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在现代化的刺激下生出诸般变化，写作者们自觉反省怎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争论声中诞生了新文学的样式，传统文学中的风花雪月也有了全新的含义和用法。传统中国文学研究强调文法之美和天人之思，日月山川、花鸟鱼虫等自然之物大多都是名物的存在，它们或在训诂演义与博闻强识而成的名物学中成为符号，或在引譬连类与起兴赋比的抒情法中成为意象。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社会经历了新一轮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阵痛，对自然浩劫与生态灾难有了切身体悟，各学科的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呼吁人们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我们现在常常说起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的基本含义大多都源于那些讨论，自然意象有了新的意义，生态话题遂透过文学作品进入汉语世界中。

可从何时起中国的“生态”与“文学”相亲相爱，这番“迟到”的联姻又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重视的成果？在近期出版的《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景观》中，赵树勤和龙其林教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生态文学的诞生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新生儿，在中国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受某些意识形态斗争影响，西方有关生态问题的讨论往往被当作敌方内情屏蔽在国门之外，人定胜天这样的浪漫主义思想让彼时的国人未曾在意自然法则。直至新时期思想解放，中国的作家们才意识到物非人是的可叹与可怕。该书的论述由此展开，借着生态思想的放大镜，重新检索中国当代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等各式作品，在大量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后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小说因其形式灵活多变，可容纳戏剧化的激烈情节，更易表现出问题的严重和急迫。大量生态问题在小说中出现，让我们不得不感慨中国生态小说在诞生伊始便怀有的沉痛急迫之心。刘心武、叶楠等小说家看到了人类活动对森林环境的破坏；余华、蒋子龙及张扬等作家兼以社会问题剧的思路表现了城市内部污染和腐败的气息；叶广苓、刘邦庆等人心念动物面临人类科技发展时的无奈和可怜。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景观》一书几乎穷举了小说中呈现的自然环境与生态问题，并尝试以“工具理性”“消费文化”等理论予以反省。

“生态问题从其社会根源上看其实是人性、人格的问题。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在近现代科学技术最大幅度地张扬了人类意志之后这种环境问题愈加严重。 ”此言一出，点明了生态小说的本质焦虑。当激进的环境保护者严苛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仿佛人类活动乃地球万物之灾难时，生态小说以复杂的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发现并非人乃灾难，而在于人本身在发展的无尽诱惑面前失去了控制力。更需深思的是，中国的生态小说，大多对山水和美的传统故事有着遥远向往，阿来、叶楠等作家亦借此赋予山水超越理性的神性。中国神话魅力似乎在生态小说中魂兮归来，却未必能熨帖地呈现生态问题的复杂性。对此，书中也提出了破解之道：中国生态小说既要照顾到本土的真实情况，又应当具有超越的文化视野，在文学创作中围绕生态话题进入广泛的虚构的艺术世界，这样才能在现实关怀和文艺价值两方面取得平衡与进步。

穷举文学作品，才能让读者意识到生态文学已经蔚然大观，必须引起足够重视。这是一次扎实而耐心的整理概述，为将来更细致具体的研究打开了宽阔的视野。正是有此诚心，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景观》更是尝试中西个案比较研究，以此探讨中国生态文学的本土性和开放性。中国的生态文学并非完全本土的产物，异域文艺和思想的影响或深或浅地参与到中国生态文学的成长之中。生态问题具有本土性、跨学科性和跨地域性等特点，以文学作品为媒介参与其中就必然要面对这些复杂特性。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景观》能在纵览式的论述中兼及重点问题和典型个案的深入分析，实属不易。