已昏迷不醒，被他背了回来。原来，油坊嘴、桃花坞一带前几天已经驻满了敌伪军。老彭他们还没进村就被敌人发现了。他们边打边退。途中那名战士背部中枪，老彭把他背回来后，由于失血过多，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死去。

这位牺牲的战士也姓彭，由于年纪小，才17岁，大家都叫他小彭。小彭是安徽蒙城人，与老彭是皖北大老乡。他参军时才15岁，整天跟在老彭后边，老彭一直把他当作亲弟弟。小彭牺牲后，老彭很难过，看到李安本就一肚子气。“你给我记住，你小子欠我一条命！”吃早饭时他看见李安本便指着他鼻子骂。李安本那天早上起来也听说了这件事，心里本有些歉意，但他这人偏偏嘴犟，眼睛一翻说：“这也不能怪我啊，又不是我要他去的。”他原意是想开脱自己，但这话听上去却太扎心了，老彭肚里的火陡地窜了上来，上前一把抓住李安本，右手呼啦一下从背上抽出大刀片子。我父亲恰好在旁边，一看不好，连忙上去抱住老彭。老彭一抖胳膊把我父亲撂在了一边，说我宰了这小兔崽子，就在这时平地响起一声雷：

“住手！”

我父亲扭头一看，原来是顾团长。“他瞪着眼睛，脸都气青了！”我父亲对我说。就在老彭愣神的当口，他几步迈了上去，把李安本拉到一边。“你想干什么？”他指着老彭说，“是我派你们去的，要砍你就冲我来！”老彭一听这话，手中的刀便当一声落了地，眼泪簌簌地往下滚。

顾团长神情和缓了一些，走过去，从地上捡起刀来插在老彭的身后。“好了，别像个娘们似的！”他拍了一下他肩膀，“昨天的事我也很难过，但我们是革命军人，牺牲是天经地义的。”他说。“可他不一样，”他用手指了指李安本，“他是老百姓，是我们请来帮助我们的。他做错什么了吗？没有！ 你给我记住这一点，人家没有对不住我们，是我们对不住人家。我现在就警告你，你要再敢乱来，我非毙了你！听见了没有？”

“是。”

“大点声！”

“是！”老彭双腿一并，高声答道。

7

三天转眼过去了，上级依然没有任何回音。李安本不知是因为拿了钱，还是因为有了盼头，抑或是团长的诚意打动了他，因此表现得特别卖力。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处理WC，整天都守在电台旁。就在这三天中，敌伪军电台之间的联络突然频繁起来，次数明显增加，有时一天高达十几次，甚至几十次之多，而且保密程度也加强了，很少出现使用明码的情况。这说明敌伪军可能要有什么大的行动。李安本把这个想法与我父亲说了，我父亲立即向团长报告。团长和参谋长都很重视，他们立即来到李安本面前，详细了解情况。李安本说，敌台频繁联络，一般只有在大规模的行动开始前才会出现，而且从联络的电台数量看，至少有四五十部电台都在呼叫联络，说明行动规模不小。这个分析言之有理，联想到前几天监听到的敌军将对白马山区进行清剿的情报，这次行动很可能就是针对第三团的。

“看来，敌人是要动手了！”团长立即做出布置，一边派出侦察哨，一边通知分散的各营做好应对准备。

傍晚时分，守在电台旁的李安本忽然叫起来：“快叫长官来！”“什么事？”我父亲问。“我有情况要报告！”他说。

不一会儿，团长赶来了。

“太阳山！”李安本一见团长便叫了起来。“是太阳山！”他没头没脑地上来就是这两句，倒把团长弄愣了。

“你想说什么？”

“敌人明天要到太阳山！”李安本显得有点激动。

“你怎么知道？”

原来，李安本刚才在监听时，有两部电台在通话结束后，突然用明码打起招呼，一个说，明天太阳山见。另一个说，OK。“这都是平常养成的坏毛病，”李安本说，按规定报务员上机严禁私聊，更不能随便使用明码。“一看这两个家伙就素质不高。”李安本评价说。在说这话时，他的表情显得十分得意。

根据李安本提供的这一情报，敌人明天清剿的地点很可能就是太阳山，而这一带正是第三团经常活动的区域。半夜，派出去的侦察兵陆续返回。他们报告，大队敌伪军正向太阳山附近集结，这与李安本截获的情报完全相符。团长立即派人通知各营连夜撤离。

第二天，敌伪军果然在太阳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但由于我军提前撤离，他们一无所获，精心炮制的清剿计划也随之泡汤。

这件事李安本立了大功，就连杜参谋对他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敌人的清剿行动先后持续了半个多月，第三团由太阳山转移后，撤向了狮子岭一带。这里山更高，林更密，敌军几次进山清剿不仅摸不到第三团的踪影，还常常受到袭击，损失不小。几次下来，他们改变了策略，将狮子岭团团围住，严密封锁，试图困死第三团。

那段时间，李安本唉声叹气。“他想走也走不了了，”我父亲对我说，由于敌人封死了下山的道路，李安本想回去几乎没有可能。狮子岭一带虽然山势险峻，易于隐藏，但下山的道路只有两条，四周全是悬崖峭壁，或原始森林。可李安本并不死心，他找过团长几次，缠着要回去。团长解释说，眼下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们不让你走，而是你没法走。“那我也得走，”李安本说，“你们可是答应过我的。”团长说，我是答应过你，但现在下山很危险，我们是为你好。但李安本还是死活要试一试。

团长无奈，只得答应，派人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敌人封锁很严，有一次护送李安本下山的同志还被敌人包围了，好不容易才突了出来。有两个战士负了伤。李安本的腿也摔断了。“这下好了，”我父亲说，“他不得不死心了。”杜参谋心中窃喜，他对我父亲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这叫人不留人天留人。这回咱们有时间了，还怕和上级联络不上啊？“那是啊，”我父亲说，心里也是这样想的。然而，这一来，李安本的情绪却坏透了，整天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工作也明显懈怠起来，上机时间大为减少，即便上机也打不起精神。“完了，我让你们彻底毁了，”他抱怨说，“家里人不知我死活，着急不说，饭碗也砸了，今后还咋活啊？”

有一天，他正在发牢骚时，参谋长老杨走了过来。老杨蹲在一棵倒下的大树边，卷了一支烟递给李安本，自己也卷了一支。两人点着烟后，老杨便开口说，李老弟啊，我知道这事让你委屈了。想想对不住你，但你的损失我们会尽量弥补。你在山上这期间，算是为我们工作，我们会付你工钱。在这之前，我父亲已经了解过了，李安本每月在电报局的工钱是五十二块。“我们再给你加二十块，怎么样？”老杨说，“如嫌不够，还可以再加，这些都好说。”

这番话都是老杨事先和团长商量好的。那段时间，参谋长和顾团长多次向我父亲和杜参谋了解李安本的思想，从心里说，他们一方面寄希望于李安本，一方面也对他有歉意，但战争期间，有些事无法周全，也只能尽量对他做些弥补。

李安本听了老杨的话，心情似乎好了一点。他说，算了，你们也不容易。再说了，饭碗丢了，一点钱也弥补不来。老杨安慰他说，事已至此，补一点算一点。再说了，凭你的技术，还怕他们不要你啊？过了这段时间，等你回青城，编个理由，我想他们还是会用你。李安本摇摇头，意思是说那倒不一定，但说到技术，他又有了底气。“不是吹的，”他对老杨说，“要论技术，他们可差远了，全部加起来也不是个。”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了自得的神情。我父亲这时也顺毛捋了一把：“这我们早看出来了，你的技术可不是一般的厉害！”听我父亲这样说，李安本就更高兴了，嘴里连声说那是，那是。

这次谈话后，李安本情绪有了一定好转，也逐步安下心来。当时，部队从太阳山转移时，为了保护电台的安全，团里指定老彭带一个班担任护卫。全班共11人，其中4人专职运输设备和器材，其余7人加上老彭担任警卫。具体由我父亲负责。“要绝对保证电台的安全，更要保证老李的安全，”团长命令说，“哪怕你们全部牺牲，也不能有丝毫闪失！”到了狮子岭后，敌人几次进山清剿，为了确保电台安全，团里决定成立无线通讯班，直属团部，由我父亲兼任班长，老彭任副班长，下设电台组、警卫组和运输组，人员也增至15人，并配备了一挺轻机枪。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不过，李安本对老彭当副班长起先还有些顾虑。自打挨了团长的训，老彭倒是没有再找老李的茬，可他见到李安本仍然绷着脸，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李安本就有些担心，悄悄和我父亲嘀咕说，能不能换个人？我父亲说，你一百个放心，老彭是什么人？别人不了解，我最了解。他还告诉李安本，老彭是他专门要来的，有他在我才放心。“可是，”李安本依然嘀咕说，“就怕这人靠不住，他可是对我有气。”我父亲说，有气归有气，但老彭是党员，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李安本听了将信将疑。

（中篇节选）

选自《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

《长江文艺·好小说》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